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的访谈，该访谈的题目是“流亡”，就先介绍奈格里对“流亡”的看法。 

问者卡德尔(Francesca Cadel)首先引了捷克作家和诗人林哈托娃(Vera Linhartova)的一段话： 

毫不歉疚，也没有丁点回望他的脚步的欲望，这就走了。对他来说，他刚刚离开的地方，与他将去的地方相比，几无重要性可言。他不再活在“那个地方的外面”，而是相反，他所循路径走向的是“非地”，始终是不予期待的任何地方。和流浪者一样，跑到那，家就在那。 

对于流亡，奈格里特意把1968年作为分水岭。他说： 

 1968年之后，流亡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被构造。这基于两点重要考虑。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生产不再具有一个真正的中心（然后是文化和认同）。生产、工作，概念的建构——不论事情如何形成——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一个人不得不进入一种不再是以民族为中心的话语。流浪开始成为一个批判性公民之形成中的一种必要的行进仪式。------

事实上，这样的过程极快地加速，------摧毁边界和界限的实践，即要求处在外面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和迫切。 

上述状况必然会联系到“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问题。奈格里认为，这是真问题。下面是他的一段完整的谈论： 

当我们说到世界主义，现实上我们不得不将此观念与普世整合的概念相分离。譬如，我记得一本对我曾经十分重要的著作，麦内科(Freidrich Meinecke)的《世界主义与国家》，麦氏在我的思想发展中是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在书中，麦内科以极为沉重的方式对比了国家的根本*法和启蒙的世界主义。麦氏赋予民族国家以肯定的意义——那是我强烈反对的一种评价，这样恰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讲的，即，在这样的意义中，国家本身构建得强有力，而世界主义恰恰软弱无能。但是，随着同一个论辩的展开，此软弱无能的世界主义的丰富性却是如此迷人，甚至使得国家权力变成某种猥琐狭隘的东西。考虑到现时的帝国情势（在该情势下，出于对世界主义的反对，我们有某种针对第二权力的民族主义以及英美之概念的、文化的和政治领域的均质化），我相信，我们必须回应以简单地重申世界主义的巨大丰富性。另一方面，从如其所发生的历史之客观考虑的观点出发，我相信，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必须被认为是具有同等力量的。英美帝国主义会赢的说法不是定论，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将取胜：它们同样强大。在此意义上，没有注定要实现的定命，就我自己而言，我会把赌注押在经常不断的解体、危机和综合。

关于1968年之后的这一阶段发生的事情，奈格里认为，这是 “一个关键过程，既有来自其内部的自我毁灭的深刻趋势，但同样也有非常强有力的创造潜力。我相信，有一种极端的潜质需要得到肯定，这种确肯来自对这个世界的接受，如其现在正在发展的样子，及其这个世界的颠覆。这是说，不存在规律，也没有起稳定作用的和占据优势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已经取胜。” 

因卡德尔提到了里尔克有关世界主义和一战的思考，因此，接着有如下的一段话： 

“里尔克说过，安德鲁西亚诸城永不复以往。但是，在30年代——1936年之后——安德鲁西亚诸城又是杜汝提(Durruti)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军队赢得他们的最伟大战役的地方。正是在这些地方，在切·格瓦拉之前，他们在政治工作、灵性复兴和军事训练之间建立起关系。所有这些事情代表了20世纪根本性的解释钥匙！里尔克是个伟大的诗人，但也是患上梅毒的和资产阶级的诗人。杜伊诺哀歌从地理上而言离我们两人很近，但是，从精神角度，它们其实是老欧洲终结的表征（关于老欧洲这个概念，对我们的讨论很重要）。欧洲的这一终结显然不是美洲的开端，而是新世界主义的开端。这是一个帝国的开端，一个普世性的开端，在其中，自由、民主和平等能够得到发展，在其中，人民的激情可得到传通。我相信，帝国概念是作为形式构架(scheme)而得到构成的——至少在我看来——，而上述开端和上述可能性是从这种构架中来的。帝国不是建筑在另一个帝国的溃败，相反，它建筑在法西斯主义、苏维埃主义和确定类型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之溃败。但是，这个溃败取决于斗争：世界上的工人、农民和被殖民人民的斗争。在此，我们说到身体，而不仅仅是理念：受苦和反抗的身体。这些是构成历史的根本现实！因此，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流亡是本体论上世界主义的身体的构成。多肤色的奥菲士们，有绿发的，红眼的，黄皮肤的，以及更新和持续转型的梦想。这就是流亡，假如我们要将之区别于流亡的19世纪形象，假如我们要扫除里尔克之伤感的怀旧。”

