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作者：佩里·安德森

译者：吴双

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引言

在西欧资产阶级权力结构中，同意和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尽管葛兰西坚定赞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使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论断，但他看到，克罗齐对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同意的强调，极大增强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只有批判和整合克罗齐，才能实现现代更新。然而，葛兰西探索的问题太过陌生和超前，而他使用的理论工具又来自资产阶级理论家克罗齐和马基雅维利，加上狱中写作条件的限制，导致他的理论出现了不经意的滑动逐渐偏向“同意”的一极，远离了“强制”的一极。

第三章：不对称

眼下让我们回到《狱中札记》，可以看出，葛兰西的每个连续版本都从不同角度忽略了一个关键分布，即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强制位于其中之一，同意则位于两者。然而，这个“拓扑”答案本身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除了它们的分布以外，在资本主义中枢的资产阶级权力结构中，同意和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联系是什么？资产阶级民主的运作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即先进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依靠工人阶级对它的同意。事实上，接受这一观念是“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战略的基石，沿着这一战路，可以根据无产阶级转而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来衡量进展，直至达到算术上的多数，然后议会制的规则使毫无痛苦地建立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在西方，资本的权力本质上或完全表现为文化权(cuieural hegemony)的形式，这个想法是改良主义的经典信条。这是潜伏在葛兰西一些笔记中的无意识诱惑。葛兰西的另一种主张——西方资产阶级的霸权是同意和强制的结合——真的消除了这种想法吗？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改进，但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通过它们的结合或相加来理解。可是，在葛兰西的框架内，一切都取决于对这种关系的精确校准。到底应该如何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关系呢？

这里无法给出这个问题的充分答案。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历史探究。任何语文学评论或理论裁决都无法解决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的难题。只有对20世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实际政治制度进行直接的实质性的比较考察，才能确定资本统治的真正结构。这里所能尝试的是在葛兰西话语的文本范围内提出某些批判性建议，它们的验证必须遵守科学研究的通常纪律。

为了形成一个初步的回应，我们可以转向葛兰西本人的一句话。他在狱中写的第一本笔记中，捎带提到了“混合斗争的形式”，这些斗争“从根本上讲是军事的且主要是政治的”，同时指出“每场政治斗争总有一个军事基础”。用“根本”(fundamental)和“主要(preponderant)这一对矛盾的并列和区分去描述两种斗争形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公式，可以更充分地说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权力的布置。阿尔都塞学派的传统后来用“决定性”(determminant)和“支配性”(dominant)的区分系统阐述了这种二元性，这个区分并不来自葛兰西，而是来自马克思。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形态时，我们可以用“强制”或“镇压”(repression)代替葛兰西的“军事斗争”，作为通过暴力实施的阶级统治模式；用“文化”或“意识形态”代替他的“政治斗争”，作为通过同意获得的阶级统治模式。这样，就有可能捕捉到困扰葛兰西的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真实性质。如果我们回到葛兰西最初的问题意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正常结构实际上同时不可分割地由文化支配，由强制决定。否认文化在当代资产阶级权力体系中的“主要”或支配角色，就是抹杀西方议会制与俄国绝对主义之间最显著的直接区别，并将前者贬低为神话。事实是，这种文化支配体现在某些无可辩驳的具体制度中：定期选举、公民自由、集会权——所有这些都存在于西方，没有任何一项直接威胁到资本的阶级权力。因此，资产阶级统治的日常体制建立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表现为人民在代议制国家中进行自我统治(self-government)的意识形态信念。然而，与此同时，忘记暴力在当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中的“根本”或决定作用，就是倒退回改良主义，幻想获得选举多数就可以利用议会制和平地制定法律确立社会主义。

