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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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田清明:马克思的“所有”概念

马克思的“所有”概念

[日]平田清明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9辑

图片源自网络

平田清明(kiyoaki hirata)(1922-1995),日本经济学家。专业方向为经济史、马克思经济学。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经济学博士。原经济理论学会全国干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市民社会论。

前言

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服务于日常政治,对于那些依存于思想和理论的人而言,社会科学还应当给予他们历史形成的主体方向上的指导。科学的分学科化,是探求新知成为一种职业之后的产物。虽然科学的综合化是众望所归,然而,真正实现的道路却是曲折漫长的。从事专门学术研究的学者,倘若不能将自己的学术姿态放低到“非专业者”的位置,那么,具体科学所化成的技术性成果,恐怕很难真正为当前理性的人们所用。

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的体系始终是一条研究基轴,而我们所拥有的极其庞大的研究资料,可以说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这些真的可以成为国民遗产传给我们的后世吗?回顾迄今为止的马克思研究,我们惊讶地发现,真正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探究的学者可谓是少之又少。问题不仅仅在于真正的研究匮乏,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极其初级的错误理解已经成为一种固定观念深入人心,其后果必将是荒废真正的研究。据我所知,在马克思看来极为核心的经济学、社会学的诸多范畴——例如,所有、交往、市民社会——在此前的研究中都产生了缺失。不仅如此,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专用术语,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都失去了其原先的理论内涵与思想性,从而成为极为空洞的话语。诸如“私人”与“个人”这样的极为基本的概念,我们的很多研究学者竟然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对此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上述诸多学术研究问题?我认为,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其中有必要提出来强调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而言属于外来科学,是一项具有实践特征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欧洲的科学的思想与理论,其体系是在将欧洲日常话语纯化为诸多范畴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有极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在对前人学者已经设定好的范畴进行批判性继承而得来的。正因如此,马克思的诸多范畴,实际上具有与市民的日常话语密不可分的特征。在马克思那里,对布尔乔亚范畴的批判,实际上正是对欧洲日常话语中体现出来的日常感觉的批判。由此看来,所谓布尔乔亚经济学的批判,正是对平民大众的实际感知认识的内在批判。

但是,当这一科学传入日本之后,各种范畴作为纯粹的科学特殊用语加以使用时,其表达的意思往往与原意相差甚远。即便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使用到这些范畴时,也会添入一些不同的意思,导致其内涵发生质的变化。我在上文提到的“布尔乔亚”一词,正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索性,让我们将关注点完全集中于这些范畴吧。我们在对范畴进行讨论时,倘若不能与对日本学界的误读范畴进行重新审视的工作相结合,那么,我们所获得的范畴将不可能真正成为分析现实的工具。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范畴最为典型。现如今,日本研究、亚洲研究已经深达众多领域内部,要令其得以综合发展,首先必须做到历史唯物主义诸范畴要立足于欧洲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生存土壤与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再探讨。

私人所有与个体所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对私人所有的社会体制进行批判的思想与理论。然而,“私人所有”概念,正是我国学术界理解最为不透彻的概念之一。且不论马克思批判性理解的“私人所有”的指代内容究竟为何,单单是通常意义上欧洲语境中“私人所有”的内涵,在我国也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无论是“所有”概念,还是“私人的”概念,都是如此。

近几年来,我通过对中年马克思的论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就马克思对“所有”概念的阐述作了一些探讨。我认为马克思的“所有”概念,正是马克思研究的一大重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阶段性成果的陆续发表,我渐渐发现,不仅仅是“所有”概念,甚至“私人的”概念,对于我们日本人而言,大多也只是一知半解。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由于对“私人的”这一西欧的概念缺乏理解,导致了无法正确把握“所有”概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首先就“私人的”概念的内涵向读者作一个说明。

“私人的”概念,可以说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话语,似乎根本没有深究其内涵的必要。早在德川幕藩体制时期,公私有别就被尊为伦理的德目,甚至在现今社会中,个人隐私(privacy)的权利也是近代日本的德目之一。如此看来,公私有别中的“私”一般是从否定的层面上进行评价,而个人隐私(privacy)中的“私”则一般从肯定的层面加以诠释。很明显,从对私人所有物的伦理评价的相异或变迁中,我们可以到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现今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讲“不要公私混淆”,与此同时又在强调务必要尊重个人隐私(privacy)。由此可见,“私人的东西”在前者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否定评价,而在后者那里,则或多或少让人有所顾忌。然而,两者都包涵“私人的东西”是一种家族的关系、一种私下的男女关系的意思。从这层意义上来,将“私人的”简单地替换为“个人的”,似乎无关痛痒。在日语中“私人的”与“个人的”这两个词是含义基本相同的的同义语。从语感上来讲,“个人的”一词更为日常化,“私人的”一词则略显生硬,多少有些学术味道,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似乎仅限于此。

