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范围的城市化进程的展开，两个方面的理论诉求日益凸显：一是关于城市、地理和空间等问题的理论研究需要走向深化。尽管城市和空间理论日益勃兴，城市化问题已经逐步成为各学科领域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但是，对城市化进程的理解还仅仅停留于在特定学科内局部地描述和分析经验世界和社会现象，没有也无法从总体上对当代城市化的社会现实加以理解和把握。二是作为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马克思主义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捕捉新的哲学问题并确立新的哲学主题及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范式。因此，城市化进程必然要进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获得发展的重要哲学问题。“都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双重理论诉求中生长起来的一种新时代的理论地平线。“都市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力求成为城市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满足从总体上理解城市生活和人类社会的需要。

无疑，城市在人类社会历史和文明发展中意义重大。与五千年左右城市历史相应的关于城市的文献也浩如烟海。然而，真正试图探究城市的本质及其发展演变与未来前景的研究，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才逐渐确立和丰富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日益精细化的学科分类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关于城市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城市地理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生态学等不一而足。面对如此丰富的城市研究资源，我们不禁要问：当我们谈论城市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城市当然是一种物理存在，它首先被视为一种有确定边界的物质性空间。“城”在汉字里最早的象形含义就是人在城墙守卫。城墙围起来的区域就是“城”。“市”作动词是“交易，商品买卖”之意。“城市”合起来就是人们在其中从事交易活动的固定场所。这恐怕是最早人们对城市本质的认识，据以区别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乡村空间。

虽然在这种最早基于观察的对城市本质的认识中，已经包含着人类活动使其具有异质性的思想，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东、西方社会里，基于这种认识发展出的却是一种以人口数量、区域规模等地理概念来描述的实证化的城市定义。比如，城市是“每平方英里至少居住一万人的连续性区域”。如果只是在“区域”的意义上，“它与一处洞穴、一串游弋的鲭鱼或者一座坟冢，并无差别”。其实，伴随着最古老的城市文明的出现，城市就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一种伦理的政治共同体。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的论述作一延伸。城市与城邦和家庭一样，“显然是自然的产物”，是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人“这类生物的结合体”。这种共同体的功能是“自足的”，“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按照这种思路来理解城市应该是最早关于城市的一种综合性的解释。在这种理解中，城市不仅是一种自然空间，也是人追求至善、自足而在自然空间中进行活动的产物。城市的物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含义是统一的。

随着城市的形成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诞生，这样一种综合的城市概念分崩离析，关于城市的界定及其本质、功能的认识已经在人类知识中分化开来。在19世纪欧洲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学家们发现，“当前最显著的社会变化是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对于人们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发展中所经历的最大问题”。因此，19世纪末，城市地理学率先提出了城市研究既包括城市的物理属性也包括人的欲望和需要对自然进行组织的双重性主题。随后，各个领域的城市研究者基本都是沿着这双重主题进行的。一方面，城市被界定为一个固定的地理区域或一定规模人口的“定居地”。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与现代性的揭示中，考察这样一种地理概念的城市中的社会现象以及城市组织所发挥的和可能发挥的作用，形成了分别侧重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关于城市功能的研究成果，在人类面前构筑了一座关于城市的知识迷宫。

美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城市思想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以“一种比较综合的、统一的方式来展示城市这个研究领域”。他依据第一手调查资料，理论地再现了西欧中世纪以来城市的发展变化，逻辑地分析了各个时期城市的物质构成和社会结构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同时代的研究无出其右。在城市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走上人类舞台中央这一崭新的视角中，他提出了人类应该从更新文明入手来规划和重建城市，通过规划和改变城市来对人类文明负责的思想。尽管芒福德指出了城市与人类文明的深刻关联，他的结论也不过是把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在其中化育的环境。“城市在其完整的意义上便是一个地理网状物，一个经济组织体，一个制度的过程物，一个社会战斗的舞台，以及一个集合统一体的美学象征物。一方面，它是一个为日常民用和经济活动服务的物质结构。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有意为了有着更重大意义的行动以及人类文化更崇高目的而服务的戏剧性场景。”可以看出，芒福德试图打破在分化地研究现代性问题中探讨城市某一方面功能和作用的碎片化分析框架，但依然没有摆脱城市与社会、生活样法与人的需求相对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

