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什么是“历史”?
黑格尔:观察历史的三种方式
这次演讲的题目叫做“哲学的世界历史。那就是说,并不是从世界历史作出一些普遍的观察,再从世界历史的内容举例来阐明这一些观察,而是世界历史的本身。为了对于本讲的性质从开始就能有一种明白的观念起见,我们必须先行检查关于研究历史的其他各种方法。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一)原始的历史。
(二)反省的历史。
(三)哲学的历史。
(一)关于第一种历史,只要举出一两位著名的历史家,便可以给人一个确定的典型。例如希罗多德斯、修昔的底斯和其他同样的历史家们。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诗人以同样的方式,运用他感觉中的资料造成他的观念。当然这些原始的历史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因为一个人决不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不过他们只把这些资料当作是一种组合的元素,这和诗人受赐于已经成立的语言文字的遗产,又是同样的情形。历史著作家把飘忽的片段联系在一起,然后把它们宝藏在泥摩息尼神庙之中,使它们不朽。各种稗史、民歌、传说都不能列在这种原始的历史里面。这些稗史、民歌、传说所表现的历史的意识还在朦胧的状态,所以它们属于观念朦胧的民族。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民族,是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和他们在做什么的民族。当真看见的和可以当真看见的现实,是有坚实的基础的,而产生这些稗史和诗歌的那个飘忽模糊的成分,它是没有坚实的基础的,等到各民族的个性发达成熟,这些称史和诗歌在历史上的权威就不能存在了。
这样的原始历史家把他们熟知的各种行动、事变和情况,改变为一种观念的作品。所以这种历史的内容不能有十分广大的范围。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希罗多德斯、修昔的底斯、基察第泥为代表。凡是在他们的环境里出现的和活动的,就是他们主要的资料。那位历史作家所受的种种影响,也就是形成他作品骨于的那些事变所受的影响。作家的精神和他记述的那些动作的精神,是一般无二的。在他所描绘的一幕一幕的剧情中,他本人曾经亲自参加作一名演员,至少也是一个休戚相关的看客。他所绘画的只是短促的时期,人物和事变个别的形态,单独的、无反省的各种特点。他的愿望无非是要把他亲自观察各种事变的所得,留下一个最清楚的影像或者栩栩如生的描绘,给后世的人。他既然生活在他的题材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所以他毫无反省的必要。假如他像凯撒那样拥有统帅或者政治家的高位,那末,他编著历史,就会把他自己的目的,作为历史的目的来处理。假如我们说一位这样的历史家没有反省,在他的著作里边人物和民族自己自动出现,那末,那些演说,如像修昔的底斯所写出的那些演说,我们也可以断言,它们决不是可靠的记录。但是演说是人类社会中的行为,而且是具有非常重大影响的行为。不错,人家时常说:“那只是废话罢了。藉此表示演说的无调。这里所指的演说也许只是“废话”,废话本来是无所谓的。但是民族向民族所作的演说,以及对于民族和君主所作的演说,是历史不可缺少的基本成分。譬如:那位最有修养、最纯正、最高尚的政治家伯里克理斯的演说,就算是修昔的底斯所完成,终究和演说者的性格相差无几。在这一类的演说中,这种人宣布了他们的民族所奉行的格言。也就是形成他们自己的人格的格言。他们不但发表了他们的政治关系的见解,以及关于他们的道德的和精神的本性的见解,并且发表了他们的目的和行为的各种原则。历史家放在他们嘴里的种种说辞,并不是虚悬假设的自觉,而是演说者自身的修养。
这些我们必须同他们多多接触,必须多费时光加以钻研,使我们好像与他们的民族共同生活,并对他们的精神深切了解的历史家,他们的著作不但可使我们多闻博识,并且可以给予我们深刻和纯真的乐趣,这样的历史家的数目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多。其中如历史之父,就是历史的创始人希罗多德斯和修昔的底斯,上面已经讲到了。色诺芬的《万人退却》同样地也是原始的著作。凯撒的《战记》是一位伟大精神的简单杰作。在古代,历史家必然是伟大的军人和政治家。在中古时代,假如将处于政界中枢的主教们置而不论,历史家差不多尽是修道院中的僧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单纯的编年史家,他们绝不参加积极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历史家却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到了现代,这些关系又完全改变了。现代的文化在本质上是有理解力的,能够把一切的事变立刻变为历史的表现。就我们如今讨论的这类历史来说,我们尽有各种生动、简单和明白的叙述——尤其是关于行军作战方面——是与凯撒的《战记》相提并论。至于它们叙述到战略机谋和作战环境时,其材料的丰富和本末的精详,甚至超过了凯撒的《战记》。还有法国人的《回忆录》也属于这一类。《回忆录》虽然记述琐屑的事情,但是作者都具有丰富精神的头脑。书中常常含有大量的遗轶事,极其肤浅狭隘,无足重轻。但是常常也有十足道地的历史杰作,例如《红衣主教累斯的回忆录》,它涉猎所及的历史范围便广大得多了。德国绝少这类的名家。腓特烈大帝著有《今世通史》是一个卓越的例外。《回忆录》一类的作者本应有很高的身份。有了这样的身份,才能够高瞻远瞩,看见一切。至于地位卑微的人,对于偌大的世界,只能够管窥蠡测,自然无从看到一切了。
