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奥伊则尔曼:对哲学基本问题经典命题的颠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研究俄苏自然科学哲学,后来又被国家派出到苏联作高级访问学者,并在龚育之先生指导下,在国内组织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展了对这个方向的颇有声势的研究。由于苏联的解体,也由于一些主观的原因,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后半叶沉寂下去,我虽然写作并出版了《跋涉的理性》一书(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总结了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但却有点告别的味道。不过,2007年龚师辞世,在与他见最后一面时,我却突然意识到我对国内这一方向的学术事业肩负着历史的责任。今年在上海开《自然辩证法通讯》编委会,同行们提醒并督促我重新启动这一工作,2013年到来之际,和几位小友沟通,心下也感受到一种紧迫性。其实,我在搞比较科学哲学和比较科学史的研究中,一直在关注当今俄罗斯科学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其中有些饶有兴味的东西,确实是英语哲学不能替代的。下面这篇《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文,出自原苏联资深哲学大家奥伊则尔曼之手,他对恩格斯的经典命题所做的全面检讨,极富挑战性,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理论透视,立足哲学的总体发展趋势,颠覆传统观念,对哲学研究的主题给出了全新的思路。这是一种思想解放,由于语境不同,这样的成果不会出现在西方;在中国本来应该有,但受我国当前哲学研究主体的精神高度限制,却尚未出现。我有个感觉,至少在哲学领域,我们的思想还应当更解放一点,范岱年先生在沪上谈到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发扬,很值得反思。春天就要来了,还是想鼓舞起来,集合同道,向着学术的高地进军,毕竟有所作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哲学基本问题

(俄)Т·И·奥依则尔曼※

孙慕天译


每个正常的人都把自己同周围的对象区分开来,意识到这一点,拥有自我意识。他因而划定了主观和客观的界线。无论我们进行考察、思想、理解,——所有这一切都和主观或者客观有关。哲学家们的学说无论差异多么巨大,在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自然并非没有非议),那就是一切现实的或非现实的东西都涵盖在主观和客观的二分法中。因此,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原则划分,阐明二者的关系,认识实际上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客观,就成了全部哲学首要的、基本的(始终存在的)问题。      

恩格斯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重点是我加的___作者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泰利士。巴门尼德,和古代希腊,中国,印度的哲学家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只是当非物质的、精神的概念与身体的、物质的概念以某种根本的方式区别开来的时候,才产生了这一问题。也许可以认为,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第二基本问题(原文如此___译者注)——是在文明、社会劳动分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发生的时代产生的。     

很遗憾,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恩格斯制定的这个问题被做了教条主义的阐释。甚至像П·В·柯普宁那样特立独行、绝非怯懦的哲学家,竟也断言:“哲学基本问题永远是哲学的对象……”2。这样把哲学的对象归结为无论多么重大的问题(其实是归结为心理学问题),意味着忽略了哲学学说的多样性,忽略了哲学问题群的多样性。须知,哲学体系通常是由一系列领域构成的:本体论,认识论,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美学。而这些哲学部门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各自的研究对象,都可以称作它的基本问题。     

可以指出的是,古典哲学家和20世纪的哲学家不同,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过恩格斯所制定的“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但是,无论是培根还是霍布斯都没有谈到这一点,他们强调存在的只有身体,而洛克也言不及此。其实,通过深入的分析毕竟还是会在他们那里发现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概念,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成为他们研究的焦点。这是否意味着,没有哪个哲学家认识到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具有首要的意义?否,事实上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就从精神第一性的命题出发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被阐述为哲学上两大党派的斗争。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列宁强调说:“……我们透彻地考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3能够认同这一论断吗?我认为不能。当然,唯物主义者常常向唯心主义者提出批判。但是在他们那里却找不到可以称之为斗争的系统性批判。在这方面明显的例子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曾同宗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却只是在不多的场合讨论过唯心主义,自然是简单地否定。同样也应当谈到唯心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态度。如果以R·艾斯勒(R.Esler)所编《康德词典》为例,就会发现,康德的著作只是在个别地方对唯物主义提出过批评。4H·格罗克纳(H.Glockner)所编《黑格尔词典》的情况也是如此,该书指出,黑格尔四次提到唯物主义,相应的是言简意赅的否定性评价。5显然,唯物主义者对唯心主义仅限于提出个别的批评意见,而唯心主义则认为无需论证自己对唯物主义的异议,这并无裨益。如果说在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有对唯心主义的论证性批判的话,那也是既对唯物主义有利,也对唯心主义有利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所做的批判可以证明这一论断,而他在唯物主义者中是个例外。     