尽管如此，从总体来看，芒福德的城市研究可以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自觉地将城市视为一个社会生活在其中展示的整体，将其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汇聚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的总和。这代表着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城市的整体性研究的最高成就，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城市研究的一系列相互交织的新的问题域，构成了其同时代和之后涉及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规划学、人类学和生态学等各学科领域的城市理论的前提性反思：从社会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到走向人类文明的中心，城市究竟是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运行中的一种内在性的构成要素，还是一种外在性的物质现象？什么构成了城市的本质，并使其与其他社会现实区分开来？城市研究到底是研究“城市中的问题”还是“城市的问题”？是否能建立一种统一的城市概念作为城市研究的对象？围绕这些问题，20世纪以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趋势：首先，他们对城市发展和人类文明转型的深刻关联达成共识，在关于人类文明的研究中，从对城市如实直书的实证性记述转向对城市本质和功能的一般性反思，而且，已经显现出从客体角度理解城市向从主客体相互作用进而强调从主体活动出发理解城市的研究趋势。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形成了长时段历史观的城市理论，20世纪上半叶引领城市研究的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提出城市更是人性的产物的观点。其次，他们越来越聚焦于从城市的社会组织形式上揭示城市的本质和城市化进程的特征，逐渐建立起以“集聚/分类”（Agglomeration/sorting）作为城市组织形式，以空间为核心理解城市本质的观点。比如，有研究者认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中，资本和劳动力集聚的基本动力学，连同人口、家庭、资本和企业的区域间分类，形成了从国家到全球各种层次的相互联系但专门化了的城市系统”。可以看出，古老的关于城市自然的和统一的理解，已经简化为对现代性问题所导致的城市问题的分析。韦伯所开创的现代的分化的研究方法在关于城市本质的争论中进一步被强化。

实际上，在20世纪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过关于城市本质的不同理解。在这里，不得不提到芝加哥社会学学派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的深刻见解。他主张从作为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城市和城市化进程。“只要我们将都市生活等同于它的物理实体，仅仅把它看作是严格限定的空间边界，且城市的属性不再表现为在其固定的边界之外，我们就不太可能获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的适当的概念”，而且，“要提请人们特别注意将都市生活与工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危险”。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应该发展一套系统的都市生活理论来获得关于城市的可靠知识体系。但很遗憾，沃斯如此重要的城市研究理念在同时代甚至之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反，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批判其没有区分城市与社会概念，“在城市社会学的旗帜下研究的问题没有什么单独是城市问题的，因为它们最终无非是关于整个社会的问题”。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城市作为社会生活中一种空间组织形式的这样一种抽象、简化的研究方法，在城市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新世纪以来，以城市经济学领域为代表，艾伦·J.斯科特提出，“可行的城市理论应该使我们能够区分本质上属于城市的社会生活动力学与那些被更恰当地认为位于城市严格范围之外的社会生活的动力学，即使它们可以被揭示为城市内部的经验事件”。