然而,这个看似很无关痛痒的问题,实际上正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卢梭、弗格森、马克思所生活的西欧,privat或private这两个词,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并不包涵individuell或individual的意思。两者从词源上来讲,原本就是具有不同由来的两个词,不能称之为同义语。十七、十八世纪以后,直至今日,还是会有人将前者拿来指代后者,不,这种情况频繁发生。然而,两者不仅作为科学用语使用时是完全异质的两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区别使用的。

A. 关于这两者作为科学用语使用时如何加以区别,后文中我会展开论述,这里先对日常生活中如何区别两者作一说明。在解释“私人的”概念时,最佳的方法就是列举一些日常生活中经常遭遇的事例进行说明,那么,我就以在欧洲旅行时的亲身经历为例来阐述“私人的”概念。

那是我在马塞时发生的事情。当时入住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酒店(请注意这里是单数),是一个九层的大型建筑,我的房间在三楼。当时正好赶上圣母升天祭,因此餐厅全都停业关门了。无奈之下,我只能去镇上的餐馆就餐。走出酒店时,正入眼帘的是写着“les propriétés privées”几个大字(请注意这里是复数)的告示牌,立在玄关前庭青青草坪上。意思大致就是“闲人莫入”,但是在译成日语时大概不能直接译作“私人所有”吧。此时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在日本读过的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但是,心生疑惑的是,为什么这里使用的是复数,酒店不是只有一座吗?心存这样的疑虑向前走着,岂知路越走越长,天越来越黑。正在不安之时,遇到了一位热心的妇人。询问之后,得知参观距离还有很远。热心的妇人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家,可以用车送我。承蒙一片好意,我就追随着妇人来到了她的家。这不正是我住的酒店吗?!原来,这里的一楼有几间屋子属于她家。酒店位处第三和第四层,除此之外的楼层均是以个人名义购买的公寓。刚刚那位妇人的丈夫正是这间公寓的所有者,而购买第三层和第四层经营酒店的另有其人。由于我向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所有者支付了酒店的房费,因此获得了自由进出该地区的权利。而现在,承蒙这位妇人的丈夫的好意,我又获得了进入其他几层的资格。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先前在告示牌上所看到的复数,原来指的是这个意思。走在充满亚热带风情的、阔叶树丛生的小道上,我又一次不禁地思考起来。原来法语中的privé,实际上是priver(掠夺)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所派生出的形容词!共同使用的物品被不同的人所掠夺,这就是私人所有!如果将英语中的private译作“个人的”,并认为其对应的法语为privé,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忽略欧洲语系中的privé=private中共通的词源内涵与日常涵义。由于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比较语言学,因此无法从语言学角度来展开详尽的讨论,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英语中的private一词,作为罗马的法概念传入英国,应该是在经历了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英国开始出现私人所得(掠夺)之后。

这是我在法国时所想到的。当我到达多哈时,又有了新的思考。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随处都可见写着“private”字样的告示牌或是标识。在空地上竖立起告示牌,上面写着“private”,实际上跟日本告示牌上经常看到的“私有地”是同一层意思。两者都包含着“禁止擅自入内”的意思。当然,不仅是在空地上经常竖有此类告示牌,我们也会经常在诸如银行柜台旁的门上看到写有private字样。这主要是告之人们这道门里面是银行的负责人,如果客户有开银行账户的意愿,银行的工作人员会指引客户入内商议。因此,此时门上写有的private字样,并不是单纯地表示“禁止入内”。如果存在业务上的需要,是允许进入的。换句话来讲,private实际上指的并不是简单地禁止入内、禁止使用,而是允许业务上必要的入内、使用。这才是Private的真正涵义。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这里有资格进入的并不是一般大众(Public),而仅限于所有者认为有业务需要的人而已。