唯心主义者对唯物主义局限性所做的论证性批判,对唯物主义无疑同样是有益的。但是这种情况却未曾有过。但是不要把这样的妙事强加到唯物主义的历史(以及唯心主义的历史)上,它们并没有显示过这样的特性。  

无论骤然看来多么奇怪,这样的斗争倒是在各种唯心主义学说之间不断的发生,它们不厌其烦地相互批驳甚至互相污蔑。就近取譬,在第18届世界哲学大会的报告中,著名的新实证主义者A·艾耶尔(A.Ayer)甚至用同行中也许没有采用过的方式尖锐地批判某些唯心主义学说:“我想强调的是,作为布拉德雷(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____作者注)的《现象和实在》那类著作基础内涵的命题是毫无意义的(就这个词的本义说),黑格尔的多数著作也是如此,更不要说像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那些当代江湖骗子的胡言乱语了。除了令人厌烦之外一无所有,他们的著作中充塞着荒谬绝伦的胡诌八扯,却在这个国家的那些因幼稚无知而昧于表面深刻性的人们中流行开来……”6。     

 要着重指出的是,一批苏联作者反对占支配地位的教条主义方针,正确地断定,恩格斯命名为“哲学最高问题”的那个问题,绝不是对所有哲学学说都是如此。Л·里雅霍维茨基和В·丘赫金在《哲学基本问题》一文中指出:“……爱尔维修把人类幸福的本质看作是哲学的主要问题;卢梭认为是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培根则认为是人借助发明扩展对自然的威权问题……”。7但是,这样的论断在我国的哲学著作中却没有得到(也不能得到)某种系统的发展。然而,二十世纪的哲学却为里雅霍维茨基和丘赫金的观点提供了不少证明。例如,著名的法国作家和哲学家A·加缪断定,哲学基本问题是自杀问题。“生命是否值得为了生活而存在,或者不值得,——对这一点的判断意味着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8。但是,卡缪绝非上世纪与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有不同理解的唯一的一位哲学家。还有另一个例子:波普尔在《发现的逻辑》(1959年)英文版序言中说:“……至少存在着一个所有思维着的人都感兴趣的哲学问题。这就是宇宙学问题,理解世界的问题,包括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那些与世界有关的知识。”9     

因此,在杰出的哲学家中,对哪个哲学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也不会有一致的意见。每一个哲学体系对这个首要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既然各种哲学体系的差别大到无以复加,那么对于哲学基本(或通常所说的主要)问题的理解同样也是如此。  

恩格斯在定义他称之基本的哲学问题时,继续说道,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10。在所有的哲学学说中,这个问题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却绝非恩格斯称之为哲学最高问题的次要方面。须知恩格斯强调说,无论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一般都是正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都承认世界在原则上的可认识性。因此,这个问题并不表明这些学派的对立。根据对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选择性解决从逻辑上引进世界可认识性(或不可认识性)论断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我国的哲学文献,特别是教科书中,总是断言只有唯物主义坚持世界可认识性原则,同时唯心主义却直接或间接地维护相反的观点。例如《论辩证唯物主义》文集(1953年)的一篇论文就断言:“如果说唯物主义的代表们从承认人对物质世界的可认识性出发,那么唯心主义的代表们则否认这种认识的可能性,他们把周围世界解释为对人的认识、对科学来说是隐秘的,不可理解的。”11可以说这种武断不仅表明论文作者对哲学的外行,而且表明作者亦步亦趋地遵从斯大林的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书不加论证阐述的正是这一论断。唯心主义相信世界原则上的可认识性,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一个鲜明的范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观念是其基本原理。在黑格尔看来,既然存在是作为主体-实体来解释的思维的内容,那么思维所认识到的自身的内容就成了绝对可认识的全部存在物。因此无论什么都没有把人的思维和存在隔绝开来,除了人的个体性(意味着局限性),而这种个体性则被他的类本性——人性所超越。     

