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

Н.И.拉宾（Н. И. Лапин），俄罗斯哲学家、社会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价值哲学与文化社会学研究。著有《青年马克思》《俄罗斯道路：社会文化变迁》《一般社会学》等，另有合著数部。

马克思发现了异化劳动并阐述了这一范畴的一般内容及其在方法论上对解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意义，从而1844年结束了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为了寻求测定方向的指南针，这时马克思又进而对经济等问题作新的远航。从一些原著中，马克思不仅对斯密和他的学派（萨伊等人）有所了解，而且对李嘉图和穆勒、西斯蒙第和魁奈、马尔萨斯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实际上全都是最大的和一些较大的人物）也有所了解。 

大量摘录这些作家的著作，对它们写下了自己的意见，以及根据这些摘录和意见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手稿中对以前整个历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总的探讨，对目前一些事件的实质进行深刻的研究，对展现在人类面前的远景做出大胆的设想——这就是青年马克思“远航”归来所获得的一切。

英国人大卫·李嘉图是马克思当时所研究的经济学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赋予这一理论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能提出的最完整的形式。但是，当时马克思还不清楚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历史的真正地位。因此他在经济学研究中进行的这种广泛收集工作不是从李嘉图开始，甚至也不是从他的庸俗化者詹姆斯·穆勒开始，后来才了解是从较小的人物那里开始的。

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一书首先吸引了马克思的注意。该书是以李嘉图学派的名义来谈论经济问题的（此书在学派创始人死后不久出版）。这本书的法译本附有《译者评李嘉图的体系》，法国青年经济学家吉约姆·普雷沃①是这一评论的作者。《译者评李嘉图的体系》以穆勒对这一体系所做的通俗化阐述为基础对李嘉图的体系进行了总的论述，并讨论了一系列有争论的问题。这样一来，这本书不但关于李嘉图本人和他的通俗化者穆勒的观点，而且关于他们最新的英国信徒和法国信徒的观点，都略有说明。因此，看来马克思在他工作的第二阶段最初就是从研究这本书开始的。

但是，普雷沃，特别是麦克库洛赫，是贬低李嘉图的主要成就即劳动价值理论的庸俗化者。马克思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庸俗化者，同时又是使这个经济理论解体的最可悲的样板。

“他不仅是李嘉图的庸俗化者，而且是詹姆斯·穆勒的庸俗化者。而且，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庸俗经济学家，是现状的辩护士。使他担心到可笑地步的唯一事情，就是利润下降的趋势……李嘉图学说的最内部的核心——在商品按其价值进行交换的基础上利润如何实现——库洛赫是不理解的，而且对他来说这个核心是不存在的”。②普雷沃在自己的许多反对意见中同样表现出纯粹同小学生一样地对李嘉图不理解，而且还从自己方面力求证明，利润的不断减少不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摘录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的著作中，马克思首先把这些经济学家视为李嘉图学派的最新代表。最初他对“李嘉图学说的最内部的核心”也没有赋予应有的意义。同时马克思对李嘉图学说中那些被普雷沃有时不是没有根据地认为是成就的观点，也抱否定的态度。关于平均数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

马克思反驳道，“普雷沃费扬李嘉图的信徒，‘这些深奥的经济学家’，是由于他们'把平均数作为基础’而忽视偶然的情况（例如，象伟大的李嘉图忽视居住在国内的人数一样），’把科学归结为最简单的东西’，‘这也就使他们提出了普遍的东西’。这些平均数证明什么呢？它们证明越来越多地把人抽象化，越来越多地把实际生活抛在一边和越来越多地注意物质的非人道的所有制的抽象运动。平均数就是对单个的实际个人的真正的侮辱和嘲弄。”③

有两个动机贯穿着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它要求不要用平均数的外衣把资本主义的溃疡掩盖起来，而要用外科医生的解剖刀把它们切开。马克思反对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平均数，是因为借助平均数“政治经济学可以证明，如果我消费一切，你生产一切，那末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生产和消费处于完全正常的秩序之中”④

但是，在这里同时还有另一个动机，即把个人当做唯一现实的社会主体的费尔巴哈的动机。它使马克思不要求在政治经济学中正确地，科学地运用平均数的方法（平均数的分类完全表现了不同阶级的实际情况等等），而是反对运用一般平均数。这一点在当时大大地削弱了马克思的论据。⑤

马克思摘录思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看来，马克思正是在确定自己在李嘉图学派同斯密学派争论中的立场时，再次研究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做了摘要。就在这本笔记中发现了一页是从恩格斯著作中做的摘要，这有助于证实这一假设。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摘要包括的不是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而仅是一半多一点，因为马克思没有提到他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已弄清的那些问题（竞争规律活动的方式及其它），而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恩格斯对斯密学派和李嘉图学派的争论所持的立场。

