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张一兵 | 《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序言

重新回到马克思——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和劳动异化

《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序言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20 年多前完成《回到马克思》[1]一书时,也有过一个第二卷的计划,当时的主要设想,是区别于第一卷作为学术构境[2]中轴的现象学批判的主体向度,主要是想描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中直面社会历史发展一般存在机制和运行规律的客体向度,然而,这一主观想法始终没有真正落地。[3]现在的第二卷,显然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计划的简单对象化了。从大的方面来看,已经译成多种文字的《回到马克思》,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语境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构序[4]中批判话语的历史进程,作为“回到事情本身”的努力,它的理论缺憾之一是没有完整地再现作为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理论形象。而实际上,恩格斯所指认的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变革,现实目的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最终的人类解放。如果马克思有自己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这一定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过去,我们确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都是依据1848年公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然而依我这一次的研究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确证,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和系统的科学认识和批判。我的新结论为:相对于哲学方法论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探索中实现的第三个伟大发现。这应该也是今天放在读者面前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真正思想旨趣。当然,这个以科学社会主义关键问题为焦点指向的第二卷,并非全景式地复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境的整体,而是一部勇于面对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当代思想挑战的论争性和专题性的研究论著。简单说,本书在MEGA2的文献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两桩学术悬案和两个学术前沿:

一是混乱不堪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辨识问题;二是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来,发生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绵延不尽的学术争论;三是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第一层级物相[5]化(一般物相化)透视中的场境存在论与“关系意识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中第二层级物相化(经济物相化)透视中经济拜物教迷雾的学术研究前沿[6];四是关于国内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研究不在场的追问。

一是写作本卷的思想构序缘起,二是这一研究进程中的额外哲学赠礼,而这二者也都是我的社会场境-思想构境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意识观和认识论的历史链接。

第一个主要学术争论场境: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我们一般都会理所当然地谈论马克思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资本主义概念,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否定对象,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自明性”观念,似乎早就无需论证。可是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史学大家布罗代尔[7]却突然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Capitalisme)这一词语。[8]依他的说法,最早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使用此词的人为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9]。这样,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会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逻各斯(logos)[10]构式[11]中的釜底抽薪。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 -1985 )

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当我在一份文献中看到布罗代尔的这个说法时,自然是万分惊诧的。记得,我真的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查阅了大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的著作,当我看到一直到《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只是使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者社会”一类词句时,那种吃惊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通常,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共产党宣言》时,会不经思索地就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然而,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还根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事实上,是我们超文本地替马克思目的论式地事先建构了这一概念。这意味着,布罗代尔的断言内嵌着一定的合理性。并且,我迅速从原文中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前期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上述“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者社会”三个汉译词,在原文中只是同一个“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或法文société civile)在中文语境中的不同翻译而已。而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再仔细复归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中去时,看起来熟知的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重新理解和复构的东西越来越多,前苏东“老大哥”的许多现成在手的结论都越发变得可疑起来,我们原来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批判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越来越陌生。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理论返熵现象。于是,胡塞尔的“回到事情本身”的法则不得不再次出场。并且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词语使用的真假辨识,而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合法性的重大问题。

事实上,如果细查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我们会遭遇过去中文语境中没有出现的复杂词语构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 civile(法文,市民社会)、kapitalismus(资本主义)-capitalisme(法文,资本主义)和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和词组的不同话语构序实践。之所以在这里标识出法文,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早期学术研究和写作中,除去自己的德文母语,他比较多地使用了法文来阅读文本和部分论著的写作。实际上,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他是否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伪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不同历史文本中,上述不同词语也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简单语义,有的是,马克思在这一具体的思想构境进程中不断变异的操作性话语构序实践。我意识到,在方法论构境层中,传统那种以某位思想家特定文本中的词语所指来凝固能指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作为文本阐释者的我们,永远只能面对思想家在不同文本语境中运演异质性话语构序实践。同质性地锁定一个词语的所指,而看不到语言活用的话语能指在移动中的不同整体构境,将导致阐释本身的非法性。科西克曾经说,“人总是在整体的地平中知觉个别事物的,但整体往往未表现出来或未被清晰在知觉到”。可经常出现的情况可能会是:“整体在人的知觉中是一种模糊的背景,或是一种朦胧直觉到的虚幻境域”。[12]这个所谓的整体就是我所说的决定了话语实践中词语质性的逻辑没骨[13]后的思想构境。这是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所提出的文本学研究非同质性原则构境层中获得的新认识。在这一新的认知构式背景下,布罗代尔的“挑战”及其相关的词语缺席和在场的回应都会落入反讽式的可悲境地。这当然包括我自己先前在这一问题研究上呈现的方法。

《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第四版

回落到我们这里具体的讨论情境,可以肯定的史实为,马克思并不是最早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思想家,从可见文献中看,在他之前,里沙尔(J. B. Richard)在1842年出版的《法语新辞典》已经收入法文“Capitalisme”一词,并释义为“资本化的系统”(système de capitalisation)。[14]在1848-1856年期间,马克思还在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法国的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已经1848年出版的《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家们:是否总有穷人?》(Malthus et les économistes,ou,y arura-t-iltoujours des pauvres?)中使用了法文“Capitalisme”一词。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的概念都没有系统地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过系统的科学认识。

1844年以前,马克思在不同批判构式中异轨式地使用了源于黑格尔他性镜像[15]中“市民社会”的概念,依我的仔细辨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概念在欧洲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文本语境的政治经济思想史话语构序实践中,导致了复调式的话语构序,我将这些各异的市民社会话语分别命名为市民社会I-III,即同一个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概念的历史性构境转换中,有一个从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到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I(斯密-黑格尔),再到被批判性超越的自在市民社会III(黑格尔)的历史过程。青年马克思早期的市民社会话语构序实践,显然游移于这些不同话语之间,这给后人的理解造成了巨大的复构困难。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完成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从市民社会话语向批判性的资产阶级社会话语的转换,并独立地生成了对应社会结构赋型[16]基础市民社会话语IV。在1848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第一次认识到资本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构式负熵[17]中的支配性地位,但是,在第一次公开宣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都还在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而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思想实验和写作中,马克思才开始启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这样真正自主性思想构境[18]中的表述,这说明,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新发现,第一次生成了对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社会关系赋型的科学认识。一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马克思才最终确定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筑模[19]来表征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性目标,通过社会定在从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换,最终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进而完成了他在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发现。我自己觉得,没有系统地说明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理论发现,也是后来布罗代尔等资产阶级学者有机可趁的关键性原因。显然,落入非历史话语分析的布罗代尔所说的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概念,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错误断言,因为在《资本论》及手稿和后期文献中,马克思分别在德文和法文中多次使用过名词概念上的“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是话语构序实践分析的关键,重要的是马克思原创性地发现了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筑模和经济构式负熵质的根本路径。这是后来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资本主义全部理论思考的逻辑缘起和坚实理论基石。