有些唯心主义者否认世界的可认识性。最著名的是休谟和康德,把认识归结为仅仅是对一些感觉印象的认识,贬低了整个认识活动:“……全部哲学的结论就是相信人类的无知和偏见”12相反,康德高度评价对现象的认识,但却把现象解释成在我们的意识中由于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对我们感觉的作用而形成的形象。这些形象的总和构成了世界、自然的图景。他不仅把“自在之物”看作是与认识无关的全部存在,而且看作是“纯粹的”亦即摆脱了感性影响的人类理性,也就是人所固有的自由意志。康德建立自己的学说,绝不是为了证明存在着原则上不可认识之物,相反,他的目的是论证认识现象界即自然界的无限可能性。但是,他却把科学的理论原理解释为先验的亦即具有绝对必然性和绝对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是不依赖于经验、先于经验的,这意味着对知识的全部内容做了主观主义的解释,也就是在实际上否认了客观实在的可认识性原则。     

在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对知识价值的非理性主义的否定。例如,尼采写道:“我们渴求真理,但是其实谎言、无知甚至不学无术为什么不是比真理更好呢?”13。尼采评价权力意志高于全部知识,需要的是幻觉,而不是真理。在尼采看来,真理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他因此宣称:“……存在的基本性质甚至可以归之于那样一点,关于它的全部知识有导致毁灭的危险,因为理智的力量是以在多大程度上坚持真理来衡量的……”14。     

西班牙的非理性主义者加塞特(Ortega y Gasset)※※从伪辩证法出发去抹煞知识和非知识之间的对立,对物理学做了相当轻率的诠释,把物理学定义为创造自己独特“抽象化”世界的特殊诗歌:牛顿的宇宙,爱因斯坦的宇宙,波尔的宇宙,等等。加赛特强调,物理世界具有第四等和第五等的实在性。这意味着,它存在的几率比“人的实在性”大大地降低了。然而,虽然他决不承认,物理世界却是具有现实性的。我们不知道,这位西班牙哲学家究竟认为是否存在着物理世界,是否一般地存在着不是对于个别人、而是对于所有人的世界。     

无论哪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都宣示了反“抽象精神”的立场,断言抽象精神使科学更加远离了现实存在。据说那些学者远未理解抽象思维的悲剧性意义,但作为摆脱了理智幻觉的非理性主义者,相反却清醒地认识到知识是被意识到的无知。  

事实上,在唯物主义者中也有那样一些哲学家提出不是全部存在,而是物质和人的精神的可认识性问题。伯恩斯坦为了对社会主义作伦理学的论证号召回到康德哲学去,这遭到普列汉诺夫的批判,在这一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援引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他们远在康德之前就断言存在着不可认识之物。为了证实这一论题,他引用了拉美特里、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罗比耐的论述。且看普列汉诺夫所举出的一些这样的论述。拉美特里说:“对我们自然正像物质的本性一样是不为人知的”,而且进一步说:“人类和动物的精神本质,正像物质和物体的本质一样,现在是而且将来始终是无人知晓的”。15     

接下去普列汉诺夫引用霍尔巴赫的话:“我们既不认识物质的本质,也不认识它的真正本性,不过我们却能根据它如何影响我们来确定它的某些属性和品质。”  

在《伯恩斯坦和唯物主义》一文中,普列汉诺夫写道:“在爱尔维修看来,物体知识或许在我们之外存在。他嘲笑'一些哲学的空想’,据他的意见,我们必须'进行观察而当观察需要停止的时候就停止下来,并有勇气不去探求那还不可能知道的东西。”  

 下面普列汉诺夫引用了法国唯物主义者中鲜为人知的罗比耐的一些话:“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说,是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的;我们不具备任何能认识它的手段。认识本质(des essence)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这段引文和其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论点一道使普列汉诺夫评论说:“难道这不是说得和康德的意思一样吗?”16当然,普列汉诺夫错了,大错而特错。在法国唯物主义者对认识物质本质的可能性的怀疑和康德关于存在于时空之外的绝对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的原理之间,当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因此,关于外在世界或现象的本质可认识性(或者不可认识性)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同样既和唯物主义者有关,也和唯心主义者有关。  

