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孔伟宇:舒尔茨“精神生产”的历史阶段论


[摘要]  舒尔茨《生产运动》一书是其为了寻找解决当前社会矛盾之策,而利用历史维度的统计学来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行梳理。物质生产的历史是其发现规律的工具,精神生产是其寻找答案的归处。他根据工具更新和领域分化的变化将精神生产的历史阶段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直接性工具为特征;第二阶段以间接性工具为特征;第三阶段以独立分化为特征;第四阶段以分化复归为特征;第五阶段(统计学考察)以分裂性为特征。   

[关键词]  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历史   

   

精神生产被舒尔茨视为具有原初性和内在性的创造劳动,他在当前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发现了国家和大众的精神生产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为了将盲目和混乱的大众精神再次统一起来,他不得不从历史中考察物质生产的规律,进一步发现精神生产的规律。舒尔茨对历史阶段的分析具有统计学的精密性,常常以中介工具和领域分化为特征进行划分,本文将梳理精神生产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与物质生产的相似规律,从而帮助我们厘清舒尔茨从精神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历史阶段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在精神生产第一阶段之前,广泛意义上的“语言”作为中介使精神与精神、感性世界与精神创造之间连接起来,不仅作为精神生产的工具,同时也在新的更高精神阶段被具体领域所体现。在精神生产的第一阶段,语言作为中介工具还处于最粗陋的状态,口头语言和符号语言尚未被严格区分,主要的精神活动以谈话、唱歌等无教化的形式为载体,通过从口到耳、从眼到眼来进行,因此由于中介工具的粗陋导致此时人们的精神活动数量和种类也都十分贫瘠。   

同样,在物质生产的第一阶段中,“手”是人仅有的、唯一的中介工具,人们通过手从周遭的自然界直接获取所需之物,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个体的简单生活需求,物质生产往往趋于不稳定和贫瘠。在此时,由于生产被不确定性因素控制,所以物质生产的富足是精神生产富有的前提,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两者由于共同的贫瘠而互相缠绕。   

   

   

精神生产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间接的符号语言中介产生,例如图画、象形文字,以及后期拼音语言的发明,精神生产从此可以由不同的简单元素按规律重组成新的精神成果。舒尔茨认为,第二阶段间接性语言的产生为精神生产的多个领域的分化开辟道路,同时语言发展也必须在这些分化领域的具体实践中得以展示,这些领域就是宗教、艺术和科学。   

第二阶段的第二特征就是各领域的交融发展,舒尔茨十分强调生产过程的具体性,因此为了厘清精神生产第二阶段的间接工具在不同领域的展现。宗教的历史生产被舒尔茨划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拜物教、泛神论、多神主义和唯一神论,每一个阶段并不是对上一个阶段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内含式的更叠,如泛神论是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人们从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到对自然界个别现象规定性的把握,多神主义则是“泛神论的一种更为丰富的结构”[1]83 ,由于唯一神论是人将自己的全部概念纳入到了神之中,人无法超越自身,也就成为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艺术和科学的诞生与发展不仅和宗教的生产过程具有相似的规律性,舒尔茨认为,艺术与科学萌芽的第一阶段与拜物教相似,都是将特殊的观念承载于具体的事物展现其独特性;艺术与科学的第二阶段是泛神论的体现,即在各类特殊形象中寻找到较高的和一般性的神,甚至这一时期许多艺术就是宗教内容的直接反映,这被舒尔茨称为“和宗教的最接近和最直接的结合和关系”,[1]88 从此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逐渐开始明确划分;艺术和科学的第三阶段是对宗教形式的保护,因此生产者也都由神职人员担任,精神生产明显表现出等级化倾向;在艺术和科学的第四阶段却与宗教开始发生分离,宗教的一神论向最高阶段发展,而艺术在自由的联系中创造出自己的信仰,音乐的产生也使语言中介发生分离,一切新的分支的独立发展预示了精神生产下一个阶段的生长方向。   

