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孙伯鍨: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究竟是它的体系还是方法?这个问题历经多年的讨论而至今难有共识。五、六十年代以前国内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大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与方法。所谓观点指的是世界观、宇宙观进而至于人生观;所谓方法指的便是辩证法以及它在自然、历史和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其实观点和方法是贯通的其实质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既是根本的观点也是根本的方法把它运用于研究作为总体的自然就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把它运用于研究作为总体的社会和历史就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依次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观、认识论和伦理学等等。在旧版以及后来稍稍改进了的教科书体系中上述内容一般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为了和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以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区别开来在这一部分不得不加大份量地介绍一般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取材主要来自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哲学笔记》中的有关部分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由于在这一部分中强调为现实斗争服务因此在基本历史哲学理论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和论证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吸收和阐发得极为粗浅大大损害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批判性再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这一部分在强调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同时虽然也突出了实践论但由于实践范畴仅仅在认识论上被强调而没有首先在社会存在论上被强调因此历史中的主体—客体辩证法就未能纳入认识论的视域而获得充分的表述结果就使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逻辑学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能真正地统一(同一)起来从而大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至于旧版教科书中因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随机增加的政策和策略论证虽然难以用纯理论、纯学术的标准去评价但我认为不应多加指责。  

旧版教科书体系的上述缺点归纳起来就是理论阐述上的简单化和庸俗化而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  

第一旧版教科书体系不是理解体系而是教学(宣传体系因此它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时重点不在于它的思想形成过程而在于它最后形成的原理和结论在表述方式上也不专注于思想的转变和逻辑的运演而只作原理式的陈述这就给人一种缺乏细致论证的、非批判的、独断论的感觉并由此招来所谓教条式的、官方的、非学术性的种种非议;第二旧版教科书由于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普遍适用性因而必须运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等诸多不同领域,但对这诸多领域之间的内在关联、中介环节和过渡形式却由于材料的欠缺和研究尚未深入而无法作出有科学根据的陈述这就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旧教科书体系不过是一种缺乏逻辑论证的板块组合而不是有机构成(整合)的严密体系第三旧版教科书承担着政治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灌输的任务它不得不在教学体系中贯彻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造现存世界秩序的理论武器的应有之义为此它必然要承受来自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政见者的责难和非议第四旧版教科书作为一种面向非专业读者的大众化教材要求在内容陈述和语言表达上的简明和通俗以及体例上的稳定和一致这就往往要流于刻板和因袭而缺乏变通和创新由此招来业内专家和学术界的鄙薄与批评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但是无论旧版教科书体系存在多么严重的弊病和缺点也无论人们在设计和编撰新的教科书时能够作出怎样的改进我们都不能把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逻辑结构等同视之。因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结构是一回事而用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话语体系传授这种哲学的理论内容又是一回事。难怪从否定旧版教科书的编写体例以来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种能令大多数业内专家都感到满意的教学体系。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争论焦点并不在于教科书本身不是一些人要维护旧版教科书体系而另一些人力图改变这种体系问题的焦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质的理解。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禁锢已久的西方社会思潮大量涌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削弱而发生动摇一部分人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于不顾干脆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帜另一部分人慑于形势的剧变急于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力主从内部改革马克思主义学说这种主张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都有强烈的反应于是一股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潮流成为时尚风行全国在哲学领域长期因袭前苏联传统的旧版教科书体系便成为众矢之的。在新潮哲学家们看来旧版教科书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它不是从人及人的生活世界出发谈哲学,而是从自然界出发谈哲学这样它就势必承认自然对历史的优先性自然辩证法对历史辩证法的奠基性承认历史规律对于主体意识的外在性和客观性承认唯物主义反映论和社会发展的非目的论(决定论)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指责为直观唯物主义和机械决定论是应当被抛弃、被革除、被扬弃的旧哲学的残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现代化应当背弃世界观转向生存论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最新哲学来充实、补充、革新它的内容。依据这种主张不仅旧版教科书体系是完全陈旧、完全不适用的而且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都必须根据这个标准加以取舍、重新解读、进行再造。然而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只能导致无休止的体系之争而不能产生任何能为多数人肯定的结果正像我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已经看到的那样。  

在主张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国内学者中也有另一种情况他们力图在传统教科书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充实和完善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基本哲学范畴建立起一种能够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内容的规范体系这样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一种严整的理论形态和稳定的逻辑结构一方面足以抵御和应对西方流行思潮的侵袭和挑战另一方面又便于人们完整、系统、准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但是面对世界历史的复杂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想在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完成上述这种建构哲学新体系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派别中不难看到每当他们的新体系建立之时也就是这种哲学寿终正寝之日。这就是说任何体系的生命都是短暂的能够保存下来并继续发挥作用的也许只是它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打算要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却涉及到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社会领域中尤其注重对经济的研究人们据此把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衔接起来而构成一种教学体系这原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但是尽管这样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有时是合作、有时是分别研究上述各个不同领域的时候,他们在哲学方法上却是完全一致、始终一贯的,这个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者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正像恩格斯后来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他和马克思所阐发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既不是教条也不是公式而是方法即研究问题的指南。作为方法唯物主义应如何应用于具体的研究领域这要视研究对象的具体特性而定。因此我们只把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当作哲学方法来看而不是特指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或“一般唯物主义”。按照我们的理解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延伸。事实上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运用辩证的而不是直观的唯物主义揭开人类历史的奥秘(历史之谜)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在改造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问题上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可见他们对作为哲学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是在历史领域中开始而在政治经济学和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中臻于成熟的。《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全面透视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光辉典范因此《资本论》的方法(大写的逻辑)对于历史科学(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研究无疑具有普遍性,但即使这样,人们也不能把它当作公式到处乱套。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论》的逻辑仅仅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形。对于真正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并能在科学实践中有效地加以运用的人们来说,它就决不是几个名词、几个套语,而是极其严整、严密的科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坚持这种方法,哪怕对于一个细节问题也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就决不是什么唯物主义,更无须去谈论辩证法。  

因此依据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仅仅围绕体系的争论并不能真正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体系而在方法。如果抛弃或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那么任何哲学体系即使仍然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称也不能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能不能有人学的、生存论的、以及价值论等等的地位这并不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问题关键是在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时是否坚持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我们在体系与方法问题上的基本看法  

  

  

本文原载于《江海学刊》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