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评析

——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审视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5期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近年来，以塞德里克·迪朗、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约迪·迪恩等为代表人物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左翼思潮，需要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其进行分析。他们的主要主张为，在云平台取代市场、云地租取代利润、云贵族取代传统资产阶级的情形下，资本主义日益衰落，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技术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具有显著的隐喻性质，如果仅仅考察云地租和云平台问题，事实上面对的是技术封建主义的伪问题。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考察，不难发现，技术封建主义下存在着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问题，即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是否一定迎来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思考隐藏在云地租背后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对应的主体性的问题。所谓技术封建主义是一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剧烈的阶段，而我们可以在其中创造未来共产主义的主体性前提条件——全面发展的个体。

关键词：技术封建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

前  言

Introduction

从2019年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掀起了一场新兴的思想运动，代表著作有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性》（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塞德里克·迪朗的《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经济学批判》（Techno-féodalisme: Critique de l’Economie Numérique）、2024年出版的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谁杀死了资本主义》（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此外，叶甫根尼·莫洛佐夫、麦肯齐·瓦克、约迪·迪恩、乔尔·科特金、西格哈特·内克尔等人都参与到了这场全新的运动中来。一时间，技术封建主义批判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潮流。

技术封建主义的起因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在当代社会广泛应用带来的反思。与早期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以及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诞生的平台资本主义研究相比，技术封建主义越来越带有一种悲观的论调。在技术封建主义看来，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并不会带来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资本主义也因此会倒退，最终被一种新的阶级所控制。这个新的阶级，有人称之为矢量阶级（vectorialist），更多的人将他们形容为云贵族或云领主（cloudalist）。正如齐泽克在2024年的新书《基督教的无神论：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Christian Atheism: How to Be a Real Materialist）中指出的：“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在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废墟中崛起，这种秩序被称为‘技术封建主义’，它使‘真正的’资本家及其剥削的工人从属于由我们的新封建主（贝索斯、马斯克、盖茨……）控制的垄断数字公地。市场交换越来越多地以数字平台为中介（亚马逊的图书等），而资本家（这里指图书出版商）则是向封建主支付租金以销售其产品的附庸（如果一家出版商被排除在亚马逊之外，他实际上就无法生存）。而我们这些买家则是农奴，无偿地为云服务（上网并通过每次点击提供数据）。因此，通过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算法运行的数字云是最新的‘神圣’实体，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其创造者的控制，甚至摆脱了创造它们的程序员的控制。”显然，对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而言，资本主义已经日暮途穷，惟日不足。新出现的“新圈地运动”（即在云空间中圈出领地，在这些云领地上收租的运动）正在日益蚕食传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新圈地运动”为特征的“封建”阶层的兴起，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剥削和阶级关系的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还存在，但在这种对立之外，诞生了云贵族和云领主与数字云农奴之间的阶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被称为技术封建主义。

 图源：九月虺 

对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出现，我们一方面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出发，来具体分析其合理性和价值。我们需要看到，技术封建主义并不意味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真的变成了封建主义、历史发生了倒退，这种“封建主义”仍然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隐喻，无论云空间中的新圈地运动和收地租的方式与历史上真正的封建主义多么相似，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给出清晰的结论。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技术封建主义的确提出了关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真问题，这些问题本身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需要认真加以分析。因此，对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带来的问题，我们需要作出区分，只有区别了其中的真问题和伪问题，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来思考这个思潮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1 技术封建主义的基本主张

对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真问题和伪问题进行分析，我们首先必须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和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方式上的变化来切入。所以，首先必须弄清楚，作为一种思潮的技术封建主义究竟提出了何种政治主张。

技术封建主义源自一种左派的悲观情绪。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就开辟了一项历史使命：通过不懈的斗争，使无法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走向崩溃。在此之后，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将会取代历史上所有不平等的、压迫的、剥削的社会制度，这个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最美好、最平等、最公正的未来，也是人类不断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但是，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都不得不面临一个实际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终结资本主义？