城市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而专门化领域的碎片性知识和简化还原的研究方法日益无法满足人类对于理解这一深刻历史进程的需要。与此同时，致力于认识世界并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对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无动于衷，而是必然相遇。不妨先来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的既有研究成果。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总体性地阐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中，如何理解城市？城市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现实的总体？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的最早研究文献应该是列斐伏尔于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和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等学者在40多年之后做了进一步论述。列斐伏尔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涉及城市和都市问题，但所涉及的内容没有被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系统化”。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劳动分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问题时无法回避城乡对立和城市化的社会事实，但没有形成在一定方法论基础上或由哲学、社会学等专门学科支撑的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那里，他虽然注意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是在城乡分离的运动中展开和积累起来的，但并没有将之视为理解作为总体的社会现实的关键而作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无视城市是一个恰当的分析对象……他将工厂和城市当作一个生产场所……城市被马克思更多地看作应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思考，被看成是组织资本主义的最有效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对城市问题异常敏锐且具有令人惊讶的洞察力。早在1845年与马克思合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恩格斯就基于感性经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被列斐伏尔视为关于城市现实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甚至提出恩格斯并不是第二提琴手，认为恩格斯对英国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及工人状况的分析比马克思更早地“接近”了他们所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那时候，恩格斯还没有与马克思一起工作创建‘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在他们将要一起采取的路径（始于1845年）方面先于这个将要成为他朋友的人。”列斐伏尔详细地阐释了恩格斯的城市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在他看来，恩格斯最先发现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都市问题。恩格斯已经意识到，英国崭新的社会特征正在形成，与法国和德国不同，英国的理论革命和政治革命不能与工业革命分割开来。而且，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都市现象的本质是人口的集中伴随着资本的集中这种双重中心化的趋势。而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分析远没有达到恩格斯这样的程度。最为重要的是，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都市矛盾。在马克思还在比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时候，恩格斯已经通过对都市空间的秩序和无序的揭露，将“异化”具体地呈现出来，并已明确指出城市是阶级斗争的发源地。“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正因如此，安迪·梅里菲尔德把恩格斯视为“第一个都市马克思主义者”（urban marxist），认为恩格斯为都市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指出了城市化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转型。即便如此，由于城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还没有成为人们生产自己生活方式的总体，他们没有把城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中的核心项来加以考察，城市只是作为他们思考社会历史进程的一种既定的社会环境，是通过“劳动分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等更广阔的论题被呈现出来的。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未能建立一种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虽然城市在他们的理论中退隐为社会生产方式在其中演变的背景性和前提性构成，但城市隐晦地与他们要改变的旧世界和实现的新世界紧密相连。其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城市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形态的形成和转变，而且将城乡分离看做是至今历史的发展动力，将城乡分离的克服看做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正是城市将人口、资本、欲望、需要、消费等这些现实及其生产的形式整合起来，从而使社会整体具体化，并为社会整体划代。而且马克思后来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市是如何在资本主义框架中发挥作用的。当然，以城市作为具体的总体来系统地理解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是列斐伏尔在一百多年之后的原创性贡献，揭开现代资本主义城市更厚重的“纹理”和更丰富的内涵，是20世纪以来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理解世界范围的城市化现实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

梅里菲尔德把20世纪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亨利·列斐伏尔、居伊·德波（Guy Debord）、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的城市研究称为“都市马克思主义”（Metromarxism）。因为，这六个人的思想要么表现为城市研究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要素，要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包含着城市或空间要素。尽管梅里菲尔德肯定了都市马克思主义这种“异端”乃是面对新的社会现实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创造性发展，但从理论形态来看它并未形成一种统一的城市研究范式。不过，他们已经开始尝试着在总体性的框架中来理解和把握城市。在他们当中，率先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来理解城市的无疑是列斐伏尔。

从以社会生产方式理解城市生活经验到以都市形式（urban form）解释社会历史发展，是列斐伏尔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范式的哥白尼革命，也是他最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现代城市理解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使得关于城市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场所和产物的理解一直在马克思主义中占主导地位。与通过劳动分工和生产方式来理解城市相反，在列斐伏尔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不再是一般地分析城市中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是通过对城市的都市形式的分析来理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重建本应具有空间性内涵的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都市革命》《空间的生产》等一系列著作中，列斐伏尔把城市理解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命现象，区分了“城市”（city）及其构成形式的“都市”（urban）。都市体现为“集中性”，是“全部社会生活的要素汇合与集中的形式”。城市不再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产物，而是不断生成着的社会本身；都市形式便成了社会的有机身体，人类社会就是都市现实的生成过程。由此，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判断：人类社会是一个都市化从零发展到完全都市化的历史过程。人类历史进程被两次革命性变革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都市时代三个不同阶段。起初，都市从农业时代的农村生活和农业文明中慢慢地“分泌”出来。在大约16—17世纪，城乡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使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伴随着工业化进程，都市一开始居于次要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展开，都市不再仅仅是工业化的结果，不仅仅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而是像科学一样成了生产力。当前，人类正面临的第二次重大历史转型就是通过都市实践取代工业生产而实现社会的革命性变革，结束人类“史前史”。可以看到，沃斯强调的不要将都市生活与工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告诫在列斐伏尔这里才得到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应。芒福德想要获得关于城市的总体性认识才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得偿夙愿。列斐伏尔试图构建一种物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相统一的城市概念，把都市理解为一个作为“可能性”和“潜在性”的总体—“都市社会”。这样，都市在他那里就显现为一个不具确定性且从未完结的“运动”。继而，他通过回溯人类社会实践的都市进程，以“空间分析”来阐明各个时期人类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形态，揭开资本主义的都市幻象，指出都市革命的可能性。