第二个衍生的学术争论场境:在面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方法论构境中,无论是法国的阿尔都塞[20]、日本的广松涉[21],还是我的老师南京大学的孙伯鍨[22],面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以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构式来赋型人本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于20世纪60-70年代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马克思从非科学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历史构境。虽然在具体的理论塑形[23]中,他们三人的观点各有差异,但总体的理论赋型质性还是接近的。我在20年多前写下的《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承袭了孙先生的思想传统,既肯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建立在对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彻底证伪之上的,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在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科学的异化概念的重新使用。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一正确的马克思思想史研究方向。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近期相关的思想激活缘起为:2017年,与南京大学签约三年的大卫·哈维[24]在一次会谈中突然问我:“张教授,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到底是如何表述的?”我的回答,还是严格区分了马克思前期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与晚期科学异化概念。也是那一次,我向他赠送了自己译成英文的《回到马克思》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二书,因为在这两本书中,我都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做了比较深入的历史分析。不久,哈维基本接受了我的观点。[25]并且,在次年我与哈维关于异化问题的对话中,我仍然坚持了这样的表述。[26]但是,这些面对面的学术交流让我无法忘记的事情,却是哈维在《资本社会的十七个矛盾》[27]一书中指认的当代资本主义第十七个矛盾——“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如果立足于马克思晚年的科学异化概念,能不能这样表述,我心里并没有底。这个思考中的痛点,也就成了我这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的历史考察中附带关注的问题。然而,这一次的研究结果却令我吃惊: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普遍异化的判断,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中,是完全可以确立的。因为我这一次的研究发现,在马克思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漫长理论探索中,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先后构成了不同时期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里话语构序趋动和逻辑构式的基本构件:1843年底前后,马克思从赫斯处获得了经济异化范畴,进而在1844年写下的《巴黎笔记》的《穆勒笔记》中,生成他性的交往关系/共同社会本质异化观点和自己原创性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马克思的批判话语实践表层的他性镜像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劳动辩证法构境的启发下,他才创立了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然而,在1845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诞生之际,马克思彻底否定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同时在生产话语构序实践中暂时放弃了异化构式,一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再一次在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上重启科学的异化概念,以说明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颠倒后发生的交换价值异化、货币权力异化、资本关系异化和和劳动异化现象。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再一次重建了作为历史现象学核心构序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它除去流通领域中的货币-资本关系异化外,重点揭示了生产领域中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关系异化、劳动能力本身的自我异化、简单协作和劳动分工中的社会结合力的异化、机器与科学技术的隐性异化,以及资本主义分配领域中剩余价值的多重异化。最后,虽然马克思在作为《资本论》初稿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保留了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但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正式写作中,马克思还是用比较通俗的经济拜物教话语替代了有思辨意味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实验和理论构序的转换过程。在这一方面,需要特别指认的新观点为:我重新说明了青年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的话语构序基础,并非为表层话语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构式,而是作为理论赋型原型中更深层级他性镜像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劳动外化以及对象性定在所造成的自我异化,以及扬弃异化复归主体的否定辩证法;同时,我发现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重启科学的异化概念之后,马克思同样是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批判构式中完成自己的事物化关系颠倒批判,最终《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重新确立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只是在自己后来的经济学阐释话语和《资本论》写作中,用经济拜物教话语对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进行了刻意遮蔽。这样,就第一次解决了马克思的事物化理论、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和经济拜物教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是对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创立的历史现象学之经济物相化批判构境的进一步说明。也是在这个特定的构境中,我突然体会到,如果说列宁讲,不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不读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能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甚至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黑格尔的辩证法构式可能会是马克思终身的精神他者[28]。

黑格尔(1770-1831)

需要专门说明的是,这里我使用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表述,显然不同于上述马克思对一个词语在不同文本语境中的话语构序实践,理论构式是指思想家面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某种方法论功能赋型。具体到马克思的劳动异化问题的讨论中,阿尔都塞用问题式来表征这一个理论生产方式,而孙伯鍨老师则使用了逻辑线索的方法论前提,我启用了理论构式范畴。后面我们会看到,理论构式直接对应了不同现实社会关系的构式负熵质。

第三个重要的争辩域,出现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非物像透视中的方法论构序本质的理解。从我自己的学习和思考进程来看,它最早缘起于孙伯鍨老师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内省,在我们的研究生课程研讨(1980年)中,他第一次让我们注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个“物”会是最难理解的,因为它并不是基于现成物像[29]的可直观的对象实体,而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发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场域。并且,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对象性的现成知识概念体系,而是功能性的行动指南,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会是看不见的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30]这是之后我在社会关系场境论和思想构境论研究方向上努力的原初起点。后来,在日本哲学大师广松涉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中,他直接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拒斥直观物像的关系本体论(“关系第一性”)本质;而另一位西方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话语中,对象性的“什么”中的人消解为“怎样”在世之中的此在,现成在手的形下实在(存在者)归基为有目的的爱多斯(Eidos)关涉性的存在上手之环顾建构起来的场境意蕴世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塑形-构序-怎样生产的关系赋型和社会构式之上的。这里很深的一个构境辨识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和意识构境思想中,其逻辑构式的主体是基于客体向度的观察,而这种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性意识构境在切换到批判性的主体向度时,也可以转换为一种批判话语,比如马克思在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发现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话语构序实践,事物化关系颠倒为经济物像伪境和物化错认后生成的拜物教意识形态伪境,以及上述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批判话语中复杂的自反性关系场境和观念伪境。这种复杂构境在广松涉那里被切分为两个不同的逻辑构序点:一是马克思通过反对对象性的“实体主义”向“关系主义”转换,二是从人本主义的异化论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物象化”批判。[31]与广松涉不同,我会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中劳动生产物相化理论与认识论视域中的物像批判构境区别开来。而物像批判理论会更精细地区分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第一层级物相化过程中拒斥实体主义一般物像误认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中第二层级经济物相化过程中透视经济物像伪境两个层面。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场境关系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赋型的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主要是从周围世界中作为工业生产创制和物相化结果的现成性的感性直观对象,复归于使之获得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质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它相当于海德格尔从存在者回到存在的“存在论差异”;同时也会关注主体物相化和社会物相化过程中社会关系赋型人与物的特定场境存在的关系性负熵质性,它相当于海德格尔那里此在去在世,且依上手的用在性关涉链接和“环顾”而成的世界。在青年海德格尔的《那托普报告》中,他是深得马克思哲学要义的。[32]他甚至认为“自然”(physis)也是for us的爱多斯涌现。我注意到,芬伯格[33]极其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34]这里比较难以入境的问题,会是海德格尔并没有涉及到的农业生产产品的非物相化和之后工业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特殊科技物相化。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现象学的第二层级的物像透视,针对了特定的经济的社会赋型中出现的经济物相化,经济物相化的本质是反向物相化,即不同于一般物相化中劳动爱多斯塑形和构序对象,而是以一般财富(金钱)为目的的经济构式负熵进程里的社会关系赋型中产生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颠倒所生成的事物化-物化现象,分别表现为价值关系颠倒式地反向物相化为流通领域的直观实在(商品、货币),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为生产过程的物(原料、机器和厂房等),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反向物相化为人格化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伪主体。在这里,主体物相化和社会物相化过程都发生了复杂的颠倒性关系畸变。这是更难加以辨识的客观经济关系再物相化的过程。而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在世”的关涉(马克思的“实践”),就已经注定是超拔出本有大地的存在性的沉沦,这也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中的“改变世界”,注定是实现有目的的爱多斯(Eidos)且for us的用在性赋型,而他在1936年写下秘密文献(《哲学论稿——自本有而来》等文本)中提出的“弃绝存在”本身,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浪漫主义构境。海德格尔显然没有进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二层级非物像批判话语。当科西克[35]在《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话语与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嫁接起来时,他显然并没有真正理解和区分上述的复杂逻辑边界和不同思想构境质性。[36]

卡莱尔·科西克(1926-2003)

