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拉康|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1953—1954

【7】大师以任何东西打破沉默,一记讽刺,一阵脚踢。
  根据“禅宗”(zen)的技术,佛教大师便是如此来着手意义的研究的。弟子们应当自己去寻找他们自身问题的答案。师傅并不“以权威的口吻”(ex cathedra)来教授一门现成的学问,只有在弟子们快要找到答案(réponse)的时候,他才给予一个回应(réponse)。
  此种教学是对所有体系的一种拒绝。它揭示了一种处在运动中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却是倾向于体系的,因为它必然会呈现出教条的一面。弗洛伊德的思想是永远向修改开放的。把它归结为一堆陈词滥调是一个错误。每个概念在那里都拥有其自身的生命。这恰好就是我们所谓的辩证法。
  这些概念中的一些,在一定的时刻上,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因为它们在当时都曾对他先前提出的问题给出过一种回答。因此,只有将这些概念重新定位在它们的语境之中,我们才能理解它们的价值。
  但是,只搞历史,搞思想史,并说弗洛伊德出现在一个科学主义的时代是不够的。实际上,由于《梦的科学》[1],某种不同本质的东西,某种具体的心理学密度的东西便被重新引入了进来,也即:意义。
  从科学主义的观点来看,弗洛伊德似乎在当时重新返回了那种最古老的思想——解读梦中的某种东西。继而他又回到了因果的说明上。但是当我们解释一个梦时,我们总是完全陷入在意义之中。问题恰恰就在于,主体在他的那些欲望之中,在他与其周遭环境、与他人以及与生命本身的关系之中的主体性。
  【8】在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引入意义的辖域,这一辖域本身必须被重新整合到其自身的层面上。
  布吕克[2]、路德维格[3]、赫尔姆霍兹[4]、杜·布瓦—雷蒙[5],在当时都构成了一种有保证的教义(foi jurée)[6]——一切都被归结为物理的力,引力与斥力[7]。一旦他们自己给出了这些前提,就没有任何摆脱它们的理由。如果说弗洛伊德摆脱了这些前提,那也是因为他自己给出了别的前提。他敢于把重要性赋予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的那些童年的矛盾,他的那些神经症的困扰,以及他的那些梦境。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就像周围的每个人一样也是一个置身在所有偶然性——死亡、女人、父亲——之中的人。
  这就构成了一种向源头的返回,而且几乎配不上科学的称号。精神分析的情况就如同一位好厨师的技艺,他很清楚如何以最小的阻抗(resistance)去切割生肉和拆卸关节。我们知道,对于每一个结构而言,都存在着一种为它所特有的概念化模式。但是,因为我们由此便走上了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我们宁愿去坚持一种推论世界的一元论观念。如此,我们便误入了歧途。
  大家必须意识到,我们不是用刀子,而是用概念来进行解剖的。这些概念都有其原始的现实秩序。它们并非是从人类的经验中突然出现的——否则它们就会是既成的了。最早的名称是从词语本身中突然出现的,它们是用来描绘事物的工具。因此,整个科学都长期滞留在黑夜之中,陷入在语言之中。
  首先有一种完全形成的语言,我们把它当作一种非常糟糕的工具来使用。时不时地,也会实现一些颠覆——例如,从燃素到氧气。因为拉瓦锡[8]在其燃素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即:氧气。困难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只能用日常语言来引入一些符号,无论是数学的还是其他的符号,因为必须得解释我们要用它们来做的事情。于是,我们便处在某种人际交流的层面上,在当下即处在治疗师的层面上。弗洛伊德也是如此,尽管他拒不承认。但是,正如琼斯[9]曾经指出的那样,打从一开始他就给自己规定了一种苦行,不去涉足思辨的领域,这是他的天性使他倾心的领域。他使自己服从于有关事实与实验室的科学。他使自己远离了糟糕的语言。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主体的概念。当人们引入它时,人们便引入了自身(soi-même)。跟你们说话的那个人是像其他人一样的人——他使用糟糕的语言。自身因而是牵涉其中的。
  因此,从一开始,弗洛伊德就知道他只有分析自己才会在神经症的分析中取得进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重要性被归于反转移(contre-transfert),这就意味着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分析中并不只有病人。我们是两个人——也不只是两个人。
  【9】从现象学上来讲,分析情境即是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只有经由这个结构,某些现象才是可孤立的,是可分离的。但是,另一个结构,即主体性的结构,却给人类赋予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是可以为他们自己所理解的。
  作为神经症患者因而便有助于成为好的精神分析家,而且从一开始,这就帮助了弗洛伊德。正如乔丹先生连同他的散文那样[10],我们理解、误解、不解[11]。但还是要到那里去发现结构的线索。就连荣格自己也赞叹到,他在梦境与宗教的诸多象征之中重新发现了某些人类种族特有的原型。这也是一个结构——但却不同于分析的结构。
  弗洛伊德一度引入了这个结构所特有的决定论。从那时起,我们便到处可见他作品中的那种模棱两可。例如,梦是欲望还是对欲望的承认?又或者,自我在一方面就如同一枚空心的蛋,是通过知觉世界的接触而在其表面上分化出来的,但是每次我们遇到它的时候,它却又是那个在说“不”(non)或宾格的“我”(moi)、主格的“我”(je)的,在说“人们、大家”(on)的,在谈论他人的,那个在不同辖域中表达出来的东西。