(二)第二种历史可称为反省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地,它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在这第二类历史之中,可以分出各种显然不同的门类。
1、研究历史的人大都目的在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的全部历史——简单的说来,就是对于我们所谓普遍的历史,考查它的梗概。在这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历史资料的整理。进行工作的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因此,那位作家在叙述各种行动和事变的意义和动机时,他所依据的若干原则,以及决定他的叙事方式的若干原则,是特别重要的。这种反省的治史方法,及其连带的聪明的表现,在我们德国人中间,真是种类万殊。每一位历史家都是别出心裁,有他自己的特别的方法。一般来说,英国人和法国人知道,必须怎样写历史,他们比较上多半站在普遍的或者民族文化的立场。我们德国人就不是如此,每位作家竭力要发明一种纯属个人的观点。我们不去编著历史,老是劳神苦思,要发见历史应该怎样地编法。这第一类的“反省的历史”,假如仅仅以叙述一国的全部历史为目的,那末,就和前述的“原始的历史”最为相近。这类编纂(其中包括李维和带奥多刺斯·西科勒斯的著作,以及约翰·米勒的《瑞士历史》)假如做得很好,都有极大的价值。这一类历史家中最为杰出、可与第一类史家相比拟的,就是他们记述事变的生动,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但是一个属于不同的文化的历虫家,他个人所特有的语调,常常不能随机应变,以适合他所记述的各个时代。这位作家的精神,不是他所记述的那些时代的精神。因为这个原故,李维书中让古罗马君王、执政和统帅们演说,好像是李维时代的聪明的辩护律师在演说,而与古代罗马的正统传说(例如《麦泥尼阿·阿古利巴的寓言》)形成显著的对比。同样地,李维又给我们以历次战役的叙述,仿佛他当真在场旁观。可是这些叙述的形形色色可以适用于任何时期的战役,而这些叙述的明白肯定却又同它们的不连贯和不一致相对照。这些毛病,就是在叙述主要的事实时,也免不了。这样的一位历史编纂家和一位原始历史家的不同,我们如果要知道,最好是把保存到现在的波里比阿斯各时期的记载,拿来和李维利用了这些记载加以扩充和删节的行文风格相互比较一下。约翰·米勒努力要对他所叙述的各时代,作忠实的绘画,以致他的历史,具有一种僵硬、呆板和迂腐的色彩。我们宁愿读老楚弟的述作,那里面的一切都比矫揉造作的古风要朴实得多而且自然得多。
一部历史如果要想涉历久长的时期,或者包罗整个的世界,那末,著史的人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藉收言简意赅的效果。一场血战、一次大捷、一番围攻,不再像先前那样的渲染铺叙,连篇累牍,而只是轻轻一笔,提过了事。例如李维叙述罗马人同服尔细人的多次战争时,他时或简短地说道:“这一年同服尔细人作战。”
2、第二类的“反省的历史可以称为实验的历史。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这时候一种“现在便涌现在我们心头——这是精神自己活动后产生的,作为它自己劳苦的报酬。历史上的事变各各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所以实验的反省,它们的本质虽然是非常抽象的,但是它们属于“现在”是确确实实的。它们使“过去”的叙述赋有“现在”的生气。这些反省是不是真有兴趣、真有生气,当然全看著史的人自己的精神如何。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看起来,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时常称道希腊罗马的前例,真是浅薄无聊极了。希腊和罗马时代的风气,比较我们时代的风气,相差很大。约翰·米勒在他的《普通史》和他的《瑞士史》中,曾经抱有上述那种道德的旨趣。他拟具了若干政治信条,作为各君主、各政府和各民族的教训(他编成了一部垂训和自省专集,——他常在他的信札里,说起他在一星期中所编箴言的确实数目),但是他不能够把他这部分的写作,算做他最好的成就。只有对于历史局面彻底的、开通的、广泛的眼光和对于观念深刻的意识(例如孟德斯鸠的《法意》),才能够给予这一类的反省以真理和兴趣。因此,“反省的历史”一再出现,前后相继。任何著史的人都可以利用各种资料,各人都自信有能力去整理这些资料,而且每个人大概都把他自己的精神,算是那时代的精神。读者们读厌了这类反省的历史,每每喜欢回读不具任何特殊观点的一类记述。这类记述,当然有它们的价值,但是它们大多数只提供历史资料。我们德意志人是以这类记述为满足的。法国人就不是如此,他们显出卓越的天才,使往昔的时代重新复活,使过去和现状发生联系。
3、第三类的“反省的历史是批评的历史。它有在这里申述的必要,因为它正是德国如今通行的治史方法。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著史的人的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法国人在这类历史著作中,曾经贡献了许多深湛和精辟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努力把这一种纯属批评的方法算做一种真正的历史。他们以批评的论文的形式,适当地写出了他们的各种判断。在我们德国人当中,所谓“高等的批判”,不但统治着语言学的领域,而且占领了我们的历史的著作。人们曾经假借了“高等批判”之名,就荒诞的想象之所及,来推行一切反历史的妄想谬说,这样,我们又添了另一种方法,使过去成为一种活跃的现实,就是以主观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纪录,幻想愈是大胆,根基愈是薄弱,愈是与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然而他们却认为愈是有价值。