我已经指认过,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包含如下一些重要的方法论质点: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满足吃喝穿住的需要,这就必须在进行有目的的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人面向物质存在和自身存在形式改变的生产劳动活动,依古希腊的哲学构式,即人依据先在的意图(eidos,爱多斯——相[37])创制(poiesis)[38]对象的劳动物相化过程,这一过程总是以一定目的中内嵌的未来时间维度,将已有的劳动的成果(过去的时间)提升到新的爱多斯之相实现的创制(当下时间)之中,由此,劳动物相化永远是过去-未来和当下三元时间连续统,这也是社会历史的本质。在人创制对象的过程中,他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主体物相化,起立行走、日益精巧起来的双手和不断扩容的大脑起物相化的中枢系统。对象与人在物相化过程中的物性改变,在于对象与人新获得的用在性和主体能力。随着劳动物相化实践功能度的提高,人也会创造出不同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共同体组织,创制出日益复杂的社会物相化场境,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周围的世界”(umgebende Welt),它的本质是异质于物理空间的社会空间。依我现在的理解,马克思是在1844年关于《精神现象学》的思想实验中初识黑格尔的观念物相化逻辑构式,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话语构境的核心原则。然而,他是在自己中晚期经济学研究[39]中,才真正发现物质生产背后劳动过程的主体性塑形和构序的物相化本质,以及人的主体物相化和社会物相化的复杂关系赋型和构式场境,特别是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历史性出现的经济物相化现象。我以为,这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深化。

首先,最初发生人对物的能动关系中的对象性物相化环节,是让自然物失去和获得可见外部形相的塑形/失形(Shaping/ disfigure),人的周围世界的对象物和个人主体都是这种内嵌着主体目的(telos)活动的对象化结果。然而,在农耕劳作、手工艺和工业劳动之间,人的劳动塑形会从简单的自然存在失形转换到人对物质存在形式的物相重塑。有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的那个木桌,失形表现为木匠将木料从森林中砍伐下来并初步加工为木料(这已经是过去发生的劳动时间),而塑形则木匠将自己头脑中的“桌子蓝图”(爱多斯之相=未来的时间),具体制作为有外形的桌面、支撑桌腿的变形器具(当下的活劳动时间的物相化)。这是人改变对象物自身的外部存在形式的过程。在认识论层面,这种生产创制中外相给予会是直观经验感觉-统觉塑形的对应感性表象。然而,当人们将这种物相化结果的塑形直观为对象的固有外观时,就会产生物像误认(“现成的”、“感性确定性”和形下之“器”)。由此,再抽象出“形”上之道,就会生出海德格尔所证伪的遗忘物相化(存在之“是”)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1889-1976)

其次,主体性的爱多斯也给予被创制对象一种不可见的内在有序性或功能之相(内相),这是人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定在的组织化的生产构序[40]/袪序(ordering/disorder),由此消除自然物质存在中的熵化,人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超出生命负熵的特定的社会历史负熵。不同于自然生命负熵是肌体和器官的直接物质属性,社会历史负熵的本质在于人与物入序[41]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历史性的功能性用在场境。有如那张工匠制作的木桌的不可直观的“可放置东西”内在功能用在性,这种有序性的物相用在在后来的工业生产、科技活动和经济构序中会变得极其复杂和难以辨识。这是人改变对象和自身生活的内在有序性的过程。人的双手、五官和大脑在劳动物相化的历史时间进程中得以改变,以实现自身日益灵巧的技艺和精密性爱多斯的主体物相化。[42]在认识论层面,事物与人都从生产劳作中获得的“内相”,相对于非直观的知性理解和话语实践。这里,人们容易坠入的物像迷雾为,将物相化活动中主体性的上手功用链误识为外部因果和自在规律。也因为劳动的塑形和构序活动,在其物相化于对象之后,当下发生和消逝,所以人会将劳动物相化本身的上手技巧通过工具模板固化起来,以便在下一次劳动过程中重新激活劳作经验和物相化功能。有如工匠制作木桌时使用的锯、刨、锤、钉等工具和其他劳动条件。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吃喝穿住中,则是由用具、房屋、道路等物性模板用于激活和重构人的生活世界场境。劳动生产物相化的塑形和构序,共同表征人对自然关系中物质生产力的历史功能水平。

其三,人通过特定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主体际关系的历史结合赋型/脱型[43](formating/deformating),给予生活中事物和人的生活特定的第二层级的社会关系负熵质。它包括了狭义的劳作生产关系赋型和复杂社会交往关系场境的社会物相化历史进程。一是在人的爱多斯物相化到人与对象物关系之中时,事物(相)与事物(相)之间的效用关系链,以及事物入序于人的关系场境中的功能位置的物相化关联,这是我们特有的周围世界(umgebende Welt)的场境空间缘起。微观一点看,它会体现为桌子的高矮大小等事物与主体关系的相度,比如,我客厅中的小桌子是专门为我的小外孙女准备的,而我书房中的书桌则是我写字看书的用具。我与用具都在这种特定的关系赋型中获得新的场境存在质。在社会层面上看,这种相度会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微观合手性,比如芬伯格曾经指认的美国使用童工时纺织机的特殊低位。[44]二是人与被塑形-构序物在一定的主体际功效关系场中的多重关系整合(“关系总和”)中的系统化构式/解构(configurating/deconstruction),必定生成规制一定历史条件下被物相化事物、个人与主体际群体生存的第三层级的社会构式负熵质,它也成为一定历史时间中的社会历史先验[45]构架,其上会有历史性的先天综合观念构架(传统农耕文明中的自然经验构架与工业-商品交换关系场境中生成先天综合理性构架的现实基础是完全异质的)。以上两个方面的关系性场境负熵创制,是人的有目的的意图(eiods)之共相在主体际的“交互作用”社会关系场境中的实现。这也是社会物相化的本质。在劳动生产物相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总是通过创制不同的社会关系共同体来支撑自己的社会生活,开始这种共同体是由基于自然血亲关系的社会组织,而后来则发展和演进成特定的宗教传统、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下的社会生活,也因为所有社会关系场境都是当下赋型和解构的,所以如同劳动物相化中的工具模板的激活和复构作用,社会关系场境总是由特定的社会物相化附属物来承载。比如原始部族生活的外部图腾和祭台、中世纪的神性权力和等级生存与教堂和皇宫,以及现代国家中的政治力量角逐与议会大厦、法院和监狱等。这是木桌成为日常生活场境中的普通用具,还是包金后独尊的皇位背后的社会关系性场境用在性。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会在民宅和皇宫等完全不的物相化附属物中,每日每时当下激活和复构木桌这种社会关系场境负熵质。在认识论层面,它体现为“先天综合”观念构式支配下话语实践背后意义场的突现。