接下来，在卡德尔的提问下，奈格里就美国的“熔炉”概念提出批评（我以为，这是儒家可以得到启发的——不要学可能已是日暮西山的东西）： 

熔炉是国家整合概念，分三部分：(a)按照移徙开端（此开端又是与取决于生产之必要条件的节奏联系在一起）作为；(b)按照确保社会集团之顺服的必要性来组织；(c)服从拥有支配权的政府，服从中央意识形态、权威和自我再生的精英的控制。这一概念——美国文化的经典因素而且一直被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已经被新的帝国情势所压倒。在这样的全球情势中，不同文化的修好复睦，生产之多种多样世界的整合和互补，正在使得权威之老的、一统的、内部集权化的威权模式落伍了。我们可以诉诸阿伦特或托克维尔的多重社会的形象，但是，我们完全知道，这些形象不再真实。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显然有些极为强有力的机制——均质化，比如，来自昨日的仅仅是商业的均质化——已经将自身拼装成自由理想。美国民主正在成为越来越像是一种“集权民主”。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这种集权民主是比苏维埃民主好还是坏。毫无疑问，必然要好，这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美国民主已经持续发展了生产能量。苏联“民主”自己离开其自身的生产能力，这些能力本就只能通过个体的自由而变得具有生产力、汇聚资本和知识行动以富强自身。 

然而，这些陈旧的典范已经被克服，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情势，这新情势包含有全球范围的合作的巨大扩展。这是对“非地”(nonplace)的肯定，终究是对美国非地的肯定。合众国是寄生的意志，要将美国非地加诸全球非地上，起宰制作用。如今，合众国是这样的国家：极为失常的外债，巨大的内部文化匮乏，通过宗教狂热表现的价值观危机和信仰危机。这就是合众国，最纯粹意义上的非地。我们必须牢记，确有在美国方式之外存活的另一条道路，有一条更丰裕、更悦人的活路，可以享有更大的自由——这是存在的真实可能性。这如此真实，以致合众国不得不诉诸战争，永久的战争，甚至无限战争，为的是维持它的权力。这一无限的美国战争就是对世界的专政性的强加。这个世界拒绝这种强加，甚至在帝国秩序之资本主义的和贵族统治的区域。

