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伯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的奠基者。

掌握辩证法，理性地对待资本

辩证理性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但是又不因为它趋于灭亡的必然性而忽视其现实的合理性。作为辩证理解事物一个范例，我们谨就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的历史作用及其界限的分析作一点粗浅的介绍和说明，这对于理解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将不会是完全无益的。改革的市场取向迫使人们不得不打开资本运营的闸门，不管这种资本是由国家控制的还是私人操纵的，它们都得按照其固有的规律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马克思的教导，辩证、理性地对待资本，已成当务之急。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既然世界还未能走出资本统治的阴影，它就始终都还是人类理性所关注的首要对象：“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2）

马克思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资本的进步和文明作用，而且他对这种作用的认识和描述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不可比拟的高度。在马克思看来，“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因为资本的必然趋势是：１.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他指出，由于资本要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它就“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从而使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表现为量上的增加，而且其质的差别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劳动的分工和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由此出发，“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产生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4）马克思强调指出：“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5）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表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6）

然而，如果以为资本的上述这种文明作用可以在没有对抗、冲突、痛苦和牺牲的情况下自然地得到实现，那将是天真的幻想或有意的欺骗。为此，马克思强调指出：“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界限，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经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7）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活生生的矛盾，资本的矛盾本性既规定了它的积极的本质，也规定了它的消极的片面性。在这一点上，他既批评了李嘉图，也批评了西斯蒙第。他认为李嘉图把物质生产过程和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不加分析地看成了一回事，因此“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对等价值而遇到的限制，而只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就是说，他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陷入了认识上的片面性。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认为，对资本的积极本质的理解李嘉图比西斯蒙第更正确、更深刻（虽然西斯蒙第对资本的局限性、对它所遇到的“消费限制”和“对等价值现有范围限制”的认识比李嘉图更正确、更深刻）。马克思认为，仅仅看到资本的积极本质和普遍趋势，或片面地强调它的特有的局限性，都不是对待资本的正确的理性态度，因为两者都没有深刻把握到资本本身的本质矛盾，这种矛盾既包含着无限发展的内在契机，也隐伏着毁灭性惩罚的潜在危险。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形式，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他说：“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和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本身，如果正确地来理解，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是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9）这就是说，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利润刺激、而利润又成为对生产力发展起控制作用的唯一因素的时候，资本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适当形式。可是这样一来，资本对生产发展的内在界限就明白地表现出来了。马克思揭示出的这些必然的界限是：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

(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3)这就是说,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

(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10)

然而矛盾的是，上述这些必然界限虽然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但资本运动的一般趋势却又必然地要越过和冲破这些界限。马克思说：“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是矛盾的——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11）

马克思认为，“普遍资本”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普遍资本本质上不再是资本：“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12）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乃是资本的本质规定，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资本的内在趋势。而竞争的结果既是所谓均衡的、合乎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扬弃。马克思说：“要求生产同时一齐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资本提出了决不是资本本身产生的外部的要求”（13）。如果说，全部信用制度的发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都是以资本的普遍趋势、以资本必然要求扩大和超越现有流通的界限和交换领域的界限为基础的，那末一旦这种趋势和要求成为不顾一切现实限制而盲目发展的力量时，生产过剩的危机（货币危机）就会像暴风雨般地突然降临。于是普遍的价值增殖就会一变而成为普遍的价值丧失。

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由生产过剩所引发的危机决不再是一个陈旧的话题。由意识形态立场决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承认这种危机的必然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说，只要生产依旧是在资本运动的轨道上进行，就始终不能把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生产来看待，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正如马克思所告诫的：“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14）任何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都不可避免地要包含这种分离和矛盾。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由生产过剩引发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独立（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15）。我们在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已经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一点。由此不难看出，发生在金融领域的危机，其最终根源决不仅仅存在于信贷制度中，而是存在于以资本为基础的整个生产制度中。因此，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那就一刻也不能忘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要掌握辩证法，理性地对待资本。

原文载于《孙伯鍨哲学文存》第四卷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研究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11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391页｡

(4)同上书,第391页｡

(5)同上书,第39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392—39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393—394页｡

(8)同上书,第394页｡

(9)同上书,第399页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399—400页｡

(11)同上书,第399页｡

(12)同上书,第398页｡

(13)同上｡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394页｡

(15)同上书,第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