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

在资产阶级作者作出的关于19世纪哲学史的正规论述中，在一个特殊点上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只能以非常勉强的方式克服。这些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完全观念形态的和无可救药的非辩证的方式，把哲学思想的发展表述为纯粹的“观念的历史”的过程。因此，不能指望他们会合理地解释这样的事实：到19世纪50年代，黑格尔的宏伟哲学在德国事实上已没有追随者，并且在不久之后被全然误解，而在30年代之前，甚至它的最大的敌手（叔本华或赫尔巴特）也不能避免它的强烈的思想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打算做出这样一种解释，而只是满足于在他们的编年史中，在“黑格尔主义的衰败”这种完全否定的标题下，记下随黑格尔死后而来的争论。然而，这些争论的内容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它们也是有着极高的正式哲学的水平的。这些争论发生在黑格尔学派的多种不同倾向之间；这些倾向有右派、中间派和不同倾向的左派，尤其是有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左派。为了结束这一时期，这些哲学史家对于黑格尔主义的哲学运动确定了一种绝对的“终结”。然后，他们就以回到康德（赫尔姆霍茨、泽勒、李普曼、朗格）来开始论述19世纪60年代，似乎这是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时代，而与此外的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这种哲学史有三大局限性，其中两个表现在那种或多或少完全处于观念的历史的领域内的批判性修正上。的确，在近几年内，更彻底的哲学家们，尤其是狄尔泰和他的学派，已经在这两个方面大大扩展了正规哲学史的有限的眼界。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局限已经在原则上被克服了，尽管在实际上它们已延存到了今天，并且大概还将继续很长的时间。然而，第三个局限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观念历史的领域里被克服；因此，它甚至仍然没有被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史家们在原则上克服。

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哲学史的三个局限性的第一个，可以表述为一个“纯粹哲学的”局限性。当时的理论家们没有看到，哲学中包含的那些观念，不仅能存在活哲学之中，而且能同样好地存活在实证科学和社会实践之中，而且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黑格尔哲学那里开始的。第二个局限性是“地域的”，这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哲学教授中最为典型：这些可尊敬的德国人无视在德国的界限之外还有其他哲学家这一事实。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完全没有看到，尽管黑格尔体系在德国被宣布死了好几十年，但它仍然继续在其他几个国家兴盛，不仅是在它的内容上，而且也是在它的体系和方法上。经过了近几十年的哲学史的发展，限制着它的前景的这前两个局限性已在原则上被克服了，自从1850年以来，印在标准的哲学史上面的那幅图景近来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然而，依靠其历史观，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根本不能克服第三种局限性，因为这将使得这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们抛弃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这个立场正构成了他们全部历史和哲学科学的先天本质。事实上19世纪纯粹的“观念的”哲学发展这种现象，只有同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相联系，才能从实质上被充分把握。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在他们发展的现阶段，是不能够审慎而公平地研究这种关系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直到现在，对于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来说，19世纪哲学总的发展的某些阶段，不得不仍旧是“超验的”阶段的原因。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史的地图上，仍然有一些古怪的“空白点”的原因（这一点已联系到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哲学运动的“终结”和此后在60年代哲学的“复苏”之前的空白，进行了描述）。同时这也使人们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哲学史今天甚至不能前后一致地把握它以前已经成功地理解了其具体实质的德国哲学时期。换言之，黑格尔之后哲学思想的发展，以及以前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进化，都不能被理解为纯粹的观念的链条。任何理解这整个较后时期——在历史书中，正规地称作“德国唯心主义”时期——的完整实质和意义的企图，只要忽视了或仅仅肤浅地和陈腐地了解某些对于它的整个形式和过程是生死攸关的联系，必将可悲地归于失败。这些联系就是那个时期的“思想运动”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其他著作中，有几个描述他的直接先驱——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本质的段落，对于整个所谓的“德国唯心主义”时期，包括它的最高结果黑格尔体系自身，都是有效的。它们也适用于后来的40年代在黑格尔学派各种倾向之间的争辩。黑格尔写道：在这个根本革命时期的哲学体系中，“革命是通过思想形式概括出来了、表达出来了”1。黑格尔的补充说明使人们明白了，他所谈的不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喜欢称之为思想革命的东西——一个审慎地、平静地发生在纯粹研究领域并远离粗俗的现实斗争的过程。资产阶级社会在其革命时期产生出来的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认为，“思想形式的革命”是整个社会现实革命过程的一个客观的组成部分2。“世界历史上这一个伟大的时代（其最内在的本质将在历史哲学里得到理解），只有两个民族，即日耳曼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参加了，尽管它们是互相反对的，或正因为它们是互相反对的。别的国家并没有参加到里面来，虽说它们的政府以及它们的人民在政治上参加了，但不是在内在精神上参加了。这个原则在德国是作为思想、精神、概念，在法国是在现实界中汹涌出来。这个原则出现在德国现实生活中，显得是一种外部环境的暴力和对于这种暴力的反动。”3在几页后，在论述康德哲学的时候，黑格尔又论述了同样的命题：“卢梭已经把自由提出来当作绝对的东西了。康德提出了同样的原则，不过主要是从理论方面提出来的；法国人则从意志方面来掌握这个原则。法国人常说：‘他头脑发热’（I Lalafetepres du bonnet）；意思是说，法国人具有现实感，实践的意志，把事情办成的决心，——在他们那里观念立刻就能转变成行动。因此人们都很实际地注重现实世界的事务。尽管自由本身是具体的，但自由在被他们应用到现实世界时却仍然是未经发展的、抽象的。要想把抽象的观念生硬地应用于现实，那就是破坏了现实。人民群众把自由抓到手里，所表现出来的狂热荒诞实在可怕。在德国，同一个自由的原则占据了意识的兴趣；但只是在理论方面得到了发挥。我们在头脑里和头脑外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骚动；但德国人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坐在那里，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生于哥尼斯堡”，等等。黑格尔的这些段落肯定了一条原则，这原则使得这一世界历史的伟大时期的最内在本质成为可理解的了：这就是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别的地方，黑格尔以一种更一般的方式概括了这一原则。他写道，每一种哲学不过是“被掌握在思想之中的它自己的时代”4。无论如何，这一公理对于真正理解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社会进化的革命时期来说，甚至是更为中肯的。的确，正是这一点解释了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和哲学史研究不可避免地面临的命运。在19世纪中叶，这个阶级在它的社会实践中不再是革命的了，并且，由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它也因此再不能在思想上把握观念和现实的历史发展之间尤其是哲学和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了。在社会实践中，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展在19世纪中期衰退和停止了。这一过程在其哲学发展的明显衰退和终结中得到了意识形态上的体现；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考究着。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宇伯威格和海因泽的评论，他们在他们著作的有关部分一开头说，哲学发现自己在这个时代“处在一种普遍的枯竭状态之中”，“日益失去了它对于文化活动的影响”。在宇伯威格看来，这种可悲的状况首先应归于“心理突变的倾向”，而一切“外部要素”只有次要的影响。这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这样对他自己和他的读者“解释”这些“心理突变倾向”的特征：“人们既厌倦了自我膨胀的唯心主义，也腻烦了形而上学的臆测（！），并且需要有更丰富的精神养料。”如果19世纪的哲学发展被坚决而彻底地以辩证的方法来对待，即使是以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不发达和部分地有意识的形式，即以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形式，那么，19世纪的哲学发展就会立即以全然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甚至从观念史的观点看，也是更为合适的形式）。