 图： [法] 吉尔·德勒兹 / [法] 费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左翼人士都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他们或者组织武装革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或者进行议会斗争，或者组织工人运动，或者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但他们的各种努力，要么遭遇了挫折，要么彻底失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普遍陷入一种悲观情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中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先前所有社会系统均无法摆脱的黑暗力量，而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利用他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干脆提出了“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的说法。后来齐泽克和马克·费舍都在不同场景中引用过詹姆逊这句名言。“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意味着，尽管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但人类已经等不到资本主义灭亡那一天，因为在资本主义毁灭之前，人类将先陷入世界末日的灾难之中。马克·费舍将“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的论断当做一个概念，即“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不但是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系统，而且，如今，就连给它想象一个合乎逻辑的替代选择也不可能了”。在费舍看来，人类社会的悲剧在于，人类将不再具有历史，但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同，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如同一座牢笼，永远将人类禁锢在资本主义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其核心仍然在于人类是否可能走出资本主义的禁锢，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题。但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应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笔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业已取代了之前的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不仅在塑造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种工具和应用，也塑造着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与此同时，面对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变化，关于是否可以使人们走出资本主义的窠臼并最终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些西方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会走向何方，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解答：一种是乐观派，其主要代表是左翼加速主义，代表人物是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两人在2014年合作撰写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希望通过数字技术的加速，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崩溃，从而走向社会主义。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之后，这种乐观情绪显然衰退了，人们不再那么自信，认为掌握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就一定可以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直接进入更公正、更平等也更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反，他们给出了另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即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确可以摧毁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但可悲的是，历史的舵盘并不掌握在广大无产阶级手中，而是被苹果、微软、推特、脸书、谷歌、油管、优步等平台掌握，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称他们为云领主或云贵族，他们不仅没有用新技术推进人民的公共福祉，反而将本应该为全人类创造更美好未来的云空间变成了私有财产，这样，资本主义堕落到一个更野蛮的阶段——封建主义阶段，而不是被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超越。在这个背景下，技术封建主义孕育而生。

 图：《共产党宣言》1848年德文第1版封面（左）和马克思所写手稿第1页（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概括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我们很自然地会认为这“两个必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即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接续而来的自然就是社会主义。但是，技术封建主义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他们认同第一个“必然”，但他们在第二个“必然”面前踟蹰不前，因为他们不敢确定取代资本主义的一定是社会主义。这是技术封建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区别，他们认为历史也可以开倒车，在资本主义之后社会可能退回到更野蛮、更原始的阶段——封建主义阶段。

技术封建主义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从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希腊前财政部长、左翼政治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的一次访谈说起，因为他所认定的资本主义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概念。瓦鲁法基斯指出：“资本主义无处不在。资本在迅速积累，到处都在以残酷的新方式敲打着劳动力的脑袋。那么，我为什么认为这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更糟糕、更独特的东西呢？首先，请允许我提醒读者，在17世纪80年代，封建主义无处不在，封建领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然而，资本主义已经悄悄地侵蚀了封建主义的根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正在取而代之。我的主张是，同样在今天，资本主义——就像在17世纪80年代的封建主义——正在被一个剥削性更强且非常独特的新的榨取／剥削制度（我称之为技术封建主义）所褫夺，与这个制度同时到来的，还有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因此，瓦鲁法基斯的核心主张是，就像当年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一样，历史正在完成一次轮回，资本主义正在被新的技术封建主义所取代。瓦鲁法基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与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解，在瓦鲁法基斯看来：“是什么造就了资本主义制度？答案是：它是一种由在市场中攫取的私人利润（注：不是地租）驱动的制度。（作为对比，封建主义是由市场之外的地租驱动的）。这种情况改变了吗？我认为是的。是什么取代了利润和市场？我的答案是中央银行的货币取代了私人利润（作为系统的主要燃料和润滑剂），数字领地／平台成为极少数寡头从大多数人手中榨取价值和资本的领域。”瓦鲁法基斯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获利方式，一种是源于市场的利润，通过利润获利的就是资本家，市场利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与之相反，依赖于非市场的手段，即利用土地（无论是实体土地，还是云土地）来收取地租的方式，在经济学上就是封建主义，而收取地租的阶级就是地主、领主或贵族，在云端收取云地租的阶层就是云贵族阶层。也就是说，瓦鲁法基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由市场利润驱动的，而如果地租成为主要的获利方式，则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堕落为封建主义。