当我到达爱丁堡之后,又遇到了一件事情,让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privé=private的问题。那天本想去商场买点东西,谁知从电梯下来后发现下错了楼层,很多工作人员正在那里排列桌子,旁边堆放着商品存货。我一想,这下糟了,下错楼层了,正想返回去重新乘电梯,这时看到迎面的墙上写着“private”字样。先前所认为的“private”即“个人的”想法一下子消散殆尽。这里的“private”所指代的明显不是“个人的”。一名,有时甚至是若干名员工,在经营所有者的意愿指示之下,为顾客作一些服务性准备,这才是这里的“private”所表达的意思。

回国之后,入住了东京的一家酒店,酒店的走廊上立着一块告示牌,上面也写着“private”字样,并且在英语private的下面,清晰地用日文写着“社员专用”四个字。这让我不由联想起在欧洲遇到事情,慎重起见,回家后我特地翻开英和辞典,查了“私人的”与“个人的”两个词,结果发现“私人的”=“个人的”。之后有一次与学生们闲谈时,讲到若是查阅辞典的方法错误,那么对欧洲的理解势必会发生偏差的问题,一个学生很兴奋地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在东海道新干线上,他发现在餐车一角“private”被译成了“业务专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工场时曾写道的“除业务需要之外,禁止入内”(No admittance except on business),想必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B. 上文一直在讨论在欧洲,privé=private并不意味着我们现今日常话语中的individuel=individual的问题。但是,并不表示前者与后者意义完全不同。实际上,前者用作表示后者的情况还是相当多的。我们不可能说日本发行的诸多辞典全部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无论从词源上或是日常生活上来看都有不同涵义的两个词privé与individuel,在辞典上大多被认作为同义语呢?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再讲具体一点,是关于欧洲人的理解的一个基本问题。

“privé”概念直接指代的是从共同使用的土地或建筑物中“夺取”的东西,与此相对,“individual”概念则直接指代gens indivisé(译作英语,即undivided members),是与共同体的人类结合密切相关的概念。从具体历史的层面上来看,“individual”概念直接揭示了与共同体(commune,Gemeinde)的关系,而从历史理论层面上看,“individual”概念 揭示了与类行为(Begattung)→类存在(或类)(Gattungswesen)的关系。迄今为止,该概念在日本一直被译作“个人”,或是在讨论“个”与“全”的对立、“个”向“全”的统一时提到该概念。可见,此时的“个”指的是分散的个人。然而,如果是在欧洲语境下提到“individual”概念,人们自然而然会立即联想到共同体。

(实际上,将“privé”概念译作日文中的“私人的”说法,已经很容易引发误解了,但由于本文使用日文撰写,因此采用日文中惯常的译法,即:将“privé”概念译作“私人的”,将“individual”概念用“个体”或“个人”表示。)

欧洲语境中的“个人”,是在共同体成员彼此交换私人获取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私人获取物即私人所有,与此时不可避免同时形成的私人交换一同,促成了共同体的人的个别化,进而将共同体的人变成了“个人”。因此,可以说,“私人的”所有与“个人”是同时形成的。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产生之后,“个人”成为实际上的“私人的人”即Privatmensch,是建立在从共同体中“夺取”东西的基础之上、彼此排他地对立的人。(本文中在表达该意义上的人时,按照一般翻译惯例,使用“私人”概念来表示。)但是,这里有一点必须牢记。即,个人,是以共同体的原始存在为前提的,这里所谓的私人的、排他的个人,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却是相互依存最为密切、最为深刻的关系。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商品生产这一社会分工而维持。由此看来,“个人”的概念,不仅从词源上来看是以共同体这一集团内个人的原始存在为前提,而且从客观意义上来看,所指代的内容也应当是自主地成为集团个体的人。

因此,在提到“个人”概念时,首先应当想到的是人是社会的存在。早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个人,是社会的存在”。从而,他的人生(生活)轨迹——即便它没有以共同的、与他人共同形成的生命(生活)轨迹这种直接形式表现出来——表明并确证了其自身所进行的社会生活。人的个体的生活(individuelles Leben)与类的生活(Gattugs1enben),并不是两个完全异质的东西。(藤野涉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月书店,149-150页)

