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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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江 | 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来思考数字劳动——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批判研究

蓝江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实不是人是否会被技术所取代的问题,或者说由此而产生的我们在职业生涯中会不会遭遇下岗的问题。其实,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需要我们对数字劳动的进一步思考,或者说,从更复杂的角度分析,这不能将问题简化为机器或人工智能是否取代人,因为在这些问题背后,最根本是如何重新理解数字劳动的形式。

数字劳动究竟是什么?在生活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一点,比如原来工厂里面那种工作被称作劳动,也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甚至马克思的论述中的劳动,这种劳动是脱离了具体生产活动的抽象劳动,这种抽象劳动形成的价值是衡量生产和交换的根本形式。然而,在今天的数字技术的背景下,劳动是否还是简单抽象劳动的形式?因为数字劳动形式变了。以滴滴为例。有一次我从南大仙林校区打滴滴到机场,滴滴司机很快就来了,我十分好奇地问司机:“你怎么反应这么快,你究竟怎样接到我这一单的?”他十分痛快,说开滴滴的司机,在平台这里都有一个积分,接到订单并不是按照手速快而抢到的,而是平台按照积分的高低,给一个区域内的司机派单,比方说,成这一单是从仙林到南京禄口机场,属于优质单,平台会按照积分顺序分配给各个司机,而他在那个时间段,在仙林地区的分最高,自然就把我这一单派给他了。我又问:“为什么不去机场接?机场那边都是优质单,机场离南京市区这么远,随便可以接到一个很远的单。”但他说不行,机场那边全部都是250分以上的人,没达到那个分根本就抢不到订单。我又问:“你的积分怎么算呢?”司机说:“比如我接你这一单可以拿0.3分,但我要拒了你的单,我要扣5分,我要做到十几个你这个单,才能把我扣的分慢慢地挣回来。”这个对司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或者为了挣回这个分,滴滴司机就不得不跑一些“差单”,有些单可能没什么钱挣,但是会挣得平台的分数,比如周五晚高峰时期的闹市区,在以往这样的单是没有的士司机愿意跑的,因为堵车且只有起步价,乘客给的钱还抵不上堵车耗费的油钱。但是在今天可以打滴滴,对于一些想挣得高分,去跑优质单的司机来说,虽然这种“差单”挣的钱没有多少,甚至可能是亏钱,但可以拿额外的分数,可以帮助他尽快接一些优质单。如果不能接到优质单,意味着这些司机只能在中低收入上徘徊,而想取得质的突破,必须依赖少挣钱、多挣分的方式来让自己的等级上升,从而跻身长期接待优质单司机的行列。

在与司机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挣分还是挣钱的问题,而是一个平台通过算法来控制每一个加入平台的司机和乘客的问题,每一个乘客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特定分数的司机匹配在一起。其实,不仅是滴滴,包括外卖骑手也有同样的算法,那么在这里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原来我从新街口打车到鼓楼,高峰时段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士停下来的,这种情况下是什么“迫使”这些司机宁愿亏钱,或只赚基本油费还要忍受堵车的低速慢慢走,仍然愿意接这种亏本单?是什么促成了这个行为?显然,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单纯的市场调节的方式来理解这些行为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在算法控制的世界里,货币或收入已经不再是调节市场行为的唯一因素,在以货币为中心的市场调节之下,多了一重调节机制,即以数据为中心的算法调节。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数字劳动的可能性,换言之,原来被称为劳动的东西,之前是由货币决定的,今天却被算法所控制,导致了以往仅仅从价值角度对劳动设置的定义发生了转变,因此,需要在今天的数字环境中重新审视劳动的形式。今天的劳动属于新的规则下的一个大平台,在这个规则下面最重要的甚至不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或者市民社会中的货币,货币是属于市民社会的评价和度量的手段,但是在数字平台上有了新的衡量手段,它甚至成为货币手段的根基,是今天用来衡量数字劳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包括去年外卖骑手事件中提到的数字劳动问题。外卖骑手之所以违反交通规则,他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挣分或者说避免扣分,因为扣分对他来说是比扣钱更严重的事情。