无论是瓦鲁法基斯，还是塞德里克·迪朗和其他技术封建主义思想家，他们之所以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堕落为技术封建主义，主要取决于新型地租（即云地租）的出现。齐泽克在2019年的《〈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性》中就提出：“比尔·盖茨的财富不是他成功地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生产出更好的软件的结果，也不是他对他雇佣的知识工作者进行更残酷的剥削的结果。如果是这样，微软早就破产了：人们会大量选择Linux之类的程序，因为这些程序是免费的，而且根据专家的说法，质量比微软更好。那么，为什么仍有数百万人购买微软呢？因为微软将自己强加为准通用标准，几乎垄断了该领域，是一般智力的直接体现。盖茨在几十年内就成为富豪，他榨取了地租，让数百万知识工作者参与到他私有化和控制的新的一般智力形式中。”也就是说，诸如盖茨、贝佐斯、扎克伯格、库克等一系列科技精英，他们不是在进行市场竞争，而是在收取地租。不过齐泽克在2019年仍然沿用了安东尼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等人的“一般智力”的用语，而没有意识到他这里所谓的“一般智力”就是后来瓦鲁法基斯等人提到的云空间、云采邑和云封地。而在2024年出版的《技术封建主义：谁杀死了资本主义》中，瓦鲁法基斯十分明确地指出：“云资本——云资本的第三属性使技术结构的服务部门完全自动化成为可能，其目的是为了资本的利益而改变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这就产生了一种新型资本（云资本），它成为一种生产手段，一方面可以控制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从资本家那里榨取云地租以获得消费者。”

然而，新型云地租的出现，是否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退回到封建主义阶段？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不能像技术封建主义思潮那样，简单地依据社会剥削的主要来源是利润还是地租。这样的分析实在太过表面化，很难经得起理论上的仔细推敲。在一般意义上，技术封建主义仍然是一种隐喻上的表达，并不足以代表资本主义已经灭亡、取代它的就是技术封建主义，其实这里的云封地、云贵族、云地租，乃至整个技术封建主义的论述，都是盲人摸象式的虚拟的表象。要真正剖析当代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下的新变化，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从经典理论中来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

2 云地租背后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对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究竟什么问题是真问题，什么问题是伪问题？只有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来认识，才能给出明确的解答。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一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就曾对只懂得从表面现象来分析商品交易的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提出批评：“一切庸俗经济学家，例如巴师夏，都只停留在这种最初形式上的交易上，其目的正是要用欺骗手法摆脱这种特殊的关系。”换言之，诸如巴师夏这样的庸俗经济学家只会从最表象的价格和价值交换来思考问题，而看不到这种价值背后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的，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化学家会在珍珠或钻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在这里为他们作证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也就是说，庸俗经济学家看到的价格或交换价值，是不可能从单一商品与人的关系中发现的，真正决定商品价格的是一种普遍的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而这种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关系，最终只能在生产关系中来寻找。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来的最简单的价值形式，其实是最复杂的，是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为前提的。马克思的原话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就此而言，我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常见的价值或价格，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生产关系的表象，它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我们在某一个具体商品中试图寻找这种价值形式，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这种研究脱离了商品背后掩藏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形式，从而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交换真正的奥秘。

 图： [法] 塞德里克·迪朗：《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经济学批判》，陈荣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

技术封建主义下的云地租也有着类似的问题。例如迪朗在他的《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经济学批判》中就谈到了他之所以称之为“技术封建主义”，因为他是从地租角度来思考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他认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认真对待地租问题，数字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一种技术封建主义逻辑。”和瓦鲁法基斯一样，迪朗对数字技术下的云封地和云地租的关注，实际上与马克思时代的庸俗经济学家差不多。他们用隐喻的方式指向过去的封建社会，并将今天的云地租与封建地租等同起来，这是一种庸俗经济学的表象，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构成生产关系的主要生产资料，封建地主和贵族与佃农和农奴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还是一种政治关系，即封建领主以土地为基础，建立了与骑士、臣僚和农奴之间的依附性人身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云领主只能通过圈地运动圈得的领地来收取地租，实际上，根本无法建立类似于封建社会的具有高度政治性和依附性的人身关系。换言之，今天的技术封建主义所谈的资本主义的下个阶段，尤其是以在云封地中收取地租的行为，只是一种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只有在市民社会形成之后才能成为普遍的可能，即通过普遍的经济活动取代封建制的政治统治，以货币价值为中心的交换关系取代以土地为中心的人身依附关系。

