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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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 | 柏拉图的谎言

选文简介:本文三篇选段摘自雅克·朗西埃的著作《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中“柏拉图的谎言”第一节“城邦的秩序”,选段为:①仿效者,猎人,手工业者;②职业资格:羊砳骨玩家和捉虱子的人;③车间中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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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雅克·朗西埃:《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

蒋海燕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9


(一)仿效者,猎人,手工业者

宴会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混合的秩序。如果说城邦是以对有用劳动者的明确分配开始的,政治却是因混入城邦中的乌合之众而开始。这些新的“劳动大军”提供服务满足新的需求:画家和音乐家满足对教师和女佣的需求;演员和荷马史诗吟游者满足对理发师和厨师的需求;奢侈品制造者满足猪倌和屠夫的需求。在这个混杂了寄生虫的人群中,在他们接受至少从事一个职业的前提下,难道不应该像对待其他的劳动者那样也认可他们是有用的劳动者吗?尤其是当前者考虑到宴会的菜肴、同桌进餐的人、餐桌的装饰而被迫将多余之物混杂到必需品中的时候,这些多余的人也应该是有用的人了。

然而,虽然并没有强调,但是很容易对这些新来的人做一个划分。多余之物被分为可能相互掩盖却保持独立的两种类型:奢华的单纯生产和形象的生产。另外,有两种艺术——获取艺术和模仿艺术——得到柏拉图的长篇累牍的演讲。城邦中新的劳动者分成两组:负责获取任务的人,即满足多余的人的正常需求的猎人;模仿者,即将一种特别的生产——复制并伪造必需品的形象——引进到多余之物的王国中。

我们这时就能够看到不公正的产生了,但是它不是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产生的。让城邦变质的不是奢华。木匠不去雕琢工具而来为宴会的床榻装饰,或者说铁匠把自己变成雕刻家,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但是,当追求的奢侈品很稀有的时候,对奢华的追求就会导致侵略和战争。而正好让怠惰就此找到其解毒剂。战争是一种职业,所以只需要训练战士,让他们做一件事情而且只做这事情:成为只对付敌人的看门狗。体操和音乐训练他们达到这个目标:对对手要恨,对城邦要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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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模仿者出现了。他们通过音乐恰当地和睦相处。通过诗人的抒情,他们软化未来的战士的心灵;通过他们对暴力的、具有欺骗性的诸神的无稽之谈,他们把出格播种到未来战士的心灵。在邀请模仿不良行为的背后,存在恶之原则本身:一般邀请模仿;双重的力量,即可以代表任何事物、可以成为任何人的力量。苏格拉底装作确保承认劳动的分工的样子是徒劳的:人的本性被“变卖成如此微小的货币”,因此我们每次只能模仿一件事务。可惜剧场的新手段掩饰这种美好的乐观。在舞台上,当面对的观众不是战士而是手工艺者的时候,这些新手段所宣扬的是美好的原则及劳动分工的良好功能,它们制造了整个创作。这种过度的行为比奢华更危险:它对劳动分工添加了新的特色。但是它只是使那些有办法的人堕落了。相反,一般的模仿者会把自己推荐给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以便质疑社会成员的单一性——即各成员对自己社会功能的依附。 

交互作用:只有在至上猎者与模仿者的关系中,手工业者的单一性才获得新的含义。面对模仿者,他首先被自然地给予反典型例子的正面角色。手工业者展示了从事工艺的人在他的位置上应该做什么。手工业者是那种知道制造有用物件的人,而画家会制造出和这些物件不一致的复制品。铁匠或者鞍具商制造嚼子和马笼头,为骑士服务。木匠根据对床的某种想象出来的模型造床,他没有根据对床的概念,也不是根据上帝创造的实际的床来造床。使用床的人对怎么造床并不会关心。只不过木匠在造床的时候是胸有蓝图的。