4、末一类的“反省的历史”,开宗明义,就显出它是一种局部的东西。它自然是分划的,但是因为它的观点是普遍的(如像艺术的历史、法律的历史、宗教的历史),它形成了达到哲学的世界历史的一种过渡。这一种的概念历史在我们现代里是比较发展的,而且受人注意。这些部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全部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全部的联系是真真实实表现了出来呢,还是只找出了纯粹表面的关系呢?假如是纯粹表面的关系,这些重要的现象——艺术,法律,宗教等等,看起来便好像是完全偶然的民族的个别现象了。我们还要说明的就是“反省的历史”进展到以普遍的观点为观点时,只要立场是正确的,它就构成——并不是纯属外表的线索,并不是浮而不实的结构——而是一个民族之历史中各种事变和动作的内部指导的灵魂。因为就像灵魂的指导者水星之神,“观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就是那位指导者的理性的和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要认识在这方面的领导推动的“精神”就是我们这番研究的目的。这就使我们讲到:
(三)第三种历史——哲学的历史。前述的两种历史是无须解释的,它们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最后一种则并非如此,它在实际上似乎需要一番阐明或者辩护。我们所能订立的最普通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思想”确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所有在感觉、知识和认识方面,在我们的本能和意志方面,只要是属于人类的,都含有一种“思想”。但是只凭这层理由,就说历史必须和思想发生联系,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就历史来说,“思想”似乎隶属于已存的事物——-实际的事物,并且以这种事实为它的基础和南针。同时哲学的范围却是若干自生的观念,和实际的存在是无关的。抱了这样的思想来治理历史,不免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不许它保存本来的面目,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就如像一般人所说,以“先天论来解释历史了。然而历史的职责,既然不外乎把现在和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变和行动收入它的记载之中,并且越是不离事实就越是真实哲学事业的努力似乎和历史家的努力恰好相反。对于这一个矛盾,和因此而加在哲学思辨上的指摘,我们将加以解释,加以驳斥。至于通常所提到的治史的目的、兴趣和处理方式,以及历史同哲学的关系所发生的不可胜数的特殊误解,有的是陈腐的,有的是新起的,我们可不能一一予以纠正了。
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一种信念和见识,在历史的领域中是一个假定,但是它在哲学中,便不是一个假定了。思考的认识在哲学中证明:“理性”-我们这里就用这个名词,无须查究字宙对于上帝的关系,-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力。它自己底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始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还有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着这种“内容”。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字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它不像有限的行动那样,它并不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素质,也不需要它活动的对象。它供给它自己的营养食物,它便是它自己的工作对象。它既然是它自己的生存的惟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它把这个目标不但展开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也展开在“精神宇宙”世界历史的现象中。这一种“观念”是真实的、永恒的、绝对地有力的东西。它已经把它自己启示于世界,而且除了它和它的光荣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启示于世界——这些便是前面所谓在哲学中已经证明的,而这里又看作是已经证明的假定。
原文选自[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