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达尔文的追随者赫胥黎,在科学术语中引进了“不可知论”一词,这与其说是被遗忘了的基督教诺斯替教※※※的反题,不如说是某些科学同行独断论的反题。按照赫胥黎的意见,不可知论不认为我们的感觉印象正确地反映了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对象。赫胥黎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多自然科学家都赞同这些看法,其中包括生理学家雷蒙德(Emil du Bois Reymond),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     

恩格斯称赫胥黎和他的拥护者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这个恰如其分的定义把哲学上不彻底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休谟的怀疑主义及康德的唯心主义区分开来。  

这样,如上所述,世界的可认识性和不可认识性问题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相信,把它看作第三个哲学基本问题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还有哲学第四个基本问题,它在一系列著名的哲学学说中占据中心地位。我指的是既反对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的哲学实在论。20世纪中叶,主要研究认识论问题的基础著作的作者希尔(T.I.Hill)指出,实在论绝非最新的研究方向。亚里士多德尽管倾向唯心主义,但却是实在论者,因为他是从承认存在着不依赖认识主体的客观世界出发的。诠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是实在论者。19世纪上半叶海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和后半叶的梅农(I.Meinong),深入研究了实在论哲学。后者称自己的学说为“对象论”,把它和心理活动(感觉印象,意见,信念)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对象严格区分开来。     

按希尔的意见,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对形成这一哲学方向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写道,“布伦塔诺(1838-1917)站在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传统和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同样的高度上,起而首先反对教条主义,其次反对主观主义。思想毫无例外地永远是现实的或理想的某物的思想,换句话说,它们具有经院哲学家所说的实体性。”17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ert Husserl)的现象学在很多方面是根据布伦塔诺的观点。胡塞尔的箴言“回到现象去!”(Zurück zu Sachen!)是对布伦塔诺实体观的发展。     

19世纪后半叶在美国形成了名为新实在论的哲学派别。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培里(R.B.Perry,1876-1957)写道:“唯心论和实在论的相互关系是,如果唯心论是应然的,那么实在论就是实然的”。而且这不仅是指主观唯心主义,而且也是指客观唯心主义。培里强调说:“……对象无论是整体还是部分都不是意识,既不是意识的唯一原因也不是它的结果,既不是意识从中得出的某种东西,也不是仅仅从意识中得出的某种东西。”18在同那些认为“第二性质”是主观的哲学家争论时,培里宣称,这些性质和物理学所描述的第一性质是同样的。培里的追随者是霍尔特(E.B.Holt)和斯波尔丁(E.G.Spaulding)。     

在美国哲学中新实在论的对立面是所谓批判实在论者。与新实在论者关于客体独立于认识主体的认识的原则不同,他们批评新实在论者是“一元论”,混同了反映和被反映。他们指出,在这方面新实在论者不能论证真理概念是观念和对象的符合。  

洛夫焦伊(A.O.Lovejoy)是排在首位的著名“批判实在论者”,希尔把他的学说归结为以下命题:1、有些被认识的东西配置于“感知主体(percipient)的身体之外的空间”;2、这些东西中有很多是“不存在的东西,因为它们或者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尚不存在”;3、它们中有一些“是仍然没有被认识的”;4、个体对所认识客体的感知包括“对其他个体对此类客体的感知”;5、对所认识客体的感知“能够被其它经验所检验,除非这些客体在某一时刻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19我认为,根据这些命题也可以给他贴上唯物主义者的标签,虽说他当然会对“批判实在论”失去物质的和精神的本体论反命题而感到不满。但是“批判实在论”研究认识过程这一事实却不会使他受到责备,因为承认意识是大脑的属性(相对于物质的、身体的东西精神的、心理的东西是派生性的)并不是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应予解决的课题。这是科学早已确定的事实。     