马克思摘要写道：“萨伊认为决定实际价值的是效用，李嘉图和穆勒则认为是生产费用”。当英国人谈论生产费用时，竞争占据了效用的位置，而当萨伊谈论效用时却相反，竞争本身带来了生产费用。“李嘉图的地租定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假定，需求一减少，马上就影响到地租，并且立刻就使相当数量的最劣等的耕地停止耕种。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定义忽略了竞争，而斯密的定义不包括肥沃程度。”⑥

马克思用这种观点来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对这本很有价值的著作做了详细的摘录，并附有评论。

李嘉图

由于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一种效力最高的生产方式，所以他注意的中心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这个观点出发用“所耗费劳动”这一概念代替了斯密的“买进的劳动”的概念，用“劳动时间”这一科学的精确概念代替“劳动”这个不明确的概念。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这是李嘉图对科学做出的历史功绩），产品的价值不是象斯密所想的那样由竞争来确定，也不是象萨伊想的那样由效用来确定，而是由生产产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来确定。

李嘉图在贯彻他所发现的原则时是始终不渝的，而且，通常并不注意劳动生产率按资本主义方式的增长给许多人甚至给整个阶级带来的那些牺牲和不幸。他在同自己理论上的敌人作斗争时也是这样坚定不移。他的书不是平淡的纯理论的著作，而是把独创思想的精辟阐述同针对这种思想的敌人的原则论战结合在一起。李嘉图在第一版的（1817）序言中已强调指出：他打算对被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对斯密和萨伊的著作中的很多观点进行批判，而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系统地实现了这种愿望。在第三版中他更加强了对萨伊的批判。而萨伊也给子了报复，在李嘉图的《原理》的法译本中附上了自己的批判性评注。

1844年马克思摘录《原理》正好是根据这个译本，因而有可能不仅仅研究李嘉图本人的观点，而且还可能把他的观点同斯密和萨伊的观点相比较。马克思在摘录李嘉图著作过程中所作的第一个评注，正是包括了这样的对比：“在确定价值时李嘉图只根据生产费用，萨伊只根据效用（有用性）。萨伊用竞争代替生产费用。”⑦

既然马克思继恩格斯之后接受了关于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并且在对收入的三个来源并行分析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看法发展了这一思想，那末可以理解的是他在对《政治经济学和赋税的原理》作摘要时起初对李嘉图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对斯密和萨伊的意见却比较肯定。马克思写道：“李嘉图发展了这样一种思想：劳动包括价值的总和，因为资本同样也是劳动。萨伊……指出，李嘉图忘记了要付出代价才能得到资本的利润和土地。蒲鲁东由此公正地断定：凡是在私有制存在的地方，东西的价格（kostet）高于它的价值（wert）。而这就是付给私有者的贡赋”。⑧

这样，劳动的消耗是必要的生产费用，而利润和地租同这些费用没有关系，它是付给私有者的贡赋。此外，既然工资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取决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那末“可见生产费用本身取决于竞争，而不取决于生产”。⑨

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持否定态度。然而，随着对《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研究，由于这本书的作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后果没有任何幻想，马克思从否定的态度开始越来越表现出对他的尊敬。李嘉图断言，资本主义保证了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但他并不想证明，似乎这样一来也保证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特别是工人福利的提高。马克思并没有忽略这一点：“李嘉图非常好地强调说，工人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⑩

其次，马克思在李嘉图始终坚持的论题中发现了这样一种明确的看法，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总是与消费者和厂主的利益相矛盾的。因为马克思还在并行分析三个收入来源的过程中已独自得出同样的结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把李嘉图看成同盟者，“可见，与斯密的观点相反，因为斯密认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总是同社会的利益相同的，李嘉图则论证二者是相矛盾的。这样，政治经济学家互相贬低自己的上帝。”⑪

由于彻底研究了这样一些相互反驳的论点，马克思开始逐渐对斯密、特别是萨伊的立场更加抱批判的态度。他清楚地看出，萨伊对李嘉图的很多反对意见，就是随机应变的庸俗化者对始终贯彻自己观点的有原则性的科学家的反对意见。例如，李嘉图证明，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主要的是利润、纯收入。而萨伊断言，总收入和纯收入之间的差别，从私人的利益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全民族的利益的观点出发，是有意义的，因而，他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资本主义生产的代理人可以不遵循私人利益而遵循全民族的利益。西斯蒙第也持有相同的立场。马克思在这种情况下则看到了李嘉图的正确性：“当萨伊、西斯蒙第……攻击李嘉图时，他们只攻击政治经济学真理的无耻的表现。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李嘉图是正确的和彻底的。西斯蒙第和萨伊在非议不人道的结论时不得不越出政治经济学的界限，这种情况对政治经济学有什么意义呢？这只能证明：人过处于政治经济学界限之外，而非人道却基于政治经济学之内……。

