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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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坤:德国国势学传统与舒尔茨的方法论来源

[摘要]德国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国势学派研究传统,是理解舒尔茨方法论来源的重要背景。德国国势学兴起的时代正是欧洲社会政治发生深刻变革的阶段,是启蒙的时代。国势学研究,是为调查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国势学要求对国家力量进行经验的计算统计,在它的方法中,蕴含了唯物主义和历史的维度。舒尔茨继承了国势学的方法,同时又在三方面发展了它,即凝练出了生产力和物质生产的概念,开始注意对阶级矛盾的分析,以及引入了斯密的分工概念从而形成了粗略的生产关系概念。   

[关键词]德国;国势学舒尔茨方法论;《生产运动》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舒尔茨《生产的运动》翻译” (项目编号:17HQ004)阶段性成果    


   

阅读《生产运动》,我们一定会追问的问题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在这本书中所运用的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方法究竟从何而来?其实,《生产运动》一书已经道出了答案,它的副标题即“从历史的统计学的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统计学”的方法如此贯穿在《生产运动》一书始终。舒尔茨本人,也接受过统计学的系统训练,他1831年的博士论文,即名为《论当代统计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舒尔茨继承、发展了德国统计学传统,在我国的统计学史著作中,往往被以“国势学”(Staatskunde)这一概念来界定。那么,德国的国势学传统与舒尔茨《生产运动》中的方法论是何关系呢?我们先来看德国国势学这一思想史上的独特脉络。   

   

国势学的概念、历史与代表人物     

现代统计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就是德国的“国势学”传统。“国势学”是我国统计学史研究中,为界定德国自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自阿亨瓦尔到马楚斯这一阶段所使用的专有名词。李惠村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欧美统计学派发展简史》中明确使用了“国势学派”这一概念。其实,不论是德语中的StatistikStaatskunde概念,还是中文中相对应的“统计学”和“国势学”概念,在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内,内涵都十分接近。可作参考的是,日本在1874年翻译的莫罗·德·荣内斯(Moreau de Jonnes所著的统计学著作,书名就叫《统计学(国势略论)》。1929年,我国学者林光澄著的《商业统计》一书中,也将自阿亨瓦尔开启的德国统计学传统,称作“国势统计学派”[1] 。此外,马寅初在为1932年由陈其鹿撰写的《统计学》序言中,也精辟地论述到“统计之术肇源甚古……战国游说之士,动辄以各国之车骑方里相较絜,此与近世之国势调查将毋同。”[2] 同样在德文中,舒尔茨在其撰写的“Staatskunde/Statistik”词条中,也指出“按照其日常的语言习惯来说,统计学和国势学的意思是一样的”。[3]344 但若深入探究,这两个概念的确存在一些细微差别。1838年的一份文献中指出:“尼曼和马楚斯等一些人把我们的科学称作‘Staatenkunde’,将Statistik只是作为Staatenkunde的导论,作为一种我们的科学的理论,或者如何写作和理解Staatenkunde的概念。”[4] 也就是说,“统计学”在一些人看来是国势学考察的反思性前提。鉴于这两个概念的内在区别对本文主题的探讨并无帮助,故本文仅使用“国势学”这一概念来指称德国的这一传统。   

德国国势学产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然而其萌芽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出现。这一历史时期恰恰是欧洲经历深刻历史变革的阶段。这种变革的一个侧面,就是一种新的政治治理形式开始形成。随着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权力开始逐渐扩张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奥古斯斯特·费迪南德·吕德在他1817年发表的《统计学批判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Statitik )中深刻地解释了这种全新的“政治”和统计学的产生之间的关系:“在统计学产生之前,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这种政治向统治者授予权利,向统治者说明最神圣的义务,要治理一切事物;要融入一切事物之中,为一切事物安排和确定秩序,操纵一切,引导一切。这种政治带来了统计学。为了治理一切,就要知道一切:知道一切是治理一切不可或缺的条件,统计学家担起了解蔽、澄明一切的任务。”[5] 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统计学产生的政治背景,它其实正是福柯所揭示的权力运行方式开始发生转变的阶段。在近代文明的序幕缓缓拉开的进程中,欧洲各个国家间出于竞争的迫切需要,从而将从前被视作抽象政治权力的国家,分解为具体的物质性的“国家力”(Staatskräfte),进行细致的、精确的、直观的考察。统计学的对象,就是“在特定的、在当前来反思的时间内,在一个政治地确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国家力。”[3]343 也正因此,我们会看到,德国国势学的代表人物中不少是欧洲王室的顾问、政治家。   

