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平田清明:宗教与马克思主义

Ⅰ现代与宗教

之前有人问我:“现代人还需要宗教吗?”

这个问题太大了,也太过深刻,我恐怕无法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在长期从事的经济学史的研究中,我经常遭遇到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或许这个思想史上的问题,可以对解开我今天碰到的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这就是我动笔写下本文的缘因。

在本书的第五章“马克思论经济与宗教”部分,我已经就新约圣书《启示录》与马克思的货币观之间的关联作了相关阐述,这里就不展开多余的说明了。在本章中,我主要就此前未涉及的内容进行讨论,对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或多或少的内在联系,作一个尝试性探讨。但是,通过这样讨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答先前抛给我的问题,我没有太大把握,只能尽力而为,还望读者见谅。

话虽如此,倘若开篇就对“现代人是否需要宗教”的问题只字不提,恐怕有些太过随性,因此,我想先就现代与宗教的设问作个简单的阐述,作为本章主题展开的序言。

“现代人是否需要宗教?”这个问题首先包含“什么是现代”、“什么是宗教”的疑问,而这两个疑问又往往最终归结到“什么是人”的问题上来。我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说明现代日本存在问题。那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提出这样问题的日本现代。

倘若将现代定义为以电脑、宇宙开发为特征的机械文明时代,那么,对于生活在这样的现代中的人而言,是否需要宗教,似乎答案显而易见。现代文明摒弃了古代所有宗教中灵异的自然宗教性,现代的人,显然并不需要东方、西方世界中以不同形式存在的自然宗教。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无论文明如何发展,“类”与“个”这个人类史上的基本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即便进入了宇宙时代,“个”与“类”的对立这一人间悲剧也不可能消除。个人永远无法避免死亡,这个无情的宿命宣告了“个”永远无法战胜“类”。因此,对于现代人而言,不可能真正扬弃将解决“类”与“个”的矛盾作为自身固有课题来思考的宗教,即称之为宗教的宗教。

战后日本的现阶段,提出“现代人是否需要宗教”的问题,恐怕正是基于当今社会迎来了史上最大的机械文明时代吧。近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促成了私人个体的社会即市民社会的形成,此时,人们开始自觉思考近代社会中“类”与“个”的矛盾问题。尽管古代的自然宗教似乎并没有讨论的必要性,但是,目的在于解决“类”与“个”之间历史、社会矛盾的本源宗教,还是现代人所必需的。只有社会和历史是“类”与“个”的矛盾统一体——人的活动过程,那么,这样的社会=历史必然需要这种本源宗教作为自身补充,并自觉促成其发展。

我在这里所提出的本源宗教,指的是生活在“个”与“类”相分离的社会中的个人自觉追求向“类”的归属的主观努力,是个体的人追问自身存在理由的自觉意识,是自身道德层面的要求。

现在再来理解上述宗教是私人个体的社会中必不可少的说法,应该相对比较容易。实际上私人个体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自相矛盾,让人们一方面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具体的、与他人相对立的个别者,同时又感受到自身是个抽象的、统一的一般性存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意识,经过矛盾的不断斗争,最终找到了其解决方式,即产生宗教象征。

通过上文的阐述,我并非想说明现阶段日本既成宗教的重要性,我想传达给读者的是,这种尚未成形的宗教意识,也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日本既成宗教对这种宗教意识回应了多少?从宗教批判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宗教意识又把握了多少?这才是我想讨论的问题。

讨论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科学与宗教的问题,这是一个蕴涵在机械文明与宗教问题之中的根本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这实际上是一个围绕科学合理性与宗教非合理性的问题,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探讨何谓科学、何谓科学合理性的问题。