维也纳 圣史蒂芬大教堂

其四,在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活动中功能性地建构和解构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定在结构性总体筑模[46]/消模(modeling/dismode),它显现为特定历史时间中的不同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的规制,以及生成作为社会生活负熵总体(一般社会历史负熵、关系场境负熵与社会构式负熵)的社会关系场境[47]/散场(gestalt/ degestalt)存在。这是劳动创制方式、物相化工艺和关系场境存在的历史结合,也是历史性的人类社会实践逻各斯(logos)总体的历史性场境存在,也是特定历史时间中呈现的我们周围的生活世界。这是海德格尔所指认的上手功能链建构起来的环顾“周围世界”(Umwelt)之本意,不仅在时间中的“此在”在世之中(Das In-der-Welt-Sein),上手之物也同样在有时间的世界之中。其实,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Welt(世界)概念也就意味着关系性的场境存在,自然对象和动物都是“没有关系”(nicht als Verhältniß)的,而人正因为自身的关系场境存在而获得世界。所以当他们使用“对象性世界”的时候,通常是指已经被观念构序或生产劳动物相化之后的对象世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石头是没有世界的(weltlos),动物是缺乏世界的(weltarm),人是建造世界的(weltbildend)”。[48]这种关系性的场境存在,如果微观一些,会是桌子转换为海德格尔所指认的教室“意蕴世界”中的讲台时,只有身处这一教与学上手功能环顾世界中的人才会看到场境关系中的“讲台”;如果转换到宏观一些的社会场境,体现在马克思讨论的那个成为商品的木桌时,桌子还是那张桌子,然而它却头足倒置地成为事物化和反向经济物相化中无法理解的金钱世界中的神秘之物。由此,人所创制的我们的周围世界颠倒地表现为外部的他性空间。在认识论层面,这种社会总体性的场境存在则是精神构境总体突现的基础。可如果转换到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中,则会出现整个社会精神层面上复杂的经济物像迷雾——经济拜物教。有如一个农民的普通住房与资本精心设计起来的CBD商用建筑中心,会复出完全不同的家庭生活场境和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场境空间。

最后,马克思的关系意识论,则主要是指人的全部意识都是社会定在决定的,意识的本质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对外部世界能动关系赋型生成的精神关系负熵的复杂场境突现——构境/破境[49](Situating/ desiuating)。[50]这也是我们与周围世界关系之上突现出来的同时的历史时间质性的精神世界。从理论逻辑上说,它自然也包括在非物像透视中石化感觉经验和概念背后的历史性的认知和思之活动塑形-构序作用,以及精神关系场境赋型经验和观念的逻各斯构式,并且,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观念总体筑模成为对个人主体的“先天观念综合”构架。这当然是从康德认识论革命开始,一直到现象学还原所走过的道路。由此,二元主体与客观关系中的现成性的直观对象,才被指认出先天综合构式的经验塑形和知性赋型作用,在“怎样呈现”出来的事情本身被本质直观化,海德格尔的上手性制作-解蔽打开-真理遮蔽的存在意蕴论深化了胡塞尔现象学意识论,但他们共同缺失的,是这一切主观意识的本质,是依存于一定历史时间质性的实践功能度[51]之上的社会历史先验构架:在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中,依存于人改变外部世界的历史性复杂实践构序活动和关系赋型场境。当然,相对于第二层级非物像透视,关系意识论将破境商品-市场经济熵增和经济物相化(事物化-物化-异化)颠倒后的经济拜物教。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没有进入到这种经济关系场境赋型起来的金钱世界的颠倒伪境之中。”

卡尔·马克思

依我这一次的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性意识构境,缘起于他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巴黎笔记》中对古典经济学的非直观社会唯物主义的接触,不同于循环时间中对象性实在的农耕生产惯性实践[52]的自然生命负熵进程中构序产品,工业劳动对象化所塑形和构序的历史时间中的“社会财富”和非直观的经济关系赋型,是马克思走向关系场境存在论的构境前提,斯密透视无序市场运动背后的被动自发构序(“看不见的手”),黑格尔重新回到观念自主构序(“理性的狡计”),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关系场境思想,最早出现于1845年春天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那里,他第一次确立从哲学上“从主体出发”的逻辑构序点,直接证伪了哲学唯物主义的物像直观和唯心主义观念能动性赋型,奠定了人历史性地改变外部自然界和我们的“周围世界”的物质活动——创造性的客观实践构序为新世界观的起点。这是马克思科学物像直观批判话语的第一次出场。不同于可直观的对象,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总是当下发生和消失的有意向(爱多斯,eidos)的客观关系赋型场境,这恰恰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过程的社会历史负熵本质。由此,马克思进入否定一切追逐对象性基础(抽象的物质或观念)旧本体论的物相化活动场境存在论。也是在此基础上,他才会将资产阶级社会中通过市场交换关系中介了的人的本质,直接设定为“现实性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他首次从学理逻辑上进入经济学的客体向度场境,在不同于农业生产活动的现代资产阶级工业生产物相化活动中,特别是机器化大生产的客观工序和复杂经济关系中,体验到了全新的不断改变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和关系意识论的客观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在摆脱了人本主义价值悬设构式后,创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第一个伟大发现”的真正开端。其中,他们第一次从社会历史客体向度中指认了,作为客观物质实践物相化活动“基始层级”的直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是整个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性构序(生产力)基础,这奠定了观察社会历史定在和社会历史负熵发展的非物像直观的场境存在论的前提。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从非直观的“怎样生产”的构序点入手,突显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关系的历史赋型方式转换是全部社会历史物相化的关系性负熵本质,这种场境存在的核心是科学的生产方式筑模。作为社会历史先验筑模的生产方式不是可见的物性结构,而是发生在一定历史时间中当下发生和消失的生产活动场境中的先验性的物相化功能关系构式。它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难理解的“物”的核心构境。也是在这种场境存在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才确定了在第一层级物相化(一般物相化)透视图景之上的“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意识”的关系意识论。一切人的主观意识都不是对直观对象性实在的映照,而是人们历史性地改变外部世界(以及我们的“周围世界”)的能动构序和赋型关系的主观反映。相对于个体认知活动的先天观念综合构架的现实基础,正是一定历史时间和条件下突现的社会历史先验构架,但这并不否认理论思想构境论的本质是积极的精神关系负熵创造。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特别说明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构序和幻象关系赋型的伪境本质。在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伦敦笔记》特别是“工艺学笔记”之后,他在自己中晚期研究经济学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作为自己独特经济学视域的方法论入口,同时,马克思在工艺学研究的基础上,再一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关注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依存于自然生命负熵进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新型社会历史负熵质的重大差异,在农耕劳动与工业劳动塑形(协作结合的社会生产力、机器化生产与科技物相化)、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构序-无序、人对人直接依赖的宗法性的凝固关系赋型-政治-神学构式负熵与资本流动性的事物的依赖关系赋型-经济构式负熵,以及不同生产方式筑模的历史交替,完整说明了人类近代社会历史的动态场境存在本质。也是在此之后,马克思才开始认真关注作为劳动生产物相化前提的失形、祛序和脱型问题,以及社会生产方式转换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物相化中解构、脱型、消模和生活失形与祛序等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中,揭示了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特定经济返熵和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的“抽象成为统治”的伪关系场境存在,以及这种客观发生的伪场境存在的物化误认后的整个经济拜物教和第二层级物相化(经济返熵-非爱多斯的物相化)透视中呈现的意识形态幻境。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经济关系场境存在论,它所面对的特定经济关系事物化和异化,都是客观发生的现实社会构式负熵中的颠倒场境存在,由此,科学的批判认识论成为透视这一经济物像迷雾的思想武器。在我看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是马克思对“第一个伟大发现”的进一步深化。

自2007年我提出思想构境论后,我已经说明这一观念的现实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存在论。并先后在关于海德格尔、福柯、广松涉和波兰尼等人那里,找到了同向同行的文献明证。[53]这一次回到马克思的“从头开始”文本细读,也是重返我的社会物相化场境存在-构境论最重要的思想基础——马克思。