  我们将要遵循一种对话艺术的技术。如同好厨师那样,我们也要去了解我们所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关节与什么样的阻抗。
  超我(super-ego)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法则,但是这个法则却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获得支撑。如果我说“你向右转”(tu prendras à droite),那么这就是为了让他者可以把他的语言跟我的语言协调一致。在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想的是发生在他头脑中的事情。这种旨在找到协调的努力,就构成了语言所特有的交流。这个“你”(tu)是如此的基础,以至于它是先于意识[12]而介入进来的。例如,检查机制[13],虽然是意向性的,但却先于意识而开动,并带着警觉而运作。“你”不是一个信号,而是一种对于他者的指涉,它是秩序与爱。
  同样,自我理想(idéal du moi)是为了延期主体的满足而由自我永远延续下来的一个防御机构。但是,它也是最令人抑郁的功能,从该术语的精神病学意义上说。
  它我(id)不可归约为一种纯粹的客观假设,不可归约为主体的那些冲动。从来都没有一个分析会以确定某种侵凌性(agressivité)或者爱若性(érotisme)的比率为结果。分析的过程所导向的地点,有关存在的承认的辩证法的终极地点,即是“你即如此”(Tu es ceci)。这一理想其实从未被达到过。
  分析的理想不是完全的自控,不是激情的匮乏,而是使主体能够维持分析的对话,能够既不太早也不太晚地言说。这是一个训练性分析(analyse didactique)力求达到的目标。
  【10】把一个决定性的秩序引入人类的存在,引入意义的领域,即是我们所谓的理性。弗洛伊德的发现,就是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对于理性的重新发现。
1953年11月18日
这一讲的后续部分缺失了,还有1953年最后的那几讲也都缺失了。

译注:
[1] 《梦的科学》(la Science des rêves)是法文版《释梦》的标题,由伊格纳茨·梅尔森(Ignace Meyerson)根据德文第七版译出(见:Paris:Alcan,1926)。
[2] 恩斯特·威廉·冯·布吕克(Ernst Wilhelm von Brücke,1819—1892),德国著名医学生理学家。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学医期间曾在布吕克创建色生理学实验室中从事研究工作,深受布吕克的影响。
[3] 卡尔·弗莱德里希·威廉·路德维格(Carl Friedrich Wilhelm Ludwig,1816—1895),德国著名医学生理学家,曾在血液循环的神经调节方面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4] 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德国著名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曾在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多个方面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5] 埃米尔·杜·布瓦—雷蒙(Du Bois-Raymond,1818—1896),德国著名医学生理学家,实验电生理学之父,发现了神经元的动作电位。
[6] 此处的“foi jurée”在字面上是“宣誓过的信仰”之意,这里转译为“有保证的教义”
[7] 以上四位德国生理学家在上世纪中叶结成联盟,主张有机体内部除了一般物理化学的力之外别无其他的力。
[8] 安托万—劳伦·德·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1743—1794),法国著名化学家,近代化学奠基人之一,以“燃烧的氧学说”推翻了普鲁士医生施塔尔提出的在当时欧洲占统治地位的“燃素学说”。
[9] 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官方传记作家,也是第一个用英语来实践精神分析的人,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担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值得一提的是,琼斯曾在1936年举行于马里安巴的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作为会议主席“打断”了拉康关于《镜子阶段》的发言,以至于拉康在1949年重写了一篇关于《镜子阶段》的论文,这个“创伤”的相遇预期了拉康日后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决裂。至于拉康有关琼斯的评论,请详见《纪念琼斯:关于他的象征主义理论》(Ecrits,1966,697—716)。
[10] “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是莫里哀戏剧中的人物,这里指涉的是《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homme),乔丹先生,第二幕,第四场:“我讲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而我却对它一无所知”(il y a plus de quarant ans que je dis de la prose sans que j’en susse rien)。
[11] 这句话按照字面也可以译作“我们制造意义、反意义、无意义”(nous faisons du sens, du contresens, du non-sens)。
[12] 此处的“意识”(conscience)一词同时具有“良心”的含义。
[13] “检查机制”(censure)是禁止无意识的欲望与其衍生形式进入意识—前意识系统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