海尔曼·康令(Herrman Conring)往往被视作德国国势学的先驱。他是一位博学家、法学家、医生,曾任王室医师,丹麦枢密院成员,是德国法律史学的创立者。康令曾于黑尔姆施泰特大学任教,他自16601120日起开设“国势学”(Notitia rerum publicarum)的课程。康令去世后,他的弟子戈贝尔于1730年整理出版了他的六卷本《康令政治法律讲义》,其中第四卷为《国势学》(Staatenkunde)。戈特弗里德·阿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 1719-1772)是德国国势学派的奠定者。阿亨瓦尔使德国启蒙时代历史学家、国家法学家,自然法学派代表,也是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阿亨瓦尔曾任教于马尔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1749年发表《欧洲各国国家科学引论》(Abriss der Staatswissenschaft der Europäischen Reichen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第一次使用了“Statistik”(统计学),在他的引领下,统计学成为了独立的学科。在阿亨瓦尔的影响之下,德国的国势学/统计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国势学在德国成为了国家科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学科。1772年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略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 1735-1809)接替了阿亨瓦尔在哥廷根大学的教席,在国势学上继续做出了重要的探索。施略策施同样是一位通才般的学者,他是德国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国家法学家、出版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和统计学家,曾在威腾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求学,后先后在瑞典和俄罗斯担任家庭教师,后先后担任圣彼得堡科学院助理和哥廷根大学教授,代表作有《论远古时代商业和航海的一般历史》(1758)等。卡尔·奥古斯特·冯·马楚斯(Karl August von Malchus1770-1840)是德国国势学传统中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学者,他是政治家,国家科学学家,曾任威斯特伐利亚枢密院顾问,符腾堡财政大臣。与贝多芬是好友。马楚斯在国势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留下了《统计学与国势学:欧洲国势学研究》(Statistik und Staatenkunde.  Ein Beitrag zur Staatenkunde von Europa )(1826等重要著作。   

以上列举的四位代表人物,只是德国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众多从事国势学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国势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正是德国启蒙运动高歌猛进的阶段,国势学的这些代表人物,无一例外都持启蒙的、进步的立场。他们要通过国势学的方法论,描绘与国家相关的各个方面的现状与未来。那么,德国国势学传统在理论上做了哪些探索呢?   

   

国势学的理论与方法     

国势学,其德文“Staatenkunde”原义上指“关于国家的信息、知识”,为获得国家的信息,需要借助于数字统计的方式。正因此,德文中的国势学与统计学(Statistik)在语义上高度重合。   

我们已经知道了,国势学作为一门学问,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它区别于德国的官房学、国民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地方在哪里呢?国势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方才构成了这门学科的独特之处。对此,阿亨瓦尔有一句著名的定义,即统计学是对“一个国家真正的显著事项的根本认识”[6]7 。所谓一个国家真正的显著事项,即那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优势与劣势,力量与弱点的事项。在进一步探讨时,施略策则对统计学的对象进行了划分。施略策提出了“VIRES- UNITAE- AGUNT”的公式来概括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VIRES就是力量,也就是国家的力量。它是国家一切共同福祉的源泉,力量可以分为自然的或通过人获得的力量,而对于国家来说,它的基本力量(Grundmacht):分为四个等级:人、土地、产品、流通货币。UNITAE则指“结合”,即对这些国家基本力量的结合方式,包括政府形式、宪法(Constitution)、国家宪法(Staatsverfassung)等;最后,AGUNT的意思是“引导”,就是对这些结合起来的力量的现实运用,具体而言就是国家治理机构及其事务,国家的管理。[6]59-60 可以看到,施略策实际上对阿亨瓦尔有一个推进,就是将“国家真正的显著事项”具体理解为了“国家的力量”。   

此后的国势学传统,一直到舒尔茨,都延续了这一界定,同时,施略策对于国家力的层次划分,也为此后国势学所广泛接受。例如,奥古斯特·尼曼就将国势学理解为描述国家联系的真实的状况,它首先按照将其团结在一起的权力与秩序,或者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其次是在国家之下的统一起来的社会和民族。[7] 此外,马楚斯也按照施略策的方式,将国势学的考察对象,进一步区分为:一、“基本力量”,它一方面由领土、土地,对文化和生产构成影响的其他自然物质条件,以及生产活动构成;另一方面则由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构成;二、国家财富的要素,包括行业的状态(gewerblicher Zustand)、工业生产和商业;三、使用这些力量和财富要素的后果,这包括国民财富的状况,人民的生活状态等等;四、国家宪法,即一切与国家法律的、国家公民的、教会的宪法有关的东西;五、治理与管理,它包括一切为实现国家目的和科学培养的公共机构,管理组织,行政机关的等级秩序;最后则是国家的政治状态,它的权力关系。[8]    

国势学在考察研究对象时所运用的方法,就是对国家力各个方面具体数据的计算,以及对这些数据结果的比较分析,对于国势学派来说,它在方法上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后者,即文字性的叙述,而不仅仅局限于图表和数据计算为主的统计学分析。这种看似平常的研究方法,实则内涵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历史的原则。   