第四个重要的学术场境,是我近期一直在呼吁的哲学认识论研究。在20世纪 80年代,认识论问题曾经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论争焦点。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夏甄陶教授以认识论为主要研究方向,带领了一批博士研究认识论基本理论问题;武汉大学的陶德麟教授带领团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认识论研究中心,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中心,里边包括了哲学认识论、技术哲学、脑科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每一年他们都会举办认识论的专题研讨会,我当时也经常参加他们举办的一系列学术活动。然而,近些年认识论研究却在我们国内的哲学研究被严重边缘化了,很久没有全国性的认识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也鲜见认识论方向的重要成果面世。我以为,认识论研究的缺席,可能是我们自己在哲学研究的一些重大的方法论转换上停滞不前,停留于抽象的空洞宏大叙事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弥补这个认识论的空场问题,就没有办法真正改变我们的学术研究在一些方面发生“内卷化”的基本状态,也没有办法进入当代哲学和科学进展过程中最前沿的部分,就更不要说面对当下的数字化存在了。因为,数字化存在根基上也内嵌着深刻的认识论问题。例如人们今天在对脸书、抖音、微信等数字化媒体的使用过程中,数字景观的先验构架被存在论化,认知主体在场转换为远程登录的电子屏幕在场,传统的自然物理时间与空间和工业物相化社会关系时间与空间被夷平为电子即时时空,人们的现实关系存在场境畸变为数字化景观拟境,然后变成了外部的力量支配和奴役我们。这也是我下决心在这里重新梳理马克思的认识论观念缘起。

马克思那里,他并没有关于认识论的专门论著,但是,以关系场境为对象的非物像构境认识论的思考却贯穿着他全部的思想进程。首先,依我的观点,马克思自主性的哲学认识论思想的前提,是从上述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中工业生产活动基础之上非实体性的“社会财富”和复杂经济市场熵增与自组织(自发)关系生成的全新社会先验筑模,使马克思的认知对象从旧哲学的实体对象转换到人对自然的能动活动与关系、人与人的主体际活动与关系场境存在上来,这突出表现为人们历史性地改变外部世界的客观物质物相化实践对传统本体论和一般物像认知话语的消解,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意识论中彻底打破了传统认识论的二元认知构架,生成了“我们既然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全新关系认识论的基础。其次,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在面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机制上,也经历了从农耕文明中旧哲学的对象性和物像反映论到工业现代性文化复杂构境论的转换,这包括了从对象性无序经验映照到关系性感知塑形、从经验抽象和先天观念统摄到历史性实践构序和赋型、从物像统一世界观和理念体系到社会历史先验的场境逻辑构式,以及历史性的完整精神负熵和思想构境的转换。我以为,这种社会历史先验架构论正是康德先验观念综合构架的现实基础:第一,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一定历史时间中的生产劳动塑形和构序之上“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建构起来的社会先验构架对全部认知构架的决定机制;第二,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多重客观抽象生成的社会先验构架:一是资产阶级社会机器化生产中工艺技能的客观抽象所铸就的先验客观工序构架,二是技术操作中客观抽象生成的科技先验构架,三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市场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颠倒地事物化为商品-货币-资本三位一体的经济物相化先验构架。其三,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理论构式主要是批判认识论和历史认识论。具体说,这包括了以现象学为构序中轴的早期批判认识论,它的理论构式基础是他性镜像中黑格尔透视古典经济学“第二自然”物性的“精神现象学”,加之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构式。这种早期批判认识论的萌芽,最早出现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货币异化论中,之后在《巴黎笔记》时期的《穆勒笔记》中的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中生成批判性的人学现象学,这种早期批判认识论的成熟形态,是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非物像否定辩证法重构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而现实经济学前提则是斯密透视物相化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劳动。马克思自主性的历史认识论缘起于《评李斯特》一文,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逻辑里得以确立,这一历史认识论的系统赋型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实,《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从主体性实践出发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开端,都是对非历史的感性直观对象的证伪,这很深地链接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那种理念-爱多斯“消失的对象”观。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是描述客观发生的社会定在和复杂社会关系场境的历史过程,那么,历史认识论则是聚焦于怎样认识这一社会先验构架和特定实践功能度历史转换运动过程的方法论。从此时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认识论思想进程中出现一个批判认识论缺席的时期,直到《伦敦笔记》之后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才在工艺学-历史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同样是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相同证伪物像的批判构境中,基于历史认识论重构了以异化概念为构序中轴的拒斥第二层级经济物相化图景的科学批判认识论的构式,这一自主性科学构式的成熟形态出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它的主要理论赋型是历史认识论与批判认识论统一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而它的内里物相化批判构序逻辑质点有二:一是从经济财富的假性构序物相深入到不可见的价值关系(经济质);二是进一步透视劳动交换关系的事物化关系颠倒和重新物化之误认的货币-资本拜物教话语批判,这对应于马克思第二层级的经济物相化透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认识论革命

与第一卷相比,我的构境论文本学研究更加密切地依据MEGA2提供的第一手原文文献,也利用了一部分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此外,可能会有下列解读方法、基本文献和观念构序等方面的差异:一是虽然第二卷的研究主线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的历史线索,但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始终是本书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一次的研究更深入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全程,因为这是马克思最终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结论的科学通道。二是在研究马克思的原始文本的内容上,此次研究增加了一些过去在单纯哲学视线下不太关注的文本,比如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之后,在关于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研究思想实验中写下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绝对知识章”》、《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伦敦笔记》中的“李嘉图笔记”和“工艺学笔记”,以及《1861-1863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致查苏里奇的信》等;三是我对马克思不同历史时期写下的文本和思想的质性判断和看法,发生了一些较大的改变,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误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赋型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中黑格尔现象学-否定辩证法的主导地位、马克思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深化和经济拜物教的策略性在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贯穿性隐性影响等问题,这些新观点,比《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的相近讨论都大大深化了。[54] 四是应该提醒读者,本卷的写作中,在相同文本的构境背景和文献学的资料方面,除去新解读的文本,大多数都没有再做精细的介绍和讨论,因为我的假设为,第二卷的读者应该已经阅读过《回到马克思》一书。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

此刻,我不由地想起二十多年以前,孙伯鍨老师为我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所作的序中所写下的一段话:“任何发展都是历史的延伸,但又不是简单的延伸。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仅充满了曲折和迂回,而且仿佛还有向出发点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要放弃已经卓有成效地获得的一切,而是要寻找新起点,以便向更高的目标推进。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在苦难和挫折中曲折发展时说道:‘像19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目的;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远大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5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着和上述情境相同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去’,‘回到马克思的最初文本’,这几乎是当今所有致力于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的共同意向。像上述马克思所生动描写的那样,不惜把事情重做一遍,以便坚决地、更彻底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推向前进,这自然是十分正确而明智的”。[56]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学生们时常跟我开玩笑,“老师,你把马克思都做完了,我们怎么办”?很多人都以为,今天关于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话,大概已经快讲完了,而事实却是:ad fontes[57],一切才刚刚开始!其实,《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出版,会呈现出我在《回到马克思》的不同卷次中面对相同文本的不同解读结果的情况,我当然也想表明,一个人的思想构境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在先前已经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的不同版次中,我只是修订了文献中的不足,以及补充了少量思考中的盲点,这一次,却以全新的方式颠覆了许多自己原有的理论赋型和观点。虽然,我不像福柯那样夸张地说:“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扔向自己的手榴弹”,但至少我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学问,是不可能真正做完的。一个人用绝对的、永恒的、普适的结论终结真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一代思者都有自己基于当下生活的理解刻度,经典文本一次次被重新打开,历史性的思想构境的突现总会是常新的。