桑塔亚那(G.Santayana)以及塞拉斯(R.W.Sellars)发展了“批判实在论”的观点,在其观点的进化过程中接近了唯物主义。在英国哲学实在论的代表是摩尔(J.E.Moore)、罗素(B.Russell)、布罗德(C.D.Broad),其中后者在我国鲜为人知,因此我来谈谈他的观点。美国出版的《在世哲学家论丛》当时曾用一大卷介绍此人,其中包括他的传记,有关布罗德的哲学的论文和这些论文的作者对布罗德的批驳。和所有实在论者一样,布罗德把认识看成是通过感觉印象和物理客体——不依赖认识主体的实在的断片——的概念而再现的复杂过程。但是和这个学派的其他哲学家不同,他不仅假定经验判断的合理性,而且还假定先验判断的合理性,所指的首先是数学和物理学的数学机制。他不同意极端地否定思辨的玄思哲学,认为立即经验主义不能绕开这样的哲学,即使它赋予逻辑以特殊的意义。布罗德坚决宣称,宗教和科学的冲突既不能成为摈弃科学的根据,也不能成为摈弃哲学的根据。“我们或者应该抛弃自然主义,或者应该抛弃宗教,或者应该寻找一条道路而把两者调和起来。”20     

布罗德在寻找,或者他似乎觉得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如果注意到近代不少唯物主义者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和宗教信仰结合起来,那么布罗德的立场就无所谓什么标新立异了。     

如所周知,恩格斯强调,唯物主义是从存在第一性和思维第二性出发的,反之唯心主义则认为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这个公式至少是不确切的,因为所有形而上学体系(其中大多数是唯心主义者)的创建者都强调,存在是第一性的,当然它也是精神性的。欧洲第一批主张存在第一性和精神性的哲学家是爱利亚派。其实,在它们的学说中唯心主义还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述。但是在中世纪,而后在近代,很多唯心主义体系的创立者都已经坚持了存在第一性的观点。尤其对意大利基督教思辨主义来说,其特点正是承认存在第一性,它的主要代表沙卡(M.F.Sciacca)宣称:“存在是第一性的,只有存在才是第一位的。说存在是'在先的’和说'是’原则上是一样的,都是不确切的。存在是在场,它就是'是’,它自我认定:没有什么在存在'之前’和'之后’。在我们能够设想没有什么东西之前和之后,也就是设想没有存在,但是这样的假定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有存在。”21沙卡把作为唯物主义的存在和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存在对立起来。存在高于世界,甚至高于实在:“实在的东西不是存在,而存在也不是实在的东西”22。     

除了认识论的实在论之外还有实在论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可能就属于这一流派,对此我国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因此我提一下我国所知不多的哈特曼(N.Hatmann)的形而上学,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戈尔尼施坦才发表了关于他的专论。我要说这一研究不仅是有理有据的,而且是出色的,因为在我们还热衷于所谓揭露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作者却借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褒语称赞哈特曼,谨慎的列宁格勒教授写道:“在对哈特曼'认识论’的批判中,积极的因素是相对于意识存在第一性(着重点是作者加的)。”23   

按照哈特曼,存在是多层面的:它在质上包括不同的领域(Dasein,Sosein, Existenz,Materielle,Ideelle)※※※※ 。不同的存在方式(Seinweise)从一开始就是存在所固有的。存在的初始领域是实在的和思想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正如人、人类的存在一样,认识同样也构成存在的领域之一。存在的领域没有高低之分,犹如实在性没有高低之分一样。精神或物质第一性的问题被取消了。但是哈特曼断言,反对早先建立的命题,即物质的东西是低级的实在,高级实在是心理的、理智的、精神的。  哈特曼对物质的理解是简单化的,他把物质归结为失去了生命的物性。     

哈特曼区分了心灵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因为前者只与人的个体有关,而后一场合却与社会存在方式有关,他反对把精神归结为人的内心生活。那样的错误“同样也是生物学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谬误。所有这些主义都没有理解实在世界的层次性,它们扭曲了现象,因为忽略了实在事物各个层级之间的界线,而为了它们所构建的统一而抹煞了事物层级的规律性”。24     