由此可见，从云地租来研究资本主义的衰亡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数字技术下的云地租与封建地租只有外表上的相似性，但其中构成的基本内容，以及两者各自蕴含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之间有着霄壤之别。技术封建主义思想家们由于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出发点，而进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推理。尽管他们各自在对资本主义日渐衰亡、逐渐被技术封建主义取代的论证上各有千秋，但我们可以从瓦鲁法基斯的论证来仔细探索这种带有庸俗经济学色彩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问题所在。

瓦鲁法基斯的逻辑很简单，他认为技术封建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表象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数字平台取代了市场。市场是前数字时代资本主义交易最重要的媒介。用瓦鲁法基斯的话来说：“市场，资本主义的媒介，被数字交易平台所取代，这些平台看起来像市场，但实际上不是市场，而更应该被理解为藩篱。

第二，技术封建主义的云地租取代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利润。资本主义的获利方式是利润，而今天的产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虽然仍然健在，但他们从市场上获取利润的能力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得不依附各个云平台，他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给这些云平台缴纳云地租。

第三，技术封建主义的云领主或云贵族取代了传统资产阶级的地位。由于传统资产阶级（尤其是产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在数字环境下只能依附云平台进行交易，那么这些云领主便可以将这些传统资产阶级变成自己的附庸，这种附庸关系是因为云封地造成的社会效应，云地租是一种合法地将对方变成自己附属阶层的工具，正如瓦鲁法基斯十分明确地看到的：“每个附庸资产阶级都知道，只要删除平台网站上的一个链接，他们就会失去大部分客户。而从谷歌搜索引擎或一些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网站上删除一两个链接，他们就可能从网络世界中彻底消失。”正是在以上“三个取代”的基础上，瓦鲁法基斯得出结论认为，传统资本主义正在被技术封建主义所取代。对于这“三个取代”，在经验的观察中，的确没有错误。但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不难发现，这“三个取代”实际上都带有浓厚的庸俗经济学的痕迹。瓦鲁法基斯的逻辑很简单，资本主义是靠市场利润获利的，一旦无法获得利润，那么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衰亡了。值得注意的是，瓦鲁法基斯对利润的理解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收入；另一方面，形成几个价值组成部分，它们‘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简言之，资本的收入实际上被马克思分为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购买劳动力可变资本的部分即工资的部分，在马克思那里表示为Ｖ，而最后的部分即剩余价值的部分，是Ｍ，所谓的利润和地租，还有利息等，实际上都来自这个Ｍ。问题在于，瓦鲁法基斯完全没有谈论剩余价值，而是将资本收入（即Ｖ＋Ｍ）看成同样的部分，没有考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区别，因此，他对于利润的理解是一种纯粹庸俗的理解，忽略了在剩余价值中隐藏的不平等的生产关系。

 图：扬尼斯·瓦鲁法基斯（希腊语：Γιάνης Βαρουφάκης；1961年3月24日—）是一名希腊经济学家，前任希腊财政部长。 

那么，在技术封建主义条件下，云地租实际上仍然来自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发生变化的是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在之前的产业资本主义阶段，仅仅拥有生产厂房就可以完成生产，但是，市场方面，产业资本主义是交给商业资本来完成的，那么产业资产阶级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商业资本，一部分剩余价值变成商业利润，才能完成资本的周转与循环。问题在于，原先由市场上商业资本享受的商业利润在今天的条件下已经让渡给数字平台，数字平台垄断了商业销售和交易的途径，因此，它导致了市场的垄断化和集中化，这种垄断不是希法亭和列宁分析的生产领域的垄断，而是对交换平台的垄断，若不经过数字平台，产业资本就无法完成资本的周转和循环，这导致了产业资本必须高度依附数字平台，原先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包括仓储资本和物流资本）平等的关系，变成了平台资本与产业资本以及部分商业资本之间的附庸—隶属关系，真正的问题不是云地租取代了市场利润，而是工业生产必须通过一个高高在上的平台，才能让其资本完成自身的周转循环运动。这是不同资本的等级关系的建立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平台资本自己并不从事生产，但它垄断着生产和消费的各种平台和媒介，让现实中的市场发生萎缩，数字平台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产业资本，它们也无法取代实实在在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只是将原先通过商业资本等环节完成的资本周转和循环过程变成了自己垄断的领地，并在其中榨取高额利润（这些高额利润是一种垄断价格，让它们看起来像是封建地租一样，但跟真正的地租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转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里的问题不是技术封建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是云地租（它只是看起来像是地租而已）取代利润的问题，而是通过云平台形成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这种不平等关系被云地租的形式颠倒过来。一言以蔽之，云地租背后隐藏着当代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下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样，技术封建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伪问题，尽管云平台成为凌驾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上的新型资本，但它不可能真正祛除产业资本，而且产业资本仍然继续为资本主义的臃肿的身体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动力。云领主的确像一个巨大的蜱虫一样，附着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身上不断地吸血，让产业资本苟延残喘，它不能让产业资本崩溃，因为产业资本一旦崩溃，就意味着云平台的贵族老爷们会在云端成为吸不到血的饿殍。