而画家是不懂这些专业技能的:他既不懂马术,也不懂鞍具和细木工。他仅仅抓住了模仿物件的外形所必须掌握的工艺。他临摹床、马鞍、嚼子,但是并不了解这些东西。凭借一种冲劲,他突破了艺术品和实物之间的差异。画家会画出马、骑士,甚至只有上帝才知道有何用处的鞋匠和木工。他也临摹上帝。他会用画笔画植物、动物、天空、大地,也画奥林匹斯山和哈迪斯(Hadès)。模仿者将戏剧舞台变成一个大杂烩:天工之物和手工业者创造之物;雷、风、冰雹;车轴、滑轮、笛子和喇叭;狗、羊与鸟。 

相比于赝造者,我们无论如何都可以赋予战士手工业者的形象:为他人服务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但同时又持有原始城邦的效能——健康。战士被教化如何远离疾病,如何避免游手好闲的毛病。在一个真正的国家体系中,每个人都有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专有角色。没有人在生命中会“有闲情生病或者获得照顾”。但是,在不完善的城邦中,只有手工业者提供了验证这个原则的机会。当一个木匠生病了,他会要求医生给他“服一种能让他呕吐的药水,或者让疾病通过胳膊被驱赶出来,或者通过一种灼烧术或者切割术让他摆脱疾病”。因为“他没有时间生病,如果他的思想被疾病所占据从而忽略他要做的工作,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根据必要性的功效,战士能够学会功效的必要性以及完全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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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他是一种不容他选择的德行的主人。教训是不该被遗弃的。如今它仍然装饰着我们教堂的正面。可是,手工业者们也具备一些限制性弱一些的可以推荐给城邦卫士的德行。因此,对这些卫士进行战斗艺术的训练时,有一种模式势在必行:在工作中学习掌控职业,掌握预期的行动以及职业纪律。陶瓷制造者的儿子就是这样学习陶瓷制造手艺的,未来的精英战士也是如此学习他们的职业的。所以,申请到政治司法机关工作的人——比如阿乐西比亚德(Alcibiade)或者卡利克勒斯(Calliclès)——也会被通知要如此在工作中践习。

(二)职业资格:羊跖骨玩家和捉虱子的人

如果说战士应该按照手工业者的方式从事其职业,那么战士身上就没有手工业者可学习的范式。鞋匠不可能成为战士。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加以论证的。如果说战争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它只属于职业战士。鞋匠拿起武器的原因和那些让他们远离织布梭、建筑物或者犁的原因不一样,他们拿起武器的原因只是为了能够更加熟练地从事自己的职业。但是此刻时间标识了轻微的转变消遣时间或者休闲时光不再是唯一的最佳时机了。现在正是全面进行职业培训的时候。仅仅耕了很多地是不够的,还需要干得漂亮。让手工业者不断变得完美的学习是无止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只能从事一个职业。“为某种职业而生,并终身从事这项职业而不会兼顾其他任何职业的人,他不会错过锻造最好的作品的任何最佳时机。”从事要求严格的修鞋行业的鞋匠怎么能够浪费时间去练剑?“而如果只花闲暇时间却不是自幼就开始练习,他又如何能够成为西洋双六棋或者掷骰子的优秀选手呢?”