一方面,国势学的方法,将国家视作了一种祛除了抽象的神秘色彩的客观研究对象。在历史上,国家素来披着宗教神学或民族神话的神秘外衣,然而在国势学看来,国家被作为具体的“国家力”来加以考察,这种国家力就是现实的土地、人口、生产、法律、管理、政治权力的运行等等,国势学采取纯粹的数据统计和比较分析的叙述,而不受其他神学或封建的抽象原则干预;国势学因而具有一种浓厚的启蒙色彩,启蒙是对自然、对神话、对一切神秘事物的祛魅,国势学就是对国家的祛魅,将对国家力量的理解,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基础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势学对国家力量和治理状态的方方面面的考察,始终贯彻了一种具有强烈的唯物的、经验色彩的方法。舒尔茨后来高度强调了国势学方法上的唯物主义色彩,他指出,国势学“在一直延续到我们当前的唯物主义的政治国家的时代之中产生和发展……”[3]345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势学和近代以来的唯物主义国家观念的密切关系。   

另一方面,国势学在探讨国家力的基本过程、其结合方式与运用方式的时候,也往往强调历史的视角。这种历史的视角,首先是由施略策奠定的。在他之前的阿亨瓦尔那里,对历史发展角度的强调其实并不多。施略策则强调,对国家力量现状的考察,离不开和过去的状况的对比,只有在比较之中统计的数据才有真实的意义;与此同时,对国家力量现状的考察,是服务于国家的未来。正因此,施略策说出了这样的名言:“历史学是动态的统计学,统计学是静态的历史学。”[9]270 这句话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国势学方法所内涵的历史的维度。施略策同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在他的国势调查研究方法中,非常强调历史的方法。例如他在分析社会的类型时,就划分了三种依历史顺序发展的社会结构:“自然的人即社会的人……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类型:家族社会、市民社会和国家社会。”[6]27 我们可以看到,施略策对社会阶段的考察,已经颇有后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色彩。这种历史的维度,也被舒尔茨所接受和强调。   

如果进行一个概括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德国国势学派的传统中,方法论上呈现出了如下的特点:一、国势学对国家力的考察,蕴含了将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力、物质生产之上的可能性;二、对国家力的考察,肯定不会是抽象的,而要求运用一种客观的、经验的方法,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唯物主义色彩;三、国势学侧重于对国家力发展变化的考察,也要求采取历史的视角。国势学派蕴含的这些方法论的特点,在舒尔茨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三、舒尔茨对国势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舒尔茨是德国国势学传统的继承者。在他的学术道路中,始终坚持运用统计学的方法,特别是注意探究统计学和政治学的关系问题,从而在更为宏观的“国家科学”领域内展开研究。在舒尔茨1838年在《德意志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依照最新人民生活要求的精神中的文化统计学》,和1848年为德国著名的《国家辞典:为各个阶层提供的国家科学百科全书》(Staatslexikon. Encyklopädie der sämmtlichen Staatswissenschaften für alle Stände 中撰写了国势学/统计学词条中集中翻译了他对于国势学方法的反思。   

舒尔茨非常强调国势学方法中的社会生活的物质性维度。在他看来,“只有在人民生活中最物质性的东西上,集中在粗糙的明显的东西之上……统计学才可以开始它那些空洞的表格,死的文字和数字……”[9]268 当然,这种物质性的维度是由国势学研究的客观要求决定的,它本身就是对最具物质性的国家力的考察:“如果我们对这些统计学文献……更近地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一条指向物质的国家力的,几乎是排他性的方向。”[9]277   “统计学必须在根本上将这种实际上占据统治的方向,限制在对物质的国家力的考察上。”[9]278 在强调这种物质性的同时,舒尔茨还主张国势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要把握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人们一直以来都将对国家中实证的权力的描述作为统计学的任务……但是对社会状态发展的自然规律的把握……是统计学的最高目标。”[9]269 可以说,看到国势学对国家力的考察中所蕴含的物质性维度,以及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设定为国势学的最高目标,都是舒尔茨对国势学的一种继承发展。   

