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孙伯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与党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封闭的体系哲学,也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它虽然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有机世界观,但并不认为对这个世界整体的把握可以整合为一个大全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观指的是联系的普遍性和发展的有序性,面对普遍联系和无穷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把握也必然会是一个无限进展、永无止境、欲罢不能的深入探索过程。以往各种哲学体系由于都是以整合各个时代的认识成就为基础的,从人类认识进程的角度看,它们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只能是相对的、过渡的。对这类体系化哲学及其原则与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加以批判的审视,任何把它们绝对化、凝固化的态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把这个观点应用于自身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因此它从不自认为已经结束了真理,而是致力于为开拓人类认识和发展真理的道路提供正确的出发点和普遍有效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是开放的,永远处在不断的开拓与发展之中。这个众所周知的道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再反复强调过的,理应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认同。但当前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究竟应该朝什么方向走,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迭起,争奇斗趣,形成一片虚假繁荣景象,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顿觉风光不再,自惭形秽,忙不迭地要与之接轨,追赶这股时代潮流。于是,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被塞进了越来越多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流行用语,而不问这些用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原则是否相容和保持一致。这就令人不得不担忧。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哲学,它永远是开放的,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自己的方法论特质和党性原则。撤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质的差异和原则界限,把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的概念和话语不加批判地用作包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语汇,这就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弘扬其批判精神,而是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质并使之融合到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中去。  

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从来就是具有阶级特质和主观局限性的,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对同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有相同的把握。淡化哲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模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意识形态界限,以思维和用词的新颖、奇特、怪诞、诡异和不可理解性为标准,判定现代西方哲学是体现时代精神的最新潮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过时落伍的陈旧思想,这不仅失之肤浅,而且正足以说明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信念动摇和方向迷失。  

从思想源流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所秉承的也决不是同一条思想路线。从主流上看,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流派纷呈,但本质上都是康德哲学的继续和余波。从康德哲学到新康德主义,再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目前最当红的后现代哲学,其研究的视域、思考的出发点和方法论特质几乎是一脉相承的。众所周知,康德哲学的传统视域始终没有超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范围。在认识论上康德不设定纯粹的先验自我就不能解决问题:胡塞尔的现象学出于相同的理由,最后也不得不搬出这个先验唯心主义的认知主体。康德本人不喜欢矛盾,但是矛盾偏偏出现在他的体系中而无法消除。他的后继者——新康德主义者大多是为了消除康德哲学的矛盾而各显神通,一再地革新和再创康德主义的新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怪异学派,其内容的偏狭和用词的生僻越来越莫测高深,令人无法理喻。我以为,他们所走的决不是哲学发展的通衢大道,而是偏离人类正常理智的死胡同。据说,现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从近代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克服了自笛卡尔以来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其实这完全是在哲学唯心主义基础上实现的形式上的转变,既然在胡塞尔那里真正客观意义上的存在问题已被悬置起来,就是说从哲学上一笔勾销了,那么剩下来的所谓存在问题除了纯粹意识还能有什么呢?难道说海德格尔甚至萨特等人所讨论的存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吗?当然不是!因为它不具有客观的实体性,也不具有客观的过程性,更不具有客观的关系和联系,因此,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在的主体。难怪有人极力主张把海氏的“存在”直接翻译为“是”,表明它只是一种随缘显现的情态。在康德哲学所设定的范围内,不可能有从单纯的认知主体(逻辑和思维主体)向存在主体(实践主体)的转变。康德在伦理学中把人的自由界定为意志自由,但这种自由意志既无现实内容,也无实现的可能,因此它和人的真实存在即他们的现实生活完全不相关联。按照康德哲学的传统,谈论人的自由就必须摆脱人的现实存在,谈论人的现实存在就不再有自由可言。这个哲学传统在西方一直沿袭到今天。海德格尔尝试要突破这个传统,他把人放到世界之中,但是这个世界并未因此就成了人生活(实践)于其中的现实的世界,而人本身也并不就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现实的人。在他那里,人和世界(他人)都同时被情绪化了,世界对于人、人对于世界,都被想像成为一种情绪化了的关系,人在世界之中,其实就是在苦、烦、畏等等情绪的笼罩之中。现代西方哲学的大多数流派集中探讨的仍然是康德以来的伦理学课题,说它们实现了从单纯认识论向存在论(生存论)的转变,是完全不确切的。  