与列斐伏尔一样，哈维坚信只有辩证的总体性的批判理论才能解释世界并改变世界。他对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评价颇高，称他提出的“可能的都市世界”既激发灵感，又启发思考，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持续开放相遇的理论空间。哈维正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读和运用以及反思自己置身于巴尔的摩这个都市世界的亲身经历来进一步探索并生产这一理论空间的。他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在与列斐伏尔都市理论的不断对话中形成的，他一直思考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中理解和再造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和都市革命思想。面对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更为灵活的积累方式，哈维进一步探索列斐伏尔提出的“城市权利”“都市革命”“生产关系再生产”“空间的生产”和“差异空间”等一系列城市唯物主义范畴的具体内涵，并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的“阶级”“资本积累”和“政治革命”等概念，提出了关于以资本主义城市化运动为核心的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释，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与列斐伏尔一样，哈维将空间视为不仅是定义城市本身更是理解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从而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和寻求社会空间的解放成了他们理论的落脚点以及与真实的社会运动相连的起点。哈维的“希望的空间”从来都不是一个试验性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坚实的人类空间实践基础上的社会运动。他的城市革命从来都不是一种抽象的美学解放，也不仅仅是社会正义的抽象实现，而是一种具体的伦理的社会解放。哈维坚信，“开拓和组织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城市是一个伟大的起点”。

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以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理解城市问题和都市社会的线索，但也引发了“城市中的社会”还是“城市社会”的争论。20世纪以列斐伏尔和哈维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将城市作为理解人类社会的总体性构成而开启了以历史辩证法建构“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探险。伴随着21世纪人类城市化进程在全球范围的进一步展开，在英语世界对各种“都市马克思主义”具体形态的持续关注、研究和拓展已经取得可观的理论成果的情况下，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都市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的同时，及时反思和澄清作为一种城市研究范式的“都市马克思主义”便成为回应现实的理论之需。

思考城市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建构，必须首先澄清其何以冠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这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对象”？二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城市。作为开启新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特征就是用理论把握社会历史现实，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所要接触并相互作用的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自有其特殊性。确定并揭示这个“对象”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无疑，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象”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总体范畴。“现实世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实组成的集合，而是包含和表现着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的总体。诚如柯尔施所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所要解释和改变的“现实世界”，是深入到历史和社会本质层面的“抽象”，是人类实践活动历史地生成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体会到，社会现实要从其所根源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来研究。可以说，“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马克思要探究的“总体”。马克思曾用“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来说明这个“总和”。“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要探究的这个作为“抽象”和“总体”的“现实世界”就是特定社会形式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以及由这种生产所确定的社会关系。同时，作为“抽象”的“现实世界”又是“具体的”。因为“现实世界”就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需要把它“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而，由人类实践活动构成的“具体的”“现实世界”又必然是历史性的。“现实世界”总是特定时代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所构成的社会总体。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要探究的就是作为“具体的总体”的社会历史现实。这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科学并具有范式意义的前提。

接下来，需要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理解城市，即如何理解城市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方位。以芒福德和沃斯为代表的城市研究者即便提出要对城市从整体上进行一种综合研究，但他们的根本问题在于未能从实践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来理解城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城市根本来讲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它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生产”的他们自己的生活关系的世界。“生产”是马克思实践观的核心概念。“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属人的对象化活动，内含着全部的人类价值。由此可以说，人类怎样生产和表现自己的城市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现实的人同他们所生产的城市以及他们怎样生产城市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就城市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方位而言，城市不是被商业发展或工业化进程赋予形式与意义的一种外在性的物质现象，而是人类社会演进和历史生成的内在性的构成要素。城市的实践性规定了城市必然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由于“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不是国家和社会结构决定城市这种人类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而是城市生活方式在一定限度上决定其社会结构和国家。可以说，作为城市的生产活动必然社会历史性地生产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并在这些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和再生产整个社会现实和人类自身。作为总体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探讨城市中的社会生产方式，而是探讨城市的社会生产方式本身。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谈论城市时，我们归根结底谈论的是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他们的一定的生活过程和生活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将城市放置在人类生产活动构成的社会总体中加以考察。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揭示过城市是实践的因而是社会的这个事实。“城乡之间的对立……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不仅如此，他们还指出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形式。“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视角下从城市的生产过程来理解城市的。这种理论见地已经接近于后来列斐伏尔通过考察城市何以是“城市的”（urban）或“都市”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形成以都市形式的变化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性理论。