哈特曼把物质规定为本质是无规定性、未分化性的存在域。这令人全面想起亚里士多德的无形式的原质。然而哈特曼断言,精神的存在不具有自足性和对物质东西的独立性。“全部精神存在的基本规律在于,它不能随意浮动地存在,只是在停驻于另一个存在的基础之上而被发现。例如,个人的人格精神停驻于精神生活之上,反过来精神生活停驻于有机体的肉体之上,而有机体的肉体则以无机的物理存在为基础。”25     

承认思维是大脑的机能与唯心主义并不矛盾,正像在黑格尔的例子看到的那样,同样也把思维解释为存在固有的超人的自发力量,解释为实体-主体。不过,所引述的哈特曼的原理也并不承认唯物主义的正确性。按他的学说,精神的东西虽然“停驻”于物质的东西之上,但却不是从它们中发生的。事实上,所有的存在域都是相互作用的,二者中无论哪一个都不产生另一个。从这一立场出发,哈特曼批判唯心主义,如他所写的那样,唯心主义认为主体是真实存在的,而客体是主体的表象。哈特曼否弃这一观点,但也不承认对立的观点,按照对立的观点客体是原初的,而主体则是某种派生的东西。他把客体概念和存在概念区分开来。客体是那种处于存在之中的东西,但却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被认识主体区分、析解的东西,从而成为认识的对象。因此客体和主体处于相互联系之中:没有客体就没有认识主体,而没有主体也没有(认识的)客体。     

哈特曼认为,唯心主义世界观伴随着思辨论。所有后康德主义唯心论都归结为反对“自在之物”客观性的徒劳无益的斗争,否定这种客观性无论如何都已失去了任何根据。无疑存在着不可认识之物。“如果有未被认识所描述的性质和结构(Organisation),这种认识仅仅是为我们所知的现实人的认识,而且如果使认识成为可能的过程与存在的一定方面有关,而无论如何都与其它方面无关,于是从可以认识的东西中被排除的某物就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对于我们不可认识之物’。”26与康德不同,哈特曼不承认绝对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在我看来,他的观点完全可以接受之处在于,在某些条件下(或者在我们知识发展的某一阶段上)某物原则上不能(换句话说没找到)认识。它将在某个时候被认识,但是总是不仅存在着未被认识之物,而且存在着不可认识之物。     

总结哈特曼实在论形而上学解释,应当强调指出他的基本观念——存在域的异质性:“……在实在世界中物质,生命体,意识,精神,都是异质地存在着,它们相互作用,相互给予影响,相互规定,而且各个部分之间也在斗争着。如果它们存在于不同时间和不同的实在中,这些都是不可能的。”27     

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讨论哲学实在论,是因为在我们的哲学文献中占支配地位的信念是,实在论据说不过是在明目张胆宣传唯心主义已不可能时,伪装起来的唯心主义。这一观点是列宁提出的,却没有任何有利的证据。列宁写道:“在我们的时代哲学家不得不宣称自己是'实在论者’和'唯心主义的敌人’”28。看来列宁是偏颇地表现了20世纪初哲学的状况。新康德主义者,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内在论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拥护者,著名的俄国哲学家布尔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列谢维奇(В.В.Лесевич)、 洛帕廷(Л.М.Лопатин)都宣称自己是唯心主义者,——顺便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谈到了这些唯心论者,从而也就推翻了他那向壁虚造的声言。     

大多数实在论哲学代表人物的学说其中心问题是关于我们的知觉和概念的根源,关于认识过程的特点,关于对独立于主体的对象的认识等问题。这类问题与物质或意识第一性的问题并无关系,虽说实在论哲学家由于访问在这一问题早已解决而将其放到括号里面。因此,还要宣布一个问题,即第五个哲学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哲学文献中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言,我还想指出的是第六个哲学基本问题——自由问题。在中世纪欧洲这个问题主要是作为自由意志的问题来讨论的,而到了近代自由的概念获得了无比丰富的内涵。因此,显而易见,谢林为什么要宣称:“已经到了揭示最高或者宁可说是真正的对立的时候了,这就是必然和自由的对立,考察这一对立才刚刚成为哲学最深刻的中心。”29在《人类自由本性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谢林谢林把上面引述的命题具体化了:“使自由成为全部哲学基础的思想,普遍地解放了人的精神——不仅对于人本身——而且在整个科学的各个部门引起了比以前任何革命都更彻底的转折。”30如果注意到这个原理同样指的是公民的自由,那就更明确了。     