最后我还想说,希望后来者会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辜负历史。并且,我的耳边已经响起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引述的那句真言:“抬你出去的人们的脚已经到了门口。”[58]

注释

[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构境(situating)是我在2007年提出的核心哲学范式,它的最初出场是在寄居于《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的方法描述。在我这里,构境概念被表述为关于人的历史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我区分了社会生活空间中的物性塑形、关系构式、构序驱动和功能性的筑模之上的人的不同生存层级,以及与这些不同生存状态和意识体认可能达及的不同生活情境,我将主体存在的最高层级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性生活场境和精神构境。很显然,在当代思想的形而上学内省和焦虑中,人们因为担心存在变成石化的在者、概念变成死亡的逻各斯本质,于是做作地在存在和概念的文字上打叉(海德格尔的“删除”和德里达的“涂抹”),而构境之存在就是当下同体发生的建构与解构性。情境之在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的重建。当然,在现实历史事实中,构境存在通常是与他性镜像与伪构境(幻象)同体共在的。

[3]当时的具体想法为,在已经完成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批判现象学的基础上,梳理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定在和关系性实践场境的客观发生机制,以及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方向的相关论述,除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分析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的基本结构和不同历史运行的复杂机制,以及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讨论中涉及到的劳动工艺学和科学技术结构转换等重要思想。1999年,我已经初步积累了一些文献资料,本次研究在MEGA2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基础文献,并将这一重要的深层理论构序融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化研究中。它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与历史现象学批判的方法论前提,浓缩式地展现于本书的第十一章中。

[4]构序(ordering,创序),是我在1991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复杂性科学中,构序即负熵。构序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生产力同义,是指“人类通过具体的实践历史地构成特定物质存在层系的人的社会存在的带矢量的有序性”。2009年,我在构境论的基础上再一次确认了这一概念。“与主体性的劳动塑形活动和客观的主体活动关系、塑形物的链接构式不同,生产创序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活生生表现出来的特定组织编码和功能有序性,或者叫保持社会存在消除其内部时刻发生的坠回到自然存在无序性熵增力量的有序性负熵源。社会历史存在中的创序能力是由劳动塑形为主导的整合性的社会创造能力,这种创序能力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复杂化而丰富起来。”参见拙文:《实践构序》,《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哲学研究》2009年11期。

[5]物相(phase),这是我在本次研究中从科学中挪用的新概念。在物理和化学等科学研究中,phase又称“物态”。一般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态,是实物存在的形式。通常实物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在特定条件下又会出“等离子态”、“超导态”、“超流态”等物相。但我所设定的物相化中的“相”却不仅仅是物态之意,而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爱多斯(eidos,共相)之意,因为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总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蓝图”)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这是看起来现成事物对象的消逝性来缘起。因为日本学界在日译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时,通用了“物象化”一词,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的物象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显象的痕迹,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象。马克思在自己晚期经济学的文本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经常使用materialisirt(物相化)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爱多斯)在塑形对象效用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Karl Marx :Grundrissen,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 Dietz Verlag, 2006,S.22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4-1,Text,Berlin: Dietz Verlag, 1988,S.47.当然,工业生产中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无相化的经济返熵和反爱多斯(eidos)经济物相化是更难理解的。

[6]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是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提出的观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它是以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并从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特定历史结合方式——生产方式的客体向度透视人类社会历史和意识的本质,这里的客观向度是指客观地观察社会生活本质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思考维度;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特指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观点,它从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出发,以经济的社会赋型为观察对象,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的现象,在这里,人所创造的经济关系成为制约人的生活和全部观念的主导性的决定力量,这里的主体向度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观察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主体生存状态的批判性思考维度。

[7]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历史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1923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历史系,1935年任巴西圣保罗大学文明史教授,1845年加入《年鉴》编辑部,后与费弗尔共同创立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1956-1972年担任该部主任。1984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代表作有:《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1949)、《法国经济社会史》(1954)、《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法兰西的特性》(1986)等。

[8][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活力》,《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1976年4月,布罗代尔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作了三次学术报告演讲。演讲内容主要是对他当时已经基本完稿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中的基本观点的概述。1977年,该讲稿的英文版以《对于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反思》(After 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出版,此后又以《资本主义的动力》(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为题出版意大利文版(1977)和法文版(1985),1997年中文版。在这部讲稿中,布罗代尔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概念问题,他说,“‘资本主义’一词,从20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我也可能有点武断,不过我认为,1902年出版的威纳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是该词正式出台之时。实际上,马克思(Karl Marx)从未用过这个字眼。” [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页。我觉得,作为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不是“有点武断”,而是自己炮制了一个学术笑话,其实,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第一个在马克思之外,系统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是同属德国新历史学派的桑巴特的老师辈学者谢夫莱(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Schäffle),后者于1870年出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察》(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äfts-und Vermögensformen, Tübingen , 1870)。而马克思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会在本书的结束语中涉及到这一思想史史实。

[9]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新历史学派后期代表人物。1863年1月19日生于德国的埃姆斯莱本,1941年5月18日卒于柏林。早年在柏林和罗马学习法律、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1888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90~1906年任布雷斯劳大学副教授。1917年接替A.瓦格纳任柏林大学教授直至1931年退休。桑巴特曾与M.韦伯参加创立德国社会学会的工作,并合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主要著作有: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6,1924年第10版改名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从始至今的全欧经济生活历史体系的表述》(1902),《无产阶级》(1906)、《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资产者:现代经济人的思想史》(1913),《奢侈与资本主义》(1913)、《三种国民经济学》(1930)、《国民经济学与社会学》(1930),《德国社会主义》(1934),《新社会哲学》(1934)、《社会学》(1936)、《论人类》(1938),《世界观、科学与经济》(1938)等。

[10]逻各斯(希腊语为λὀγος)是一个表征逻辑总体的概念。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最早将其引入哲学了,在他看来,逻各斯是一种隐秘的智慧,是世间万物变化的一种微妙尺度和规律。柏拉图开始将逻各斯与善的目的结合起来,而海德格尔则将逻各斯确认为可以使事物的各种关系场境聚焦并呈现出来的力量。

[11]构式(configurating)系我在2009年从建筑学研究领域中的“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理论”中挪用来的概念。我当时是想用其指认“指人与物、人与人主体际的客观关系系列及其重构(再生产),这是人类生存超拔出动物生存最重要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基础”。与有目的、有意图的主体性的劳动塑形不同,关系构式往往是呈现为一种受动性的结构化的客观结果。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场存在形式,又是社会空间的建构。参见拙文:《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哲学研究》2009年11期。在关于福柯的研究中,我竟然发现构式一词竟然也是法国科学认识论研究之后一批重要学者使用的范式。

[12][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13]没骨(boneless),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在中国书画艺术中,笔锋所过之处称为“骨”,其余部分称为“肉”。没骨的“没”有淹没而含蓄之意,画画中用墨线勾勒的轮廓和书法中的笔划没影于运笔和设色有机的融合之境。我理解,它通常指画家或书法家在达到极艺术境界之后出现的写意构境,有如林散之草书中的笔划脱型和没影。我挪用此词来表达思想构境中逻辑构架没影的无形整体氛围。

[14]J. B. Richard,Enrichiss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Paris,1842,p.88.