从马克思的文字间我们也能看出,欧洲语境中所谓的“个人”,指的并非单纯的彼此独立的个人,而在我们日本,却经常将“私人”与“个人”混为一谈。看不到“个人”与“私人”这两个概念在原初语境中实际上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而错误地将两者画上等号。正因为将“私人”与“个人”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在对“个人”概念进行讨论时,往往是会站在否定的价值判断上加以理解。再者,在日文中“个人”的代名词“我”的汉字写法为“私”,更是看不出“个人”与“私人”之间的区别。

当然,这里并没有指责译者语言能力不高的意思,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决定译者甚至广大国民思想的社会原始结构。即,亚洲社会的家族式结构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译者,甚至是研究《资本论》的学者,也往往会忽略这一问题。正因如此,这个重大的歧见才没有能够被意识到,马克思批判私人所有的实质内涵也没有被真正把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中,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对日耳曼共同体与亚细亚共同体进行了综合分析比对,这些研究分析对我们深有启示,尤其是在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理解时,需要特别注意。

在介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之前,首先有必要就“所有”概念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尽管前文中曾多次重复)。“所有”概念,在欧洲语系中指的是propriété,Eigentum。德语 Eigentum 是一个形容词,与eigen(固有的)一词归属同一词源。“所有”概念在法语中对应为 propre,两者都有“自身的”含义。(其相对的概念分别为fremd,étranger。其含义不用多说,自然是“他人的”意思。)“所有”指的是将他物据为己有、掠夺成为自己的东西。因此,“所有”的形成,不可避免伴随着将他物据为己有的掠夺行为。这一点必须注意。倘若不存在上述将他物据为己有的掠夺行为以及通过该行为所获取的物,那么“所有”即不存在。有的译者将其译作日文“自领”或是“自获”,恐怕正是想如实地反映出其原意吧。其次,在将“所有”译作类似“财产”之类的“获取物”之前,必须首先强调其获取行为本身。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所有”即将他物据为己有的获取=行为在理论上包含三个动量。其一,人对于自然生产条件这一所有物的主观能动性(关系行为 Verha1ten);其二,生产活动中建立起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行为;其三,组成社会并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固有意识中的自他区别意识,特别是法意识基础上的自他区别意识行为。(具体请参见拙文《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历史认识》下1,《思想》1966年第8号。)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书中,就各种共同体的差别性特征也作了相关阐述。对于当今我们而言,亚细亚共同体与日耳曼共同体的对比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其原因在于日耳曼共同体正是欧洲=中世纪发端史的始源。

日耳曼共同体,实际上是印度共同体甚至是亚细亚共同体的变种。(马克思提出了印度—日耳曼(印度—雅利安)欧洲形成论。)但是,日耳曼共同体与古代凯尔特共同体又存在一定的区别,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将日耳曼共同体与亚细亚共同体的典型即印度共同体区别开来。那么,两种共同体的核心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在日耳曼共同体中,个体固有的家与耕地,形成了个人的所有。马克思将其规定为“个体所有”(individuelles Eigentum)。而牧草地、打草场等公用土地,被认作是“个体所有的增补”,由于是公用土地,因此性质上应该属于共同体的所有。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日耳曼共同体中,首先由于个体的家是“经济独立体”,因此相对而言比较独立。其次,通过夺取作为“个体所有的增补”的公用土地,共同体成员形成私人的个体相对比较容易。而在亚细亚共同体中,情况就正好相反。亚细亚共同体的成员完全被埋没于共同体之中,其独立性只有通过偶然的契机(Akzident)才能得以实现。换句话来讲,共同体中的成员,并没有真正成为共同体中的dividend members,即并没有真正成为西欧语境下的个人。(亚细亚共同体的结构即生产力决定了这一点。当亚细亚共同体的结构=生产力在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时间段获得提高,个人试图成为私人时,在亚细亚共同体结构下形成的思维模式中,这一行为将会被认作是恶的行为。将“个”认作是“恶”的思维模式成为亚洲固有的原始思维pensée sauvage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亚洲这样人无法成为真正的“个人”的地区,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所有”,在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可能形成由所有者而带来的自他区别。(当然,不排除在“占有”这一现实活动中形成的自他区别。)如此看来,在亚洲地区很难内在地形成“所有”概念。该地区所能形成的,只有统领各共同体的最高统治者即专制君主的私人所有,如治水、军事布防等出于客观需要而形成的东西。共同体成员为敬奉神灵而进行劳动,将这些劳动所产作为向神灵的贡物而统一管理的负责人,将其与其他共同体地区进行商品交换。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神之子的专制君主,不仅将其统治下所有的土地、种族据为己有,将共有物掠夺为私人所有,不仅如此,该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主观能动行为。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只有他们才是“唯一的所有者”。各共同体,只是从天子即君主那里获得赐予土地的占有者。从共同体所获得的法意识上来看,君主赐予的土地,对于各共同体而言,只是占有,而非所有。