至此，我们通过澄清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探讨城市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方位，实际阐明的是，“都市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一种理论形态。下面，我们还需要在论证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之后，进一步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视角和实践的观点来审视“都市”的具体规定性。这构成了“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预设。

都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都市是人类生产自己的城市生活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是人类生活总体的一个方面，即生产城市生活的方面。但是，如何生产城市不仅涉及经济的社会关系，也必然涉及以权力和权利为核心的政治关系和以习俗、意识形态、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的观念的作用。因此，作为“总体”的都市不仅仅是“经济基础”也是“上层建筑”，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是生产城市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面对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变化，我们之所以强调都市是我们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世界范围内的总体，是因为都市已经成为我们生产自己生活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个领域内在的机理性图式。都市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内在性的构成，而更是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构成。而且，就都市结构本身而言，在都市的经济结构与其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过程中，随着都市成为我们自觉生产自己生活的方式，矗立于都市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日益反作用于都市现实，都市文化逐渐成为模铸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的稳定的精神结构。

都市是历史的和非决定的。都市形式不是先定的、完满的实体，而总是具体地表现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如何生产自己的城市生活和自己的生活方式。从构成维度上来讲，都市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都市表达的是一种“集中”形式，但我们必须在集中与分散、中心与边缘、城市与农村的相互作用中来历史地理解都市总体。而且，这种历史地生产出来的都市是非决定性的，不具有先定的历史必然性。可以仿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洞见来断言都市的非决定性——并不是“都市”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市生活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当我们谈论城市的生活方式，谈论其都市形式时，我们谈论的是现实的人所生产的现实的感性世界，其历史的形式和未来的形式，其实际的状况和“尚未”存在的。我们反思都市的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研究都市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而是在审视由一种生产的方式向另一种生产的方式转化中都市所扮演的角色，如何改变都市以改变人类生产自己的生活方式。

都市的生产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人类生产自己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或社会群体中都不仅仅通过具有制约性甚至强制性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宏观层面的权力来生产，还通过非制约性或非强制性的碎片化的弥散式的微观层面的权力来生产。20世纪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就是对人类生产自身方式的自觉反思的结果。从人的不断实现同时异化不断加剧的矛盾出发，立足于这种矛盾日益在微观日常生活层面凸显出来的经验事实，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关注微观权力，并从日常生活出发分析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转型。列斐伏尔就是从日常生活与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的深层关联上来定义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是与所有活动相关的，包含所有活动以及它们的差异和它们的冲突；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在那里衔接起来，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人类和每一个人的关系总和有了整体的形状和形式。”不仅如此，他把资本主义在20世纪建立起的新世界归咎于国家主导下政治权力和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合谋。都市在日常生活这个微观基础上确立起自身。哈维同样重视生产城市的微观层面，他提议拓宽工作、无产阶级的概念内涵，就是注意到了都市生产的日益碎片化和弥散化的特征，而且革命的主体、动力等问题不能忽视从微观层面释放出的力量。因此，我们反思和重建人类的都市生活方式，必须直面宏观和微观的生产共同建立起来的当代社会历史现实。

至此，我们所要描述的作为一种城市研究范式的都市马克思主义也就清晰可见了，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如何回归马克思的方法并创造性地继续马克思的努力，致力于形成揭示和重建我们时代都市现实的社会历史理论。具体来讲，都市马克思主义包含三个面向：从面向人类城市社会发展来讲，它是都市的社会历史解释模式；从面向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现象来讲，它是都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都市文化批判；从面向人类解放的终极目的来讲，它是都市革命理论。