[15]他性镜像,为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即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建构表现为其学术思考的支配性话语,主要是对作为他者镜像而在场的他性学术思想逻辑(文本)的依存和自觉或不自觉的挪用,一般而言,他性思想构境会以一种或多种未被激活的理论资源(学术记忆集群)和他性理论问题式作为理论建构有意图或者亚意图的支撑构件,由此激发出一种特定的接合式的思考。

[16]这是我在《神会波兰尼》(2021)一书中增加一个重要的范畴——关涉式赋型(formating),用以补充一个逻辑缺环。如果说劳动塑形是指对物质存在为我性具象改变,那关涉性赋型则是将对象有意图地入序于特定的历史存在方式之中。

[17]社会负熵(social negentropy)是我在本次研究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新概念。在已有的自然科学观念中,熵是无序,负熵则是指物质系统有序化、组织化、复杂化状态的一种量度。薛定谔在1944年发表了《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提出了生命的本质是负熵的观点。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以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对社会定在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和组织化作用,奠定了社会定在的本质是生产力构序的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质。之后,马克思又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发现了商品-市场经济构式特有的社会负熵质,这种经济构式负熵中的有序化和组织化恰恰是以经济无序和返熵的自发性来实现的。

[18]自主性思想构境,是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是指一个思想家开始走向成熟的过渡性的思想发展环节。在这个时期里,思想家通常开始摆脱他性理论构架的支配,开始立足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固然也有深层的互文思考,但多数情境下都会将原来作为外在镜像的他性构架转化为我性学术思想生产。

[19]筑模(modeling)一语是我从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皮克林那里挪用的。它指当下地、功能性地生成一种实践模式,用以更精准地呈现马克思原先用生产方式观念试图表达的意思。起先,我是用实践格局概念来表征马克思的这一观念(参见拙文:《实践格局: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深层制约构架》,《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3期)。后来,经过反复思考,还是启用更具能动性的筑模概念,以取代带有现成性意味的实践格局。当然,筑模也同样发生在更复杂的思想逻辑建构之中。不同于有序性关系或系列的构式,筑模是一种融于实践和思想活动之中的总体性功能结构,它就是动态中的构序活动,正是它不断创造着社会存在和观念进化的负熵源。参见拙文:《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载《哲学研究》2009年11期。

[20]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 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1918年10月16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比尔芒德雷,先后在阿尔及尔和法国的马赛、里昂上小学、中学。1936年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39年入该校文学院。不久战争爆发,应征入伍参加反法西斯战斗。1940年被俘,长期被关押在战俘营,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1948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62年升任教授。1975年又获庇卡底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0年因精神失常而掐死自己的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监护。主要著作有:《保卫马克思》(1965)、《读<资本论>》(1965)、《列宁和哲学》(1969)、《论再生产》(1974)等。

[21]广松涉(Hiromatsu Wataru,1933-1994):当代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大师。广松涉1933年8月1日生于日本的福冈柳川。1954年,广松涉考入东京大学,1959年,在东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4年,广松涉在东京大学哲学系继续博士课程学习。1965年以后,广松涉先后任名古屋工业大学讲师(德文)、副教授(哲学和思想史),1966年,他又出任名古屋大学文化学院讲师和副教授(哲学与伦理学)。1976年以后,广松涉出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同年5月,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同月,广松涉因患癌症去世。代表著作:《唯物史观的原像》(1971年,中译本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的交互主体性的结构》(1972年),《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74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的哲学》(1974年,中译本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事的世界观的前哨》(1975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物象化论的构图》(1983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存在与意义》(全二卷,1982-1993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

[22]孙伯鍨(1930-2003):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代表作有:《探索者道路的探索》(1985)、《马克思与卢卡奇》(1999)等。

[23]塑形(shaping)是我于2009年在汉语学界独立提出的概念。在马克思晚期的经济学-哲学语境中,它表征了“人类劳动活动为我性地改变物性对象存在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物质是不能创造的,但劳动生产却不断地改变物质存在的社会历史形式。人的劳动在生产中并不创造物质本身,而是使自然物获得某种为我性(一定的社会历史需要)的社会存在形式”。参见拙文:《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哲学研究》2009年11期。

[24]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35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Kent),1957年获剑桥大学地理系文学学士,1961年以《论肯特郡1800~1900年农业和乡村的变迁》一文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即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访问进修一年,回国后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系讲师。1969年后移居美国,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教授,其间的1994~1995年曾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任教。2001年起,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曾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贡献奖、瑞典人类学与地理学会金质勋章、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勋章、地理学国际奖、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丹麦罗斯基勒(Roskilde)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系“杰出教授”荣誉等。哈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地理-历史唯物主义,是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有《地理学的解释》(1969)、《资本的界限》(1982)、《后现代性的条件》(1989)、《正义、自然与地理学差异》(1996)、《希望的空间》(2000)、《新自由主义史》(2005)、《跟着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第二卷2013)、《资本社会的17矛盾》(2014)、《世界之道》(2016)等。2017年,哈维与南京大学签署三年合作协议,每年在南京大学开设为期两周的课程,并组织相关学术研讨。

[25][美]哈维:《当代资本主义的普遍异化》,《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8期。

[26]张一兵、[美]哈维:《马克思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普遍异化》(对话),《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7][美]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28]这里的他者(autre)概念是拉康构境的重要批判性概念,这个他者从一开始就异质于海德格尔-萨特式的他人,也不同于列维纳斯的他者,拉康的他者概念的缘起是柯耶夫式的黑格尔镜像关系中的另一个(other)自我意识。拉康的他者概念是特指一种在我们之外的无形力量关系,我们却无思地将其认同为本真的本己性。拉康的他者关系有小、大他者之分:小他者(autre)是指孩子最初在镜像生成的影像自我和周边亲人反指性塑形关系,而大他者(Autre)则是由语言系统建构起来的整个社会教化符码关系。小他者建构了个人自我最初的存在构序意向和具体生存塑形,而大他者则个人主体建构的本质,我们永远都是“欲望着大他者的欲望”。具体讨论可参见拙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修订版),上海人了出版社2020年版。

[29]物像概念,挪用自日本学界对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Versachlichung(事物化)的误认,它是指人们直观中现成性物体的对象外观和呈象,以及工业生产物相化中的主体构序和关系赋型结果,非历史地视作对象本身具有的不变属性和内在结构。康德的感性经验统觉中的直观“现象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熟知“感性确定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构境中的“现成性对象”大都如此。

[30]为此,孙老师还领着我们与他的老朋友黄楠森老师进行了友好的争论。参见《体系哲学还是革命的科学的方法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31]关于广松涉哲学的讨论可参见笔者新著:《物象化图景与事的世界观——广松涉哲学的构境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版。

[32]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拙著:《回到海德格尔》(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章。

[33]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1943-):美国技术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传人。1965年起师从马尔库塞,在后者的指导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代表作有:《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1995)、《追问技术》(Questioning Techuology, 1999)、《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 : 历史的灾难与救赎》(Heidegger and Marcuse: Th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of History,2005)、《在理性与经验之间 : 论技术与现代性》(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Essays i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Inside Technology)等。

[34]芬伯格在《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一书指出,在海德格尔1923年写下的《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即“那托普报告”)中,最早通过对生产制作(poiesis)的技艺(techné)构序用在性世界的想法,达及了马克思哲学的最深处。并且,海德格尔自己在1931年和1966年先后指认过这一点。[美]芬伯格:《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 : 历史的灾难与救赎》,文成伟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第6-7页;第4页。

[35]科西克(Karel Kosik,1926-2003):捷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作家。1926年生于布拉格。二战以后,先后在列宁格勒大学和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学习哲学。1963年以前,在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63年起任查尔斯大学文学系教授。1968年在捷共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不久被开除党籍,免去一切职务。主要论著为:《激进的捷克民主主义》(1958);《具体的辩证法》(1963);《我们的政治危机》(1968);《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民主主义》(1982)等。