现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让原子能使用与宇宙开发成为可能。社会科学,已经不再是战前与战时的地下科学,资本主义体制与社会主义体制之间内在的、总体的认识也可以通过社会科学来获得。这似乎会令人产生错觉,认为现代就是一个科学万能的时代。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迄今为止的科学,是对位于人之外的对象性的自然与社会的研究。进入到市民社会之后,自然对于人而言,是外在之物,相对于自身而言是他者。同样,社会也是个体的人之外的他人,是外在的自他关系。因此,对这样的自然、社会的研究性认识,是一种对象性的意识活动。科学的发展,也是这种对象性认识的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摆脱不了对象性认识的特征,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种特点,科学无法捕捉到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无法实现自我认识、自我决断,无法直接影响到个人的思考与行为,无法适用于人对社会与自然的变革。不仅如此,一直以来真正左右这种科学的,并不是有生命的个人,而是已经物质化的社会关系(到现代已经演变为资本)。毫无疑问,推动技术的基础即科学发展的正是资本。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仅仅是对直接生产过程发挥作用的生产技术,还包括在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管理技术(经营、会计学)、以及在社会分工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公共分配技术(财政、金融学),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这里就不展开说明了。这些技术及其基础,即科学,都是以把握合理的自然与社会为目的,不断探求自然与社会的规律。这种对合理性的追求,是与对象性的自然与对象性的社会共同存在的人的必然行为。可以说,缺少了这种追求,人类便不可进步。然而,这里所追求的合理性,即便可以正确地反映出客观的规律,但是,也只可能是自身之外的自然与社会的对象合理性,而非有生命的人的合理性。随着共同体的解体,私人个体出现,此时,人们看到的自然与社会,已经具备了对象合理性,市民社会促进了具有合理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如上文所述,这种合理性是一种对象合理性,因而无法获得有生命的主体即人的根本意识,同样无法成为促成这种对象性的自然与社会的自我变革的意识原动力。不仅如此,这种对象合理性的科学,引起了自然的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的异化。这种对象合理性,以及对象性认识(科学)的使用者,正是社会关系的对象性存在即资本(其潜在形式为货币),以及包含在资本中的人(即发挥资本功能的人)。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科学引起的异化,构成了阶级异化的实质。此时,人们开始批判这种对象合理性,并且追求一种超越合理性的非合理性,应运而生的正是宗教。近代的宗教中多少存在一些非合理性,并不是由于它是未成熟的知性产物,相反,它是对近代知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非人性的批判。由于人们无法完全扬弃对象性的自然与对象性的社会,因此,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宗教,就充当了科学批判的角色。此时,坚持科学与宗教处于对立关系的认识,无疑是幼稚的,科学还无法取缔宗教。现代社会中,人究竟是将自然内化为人的本质,还是将其视作外物对象甚至加以破坏?究竟是将社会内化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还是将其对象化为货币、资本,将其拜物教化?

我们必须认识到,近代科学的合理性,是对象性的非人的合理性与反自然的合理性,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便没有资格来讨论科学与宗教问题。抛开这一点来谈科学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只是掩盖了科学本身的问题;同样,抛开这一点来强调科学之外宗教的必要性,也只能说是对宗教的亵渎。

只要对象合理性的科学没有现实转化为——通过社会与自然的变革——人的合理性的科学,科学与宗教的分歧与对立就不可避免。科学与宗教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两种观念形式。近代科学是异化了的人的对象性自我认识,而称之为宗教的宗教,则是异化了的人的主观内在的自我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上是一种共同体个人的自我关系,当人还没有能够自由处理这种关系之前,科学与宗教都会分别以独特的形式,发挥自身的作用。这是一种人类前史的特征体现。

从理论上以及实践上提出扬弃科学与宗教的分歧与对立的人,正是卡尔·马克思。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开始于宗教批判,终结于经济学批判,无论是在其青年时期还是晚年时期,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实践的革命家。但是,大家是否完全理解了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意义、是否深刻体会到其中的历史价值呢?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对当时极力推崇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的市民对象科学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所谓市民宗教的最佳形式即新教的批判。实际上,马克思正是对市民社会中科学与宗教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而这一点是否被马克思研究者真正认识到呢?还是反过来,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对象合理性的科学,而宗教只是发挥着鸦片般的消极作用,在这些研究者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就是对这种宗教的腐败现实的批判,强调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布尔乔亚分歧。“现代人是否需要宗教”这一设问,上升到了“何谓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个现代的问题是通过对近代科学进行对象合理性的批判,来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实进行批判的问题。

讨论到了这里,我们恐怕要提出新的问题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