“李嘉图的论点是正确的；民族的纯收入不是别的，只是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它对工人没有关系，而工人对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关系，因为工人是制造这种私人利润的机器。

“萨伊的经济学结论和政治结论都是肤浅的。”⑫

这样，马克思就得出了结论，李嘉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最彻底的、而且就其本身来看是最正直的科学家。另一方面，马克思抛弃了庸俗经济学家关于全民族利益等等不触及事情本所的论点，因为它们不要求消灭私有制。

穆勒

马克思在研究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之后，认真研究了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版，1823年法文版)。如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的那样：“穆勒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李嘉图理论的人，虽然他的阐述只是一个相当抽象的轮廓”。⑬和李嘉图一样，他公开维护工业资本的利益，反对土地所有制，并且不掩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同时，穆勒还为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打下了基础，由于他比学派创始人更清楚地感到李嘉图学说的矛盾，而又不能解决这些矛盾，所以他又局部地回到斯密的供求理论上来。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企图解决劳动价值规律（价值由劳动时间所确定）同资本家在付给工人直接劳动的报酬时经常违反这一规律之间的矛盾。由于穆勒不理解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发现的），所以他除了用劳动的供求关系即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来解释工资的数额，就再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但是，在1844年年中马克思已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穆勒了：马克思把他看成是李嘉图学说的系统阐述者（这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而穆勒局部地回到供求理论以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明显对立，对于还不了解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意义的青年马克思来说，甚至应引起他的敬意。

如同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所作的评注一样，马克思对穆勒的书的评论是从关于生产费用作为价值的因素的问题开始的：“……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如果说，例如生产费用最终——或更准确些说，在需求和供给不是经常地即偶然地相适应的情况下——决定价格（价值），是个不变的规律，那么，需求和供给的不相适应，从而价值和生产费用没有必然的相互关系，也同样是个不变的规律。”⑭

初看起来，这里比李嘉图著作摘录的原理没有什么进步：劳动价值规律只表现为供求规律的一个部分。然而还是前进了一步。那就是，生产费用同竞争不相矛盾（就象萨伊所提出的和马克思最初所同意的那样），而是同它有联系。此外，作为一种抽象的劳动价值规律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反对意见不是因为这种抽象在逻辑上没有根据，而是因为当时只有马克思认识到规律是一种公式，这种公式必须在自己活动范围内的每一种情况中都得到严格的证实。也就是说，这些反对意见所具有的特性，同他过去对李嘉图信徒利用平均数的反对意见一样。只是后来当马克思自己弄清了经济规律的统计属性时，他才提出一个论点：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在它的规律获得数学表现时才是精确的。

然而，认清规律的统计属性并不表示马克思对具体的、特别是对它们矛盾的实际表现有所忽略。他认为，只有当规律活动的方式、把矛盾的事实归结为一个公式的实际思路在细节中得到阐明时，科学研究的任务才算解决。矛盾事实的存在始终促使马克思去研究隐藏在肤浅眼光之下的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看到马克思对待科学研究的这些特点，他在开始评论穆勒时所采取的这一步也就清楚了：在确定实际情况（商品不是按价值出售）同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并同时承认价值规律这一抽象的根据，所有这些在客观上是促使马克思去发现劳动同劳动力之间、利润同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的一个因素。

马克思在对穆勒的评注中不仅研究了生产费用问题，而且还研究了一系列其它的经济学本身的问题。他特别注意货币问题，开始制定自己关于信贷、纸币等的学说。⑮所有这一切表明，马克思从经济学远航归来时已是一位十分成熟的专家了。他在1844年手稿的前言中有充分根据地写道：“……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⑯

从穆勒著作的摘录本身已经可以看出这种批判性的研究是什么。而对穆勒摘录的评注证明，马克思是在广泛的方法论方面，主要是在异化劳动方面考查了所有这些摘录。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这些评注的俄译本的前言中指出：“因为在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本曾再次引用过这些评注的内容，所以可以认为，正是在1844年第二个手稿我们没有得到的那一部分里利用了这些内容。”⑰

注释

①吉约姆·普雷沃是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名索引》第705页。——译者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分册第182-183，185-18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柏林版，第1部分第3卷第558页。

④同上

⑤瓦·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1968年柏林版，第123-12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柏林版，第1部分第3卷第493页。

⑧同上书，第494页。

⑨同上书，第501页。

⑩同上书，第494页。

⑪同上书，第513页。

⑫同上书，第515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87页。

⑭同上书，第42卷第18页。

⑮大卫·约·罗森堡较详细地研究了这些问题。参见大卫·约·罗森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1954年莫斯科版。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45页。

⑰《哲学问题》1966年第2期第113页。在1844年的全部摘录中，正是对穆勒著作的摘录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