今天,是人管机器还是机器管人,这其实对平台的算法控制是非常次要的问题,关键是今天形成了一个新的算法控制的社会,即所有人的生命必须要在这个算法平台中重新展开。在市场经济时代,即在那个没有被数字技术中介统治的时代,我们仍然以个体的生命存在着,尽管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但至少在表面上肉体还是个人性的,我们仍然以个体性的肉体存在参与社会交换的整个过程。但是在数字时代,这种肉身化的个体性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存在的价值不再是那具肉体,不再是不可分割的最后的个体性,个体成为被数据所转化,被算法所计算的数据分体(dividual),这些数据分体只有在算法进行数据分析并获得对应的数值时才能具有价值。例如,高校教师对一个学校有没有价值,并不取决于其读过多少书,深入思考过多少问题,而是取决于发了多少文章,拿了多少课题经费,得了什么级别的奖励等,这当然也属于算法系统。所以,我认为,对于高校教师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自己想研究什么就去研究什么的阶段,一名教师从事的研究,必须在高校平台算法中被重新评价,只有在这个算法中获得对应的值,这名教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存在。例如一位老师有国家重大课题,有重要的头衔和称号,自然在高校的算法系统中能取得优越的地位;同样,对于院系和专业来说,其价值也取决于拥有多少这样的人才,培育了多少优秀的学生(优不优秀也是由平台算法所决定的),有多大的社会贡献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转换为数据和算法,无论对于个体还是集体,其价值都是由数据化的分体决定的,他们成了这套算法中的一个值,而这个值决定了每一个数据对应的个体或集体的地位和价值,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

另外,现在的网络平台给每个员工正规发全额工资的是非常少的,像起点网,甚至B站、youtube、推特等,他们的营业收入绝对不是来自后台的营收,只有技术维护人员和营销人员是长期发工资的,那么它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哪里?我从网络平台看上传的视频,然而做视频的人从平台根本得不到任何收入,他们的兴趣在于制作的视频又被点赞了,但制作视频的确是一种劳动,这个劳动的价值仅仅是有多少人在关注。

现在我们的劳动被数字平台和算法结构重新架构了,这种架构意味着现实的社会必须按照这个架构重新分配和布局,这就是今天需要去重新思考的劳动问题核心所在。为什么需要思考数据和算法对我们日常生活的重新架构?可以说,人类最初的活动是没有任何区分的,人的活动就是人的活动,饮食是活动,狩猎也是活动,但是,是什么把劳动和休闲区分开来?区分标准是什么?比如一个孩子喜欢自己动手做弓箭,他可以自己沉浸其中,几乎一天的时间都沉浸在砍竹子、打磨弓身、搓弦等“工作”中,实际上这对他是一种娱乐,但从另外角度来看,这当然也是一种劳动。在文明社会之前,人的活动没有被分成娱乐和生产劳动两个部分,只有在进入一定程度的文明社会之后,甚至可以说直至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一部分活动符合资本的创造价值的要求,并在以货币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下能够衡量这种价值,这样的人类活动才被称为劳动。换句话说,进入数字时代,我们面对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定义劳动的方式是以价值为根基,价值是衡量所有的劳动的基本尺度,如果一项活动能创造价值,那么该活动即劳动,反之,那些不能创造价值的活动就是消费,就是娱乐。

但是,在今天数字平台上,还有另外一种区分方式———原来不视为劳动的东西,可能今天也被叫作劳动。因为人工智能系统有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收集与分析数据,人工智能下面是框架,框架下面是数据,依靠大量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边缘计算,才能够让人工智能存活下去,那么这个人工智能数据从哪里来呢?事实上,数据是我们每个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是每个人生活中所有的表现。现在讲的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机器人的问题,是我们跟周围环境的互动和关系化的问题,它们被数据化,然后被机器学习的一些算法所掌握,最终才能发展成所谓的智能体。我们对环境的任何反应都会变成人工智能的一种对应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说人和人工智能是彼此独立的,人工智能在今天和我们已经进入一种共生关系之中,那么我们每次活动实际上是在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目的也在这里。现在需要从今天的现实生活、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重新来思考劳动是什么,不仅仅白领坐在办公室写文案才叫劳动,今天的劳动变成了在平台和算法下的劳动。

原文载《阅江学刊》2021年第4期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