正是立足于对于国势学方法中的物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强调之上,在舒尔茨这里,特别强调了“生产力”和“物质生产”的意义。这是舒尔茨从国势学传统中继承而来,又根本超越了国势学传统的地方,确切讲,就是将“国家力”的考察推进到了“生产力”之上。例如,舒尔茨就以法国国势学代表夏尔·迪潘为例强调了生产力概念的重要性:“重要的是在这一语境中由夏尔·迪潘开启的对英国和法国的物质生产力(materiell produzierende Kräfte)的描述。在过去人们只是考察生产的结果,致力于比较农业和工业成果总量间的比较的时候,迪潘尝试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对这种力量自身的关系进行考察……德国统计学家凭借着比迪潘更加仔细的方式,继续了这个方向。艾根就对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的生产力(produktive Kräfte)进行的估算。”[10]280-281 生产力概念,后来也成为舒尔茨《生产运动》中的核心线索。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舒尔茨也已经注意到了劳动组织的变化决定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劳动组织的不同阶段和形式在根本上决定了物质生产的范围和创造性。”[9]294 而物质生产将会影响精神的生产:“每一个特殊的职业活动,包括物质生产,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同时对精神生产提出了要求。”[9]295 所以我们会看到,物质生产影响精神生产这样的观点,也是舒尔茨在国势学传统之中发展出来的。在舒尔茨之前的国势学文献中,尽管探讨生产,物质生产的各个分支,但是将其视作一种决定精神文化的动力因素这样的观点,却很难找到。   

除了对于生产力和物质生产范畴的概括,舒尔茨还从两个方面,完全超越了国势学的方法。   

其一就是舒尔茨看到了伴随着物质生产而带来的不同阶级间的矛盾。舒尔茨非常关心社会贫困问题和阶级矛盾问题,在他对统计学数据的使用过程中,他特别注意贫困化现象的发展,并尝试探究贫困化的原因。舒尔茨的这一倾向,很显然是受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里叶,以及德国学者洛伦茨·冯·施泰因的影响,虽然舒尔茨本人并不认同空想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但他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所揭示出的社会现象时是不可回避的。舒尔茨批判“官方统计学”对于现实的文过饰非,而强调要用真正的统计学揭示出残酷的现实本身。[3]346 也是沿着这条方向,舒尔茨发现了社会的矛盾性。借助于对犯罪的统计数据,舒尔茨发现违法行为越来越多地针对物,也就是针对财产权,而这种客观的矛盾证明,“将财产权推向它的巅峰的资本家和工厂主必将最终把自己消灭。”[3]349 这一认识显然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生产运动》中,舒尔茨更对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发展做了丰富的讨论。   

其二,舒尔茨在方法论上对国势学的超越,更建立在他对于一个全新的理论学说的运用之上,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在《生产运动》中,舒尔茨将物质生产的变化规律,完全理解为分工的规律:“那种运动的规律,自亚当·斯密以来,已经借由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一词被大众所了解了。”[10]9 分工理论贯穿与《生产运动》始终,舒尔茨将这一理论创造性地和大量的统计学数据和事实相结合,描述了物质生产通过分工不断地扩展自身的过程。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借助于分工,舒尔茨还认识到了生产关系的内涵,当然这种认识还是比较粗略的。舒尔茨看到伴随着分工,也产生了农业、工业和商业的不同劳动组织:“所有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按照谋生活动的更细分类,依照更细的等级,被分化到农业、工业和商业之中。”[10]14 不同劳动组织间的关系,就构成了一种“生产关系”[10]56 。同样,借助于分工的结果即工商业的发展,舒尔茨还看到了城乡对立的逐渐产生,并寄希望于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职业类型的混合,在未来消灭这种对立。[10]72    

   

通过对德国国势学传统和舒尔茨方法论之间关系的探讨,我们不仅明白了舒尔茨《生产运动》中的那些近似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究竟源自何处,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也向我们还原了自德国乃至欧洲在十八、十九世纪之间的思想氛围。舒尔茨的思想,是结合了同时代多种思想资源的创造性产物。明白了这一点,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飞跃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参考文献     

   

[1] 林光澄. 商业统计[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13.   

[2] 陈其鹿. 统计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2:1.   

[3] SCHULZ F. W.. Staatskunde/Statistik[A]. InStaats-Lexikon – Encyklopaedie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Band 12 [M]. Altona,1848.   

[4] FRÄNZL M.. Statistik. Band 1[M]. Wien, 1838:37-38.   

[5] LUEDER A. F..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Statistik[M]. Göttingen, 1817: 13   

[6] SCHLÖZER A. L.. Theorie der Statistik. Nebst Ideen über das Studium der Politik überhaupt[M]. Göttingen, 1804.   

[7] NIEMANN A.. Abris der Statistik und der Statenkunde[M]. Altona,1807:1-2.   

[8] MALCHUS C. A.. Statistik und Staatenkunde. Ein Beitrag zur Staatenkunde von Europa[M]. Stutgart und Tübingen, 1826,:18-19.   

[9] SCHULZ F. W.. Die Statistik der Kultur im Geiste und nach den Forderungen des neuesten Völkerlebens[A]. In: Deutsche Vieteljahrschrift[J], Stuttgart, 1838.4.   

[10] SCHULZ F. W..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M]. Zürich, 1843.   


[作者简介]李乾坤(1987-),男,河南商丘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本文原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