一个类比可能有助于阐明所讨论的关系，只要牢记它的局限性，任何类比都有局限性。经典的货币体系由两种不同的交换媒介构成：纸币和黄金。它不是这两种形式的简单相加因为日常流通并在正常条件下维持系统的信用发行价值，取决于任何特定时刻银行储备的贵金属数量，尽管贵金属在系统中几乎没有作为交换媒介出现。流通中出现的只有纸币，而不是黄金，但纸币最终还是由黄金决定的，没有黄金，纸币就不再是可靠的货币。此外，危机状况必然会引发整个系统突然回归隐藏在它背后的贵金属：信用崩溃无疑会导致挤兑黄金。在政治体系中，意识形态和镇压——同意和强制——之间存在类似的结构性（非简单相加性和非传递性）关系。大众的意识形态服从的正常条件——议会民主制的日常惯例——本身是由一种沉默的、不在场(absent)的力量构成的，这种力量赋予了它们流通性：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失去暴力，文化控制系统将立刻变得脆弱，因为针对它的潜在行动的限制将会消失。有了暴力，这个系统就变得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自相矛盾地“没有”暴力：实际上，暴力在系统内通常几乎不会出现。

在当今最宁静的民主国家，军队可能在军营中隐而不见，警察巡逻执勤似乎也没有遇到争议。这个类比在另一个方面也成立。正如黄金作为纸币的物质基础本身是一种需要大家接受它作为交换媒介的约定一样，镇压作为意识形态的担保本身也取决于那些受过训练去执行它的人的赞同。然而，鉴于这个关键的限制条件，在议会制度中，资产阶级权力的“根本”手段--在文化的“主要”地位之下——仍然是强制。

从历史上看，最关键的一点是，任何革命危机的发展都必然使资产阶级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因素从意识形态转变为暴力。在最严重的危机中，强制既是决定性的又是支配性的，在一切反对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军队都会不可避免地占据舞台的前列。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权力可以视为一个具有“移动”中心的拓扑系统(topological system)：在危机中，资本会发生客观的重新部署，从代议制机器重新集中到镇压机器。当今西方国家这些机构的领导干部主观上可能对这种情景毫无察觉，并不能证明他们在宪法上的中立性，而只能证明这种前景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遥远。事实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任何革命危机都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回归权力体系的最终决定因素：武力。这是资本主义不能违反的一条法则，否则就会灭亡。这就是游戏决战阶段的规则。

现在应该清楚了，为什么葛兰西的霸权/领导权(hegemony)概念作为第一个描述西方社会形态未知特性的理论“魔杖”，虽然具有很多优点，但包含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危险。我们已经看到，葛兰西是如何将一个起源于俄国，用来定义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关系的词，转而用来描述西欧牢固的资本主义秩序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关系的。允许这样扩展的共同线索，是霸权/领导权思想中同意的基调。在俄国，这个词指工人阶级赢得对农民的影响力的说服(persuasive)性质，相对于推翻沙皇统治的斗争的强制(coercive)性质，然后葛兰西将它应用于西方资产阶级赢得工人阶级对其统治的各种形式的同意。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如此集中地关注了西欧议会制度的同意合法性(consensual legitimacy)这个迄今为止一直被回避的问题——是孤独且重大的。不过，与此同时，霸权/领导权概念的新扩展带来的风险很快在他的著作中显现出来。

在俄国，这个词可以穷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非敌对阶级之间的联盟，但在意大利或法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绝不可能如此，它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两个对立位置之上的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换言之，西方的资本主义统治必然包含强制和同意。葛兰西笔记中众多提到两者结合的表述，表明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笔记从来没有明确或准确地确定镇压和意识形态在先进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或相互联系。而且，就葛兰西有时主张同意主要属于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高于国家而言，他允许得出资产阶级权力主要基于同意的结论。在这种形式下，权/领导权概念倾向于认可，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的支配性(dominant)模式——“文化”——也是决定性(determinant)模式，要么通过抑制后者，要么将两种模式融合在一起。因此，它忽视了最终时刻武力的不可抗辩(unappealable)的作用。

