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于1845年写下的两部论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产生。之所以如此，因为它并不是青年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逻辑思路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重大的质的飞跃（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评论它时使用了一个近乎形而上学的词：“断裂”），在这里，马克思的哲学逻辑框架发生了重大的格式塔转换：那条从“人”的先验主体本质出发的逻辑在总体上被扬弃了，马克思找到了一个新的逻辑基点，这就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的哲学逻辑的转换，不是一种简单的“场地更换”，而是他对存在于自己哲学深层逻辑悖论的一个解决。马克思在1843年前后实现的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中，他的哲学思路里就暗含着一个多重逻辑矛盾的交织：一方面，他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在自己的哲学思考中，把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和宗教异化批判推向了关注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劳动异化批判，并将其作为自己寻求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根据，而这种主体要求中又内含了他对黑格尔能动辩证法的肯定；从更深一层看，马克 思在关注无产阶级的现实历史境地时，真实地使自己的哲学 逻辑回落到客观历史过程中，这使他的哲学思路中出现了一个从实际工业生产出发的新的观察点。（这也就是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视界的理论生长点。）问题的要害还不仅仅停留在以上这几种一般逻辑倾向的冲突上，更在于此时马克思自己哲学逻辑深层中面对的多重难题。我们知道， 1838—1842年 间，马克思哲学逻辑中主导的方面是对人类主体创造能力的崇尚，但他开始的那种仅仅将主体能动性依从于主观精神（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的落点，在现实中已经破碎。他不得不转向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成为一名唯物主义哲学家以后，却没有停在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立场上，因为他不能容忍人类主体被外部力量奴役的非主体异化状态，所以，他又从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类主体的消极受动质点走到了社会主体本位的能动质点上，而这一理论立点又是与他正在寻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相一致的！在这里，马克思的思想中基本逻辑框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但他又很不情愿放弃十分符合他内在思路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一旦接近客观经济过程，他就不自觉地走上一条客观正视历史现实的逻辑，可是如果走进现实的合理性，这又会与他要打倒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立场相冲突。马克思是非常为难的。当然，在 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显然还是从共产主义的立点上去建构自己的逻辑思路的。但在此时，马克思是把人类主体本质作为一种“应该”（理想化的劳动）与现实存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状态）对立起来，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价值悬设和扬弃异化劳动的逻辑结果。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趋力还是落在主体理性的理想化的“类”的要求上，所以，在这里，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仍然是一种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要突破上述逻辑困境，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逻辑入口，这个理论的基点必须同时具有这样几个质点：    

1. 能够从人类主体出发，特别是可以保持人类主体自我确立的创造性之功能性发挥。这既是马克思哲学逻辑中始终如一的主导线索，也是他在自己哲学逻辑结构中最能自我认证的黑格尔的能动的辩证方法；    

2.能够从客观现实出发，特别是可以让自己的理论建构与现实社会生活相接近。这是马克思此时已经确立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他在反对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主体性后所依托的费尔巴哈的框架；    

3.能够从社会革命出发，特别是可以使他已获得的无产阶级使命感真正站立起来（而不仅仅还是一种冲动的共产主义伦理要求）。这是马克思当时最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也是他理论研究的重要目的。    

我们发现，在马克思原来的理论逻辑中，固然他已经消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其方法结构上的辩证法在理论逻辑中同时也被弱化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是通过一种曲折的理论要求表现出来的，这就是费尔巴哈的异化史观。马克思没有全部接纳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而是在社会批判的层面上高扬了人，而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同样也是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特别是费尔巴哈的那“半截子”式的用主体理性要求现实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成为了马克思此时思想逻辑的隐性本质。马克思这时的共产主义思想同样延续了空想社会主义的 “应该”，批判资本主义成了浮在空中的浪漫主义的伦理口号。所以，消除唯心主义，发扬辩证法能动性；消除自然唯物主义机械性，坚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成为科学。这就成了马克思必须统一解决的三大难题。    

我认为，马克思对问题的解决起于自身主导理论框架的自我否定和超越，首先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构架的否定，力求一种新理论逻辑以便能重新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当然，马克思哲学思想新的逻辑不是从无中生出来的，而是在理论自身的发展特别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结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这也就是说，困境是在实际的斗争中被打破的。在马克思恩格斯 1844 年下半年写下的《神圣家族》一书中，我们看到了这一重要的理论进展。   