从这种观点看，观念领域的革命运动与其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减弱和最后地停止了，勿宁说只是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和有意义的特征的变化。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至今或者是全然无视在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一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或者只是不适当地和不连贯地想象和描述它。为了真正地把握它，必须抛弃现代哲学史家们的常规的抽象的和观念形态的方法，而代之以一种不必专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一定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意义上直接辩证的方法。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一下子不仅看到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看到它们的内在必然性，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那么，它们必然在精神上和历史上（即在意识形态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就像在社会政治实践领域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处于联系中一样。在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在其中，“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中发展出来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自发地”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相对峙。所有这些过程都是交互地彼此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仅仅是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另一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一起构成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整体。

注释：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文版第4卷，第240页。

2.康德在纯粹思想领域中也喜欢使用“革命”这个表达词。但我们应当说，他在此意指着比当今资产阶级的康德主义者更具体得多的东西。这应当联系到康德在《学科间的纷争》和在其它地方关于现实革命事件的许多论述：“一个在思想上有天赋的民族——比如我们今天正在目睹着的一个民族——的革命，唤醒所有的旁观者（他们本身不是直接卷入者）以几乎近于热烈的方式去赞同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现象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种事件太伟大、太与人类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它的影响太广泛地遍布世界，以致人民将不能不记得它，并且当环境顺利的时候，不能不觉醒起来再次企图实行它。”康德的这些论述以及类似的论述被收入《十八世纪德国政治文献》（1847年）第1卷中（第121页及其后诸页），盖斯玛尔（Geismar）编。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文版第4卷，第240页。众所周知，马克思充分接受和有意识地发展了黑格尔关于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日尔曼和法兰西两个民族所扮演的角色分工的观点。参见所有他的包含有这样论述的早期著作：“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人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因此，德国人在现实世界里的命运在于他们“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而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8、10、3页）。

4.《法哲学原理》中文版序言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