然而，葛兰西对霸权/领导权(hegcmony)一词的使用当然并不局限于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资产阶级，他还用它来追踪西方无产阶级的上升路径。这里涉及概念演变中的进一步转变。无产阶级/农民的规范关系被不无道理地等同于文化优势；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实际关系当然包括文化优势，尽管不能等同于或者简化为文化优势；但是，能否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在任何意义上都预示或保证了文化优势呢？许多葛兰西的钦慕者都这么认为。事实上，人们经常认为，他最具原创性和最有力的单个论点，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工人阶级可以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之前，就掌握文化领导权。对葛兰西的官方解释，尤其强调了这种前景。然而，通常引用的《狱中札记》的文本并没有下这样的断言。葛兰西在其中写道：“一个社会群体对那些它倾向于‘清除’或者用武力制服的敌对群体是支配性的，对那些亲近和同盟群体则是指导性的(directive)。在夺取政权（这是夺取权力本身的主要条件之一）之前，一个社会群体可以且必须是指导性的；而后，当它牢牢掌握并行使权力时，它就成为支配性群体，但也继续具有‘指导性’。”葛兰西在这里小心翼翼地区分了强制敌对阶级和基于共识指导同盟阶级的必要性。在这种语境中，“掌权之前可以且必须行使”的“领导权活动”仅限于工人阶级与其他被剥削被压迫群体的联盟问题；这不是要求对整个社会或统治阶级本身行使领导权，按其定义，这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细心的读者确实可能会因为葛兰西在其他地方对霸权/领导权(hegemony)一词的模糊用法而误解这段话，但葛兰西这里的论述实际上有充足的依据。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眼下，重要的是回忆一下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信条：资本主义下的工人阶级注定无法成为文化支配阶级，因为工人阶级被其阶级地位结构性地剥夺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生产手段（教育、传统、闲暇），相比之下，启蒙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可以在旧制度的框架内生产自己的占优势的文化。不仅如此，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之后，资产阶级仍然会在某些方面（不是一切，而且习惯多于思想），在一段时间内（原则上每经过一次革命都会变得更短）继续维持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不同语境下强调的那样。葛兰西也时而对此有所察觉。然而，只要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之间缺乏结构上的对应关系没有被持续注意到，而两者又共同使用霸权/领导权(hegemony)这个词，就始终存在从一边滑动到另一边的理论风险。在他关于雅各宾主义的著作中，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时常被混为一谈，表明葛兰西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混淆。结果，这样就允许后来将他对霸权/领导权概念的两个扩展联系到一起，并系统阐述成为经典的改良主义三段论。一旦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被主要归因于文化霸权，获得这种霸权意味着工人阶级不必夺取和改造国家政权，就可以获得“指导社会”的权力，从而无痛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正是费边主义的典型观点。当然，葛兰西自己从来没有得出过这个结论。但根据分散在他文本各处的文字，这也不是完全武断的嵌入。

葛兰西是一个曾经在政治上对改良主义抱有坚定不移甚至过分敌意的共产主义激进分子，怎么会留下如此模棱两可的遗产呢？答案必须在他写作的参考框架内寻找。第三国际从列宁创建开始到葛兰西的监禁，其理论和实践充满了暴力在摧毁和建设国家过程中的历史必要性。每一份官方文件都不知疲倦地宣布，无产阶级在武装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实行专政，是共产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葛兰西从未质疑过这些原则。相反，当他在监狱中开始他的理论探索时，他似乎认为这些原则是如此地理所当然，以至于很少在文本中直接提到。它们构成了一种熟悉的习得，对一项主要精力致力于探索陌生事物的智识事业来说，不需要再重复。但监狱剥夺了他进行完整写作的可能性，葛兰西对新主题和新思想的执着追求，使他持续面临着暂时忘记旧真理的风险，从而忽视或误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他作品真正支点的同意(consent)问题，是这一过程的关键点。葛兰西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大众对资本的制度化同意(institutionalised popular consent to capital)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具有新颖性和闲难性——迄今为止，共产国际的传统经常逃避或压制这个现象。因此，他把他的全部智慧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在此过程中，他从未打算否定或废除这个传统的经典公理，即只要阶级存在，社会强制在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中都不可或缺。用他的一句话来说，他的目标是通过对其中一个方面的探索来“补充”对另一个方面的论述。