就自由概念的所有方面说,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致我看不必再引用其他哲学家了。同样明显的是,我远远没有穷尽所有的哲学基本问题,它们的数量随着哲学发展而不断增加。此外,以往的哲学证明还有其它一些还没有谈到的哲学基本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制定了三大问题,它们也必须列入哲学基本问题之中: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逻辑学》中,他在这些问题中补充了第四个问题:人究竟是什么?我也和康德一样,相信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最基本的问题。  

按照康德和其他很多哲学家的看法,哲学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的人道使命。与此相应哲学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尽力促进个人理智的和伦理的自我规定,形成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康德写道:“如果存在着人实际需要的那种科学,它就是我所教导的,正是要以适当的形式指出人在世界上的位置,由此可以学会为了成为人怎样去做。”31康德阐述方式的虚夸自负确实和现代读者有某种隔膜,但康德提出的任务其实是极其伟大的。再也没有比它更高的任务了!因此,不足为奇,甚至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理想主义的热忱信徒,都完全本着康德(以及一般地全部哲学传统)的精神,去论证“使人发展为人”32的必要性。     

不难理解,人和人性远非同一个东西。高尔基的名言:人——自豪地喊出这个字——是可以接受的,但仅仅是带着问号接受的。因此还要宣示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哲学基本问题:人类观——哲学最重大的问题和最重要的研究任务,这一任务远远超出了哲学人类学甚至伦理学的范围,这些哲学学科和一般的哲学基本问题一起提出自己的哲学基本问题。    作为特殊的哲学学科,文化哲学,技术哲学等等也和美学有关。     

这样一来,关于一个唯一的“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的命题已是因哲学自身的发展而声名狼藉的神话。显然,如果这个问题占据恩格斯所指出的地位,那么哲学就不值得研究了。相信哲学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的自然科学家,常常得出结论,认为这是早已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哲学和任何其它足够广泛研究领域一样,都存在着很多问题(确切地说,是疑问),而这些可以也应当称之为基本的主要的问题,由于哲学获得了与科学完全相同的基础地位,这些问题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是减少,相反却在增加。同时在上一世纪后半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最新哲学学说,令人印象深刻地谈到,在哲学中正在产生新的基本问题,与此相应地哲学语言也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亦即不仅产生了新的概念,而且产生了某些过去的哲学词典中没有的而且无论如何都已完全失去了哲学意义的新术语。因此,哲学正在发展着,总是由于众多被赋予关键意义的新问题而丰富起来。哲学基本问题的这种多样性及其理论意义是现代哲学毋庸置疑的成就,它对人类整个理论思维的未来和无从把握的历史前景都表现出无可抗拒的魅力。  

      

                                                                        

       

         

※奥伊则尔曼(Т.И.Ойзерман),俄罗斯著名的资深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哲学问题》杂志编委。——译者注   

※※加塞特(Gose Ortega Y.Gasset,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被加缪称作20世纪“最大的思想家”,   

倡导“理性生命主义”,试图调和生命和理性。——译者注   

※※※ 诺斯替教,Gnosticism,产生于1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盛行于2世纪,是融合了多种宗教的秘传宗教信仰,因强调只有gnosis(领悟)才能得救,因而得名。——译者注   

※※※※ 存在主义哲学使用的德语哲学概念:Dasein,此在;Sosein,似在;Existenz,生存;Materielle,物质的;Ideelle,观念的。——译者注   

       

我在《哲学的主要方向》的专著(1971年)中就做过那样的尝试,我写道:“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解决之间,存在着间接的统一。这种统一并不明晰,尚未经研究确证。”(1984年,第二版,第85-86页)如我以后十年所做的清楚地表明,证明这一命题的企图是完全不成功的。   