论题发生了变化。它变成“如果一个鞋匠不能成为好的战士,首先是因为他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羊跖骨选手”。论题没有像它显现的那般被移位,因为羊跖骨选手和战士分享相同的特权,同时他也不被木工和鞋匠所接受,因为他是多余的产物。需要提醒的是,战士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奢华和狩猎的爱好才变成必要。与此同时,发展的逻辑展示在我们面前。在城邦中,要想产生一些相比其他事物来说更重要的事物,要想使公正像职能与德行等级那样变得可能,那就必须追求多余的东西,并且违背“每个人只做自己固有的事情”这个原则。选手的过剩回应了第五人的模糊的必要性,并对鞋匠的充分就业赋予意义。现在,鞋匠首先是不能成为战士的人,羊跖骨选手的行为使牌局重新发牌。劳动的分工不可继续是效用和职业之间清晰关系的结果。各司其职这种均等的必要性悄悄地打破了只凭特性建立的等级平衡。西洋双六棋选手在此同时也在《论政治》提醒说:“禀赋的功能性分配也是一种具有不均等价值的才干的分配。”如果在大众阶层只有如此少的人能够从竞技中脱颖而出,那么他们如何有能力管理公众的事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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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时间游戏和品质游戏,是该确定本性与公正之间的关系了。要研究的正是“符合本性”。我们谜一样地遇见了它:我们如何才能辨认它呢?现在应该逆向研究问题,即只有在过剩的世界里,我们才能够辨认各种本性并且对其进行等级划分。职业要求的范畴和适当的技术永远不可能通过自身创建等级。按照诡辩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的观点,民主城邦中的各项职业都是由相应的专家来承担,公共利益的德行由全体公民大会主管,他不断地清清楚楚地发表平均主义的言论:铁匠对于战士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如同战士对于铁匠来说不可或缺一样。况且,效用永远只适合于种种含糊的优势。将军拯救城邦,但是,是否值得拯救它,还有待考虑。胜利者一方的士兵可能与在风暴中拯救了被风浪吞噬的溺水者的熟练水手有同样的效能吧。应该规定一个被那些独一无二的哲学家所认可的士兵军衔晋升的原则。他们中最深居简出的人说:“战争含有‘某种崇高的东西’。”难道是因为纯粹的思想在铁戈与火焰的洗礼中找到更容易的形象?恰恰不是。哲学思想声称他对自身模式的社会头衔并不敏感。“在狩猎艺术中,认为战略家的技艺比捉虱子的人的技艺更卓越的观点压根不被哲学所接受,甚至,在大部分情况下,哲学在前者身上看到的只是浮夸。”优势不存在于战争的艺术,而是在于战士的本性。而战争的本性和疾病的本性却是同名异义:战士是性情之人,是自负之人。战士对于手工业者或者捉虱子的人的最大的优越性就是性情凌驾于健康之上。 

看问题就应该从这点出发:战士是可以做其他事情的人——伤害朋友。战士是一种需要特殊教育的人:只有当行政官员训导师是哲人的时候,才能够掌握智力训练和音乐训练的合理比例。战士的优越性不在于他的职业,而是在于他所从事的职业性质——最佳哲学家把培育战士的职业性质当作他自己的任务,并将它视为杰作。战士的德行相应也是要使哲学家成为必不可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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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间中的哲学家

在培育战士的哲学家和为战士提供见习模式的手工业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交互关系,一种通过转弯抹角建立的关系。哲学家也是奢华的一个产物,受过度行为支配而产生最迫切的需要的上端使格劳孔得以介入。为了保留扩大后的城邦的卫士,从而应该创造一个新的职能:统治者的职能,从而也产生了另外一种为了优化执行这种职能的本性,即哲学家的本性。

当然,“真正的”哲学家是指家畜饲养员而非猎杀牲畜的猎人,他们是追求真理的人而不是满足表相的手工业者,为了和他们的模仿者——夸夸其谈之人或者诡辩士、伪政客或者伪学者——区分开来,真正的哲学家也应该向真正的艺术之师学习。他们不断地参考专家的动作以及工艺实践得到的经得起检验的结果。虽然没有神圣的引路人,《论政治》的作者也尽力将和谐编织长短不一、色彩各异的线头的织布黄金法则运用到社会结构的建构上来。《理想国》第四部中的思想卫士按照染匠染织出不会褪色的布匹的方式训导人们的灵魂;诡辩派的辩证论者为了界定哲学的净化,不惜在纺织工、鞣革工或是缩绒工的操作细节上浪费时间。因为“辩证方法应用于海绵或者药水,它提供净化的效果的大小是不可能无差别的。但是辩证方法在平等对待这种技艺的前提下,尽力观察各种技艺的相似和相异之处的目的在于获得洞察力”。