在他对克罗齐的评论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产生他作品的选择性视角的一系列假设和目标。克罗齐对葛兰西的整个狱中研究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对克罗齐的历史研究的评论尤其具有启发性。葛兰西多次明确批评克罗齐单方面拔高了欧洲历史上同意和道德的时刻，同时回避了军事和强制的时刻。“在他最近的两本书《意大利史》和《欧洲史》中，正是那些武力、斗争、苦难的时刻被遗漏了……克罗齐分别从1815年和1871年开始他的叙述，是偶然的，还是有意为之？换句话说，他排除了斗争的时刻，相互冲突的力量形成、集结和部署的时刻，一个社会关系的系统瓦解，另一个社会关系的系统在烈火与钢铁中锻造成型的时刻，一个社会关系的系统解体和衰亡，另一个社会关系的系统出现并巩固的时刻，他只是平静地假定，文化或伦理一政治扩张的时刻就是全部历史，这究竟是偶然的，还是有意为之呢？”

葛兰西对克罗齐唯心主义史学的政治倾向的简要总结表明，他是多么自然地接受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伦理一政治史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生活和发展中，霸权、政治指导、同意等时刻的一个武断和机械的位格(hypostasis)”不过，与此同时，葛兰西认为克罗齐是比杂梯利(Giovanni Gentile)更杰出的思想家，秦梯利在他的现实主义(actualism)哲学中主张相反的位格——一种对武力和国家的盲目崇拜。“对秦梯利来说，历史完全是国家的历史。对克罗齐来说，历史不如说是‘伦理-政治’的历史，也就是说，克罗齐想要保持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权和专政之间的区分；伟大的知识分子行使霸权，而它的前提是自由民主秩序中的某种合作，换句话说，积极和自愿（自由）的同意。秦梯利将经济-社团阶段视为历史行动中的伦理阶段：霸权和专政是无法区分的，武力不用多说就是同意；政治社会无法与市民社会区分开来只存在国家，且国家自然作为政府国家而存在。”

事实上，葛兰西赋予克罗齐卓越理论地位的原因，正是克罗齐强调文化的作用和同意的重要性，尽管有所夸大。对葛兰西来说，这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霸权/领导权学说在哲学上的滥觞或者等价物。“因此，至少应该赞赏，克罗齐的思想具有一种工具价值，可以说，是他大力推动人们关注文化现象和思想现象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关注主要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有机生活中的功能的重要性，以及一切具体历史集团的必要形式中霸权和同意时刻的重要性。”由此，葛兰西甚至将克罗齐与列宁相提并论，二人是霸权/领导权概念的共同创作者：“与克罗齐同时，最伟大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政治组织和斗争领域以及政治术语上，与各种‘经济主义’倾向相反，重新评价了霸权/领导权学说对作为强制的国家理论的补充。”

在他的最终评估中，葛兰西对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的重要性如此着迷，以至于主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只有通过批判和整合克罗齐，才能实现现代更新，好比马克思吸收并取代黑格尔。他有一段著名的格言：“今天我们有必要像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理论家对黑格尔哲学所做的那样，重复对克罗齐哲学的同样还原(reduction)。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更新，将其概念——在直接的实际生活中势必被‘庸俗化’——提升到能够解决当前斗争发展中更复杂任务所必需的高度唯一在历史上多产的方式。也就是说，创造一种完整的新文化，它将具有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大众特征，以及希腊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古典特质，用卡尔杜奇(Carducci)的话说，这种文化将综合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和伊曼努尔·康德、政治和哲学，形成一个单一的辩证统一体，它属于一个不仅仅是法国或德国，而且是欧洲的和普遍的社会群体。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不仅需要被清点，更需要被重新激活。为此，有必要正视克罗齐的哲学。”所以，从葛兰西对克罗齐的评论当中的曲折，可以非常准确地追踪他以怎样的方式预先接受了共产国际传统的成果，他更愿意探索它相对忽视的东西，最终夸大了没有忽视那些东西的资产阶级传统，而资产阶级传统的弱点他一开始就批评了。

在这些关于克罗齐的文本中清晰可见的思想的不经意移动导致葛兰西霸权/领导权理论中存在诸多悖论。要理解它们，有必要将葛兰西语词的客观逻辑与他整体的主观政治立场区分开。因为语词的无意识串联会产生与他内心深处的意志深刻矛盾的结果。当然，葛兰西笔记中悄然出现的断裂是由于他无法就他的总体观点写出正常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法西斯审查制度虽然没有阻止他的研究，但给他的研究造成了不可否认的损失。在整个监禁期间，葛兰西一直在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制与同意之间的关系缠斗。但是因为他始终无法提出关于两者的统一理论，这必然要求直接并全面地考察资产阶级权力错综复杂的制度模式，无论是议会制变体还是法西斯主义变体，于是，一个无意识的清单逐渐偏向同意的一极，远离了强制的一极。