这样，我们回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真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我们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露隐藏在经济事实背后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他指出：“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揭示出，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所以，面对技术封建主义问题，我们需要抽丝剥茧地看到其中的真问题，即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烈化和恶化的结果，因为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云领主（实际上，就是平台资本家）手中，而他们形成了可以用手中的数字资本来支配世界的幻象，这种幻象越浓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就越剧烈，当资本主义老旧的齿轮在光鲜的数字资本的外衣下咔咔作响时，我们即将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将在云地租的层面上爆裂，而在它彻底爆裂之前，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主体才能应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爆裂之后的局面。

3 数字主体性的重建：共产主义的主体向度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句话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像一个幽灵，激活了无数欧洲无产者的灵魂，让他们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觉醒，成为一种让共产主义这个幽灵成为真正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力量。正如马克思在更早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事实上，在早期的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庸俗的国民经济学、费尔巴哈、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的批判，真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驱除了自我意识、唯一者、感性直观、绝对精神等观念的阴霾，真正让德国哲学以实践的方式降临人间。但是这种理论要真的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还需要建立一种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不过，无产阶级的主体性的建立，不可能通过在书斋里用个别词句和震惊世界的观念来完成，青年黑格尔派大多都沉迷于发明一个新的观念，而忽略了在现实世界中真正具有革命性动力的群体——无产阶级。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之所以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文本，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在学院派和知识界进行论辩和论证的文本，而是一个面向普罗大众尤其是无产者，进行政治教育的文本，其目的就是让共产主义的理论掌握群众，成为真正改造世界的力量，成为让共产主义可以在人间成为现实的力量。唯有如此，共产主义才不会是徘徊的幽灵，而成为现实历史的推动者。显然，《共产党宣言》的目的在于生产一种在欧洲历史上广泛被忽略的主体性——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只有让那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与无产阶级的身体相结合，才能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潜能。

对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在悬置了有关学者提出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用云领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概念的伪问题之后，我们发现了在云地租背后的逐渐恶化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是，这个基本矛盾仍然不能保证《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的连贯性，即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之后，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坠入更倒退的阶段，如退回到封建主义时代？对于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已经给出了回答。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还是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时代，为了让历史的车轮能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前进，我们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即塑造数字时代无产阶级的主体性。