总的来看精神生产的第二阶段,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是与宗教生产紧密相连的,符号和语言在这3个领域的具体发展中展现出更高的表现形态,这种生产工具的变化是舒尔茨在此划分阶段的主要区别,而在这方面“其中可以发现和物质生产运动中完全一样的规律”[1]79 :物质生产的第二阶段是人们不仅拥有固定的居住点和更高级的间接性生产工具,而且出现了农业、工业、商业的有机联合发展,三者同宗教、艺术、科学相似,但是区别在于:物质生产第二阶段的变化体现在空间上,而精神生产第二阶段的变化则体现在时间上,同时也是这一阶段的物质生产稳定性决定了宗教渴望的产生。    

   

   

精神生产的第三阶段是各精神领域的独立分化,从联系紧密的三大主流领域到细致分工的独立生产,精神生活繁荣却丧失统一性。艺术和科学从对宗教的依赖中分离出来,并在其内部分化为许多独立单位学科,这不仅是对传统主流学科的挑战,也是对人们日常思维生活具有独立倾向的影响,分化和独立便是这一时期精神生产的特点。   

在艺术领域,诗学、历史学、修辞学、哲学脱离宗教而个体化为独立学科,舒尔茨着重分析了哲学的发展:哲学从产生那天开始,就代表了“一种已经进一步发展的扩展和分化的标志,”[1]91 ,在等级分化和败坏的社会中哲学诞生,其诞生也是对世袭真理占有的反抗,从自然哲学家对自然万物的源自学说,到柏拉图在多样性中把握到统一性理念,到亚里士多德将数学从哲学中分离、政治学划分多个领域,以至到后来统一帝国将精神生产合目的性地分工,哲学被愈来愈细地分化为不同领域。而在哲学发展和物质生产一定基础上,科学得以产生,并同样在发展中肢解自身,科学将一切世俗化,打破了宗教的绝对统治,是在直接意义上促使物质生产的更便捷工具进入到世俗的领域。除此之外,包括文学、教育、法律等方面逐渐独立化发展并展现出普及化趋势。此时可以看出分化的倾向,但是在片面化的学科中人们的迷茫将再一次唤起下一阶段各领域的重新融合。   

物质生产在这一阶段与精神生产互相影响,进入了工厂手工业时期,与精神生产的分化独立相似,物质生产的分工也愈加细化,但是个体的人被片面为一双双手。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第三阶段,作为中介的工具与人的主体之界限已经具有的模糊性,因此舒尔茨在这里的分析层次也第一次出现了一定的模糊与混乱。   

   

   

精神生产的第四阶段是站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之上对不同领域精神生产的复归过程,在经历了各学科独立分化的阶段后,新的融合必将对即将消耗殆尽各领域能量的精神带来新的曙光。但是在正式进入第四阶段之前还需要经历一个化解思想黎明之前的黑暗,尽管哲学、宗教、诗学开始渐渐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是不完全的,宗教也渐渐远离了生活变成教条,这带来了一次新的分化,只有到了基督教的诞生,精神生产才正式进入第四阶段。   

舒尔茨认为,在基督教的新时期,不仅仅各领域开始融合,而且此时的新的信仰萌芽也是过去长期历史发展的果实,代表了以往所有精神的基础和更丰富发展,因此他称之为“发现”而非“创造”。而基督教的发展也具有一个历史过程,在一开始各学科的简单混合形成了一个短期繁荣的局面,科学、艺术、哲学等有了巨大进步,但是具有神权的人们与民众并不平等,因此就产生了宗教与世俗的分裂;之后基督教经过改革而具有了民主的要素,在舒尔茨看来,出于信仰和民主的新基督教具有了复兴的特征,尽管之后有许多怀疑论哲学家和科学的独立发展,但是舒尔茨认为此时的基督教精神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新的学术要么将被吸纳到基督教体系之中,要么新的科学的发明者就是基督徒。   