接下来，访谈回到流亡主题，涉及的是流亡理念（此地之外）作为解放之旅：即将来到的非地，伦理行动的可能性和乌托邦的条件。奈格里如是说：

你理解到，当我们谈论非地，伦理行动的可能性或乌托邦的条件，我们其实是在谈论全新的和超验的条件。你记得康德的分析吗？康德式分析考虑到了这样的事实，即，空间和时间是被形式知觉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知觉决定诸般空间和时间，那是一个存在于所有人头脑中的、并因此而决定空间和时间的超验知觉。我们不再处于一个决定空间和时间的条件，除非从康德辩证法的观点，也因此，从一个提出改变世界的建议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再能够定义非地——这是给定的——除了将一种建构性的欲望强加到此非地的能力。要解释事情，我们不能够通过“我是这、那、或其它”的说法。我们只能以这样的说法来解释：我们正力图使事情变成这样、那样或其它样子。伴随一切的缝隙——显然伴随着一切的风险——这必然包括在内。再也没有乌托邦；只有伦理的行动。而伦理行动并不总是产生所要的结果：伦理行动总是会产生结果，但这些结果并不必然是主导的或取胜的。有伦理行动，你也有沟通的可能性，也就有建立诸般复杂实在、集体性实在、合作实在的可能性。正是通过伦理心动，你在新世界的创造中取得成功——或失败。当你说一个新世界是可能的，这意味着什么？你是对一个事实打赌，这个世界是非地。我们已经面对的这一潜质。是这个世界，而不是另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们生活，我们不是非得高举什么（不是合众国，不是欧洲，或其它什么）。万事皆同，同是铁路或机场，但是，我们通过这一空间却有着诸般的倾向和激情：追求平等、自由、知识和丰裕的激情。身体的欲望除了丰裕和圆满——发展自身能力的可能性，没有其他。这些能力知道，只有通过饮食和爱，它们才能越来越大。1968年之后，有些奇异的事情发生了——让事情越来越清晰，离开里尔克，让他的时代的一些伤感离得远远的——工作开始用脑筋来成就，工作变成知性的，丰裕开始由机器来产生，都是事实。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投身工作的能量用不完！之前，一旦你工作，你就要消耗原材料。现在，一旦你工作，你消耗你的脑筋——但消耗脑筋是不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不存在！脑筋用得越多，你越具有生产力。我们已经从一个丰裕来自稀缺的阶段步入丰裕来自剩余的阶段。这是一个过分(excess)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人民想的越来越多。非地是过分之地，而流浪是转型之地，是网格化之地。这是创新之地。资本或财主也许会阻挡这一过程，而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不能停止或扼制的过程。

当问者卡德尔提出要反思流亡中的身体之死，奈格里的反思还是围绕非地展开： 

工厂里发生的工人之死，和试图抵达某个确定国家的移民之死，有啥区别？没有区别！有的是某种具体的意愿和具体的责任。就是说，有一种徒劳无功的企图：重建地感（sense of place）。于是，我的问题——有关帝国——作为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就是：我们准备如何转变这非地，在其中活出积极的实在？我们如何使得资本主义已经产生的非地——显然是通过所有能量的贫困——变成一种积极的力量和建构型的权力？提醒你一句，我正在提出一个在历史上有出色定义的和深远的问题。其意义是指，无产阶级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力量，工人的力量，在欧洲现代性的发展中，也在已经在慢慢得到解放的欠发达国家的现代性中，已经取得胜利，在决定这一阶段的过程中，他们的取胜历经了巨大困难，显得更为艰苦卓绝的是在于这一事实：全球范围的帝国主义的压抑已经长驱直入到个体的空间和时间，直到包括压抑之杰作——冷战。在冷战期间，我们有两套在资本管理方面而言的实践上相互匹敌的体系：一套，资本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来管理资本，另一套，资本按照社会主义来管理。除了合众国和苏联都有的数个相反的、非常高水平的文化发展时刻之外，这两大体系走得非常接近，都降低到只不过是全球能量的一个完整系列。现在我们才发现，自己处身一个真正打破这一毁灭性过程的位置，这就是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完全直觉到的东西。反全球化运动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的一场运动；事实上，它是最深刻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是基于否定——基于非地——的一场运动，并基于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民主的欲望。 

访谈随后进入“生产性想象”概念——被理解为构建解放故事的伦理潜力。讨论从引用奈格里研究斯宾诺莎的著作中的一段非常哲学性的、也因此比较费解的文字开始： 

生产性想象是一种伦理力量。斯宾诺莎将之描述为执掌自由之建构和发展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得解放的历史得以维系。这是功业(res gestae)，即集体性理智之建构及其内部的表达。这是一种向前跳跃——想象作为伦理的开端(Ursprung)，要作为建构性力量，调校伦理存在之持续不断的偏心和位移。这些不是言语，它们是存在物，一个发展出生产性想象的本体论实在------词语和事情被安置在操作水平面，而想象领域(the imaginary)则确定这一建构性动力学。伦理发现、认出生存之质，即，作为根本决心的生存倾向（不论是朝向生还是朝向死），就此而言，伦理在存在中别出高低。但是，在此操作性边际（也是想象领域运行其上的被给定存在界限），我们因此而处于那个正在被展开至未来的事态面前——这一未来正是当我们伦理地想象它的时候而得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