辩证论者熟悉纺织工人还有另外一个很具体的功能,那就是让辩证论者承认,在纺织工人的职业里,统治者的束缚比被统治者的结构更重要。在各种基础技艺中,他并非偶然才选择了织布技艺以及其辅助行业:织布技艺组合了社会范畴中的各种关系,染织技艺让战士的灵魂有了立场。另外还有辨别艺术、分拣艺术和筛选艺术。即使哲学家让他的讲话全文都纠缠在梳棉机刷或者缩绒池上面,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让思想的净化避开各种职业的分类或是脱垢。至于净化,哲学家可能对具有最漂亮外表的名字并不在意,重要的是要将灵魂的净化和灵魂以外之物的清扫区别开来,将公正与卫生区别开来。“如果我们至少理解了思想净化所做的要求,那么明确专属思想净化的特点并将之与别的事物做区别就成了哲学家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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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体实践操作进行比较只是为了突出各种本质的无可比拟的特点。检验真理——手工艺提供的这块试金石——首先起到这种作用。最初一看,鞋匠或者鞣革工都是哲学家从诗歌、修辞或者诡辩言论中清除各种外表时的辅助手段。只需按照修鞋业的术语来阐释他们的主张,从而打破这些言论的浮夸。卡利克勒斯声称最优秀的人、最强的人理应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是否应该理解成鞋匠应该比他们不熟练的客户拥有更多、更大的鞋呢?这种想法的可笑之处足以显示这些使用华丽辞藻进行浮夸演说之士——“最优秀的人”、“最强的人”、“拥有最多”——只能勉强算是思想。但是卡利克勒斯感到愤怒并且要求比较可比较之物,不要将鞋匠和哲学家混在一起并没有错。因为比较会不断地预先假定它所断定之事,它抬高一切技艺的相似只是为了加强属于技艺范围之物和脱离技艺范围之物之间的区分:明智的培育。为了满足他的事业,哲学家赋予手工业者两种虚假的积极性。一方面,真理检验总是一种笑料的证明,一种卑鄙无耻的印记。告发了画家或者诡辩家后,手工业者陷入沉溺于一种捉虱子的人的“积极性”。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卡利克勒斯说,他的贵族思想只是一种善于应付的理念体系,一种鞋匠的思想,另一方面,在揭露模仿者的同时,哲学家揭露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画家的主要错误不在于虚假地画出手工业者真实地造出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使用了一种工艺技术来模仿神圣的成果,而这成果永远是有生命的,并且是唯一的。上帝不会粗制滥造,而哲学家也一样。鞋匠式比较的笑料,哲学家披露诡辩家的言论是编造的言论,是对自己的知识言论的活生生的伪造。

揭露模仿者后,这些“好的”手工业者又回头参照其技术的真相。由于技术是独立的,且不和目的科学相脱节因此一切技术都是简单的伪造。有用造物主和模仿者的身份都是虚假的。所有的技术都不知道它固有的目的,任何事物的权利、伪造、谎言。诗人的作品、画家的作品,或者浮夸的演说家的作品使这种潜在能力在毫不犹疑地制造假象的时候变得更加强硬。如果说能够拿手工业者来和他们相对比,他不是作为有用的技术人员来和他们对比,而仅仅是以单一技术人员、某一事物的生产者和某一唯一事物的生产者的身份来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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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者的特殊性就在于:专职一事。一切技术自身拥有做其他事务的能力。技术自身所固有的这种“多工艺的”模仿应该被社会规则不断地矫正:摒弃了游戏、谎言和假象的手工业者才是手工业者制作者。画家或者诡辩士并不是假手工业者,他们是违背了规定其身份的规则的手工业者。

这里不再是缺少时间或者继续职业培训的问题。劳动的分工现在可以通过一项完全不受生产配额的影响的原则表现出来:手工业者是没有撒谎权利的技师。柏拉图引用了荷马的两句诗来说明这一点:“如果头目发现手工业者阶层里的任何一位手工业者撒谎,不管这位手工业者是医生预言家,还是木匠,他都可以将之作为一个会颠覆或者使国家之舟灭亡的人来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