葛兰西作品中的概念滑动可以与他著名的先辈以及在监狱中的灵感来源进行比较。葛兰西从马基雅维利那里汲取了许多主题，而马基雅维利也分析了半人马兽的双重形式——半人半兽——象征统治人类所需的强迫和同意的混合体。然而，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滑动的方向恰好相反。表面上关注“武器”和“法律”、强制和同意，他的实际话语不可阻挡地滑向“武力”和“欺诈”，换句话说，权力的动物成分。结果，后人那些宣扬镇压的言论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葛兰西采用马基雅维利的半人马神话作为他的研究的标志性箴言，但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将同意压缩进强制，而在葛兰西那里，强制却逐渐被同意遮蔽。在这个意义上，《君主论》和《现代君主论》是彼此的哈哈镜，两者的缺点之间存在颠倒的对应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回想一下《狱中札记》中著名的东西方比较，我们就是从那里开始的。葛兰西根据东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对位置来对比两者。在俄国，国家是“一切”，而市民社会则是“原始和混沌的”。相反，在西欧，国家只是“外层沟”而市民社会则是一个“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系统”，它复杂的结构可以为国家抵御重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的震荡。葛兰西的这些文本试图捕捉在俄国和西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差异，使他与同时代人分道扬镳。十月革命刚一结束，中欧和西欧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就察觉到，他们必须进行战斗的当地条件与俄国的情况相去甚远，他们一开始就这么说。然而，没有人为当时欧洲工人阶级历史经验中的重大歧异提供任何连贯的分析或严肃的解释。到20年代末，俄国与西方的对比问题实际上已经从马克思主义辩论中消失了。随着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化以及官方列宁主义在共产国际内部的制度化，苏联的榜样成为整个欧洲激进派在所有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强制性范式。在30年代失败的低谷，葛兰西在共产党人中是独一无二的，他坚持认为不能在西方简单复制俄国的经验，并试图理解其中的原因。迄今为止，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中没有其他思想家如此深入或集中地探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问题。

然而，尽管葛兰西的研究充满了热情和原创性，但他从未成功提出充分的关于东西方之间区别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最终，罗盘本身的图像被证明是一个陷阱。因为根据定义，仅仅就地理上的对立而言，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可比性无疑不成问题。不过，转场到社会形态，就暗示了一些绝不能想当然的东西：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历史可比性。换言之，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术语假定分界线两侧的社会形态存在于相同的时间性(temporality)之中，因此可以作为同一范畴的变体相互对比。正是这个未言明的预设隐藏在葛兰西札记的核心文本背后。他对俄国和西欧的整个对比都围绕两个地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差异而展开：其未经检验的前提是，两者的国家都是同一类型的对象。但正是这个假设需要接受质疑。