尽管如此,当君主或高官的商品交换行为,在君主所管辖的各共同体之间进行时,共同体会逐渐对彼此间的对立关系产生自觉,并逐渐形成“所有”观念。同时,建立在共同所有基础上的共同体成员,也逐渐产生“占有”意识。但是,此时还只局限在“占有”范畴之内。共同体成员由于在现实中归属于共同体,在观念上归属于居于上位的君主,因此,认为土地是自有之物即“所有”。此时所谓的专制君主的所有,在共同体成员看来,实际上是“上级的所有”。对他们而言,共同体才是他们的实体,单独的个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偶然的形成而已。马克思将此时的共同体结构,归结为亚细亚共同体的时代典型。

与亚细亚共同体不同,日耳曼共同体,在经历了古凯尔特共同体时代之后,个人以及个体所有都已经形成。以管理“个体所有的增补”即公用土地为物质基础的祭祀、军事等共同行为,促成了共同体成员的自觉“联合”(Vereinigung)。可以说,这一点正是日耳曼共同体与亚细亚共同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核心所在。

以上内容出自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正如拙稿《马克思经济学与历史认识》(上、中)(《思想》1966年第4、5号)中所指出,该书是从循环(周转)=积累论的视角来分析原始所有的各种形式,而非单纯对亚洲与欧洲的历史过程的叙述,因此,不能将马克思的阐述简单归结为对具体历史的研究。唯有如此,马克思用以研究历史本源共同体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研究亚洲与欧洲人的原像的依据。

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封建制性质,决定了欧洲人的原形实际上是日耳曼共同体中固有的“个体所有者”(individueller Eigentümer)。由于中世纪欧洲的形成与古代=罗马的没落密切相关,因此,其继承并内含了罗马共同体中固有的“私人所有”的特征。日耳曼共同体具备继承这种“私人所有”特征的高度生产力,或者换个说法,即日耳曼共同体中蕴涵着将个体所有者转变为私人所有者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之下,农业与工业相分离、城市与农村相分离,并且产生了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对立,欧洲社会中开始了“农村的城市化”的“近代”历史过程。随着“个人”成为“私人”,近代“私人个体”逐渐形成,促进了商品生产体系的形成,同时最大可能地发挥了商品生产的积极效能。最终结果是带来了私人所有向资本家私人所有的转变。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私人所有者的内在社会性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拟共同体,此时形成的国家,可以说已经具备了阶级国家的特征,是一种“虚拟共同体”。尽管如此,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私人所有者与国家、即“私”(private)与“公”(public)在形式上的区别。个人被分成了“公”与“私”,不少批判思想家也曾经指出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在试图从“公”与“私”之间寻找到人的原始个体性。

个体性,无论是资本家私人个体还是劳动者个体,都无一例外地被异化了。只是这种异化,在劳动者个体方面体现得尤为彻底。当劳动者被夺去了(priviert)本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时,他们开始不得不意识到“私人”问题。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理解,日耳曼的个体所有者以及罗马的私人所有者,“正是由于被驱逐出公有土地,被剥夺(priviert)了公有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属于私人所有者(Privateigentümer)”。[1]

此时,资本家利益的代言人往往会站出来说,废除“所有”(Eigentum),是泯灭人类“固有”的(eigen)本性,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是绝不允许的。与此同时,劳动者方面则要求夺回自身被夺走的个体性,“重建”自身固有的“个体所有”以及其后被私人所有所掩盖的“个体所有”。劳动者要求实现的(revendications),实际上是恢复“所有”(revendications),这一点已经为大众所意识到。建立在扬弃私人所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正是以协作、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这一“资本家时期的成果”为基础,“重建”“劳动者的个体所有”的社会体制。[2]