首先，从面向整体的人类城市社会发展来讲，都市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都市的社会历史解释模式。研究城市就是研究现实的人所生产的现实的、感性的城市世界。我们强调都市是非决定的，就是强调城市世界不是一个按照无法改变的都市生产的“规律”展开的必然性的世界，而是各个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在都市生产的不同历史条件下具体地、历史地生成的感性世界。因此，理论必须真正回到现实的人的城市生活中，在现实的城市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类城市的活动方式和都市生存模式的真正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地方。建构一种都市的社会历史解释模式，就是从生产的都市形式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生产的都市形式是建构这种历史解释模式的核心范畴。理解城市，提供一种都市的社会历史解释模式的核心工作就是要根据生产的都市形式区分出不同的城市社会形态，阐明每一种城市社会形态中的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的具体形式，最重要的是要揭示这每一种都市结构本身所隐含的矛盾，固有的危机和演变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指出都市社会的发展方向，探究如何改变都市以改变人类自己的生活方式。

其次，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现象来讲，都市马克思主义要展开都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都市文化批判。按照都市社会历史解释模式，我们一定要把真正的都市实践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都市战略区分开来。当然，资本主义的都市战略本身在历史上也是一种相对先进的生产的都市形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续存和社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都市矛盾。都市所固有的矛盾决定它一定会被更先进的都市形式所取代。都市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开资本主义都市结构所确立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原则以及对资本积累所起的作用，分析其危机并提出克服危机的新的都市形式。由一种都市形式向另一种都市形式的转变，比马克思立足于生产方式的转变来阐明社会形态的更替更微观、更细腻。比如，资本主义最初的都市形式是围绕商品（物）的生产建立起来的全部社会生活要素的集中。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已经从时间-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了时间-空间本身的生产，相应地，都市形式转变为围绕作为商品的时间-空间的生产建立起来的全部社会生活要素的集中。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又使都市集中具有了新的形式。不仅如此，揭示都市的矛盾性还要深入到人类都市化生活所形成的稳定生存方式和文明模式之中。也就是说，都市马克思主义还要展开文化批判。因为都市的矛盾性还表现在人类经历的深刻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的冲突之中。一方面，现代都市文明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使都市化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主导性价值目标。然而，另一方面，都市文明也极大地加深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的异化，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权力与科学技术的合谋在日常生活层面形成新的殖民统治，使现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和文明危机。因此，都市马克思主义要展开文化批判，揭示各种文化力量如何变成异己的统治人、使人丧失主体性的力量，分析文化冲突和文明危机的价值根源，从而建立起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促进人的自由的生成。

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来看，都市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与人类解放实践相连的都市革命理论。无论社会历史现实如何发展变化，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与解放实践相连的革命理论。如果不能与改变世界的行动相连，都市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其作为理论的合法性。都市的生产既是在宏观的也是在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相应地，革命理论应该具有意识形态革命、生产的都市形式革命和都市日常生活革命三重内涵。都市形式革命和日常生活革命以意识形态革命或哲学革命为前提。革命理论首先要唤醒并恢复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那个可能的都市世界。真正的都市实践的社会生活的生产方式便是我们所要探索的“可能的不可能性”。首先要恢复思想的能力。“只有当人民群众不再期望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时候，用革命的方式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才会成为可能。”继而，都市革命理论在宏观层面上就是对国家与政治的批判，在微观层面上就是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批判。其实，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从具体的都市生活经验出发，研究表达当前现实生活的观念和反映当前现实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出现的，揭示现象与意识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联，促使每个人从沉默的“用户”状态中苏醒过来，不断反思和追问都市生活方式的生产和自己亲历的都市日常生活。实际的都市革命就是在国家、都市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上不断进行的最实际的行动，持续地探索希望的城市生活和意义的都市空间，创造新人类及新的都市文明。

总体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都市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使关于城市和空间等问题的研究走出“部门化”的局限，推动城市问题研究的范式转变；另一方面，其理论范式要立足于都市生活现实，以包含着丰富矛盾性的世界范围的总体—“都市”为理论总问题，以实践的观点辩证地理解和揭示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都市现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新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成为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相结合，真正探究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生存矛盾、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社会历史理论。

〔文本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重大问题研究”（19ZDA020）；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 （19BZX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