事实上，在葛兰西建立简单区分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一开始就不存在葛兰西寻求的那种统一性。就其性质和结构而言尼古拉二世的沙皇制度是封建国家的一个特殊的“东方”变体，它的西方对应物——法国或英国、西班牙或瑞典的绝对君主制——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消亡了。换言之，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持续比较是一种逻辑谬误(paralogism)，除非指明各自不同的历史时间。因此，对欧洲封建制度不平衡发展的前置理解，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定义沙皇国家的必要前提，沙皇国家最终被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摧毁。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绝对主义的理论概念，使社会主义激进分子看清俄国专制国家与他们在西方面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理论概念必须另行建构）之间的巨大鸿沟。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的最后一幕不过是19世纪晚期的事，在西欧、北美和日本逐渐出现的代议制国家当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时，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未知的政治对象。在第三国际早期，十月革命的光芒使俄国以外的许多革命者完全看不清他们本民族敌人的本质。那些保持清醒的人，一开始试图通过唤起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在不放弃对俄国革命事业忠诚的情况下适应他们本地的现实。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葛兰西孤身一人，在与共产国际隔绝的情况下，再次走上了这条路，并在狱中以无与伦比的勇气进行探索。但只要假设东西方条件的共时性(simultaneity)，差异的难题终究是无法解决的。未能对俄国和西方各自的国家类型和权力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分析，绝不是葛兰西独有的问题。在大陆分界的另一端，也没有哪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成功地发展出一个连贯的理论。沙皇国家和西方国家从相反的两端迎头躲开了彼此之间的真正对比。列宁从未误解沙皇制度的阶级特征：他总是明确反对孟什维克对手，坚持认为俄国的专制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封建的国家机器。然而，他也从未充分或系统地对比西方的议会制国家与东方的专制国家。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直接分析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另一方面，葛兰西强烈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颖性，无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战略的对手，还是它的正常运作必需的代议制度。然而，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与之对比的专制主义俄国是一个封建国家，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秩序。在列宁与葛兰西思想之间的无人地带，革命社会主义错过了一个对它在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的理论交汇点。

就葛兰西而言，他未能理解“统一-区分”的地理形态掩盖了背后的历史脱节，这对他的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葛兰西一直意识到这种权力的双重特征，但他从未成功地赋予它一个稳定的表述。因此他区分东方与西方的所有段落都存在同样的缺陷，它们的最终逻辑总是倾向于回归到西方“霸权”（同意）与东方“专政”（强制）之间的简单对立：议会制vs.沙皇制。在沙皇俄国，一个不给市民社会留下自治权的国家里，“没有合法的政治自由，也没有任何宗教自由”。相比之下，在共和制法国，“议会体制通过永久组织化的同意(organised consent)进行统治”，其中“同意的组织交给私人倡议，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自愿’给出，因此在性质上是道德的或伦理的”，从而“实现了城市阶级对全体人口的持久霸权”。葛兰西对立命题的弱点，与其说是高估了沙皇国家在俄国社会形态中的作用这一意识形态主张——当然就算不像葛兰西说的掌控“一切”那么绝对，沙皇国家的作用也肯定比同时代的任何西方国家广泛得多，不如说是低估了西方国家军队和警察等镇压机器的特殊性和稳定性，以及它与选举权和议会等代议机器的功能关系。

奇怪的是，不是葛兰西，而是他的同志和对手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指出了东西方区别的真正本质，尽管他从未将其理论化为任何有说服力的政治实践。在1926年2月至3月举行的命运攸关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此时在自己党内被孤立和怀疑的波尔迪加最后一次面对斯大林和布哈林。他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他说：

在共产国际，我们只有一个取得革命胜利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他们说，因此我们应该走俄国政党取得成功的道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仍然不够。事实是俄国政党是在特殊条件下作战的，是在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封建贵族尚未被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打败的国家。从封建专制制度垮台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间的时间太短了，不能与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必须完成的发展历程相提并论，因为没有时间在沙皇封建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俄国的发展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无产阶级如何推翻已经存在许多年并具有自卫能力的自由-议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攻击一个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它一方面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动员和腐化无产阶级的手段，另一方面可以在武装斗争中比沙皇专制制度更有效地保卫自己。这个问题在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这里，俄国与西方之间的真正对立才清晰而明确地显现出来：封建专制vs.资产阶级民主。波尔迪加的表述十分精确，抓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关键双重特征：它比沙皇国家更强大，因为它不仅拥有大众的同意，而且还拥有优越的镇压机器。换句话说，决定国家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葛兰西在其他地方称之为“国家崇拜”[statolatry]）的不仅仅是国家的“范围”(extent)，还有功效(ecacy)。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镇压机器天然优于沙皇国家，原因有二。首先，西方社会形态在工业上要先进得多，而这种技术先进性会体现在暴力机器上。其次大众通常同意国家的统治，相信他们自己在统治这个国家。因此，与衰退中的沙皇政权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实施镇压时拥有更为可靠的大众合法性，这体现在军队和警察的纪律和忠诚度都更高——在法律上，他们不是不负责任的独裁者的鹰犬，而是选举产生的议会的公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关键就在于这种联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