[36]关于《具体辩证法》一书的研究,可参见拙著:《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章。

[37]爱多斯(eidos,ετδοξ),在古希腊哲学中意指创制(poiesis)过程中给予质料一种相位,在柏拉图那里,爱多斯与理念(idea)的先在共相构序性一致。胡塞尔后来专门解释过区别于理念(idea)和形式(form)的爱多斯与意向性的关系,海德格尔则将爱多斯视作关涉交道活动中的目的(telos)的“何所向”。

[38]Poiesis一词,源自古希腊语ποίησις,原意为通过活动制造出原先没有的东西。Poiesis也有production,formation之义。柏拉图将其看作事物“自我运动的固有原则或形式”。而后来海德格尔则将ποίησις视作本有性的产生,如他解释说,花朵是花朵盛开的时候,从茧中出来的蝴蝶;当雪开始融化的时候,瀑布就要飞泄下来了。以此区别于功利地交道于世的劳作操持。在《元哲学》一书中,列菲伏尔曾经例举这种诗性创制为:“创造城市的活动”、“献身的爱”、“精神分析”和“改变生活的决断”等。它是非功利的创造性改变。

[39]这里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主要是指马克思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过程,它起始于1850-1854年前后的《伦敦笔记》,经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等。

[40]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文本中使用过相近的Ordnung(构序)概念。Karl Marx :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 Dietz Verlag, 2006.S.389.

[41]入序,指人或事物被内嵌于一种已经构序起来的有序性的关系场境之中。人入序于特定的社会制度,比如马克思说,黑人只是在奴隶制度下才成为奴隶;一个事物入序于我们周围世界构式功能链中,比如镰刀在农业生产中的特定用在性。青年海德格尔曾经具体讨论过这一概念。在他那里,入序是普遍化构序方式的一种整合机制。他说,“普遍化可以被视为一种构序方式(Weise des Ordnens)。经此构序方式,就可以把一定个体的单方面因素入序(Einordnung)到一个交叉协调的事物关联与境(Sachzusammenhang)之中”。 [41] [德]海德格尔:《形式化和形式显示》,欧东明译、张祥龙校,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第47页。Gesamtausgabe,Band 60,Vittorio Klostermann,Frankfurt am Main,1995.S. 60.在当代,一些思想家也用编码(鲍德里亚)和辖域化(德勒兹)来表达入序关系。

[42]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曾经讨论过人的五官的主体物相化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43]Formation(赋型)是马克思使用较多的概念,他先后使用了交往赋型、观念赋型(Ideenformationen)和社会赋型(Gesellschaftsformation)。马克思在后来经济学文本中使用了Formsetzende(赋型)和formlose(脱型)概念。Karl Marx :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 Dietz Verlag, 2006.S.219.

[44]芬伯格在《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一书中,例举了美国著名摄影家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1874-1940)1910年前后拍摄的一幅卡罗莱纳州棉纺厂女童站立在一排特殊定制的低位纺织机前的相片。“机器是按照她的身高建造的。”[美]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8页。

[45]社会历史先验(Socio-historical a priori)也是我在本次研究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新概念。它表征了马克思多次指认的每一代人所遭遇的决定了一个特定时代人们生活和观念的客观社会历史前提,这种先验于个体活动和认知的关系性构架,是由一定社会关系场境中的生产方式质性规制的。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构式中,社会历史先验构架畸变成颠倒的金钱构架,其本质是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颠倒的商品-货币-资本的劳动异化关系。

[46]马克思在德文中经常使用的Bildung一词,也是在建构一个模式的意义上出现的。他分别使用过gesellschaftlichen Bildung(社会筑模)、Bildung des Kapitals、Capitalbildung(资本筑模)、Werthbildungsprozeß(价值筑模过程)、Neubildung(新的筑模)和Urbildung(原始筑模)等概念。

[47]Gestalt(场境)一词,是后来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关键词,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它只是表征一种非实体性的场境存在。这是马克思后来在经济学手稿中使用频次较高的概念。

[48][法]德里达:《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朱刚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49]破境,是我在2015年前后写作《发现索恩-雷特尔—— 先天观念综合发生的隐密社会历史机制》一书时新生成的概念。对应于思想构境的突现发生,理论批判的核心将不再是一般的观点证伪,而是彻底瓦解批判对象的构境支点,从而使某种理论构境得以突现的支撑性条件彻底瓦解。破境是故意造成的,它不同于通常在思维主体暂时离开思想活动和文本解读活动现场时发生的构境与消境。我们处于睡眠状态或一个文本静静地躺在书架上时,思想构境是不存在的,每一次鲜活的学术构境都是随着我们的主体苏醒和思想到场重新复构的。从不例外。

[50]在李乾坤、刘冰菁和孔伟宇博士的帮助下,这组概念的法、德文翻译结果为塑形/失形:Ausprägen/ abprägen;façonner/défigurer;构序/袪序:ordonner/désordre;Verordnung/Entordnung;赋型/脱型:former/déformer;Formierung/Entformierung,构式/解构:configurer/déconstruction;Konfigurierung/Dekonstruktion;筑模/消模:modeler/démouler,Modellbau/Zermodeln;场境/散场:gestalt/ dégestalt,Vergestaltung/Entgestaltung;构境/破境:situer/désituer,Situationierung/Entsituationierung。

[51]实践功能度是我在1989年提出的概念。它具体表征“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实践活动的特定有序性,即在什么程度上能动改变、支配对象和自己的能力标定点。实践功能度是全部人类历史运转特定实践信息编配有序性的基点”。历史性的实践功能度正是人类认识水平——认知功能度的有序对应点。参见拙文:《实践功能度::实践唯物主义逻辑构架的整体特质》,《天府新论》1989年第2期。

[52]惯性实践为我在1991年提出的概念。当时我的观点为:惯性实践也是一个社会中存在的惯性行为系统,它是“一定社会实践功能结构制约下的社会稳定自运转行为系统,它是社会行为一般发生的隐性制约构架。惯性行为系统通常由社会实践动态格局中的构序性功能度的结构性潜化逐步形成,而潜化则是向某种习惯性感性行为的无意识回复,它使实践格局有效地消融泛化在人们的社会行为中,从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先导性行为制约结构”。参见拙文:《实践惯性运转: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亚意图行为系统》,《求索》1991年第1期。那时,我的构境焦点集中于日常生活和社会“常规”运转的质性,以及这种惯性行为筑模隐性文化心态圈的现实基础。现在我的新看法为,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全程看,农耕自然经济中的种植业和牲畜业生产的本质,基本上会是长期维持于重复和循环式的惯性实践之中,并且,农业生产对外部自然环境的改变,在实践功能度上是依附于自然负熵进化的。后来的工业生产进程,才第一次彻底打破自然经济惯性实践的循环和重复,呈现出不断自创新的革命的势态,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创造性物质实践活动。

[53]参见拙著:《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物象化图景与事的世界观——广松涉哲学的构境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神会波兰尼――意会认知与构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54]我并不打算直接修改第一卷中的相关表述,会完全保留原来的观点,有可能在新的修订版中只是用注释标识出已经发生的认识变化。因为那是历史。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

[56] 转引自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2-3页。

[57]ad fontes,拉丁语,“回到本源”。

[5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 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0页。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发表时有删节。

《回到马克思》第二卷近期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