物质生产的第四阶段便是机器大生产时期,人口、消费、交换、分配、关税制度等多方面问题都被统一到资本的运作之中。但是舒尔茨借此想要探究的不再是简单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是这种新的统一和高效率分工所带来的弊端: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灾难频发,人与人的关系被限定到物质之上,对立的加深直接带来反抗活动,同样在精神领域也出现了对人个体精神的压制,人们的精神不再被对宗教认同,这也是人的精神对物质生活的反映。舒尔茨预测,这种对立将在人们未来的精神生产中改善,未来的机器的盲目将被人的主体控制,也就是他对未来资本主义改良的设想,涉及到他的统计学考察。   

   

   

舒尔茨并没有明确划分生产的第五个阶段,但是在经历了对精神生产的历史考察之后,舒尔茨从国家统计学的角度来考察当代的精神生产,这种精神生产是当今时代的反映,它“显然承受着我们时代普遍的弊病”[1]151 ,主要特征是分裂性。   

按照舒尔茨的划分,在宗教方面,不同地区的基督教发展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阶段,以日耳曼人、罗曼人、斯拉夫人的民族为代表,在这个时期的宗教与国家的结合程度决定了其活力,分别是低级——当时俄国保守主义利用神权对世俗的绝对统治、中级——君主制的教会将国家和教会分配到二元的世俗和精神之中、高级——新教的自由竞争制将皇权与教权、国家和教会有机结合,另外不同传播能力的宗教也有高下之分。在艺术方面,艺术自身的分裂不仅导致建筑、雕刻、绘画、音乐有了不同程度的畸形拓展,而且艺术的创造符合本能的东西和对于对象的投入都变少了,艺术品呈现出本能和内省的两性混合,无政府的混乱同样体现在了艺术品之中。在哲学方面,黑格尔的哲学虽然曾经为神学的发展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是舒尔茨认为这种畸形的神学已经不是在基督教的土壤之上,因此先天具有与其批判的片面性相反的另一种片面性。之后还出现了许多舒尔茨认为的非主流性质的领域,如大众的新闻业、大众文学、国民经济学等,舒尔茨将这些视作自诩为真理却是利己主义、盲目、缺乏生机的精神生产,因为他们与基督教的精神不符。   

值得一提的是,舒尔茨在此处对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文化现象作了详细批判,为什么舒尔茨的反应如此激烈呢?因为在舒尔茨看来,青年黑格尔派对精神生产的理解与他有根本性对立,他认为青年黑格尔派试图将精神生产奠基为一种自在且自为的存在,不仅能够独立与物质生产,且能扬弃惰性的物质生产,“无理地想要成为一个本质性的和永恒性的东西。”[1]168 这与舒尔茨在现实世界中考察到的物质现实不符,也与马克思描述精神生产为被奠基的上层建筑相颠倒。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此时舒尔茨的方法论认为精神生产是由现实的物质生产所决定的,不仅“将斯密的分工理论推进到社会分工层面上”,[2] 而且进一步延申了新教“分化、拓展”精神的运用,这一分析也是舒尔茨对于当时德国社会不满的表征。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晰看出舒尔茨整体的理论逻辑:舒尔茨在当时的德国社会看到了矛盾的爆发、人们精神的非主流化、大众物质生活的贫乏,这是与舒尔茨内心的资本主义立场和基督精神完全不符的,他试图从物质生产的历史出发,来发现人们精神生产历史的发展规律,以试图从精神层面为人们“复活有生命的神”,将社会的多元分裂再次复归统一。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立场仅仅试图从精神层面来改良,始终无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精神的麻痹始终无法“改变世界”。    

   


参考文献    

[1]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M]. Zürich, 1843.   

[2]李乾坤 《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青年马克思生产范畴形成的重要坐标》哲学研究[J] 2017年第11.    

   

作者简介:孔伟宇(1997—),男,山东省乐陵县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原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