普列汉诺夫在另一篇论文中,反驳了康德学说对“自在之物”概念的批判,断言:“因此不能同意康德的原理,其中所有正确的东西,康德以前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都已经表述过了:对于我们物质的本质是不可理解的(incomprehencible),我们只是相应于它对我们的作用才理解它。”(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310页)这一论断有三点错误。第一,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缺乏康德通过“为我之物”所教导和理解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第二,普列汉诺夫赞同这些唯物主义者向世界不可知原则的让步是错误的。第三,他错误地断定只是通过物质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来理解物质的本质。认识某种物质(或过程)是借助理论的研究才是可能的。   

此外,哈特曼的原理完全可以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因为精神的东西是物质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最高成果。费尔巴哈说:“当然,精神是人的最高本质;精神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高贵的元素;但是,对人来说是第一位的,并不因此就自然地天生就是第一位的。相反最高和最完美的东西是以后最终生成的东西”(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莫斯科,俄文版,第663页),他说这话一点也没有改变他的唯物主义。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指出,尽管一系列苏联哲学家形式上几乎没有对官方指出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一教条提出异议,但却坚持不懈地说服读者相信哲学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要指出下面这些研究著作:布耶娃(Л.П.Буева)的《人,活动,交往》(莫斯科,1979年),卡卡巴泽 (З.М.Какабадзе)的《作为哲学问题的人》(第比利斯,1970年),梅斯利夫钦柯( А.Л.Мысливченко )的《人作为哲学的对象》(莫斯科,1972年)。值得一提的是,官方哲学“战线”的领导人(费多谢耶夫﹝П.Н.Федосеев﹞,米丁﹝М.Б.Митин﹞等)没有谁决定讨论对恩格斯关于“最高哲学问题”原理所做的这种事实上的修正。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2、П.В.科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基辅,1966年,俄文版,第14页。   

3、列宁全集,第18卷,俄文版,第356页。   

4、R·艾斯勒:康德辞典,希尔德斯海姆,1989年,德文版,第337页。   

5、H·格罗克纳:黑格尔辞典,第1卷,斯图加特,1959年,德文版,第1472页。   

6、A·艾耶尔:保卫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哲学》,2004年,第1期,英文版,第192页。   

7、参见《哲学百科全书》,第4卷,莫斯科,1967年,俄文版,第172页。   

8、A·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巴黎,1953年,法文版,第6页。   

9、K·R·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伦敦,1959年,英文版,第1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   

11、《论辩证唯物主义》文集,莫斯科,1953年,俄文版,第357页。   

12、D·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圣彼得堡,1916年,俄文版,第31页。   

13、F·尼采:善与恶的超越,莫斯科,1901年,俄文版,第7-8页。   

14、同上,第67页。   

15、Г·В·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莫斯科,1956年版,第337页。   

16、同上,第350页。   

17、参见T·I·希尔:现代认识论,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95页。   

18、同上,第101,104页。   

19、同上,第138页。   

20、在世哲学家论丛:《C·D·布罗德的哲学》,纽约,1959年,英文版,第344页。   

21、M·F·沙卡:行动和存在,巴黎,1956年,法文版,第15-16页。   

22、同上,第19页。   

23、Т·Н·戈尔尼施坦:尼古拉·哈特曼的哲学,列宁格勒,1959年,俄文版,第12页。   

24、N·哈特曼:实在世界的结构:一般范畴论概要,柏林,1940年,德文版,第190页。   

25、N·哈特曼:伦理学,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126页。   

26、N·哈特曼:本体论基础,柏林,1935年,德文版,第172页。   

27、同上,第77页。   

28、列宁全集,第18卷,俄文版,第344页。   

29、F·W·J·谢林:谢林全集,第2卷,第86页。   

30、同上,第101页。在自己早期著作之一中,谢林写道:“全部哲学的起点和重点是自由”(《论我作为哲学的原则或人类知识中的绝对》,图宾根,1975年,德文版,第12页)   

31、康德:对美和崇高感情的观察,康德全集,第6卷,莫斯科,1964年,俄文版,第206页。   

32、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莫斯科,1948年,俄文版,第28页。   

       

      

      

      

译自(俄)《哲学问题》,2005年,第5期     

Т.И.Ойзерман: ? Основовые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11, 2005  

2013年元旦译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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