《神圣家族》一书的直接目的是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其理论矛头针对着整个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是以费尔巴哈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神圣家族》一书的主要理论框架还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表述中，我们开始看到一种新的动态格局。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越是客观地考察现实的人，就离原来那种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人越远；其二，马克思恩格斯越是从现实的历史过程出发，原来那种用人的主体本质异化和复归的总体逻辑也就越来越失去其对理论的整体支配作用。新的理论道路在被踏出，而旧的蓠藩还没有拆除。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论革命的前夜。    

在这里，黑格尔和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被从本质上透视了，而这种透视往往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被接触的。首先，在原来的哲学逻辑中，马克思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强调了人只有恢复自己被异化的本质，即实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统一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现实的人。由此他反观现实，批判了资本主义非人和反人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又进而分析道，人的生存资料的丧失也就是人本身的丧失，即人的本质的丧失。因此，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就意味着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而恢复对生存资料的占有。  这里的“实物本质 ”，已经十分接近人的物质生活资料这一重要规定了。进而，“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我们发现，在此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逻辑框架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构架还在主导地位上，但他们的具体分析却常常发生某种理论上的逻辑迁移，即向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回落。    

其次，最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等人把自然科学的工业的研究排除在对历史的认识之外时，他们直接写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了吗？”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实践规定已经站立在理论逻辑的地平线上了。    

最后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原来在“手稿”中并不关注的生产劳动的肯定方面（那里马克思主要研究劳动的否定方面一一异化），即从生产的对象化和现实创造性一一生产力的视角去确证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是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去分析资本主义雇佣性质；反对黑格尔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劳动的完全肯定态度。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认真地肯定了现实历史中工人生产劳动的巨大创造作用，他们看到，正是劳动者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一切，“工人甚至创造了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我们觉察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旧的人本主义逻辑已经千疮百孔，新的从社会历史实际出发的理论思路已经从一种总体否定性走到了质变的关节点上。可是，马克思原来哲学思路中的三大难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我甚至认为，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的哲学思路处于一个最无序的状态之中。因为，他们在理论总体上已经开始明确倾向于现实的社会历史，可是原有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尚没有消除；他们已经深透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重视主体的辩证法还没有找到真实的基础；更关键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还是一种理论逻辑的要求，这种要求如何与社会历史进程一致起来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总之，原有的难题还没有得到科学的统一解决。我以为，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在新的理论框架中才会被突破。我们将看到，新的哲学视界将伴随一场革命突现出来。    

1845年4 月，马克思在他的 1844—1847年哲学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要点式的提纲，这就是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1845年春天写下的这个“提纲”的确标志着马克思理论逻辑的一种整体框架转换，它不是一种原来就已经存在的唯物主义哲学思路的简单积累后的表现，而是了个结构性的革命！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是正确的。当然，并不象阿尔都塞所说的，此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出现了什么“认识论的断裂”，似乎马克思此前的哲学思想都被抛弃了。我以为，新世界观的突现是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这是一种认识整合的结果。原来马克思关心的全部理论问题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被统一地重新估价了，并且马克思获得了一个统一的科学结论。在这个基点上，哲学与政治的难题真正有了正确的出路。因此，正是在这个提纲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哲学逻辑的格式塔转变，一个全新的哲学逻辑出现了。也是在这个哲学革命中，马克思才最终解决了全部问题。    

“提纲”由十一条逻辑要点构成，在这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框架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他的那种抽象人本主义的出发点和异化史观的逻辑结构被整个扬弃，一个新的哲学逻辑起点被确立了：这就是作为人类主体通过客观物质创造表现出来的能动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在“提纲”的第一条中，我们看到马克思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费尔巴哈和以往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把对象直观地理解为物的东西错了，就是费尔巴哈也看到了不同于思想客体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能从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出发，没有能把对象放到人的主体性实践中去透视，因此也错了。这是马克思在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以后第一次说唯物主义错了。这是马克思突破旧唯物主义的入口。我们发现，马克思仍然坚持了他一贯的重视人类主体性的哲学逻辑，“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还是他哲学思路的主导线索。当然，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并非是要回到原来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哲学也还是错的，因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从能动的主体出发，却走到了主体的主观方面去了，唯心主义是根本“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才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决定性的基础。马克思从人类主体的但又是客观实现了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把存在于他的哲学逻辑深层的第一和第二个难题在一个统一的基点上解决了，他既保持了对主体能动作用的充分肯定，又把这种主体能动作用对象化为感性的物质活动，这样，也就既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能动性，又消除了他的唯心主义根基；既立足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前提，又将唯物主义推进到革命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层面。   