由于亚洲拥有最为古老的历史以及辽阔的自然区域,因而相比起西欧的人=社会形态,要把握亚洲地区的人=社会形态显得尤为困难。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曾经指出,亚洲地区的特征是私人所有者并非直接形成于生产基础之上。亚洲地区存在诸多不同的类型,若要从中归纳出“私人的”东西,那么只可能是“私人占有者” (Privatbesitzer)。虽然说能够产生这种“私人占有者”的地区,相比较而言属于亚洲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区,然而,即使是这些地区中将公有土地据为己有进行耕作的那些人,也不可能将产出物以商品的形式持续出售。不仅如此,他们在利用森林、水利时,在集中进行耕作劳动时,都无法脱离其中不可或缺的共同性。这正是生产者无法真正成为私人所有者的原因所在。同时,此时的国家,并不是如西欧一样的、观念上的拟共同体,而是在现实中统领了各共同体的神权政治国家。在这里,个人具体形成的集团即社会,与个人观念的外化物即国家之间的区别,从概念上来尚未形成。个人仅仅是隶属于共同体的个人,能促使其发挥自身能力的,是这里唯一所有者即专制君主或其管辖区的领主。直接生产者要真正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必然是将共同体的管理机制为己所用或将国家的最高管理行政机构紧握在手的时候。亚欧地区的国家、共同体、家、家族成员这一梯形社会秩序,是个人的能力真正得以施 展的唯一路径、秩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然而,即便是在亚洲地区,历经了悠久的历史,同样产生了私人个体以及资本的私人。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作明确的阐述,但是,私人产生之后的亚洲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为阶级的国家。只不过,此时的国家,仍然带有强大的家父长制[3]的特征,其本质仍然属于统一的共同体。可以说,这里的“私人”同样带有共同体的特质。由此可见,亚洲人,尤其是亚洲人的思维方式,在私人产生之后,兼具了私人的以及共同体的双重特性。这种社会状态下的人,一般会在社会=国家公认的阶级秩序中确认自身活动的社会价值,而公认秩序之外的一切行为被认作是毫无意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秩序的外在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真正直接决定该变化的,实际上是以财产形式存在的所有,并且“所有”本身决定了财产的等级意义。共同体中的私人成员、亚细亚人,在这种等级秩序中确证共同体社会性的同时,也在这种以财产形式存在的“所有”中确认私人权利。在近代市民社会中,原本就存在个体的内在与外在的分歧,存在的只有共同体的与私人的之间的分歧。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两者之间看似统一却内在的非本质性对立,即西欧术语的相互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正是这种统一的对立,决定了亚洲人的活动,无论是从内心还是从外在的行为来看,都是如此。

总而言之,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并没有形成对个体的肯定认识。提到个体,一般就是非此即彼的两种类型,即,完全归属于共同体的“去私奉公”型,抑或是彻底追求个人私利的“我利我利”型。

因此可见,在亚洲地区,关于欧洲的个人概念,且不论其内涵相同与否,对于该概念本身的把握都存在问题。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对于“个体所有”这个马克思主义范畴,直到《资本论》引入日本5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能够真正理解,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疏漏。明治之后的日本,日常话语中已经开始出现“个人”这个概念,并且讨论“个人”概念,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去私奉公”与“我利我利”两种类型的非此即彼,而开始在两者之间浮动。尽管如此,日本的学术界仍然没有将对“个人”概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反思的高度,这不仅未能真正把握欧洲的“个人”概念,而且也是理解马克思经典理论的一个误区。

要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内在性研究,首先必须对一直左右我们东方人语言的原始思维方式以及日常生活感觉进行理论反思。[4]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ietz Verlag, Berlin, 1953. S. 383.高木幸二郎监译《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Ⅲ,第417页。请注意,马克思在这一部分提出了priviert的概念。法文中的priver→privé,相当于德文中的privieren→priviert。马克思出生的三年前,德国的特利尔市仍是法国领地,出生于此的马克思对上述概念有此理解并不为奇。

[2]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篇论文“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部分相关内容。

[3]家父长制,即父权制(patriarchy),男子在经济上及社会关系上占支配地位的制度。——译者注。

[4]慎重起见,就该问题再作补充说明。马克思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感觉为前提,批判了理论上的“布尔乔亚科学”,而并非以东方人的自我认识为直接目的而执笔。因而,很明显马克思写作的原初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东方人来读自己的著作。而身为东方人的我们,倘若能够从中读到马克思没有明确写下的思想,才能称得上真正理解了马克思。这正是我们当前最为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