 图：Maurizio Lazzarato：Sign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Joshua David Jordan (trans.), Semiotext(e), 2014.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主体性不是来自某个天国的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的醍醐灌顶的觉悟，也不是某个理性的先知对人类谆谆教导的启蒙，而是来自现实的力量。今天我们对数字设备和智能设备的使用，当然也存在着观念上的影响，但这些数字化的装置和各种应用软件同时也在塑造我们的主体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莫里齐奥·拉扎拉托在《符号与机器：资本主义与主体性的生产》（Sign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中就谈到了在数字技术下，一方面会产生新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会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诞生全新的主体性。拉扎拉托指出：“技术机器（数字机器、通讯机器、媒体机器）和社会机器不仅在记忆和感觉中，而且在无意识中调节和形成主体性。”例如，当我们观看视频和进行网络购物时，智能设备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在符号学和存在论层面上对我们的主体性进行了重塑。但是，因为主体性是通过新的智能设备和各种数字应用来实现的，这些本应该成为数字化和社会化生产的一部分，是通向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性力量，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在数字社会，一般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要素）的私人所有制，使得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主体性的生产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拉扎拉托继续指出：“这并不是一个认知或文化资本主义、知识社会等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力和知识关系的问题，这些关系试图塑造整个人类的主体性，使其能够适应和服从由盈利能力和‘愚蠢’支配的技术、劳动组织模式、消费、交流以及城市和生活环境。”简单来说，在拉扎拉托看来，今天被称为技术封建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在试图让整个人类都变成隶从于云贵族阶层的臣服的臣民。但是，无论是拉扎拉托还是技术封建主义的瓦鲁法斯基，他们都忽略了一点，真正塑造这种臣服于云领主的主体性的，不是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本身，而是在这些云平台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的新生产关系，即云领主—附庸资产阶级—云农奴（或云无产者）之间的三个层次的不平等关系。因此，为了对抗这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和数字时代的等级制（十分类似于封建时代的等级制），我们需要重塑一种数字主体性，这种数字主体性需要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幽灵一样，能够在具体的普罗大众身上具体化，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种主体化或数字主体性的构成是否可能？当然，我们不能采用启蒙运动或者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的方式来思考数字主体性的构成，这样意味着在马克思逝世100多年之后，我们再次回到了他所批判的形而上学的词句斗争。此时此刻，我们耳边似乎会响起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教导：“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真正革命性的力量只能在现实的数字技术的背景下来寻找。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建构一种新主体性呢？

事实上，迪朗在他的《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经济学批判》一书的末尾，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考方向，数字时代的主体性的构建实际上分为两个不同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一个绝望的方向，代表着资本主义正在利用智能算法控制所有主体的行为，正在试图将所有的主体（subject）变成一个行为代理人（agents）。迪朗说：“工作陷入了这种神秘感，个人什么都不是，资本才是一切。与工作相关的痛苦在当代肆虐，部分原因就是这种不满情绪，它削弱了主体，使他们脱离了现实。”在这一点上，迪朗对资本主义对人类主体性的奴役与拉扎拉托，甚至与肖莎娜·祖博夫对“监控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差别。关键在于迪朗指出了数字时代人类主体性的另一方面，也是他说的山脊的另一面：“在山脊的另一边，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在马克思看来，积累的历史规律在某些方面有利于个人的发展。”迪朗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就不会感到困惑，马克思的原话是：“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消除了个体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片面化发展的状态，从而消除了个体的异化，马克思认为消除这种异化的前提条件是“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

这正是迪朗期待的时刻，技术封建主义的假说，一方面将人重新从片面的异化变成“全面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这种“全面发展”的人恰恰是技术封建主义下“没有财产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如同蛆虫一样活着，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资本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已经成为他们“不堪忍受的力量”。与此同时，这些“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表现为与那些数字时代的巨贾富商们对立的世界，在刹那间，迪朗感受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哲学前提似乎要在数字化的技术封建主义下得以实现，所以他才能感受到“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

当然，迪朗的描述不是说今天从事数字化的零工经济或众包经济的底层无产者，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的主体性，而是说，这种底层无产者虽然处在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窘境之中，但是他们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创造了“全面发展”的主体性的历史条件。在福特制和社会分工体制之下，每个个体成为高度分工化的螺丝钉，造成主体不得不高度依赖精细化分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数字化平台的垄断，制造了一种可能，即主体从单一的片面的能力发展的藩篱中走出来，开始变得“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不是什么自我意识或理性观念的觉醒，而是在技术封建主义所谓的云平台上生产出来的无产者的主体性形态。迪朗说：“‘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出现意味着对市场的告别与主体性的再投资齐头并进，尤其诉诸真正的经济民主形式。只有这样，每个人自由选择的自主权界限才能与集体和有意识地掌控经济问题及其在生物圈中的地位相适应。”这种“全面发展的个体”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主体性，当然，这种主体性不会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他们仍然需要一种理论武装，一种与新的共产主义理论幽灵的结合，才能成为新型的革命主体。但在技术封建主义的前提下，有一个真问题，那就是技术封建主义的确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出现，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全面发展的个体”的主体性条件，后面我们需要的就是让数字时代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降临，与这种主体性条件合二为一，成为改变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