应该承认，“提纲”中以上这个方面的理论意义在传统的研究中被充分地注意了。如果还有什么补充的话，就是马克思这里实现的哲学变革并不简单地表现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合理性的相加，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新视界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创造和突现。在实践的科学逻辑基点上，马克思实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恩格斯称之为传统哲学基本问题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被在新理论框架中重新审视了，实践唯物主义既没有站在抽象的精神（“抽象在发展”）一边，也没有归结为旧式的抽象的物质（“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物质与精神都被放在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类主体的社会实践中重新界定了。物质对象一旦进入人类社会历史，就受到人的实践的历史改造，自然对象作为人类生活的基础已经是经过一定的实践中介的“人化自然”（笔者将另文详述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而社会物质生活则形成新人的生存层系。精神只是人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定实践的认知结果，自然认识图景是历史的，社会历史意识就更是历史的产物了。马克思哲学新视界中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崭新的：即实践棱镜中的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意识的科学关系。   

实际上，我在此处关心的还不是上述这个马克思表述得十分明确的基本逻辑质点，而是马克思原来哲学逻辑思路中那个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即他原来哲学思路中的第三个难题。必须注意，马克思如果承认社会实践本身的现实合理性，那么无产阶级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奴役和压迫的现象也一定是必然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也就失去了人的本质价值悬设，进而失去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矛盾立点。这一点，往往是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逻辑层面。而我认为，在马克思的“提纲”中，他重点确证的一个问题恰恰是原来哲学逻辑思路中的这第三个难题。更重要的是，他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完成这一逻辑突破的。   

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完全否定费尔巴哈关于宗教中人类主体本质异化的基本理论质点，这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并不错，他错在把人看作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类主体本质变成了自然性和“宗教情感”，因为这样，费尔巴哈就“撇开了历史的进程”。马克思说，“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费尔巴哈那种抽象的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而他的所谓 “宗教感性”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站在一个新的 立点上论说费尔巴哈哲学的非科学性。同时，我们发现马克思还在做一种很深的理论力，他仍然要将自己的新哲学确定为能够为无产阶级争取人类主体的解放的旗帜！    

在马克思对实践的规定中，我们看到他多用“革命的”、“批判的”等定语，他声称自己的新世界观与以往一切哲学的不同点，就在于它不仅仅解释世界，而要“改变世界”。从实践的客观性出发，并不归结为黑格尔式的对现存的肯定，而在于对这个并不合理的人类生存状态的真实改变。所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仍然在批判现存的世俗世界以及它的不合理性，但这一次马克思没有使用“异化”这个人本主义的逻辑武器：“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马克思这里的说明采取了一种隐喻的手法，他实际上的意义指称是要说，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主体存在仍然处于一个类似宗教异化的颠倒状态，人自己创造的经济生活从人类主体手中自己分离和独立出来，并在人类主体之上的“云霄”中形成一个与人作对的“独立王国”。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不过此时马克思不再用异化之类的逻辑框架评判这种状况（他尚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表述），但他明确表示要在这一不合理的现实状态“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马克思的第三个难题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被重新解决的。    

也由于实践自身的内在规定，新的哲学思想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马克思不再用理性逻辑（哲学）对自然和社会历史指手划脚，而是去真实揭示物质世界自身的规律了。也因此，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马克思的眼中，人类社会历史不再是什么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过程，而是一个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向前运动的现实发展进程，是人类生产客观的生长历史。这样，马克思就最终克服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隐性病结。这里需要指明的一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所重点批判的历史唯心史观的实质（特别是在那些“半截子唯物主义”思想家那里）并不是指精神简单地产生出社会历史现实，而是抽象的人类意志驱动论（即认为由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不同质点正在于社会历史是以人的活动来构成的，而人的活动又是由意志支配的，所以社会历史超出自然界的地方恰恰在于人类社会始终是由人的精神驱动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真实地描述历史发展规律纠正了这一错误的历史观，从而揭示了人的社会存在（物质实践）决定人的意识、人的主体社会实践（生产力）发展是人类历史运动的趋动力及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等科学原则。可是长期以来，哲学解释框架在注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观点时，却将马克思不同于唯心史观人类意志驱动论的地方，界定成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永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发展过程，并误将马克思“自然历史过程”一语界说为这一误释的理论依据，这实在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误解！马克思的哲学新视界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是历史辩证法，同时也是争取人类主体解放一一共产主义的理论根据！    

如上所述，正是在马克思的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新视界中，他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自身理论逻辑中的三大难题，既强调了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又坚持了从社会历史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并且将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共产主义实现为科学。我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新视界命名为“革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有其深刻含义的，它直接说明了马克思所关注的三个理论问题的统一科学解决。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本文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