真正实现从近代认识论哲学向存在论哲学历史性转变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从参与哲学活动时起,就把理论研究的视线集中倾注在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上,进而研究使工人阶级备受压迫和剥削的现实社会条件和历史起因。如果说,传统旧哲学从来都是把认识论(包括逻辑学)、伦理学以及宗教学当作自己的固有疆域,那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则一开始就把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问题当作哲学的首要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评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他们尽管宣称要终结黑格尔哲学,但最终都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其原因就是他们都是从意识出发,因而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告终。因此,彻底革新旧哲学的新哲学就不应当以意识为出发点,而必须以存在为出发点,同时新哲学的宗旨也不应当以建立某种道德哲学(包括人本学、人生哲学、哲学人类学等)为目标,而应当以革命地改造人类生存的客观条件(社会存在)为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绝不是单纯的认知主体,而是实践主体;人对世界的关系首先也不是认识而是实践,这种实践不是康德式伦理实践,而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通过生产实践建立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受动、能动关系。单纯的认知和意志不足以改变人的现实存在和生存境遇,必须通过以物质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从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上的最根本的界限和差别。  

现代西方哲学大多陷于个人孤独的困境而无力自拔,于是演绎出种种拙劣而牵强的哲学怪论来解脱这种困境,苦心孤诣地制造出所谓“主体间性”以及“他人”和“他性”之类的荒诞不经的理论,来说明人不是像莱布尼兹的单子那样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开着窗户的,人与人之间有着某种关系和联系,使得彼此可以在语言、思想、意志、情感等方面互相沟通,使交流、理解、对话成为可能。为了论证这种主体间性,西方哲学家们耗尽了太多的智力,生造了无数的新词,貌似深思熟虑,其实大多是多费唇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个人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孤独感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处境的产物,而不是人类生存的一般条件造成的不可逃避的命运。从走向死亡的“在”中引出人的本真状态是孤独的,这是佈道式的说教而不是哲学。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反对孤立主义的种种说法,也反对自我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它从生产实践的基本立场出发,把人看成从来就是社会的,社会即各个个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总和,是人们借以从事一切活动的现实基础。离开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联系,离开人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之下的现实活动(社会实践),不用说人的语言、思维、逻辑、意志和情感无从发生,连人本身能思维的头脑、能“视”、“听”、“言说”的官能都将不复存在。西方哲学自康德以来直到所谓现代与后现代为止,其实都没有突破孤立的个体主义的出发点而进入社会的人的视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另一个重大的分歧。  

现代西方哲学秉承康德哲学的传统,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运用过辩证思维。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是白费力气,因为在康德那里一切都是静止的、凝固的,在那里没有历史,没有过程,更没有发展。这一点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同样表现得很分明。现代西方哲学大多关注时间问题,但他们的时间概念和真实的历史无关,其中既没有过程,也没有发展,有的只是个体生命的主观体验,它们没有超出人生哲学的范围,局限于个体生命之一隅,因此一部内容丰富、曲折多变的人类发展史始终被挡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历史主义的辩证方法当作自己观察、审视、思考和把握一切现存事物和客观进程的方法论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问题的方法既不是诉诸单纯的直观(直觉),也不是诉诸单纯的思维,而是综合地运用人类认识的一切要素,以客观实际为出发点,运用辩证的认识方法,在思维中再现事物的具体统一性和历史过程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又一个重大特质。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它的开放性和历史性特点,是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开拓、丰富和发展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它的本质特征和固有性质,不能淡化、模糊甚至撤除它的基本立场和党性原则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接轨”甚至合流。如果那样,将铸成大错。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