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大理论制高点
如果我们能够在研究中真实面对第一手文本，深入到一定的具体的理论情境中去，认真地考察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体进程，就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建构历时性地存在着三个理论创造高峰期：一是1844年，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青年马克思《巴黎笔记》中的“穆勒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二是1845年1月到1846年12月，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马克思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即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致安年柯夫的信》；三是1847年到1858年，其最重要的文本是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哲学的贫困》和《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也将这三个理论高峰称之为马克思哲学思想进程中的三大转变和认识飞跃。
首先需要指明的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忽略的关键问题，即马克思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发展（1843年始）的真正支援性背景是他的经济学历史研究，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哲学上取得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与他的现实经济历史研究有关。所以，我们可以对列宁的一句话做一个补充性说明:如果说不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真正弄懂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还需要翻转这一界说，即不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历史）研究思路，也同样不可能完整地获得对马克思哲学内在进程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第一次重要转变，是从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已经反复界说过，这第一次转变不是转向马克思主义。该转变始发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达至最高点。马克思此时思想转变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和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实践接触，而这一阶段的后期马克思已经开始他最初的经济学研究。在这里我要提出的一个新看法是，如果将语境处置于当时的欧洲思想史整体断面中，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变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创新，而是在诸多背景因素的制约下发生的逻辑认同。这里需要指出的支援背景，除去已知的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有舒尔茨的生产理论、青年恩格斯、赫斯和普鲁东立足于经济学哲学批判的立场和英法社会主义观点，更重要的是客观存在于马克思此时面对的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社会唯物主义思路与方法，而后者恰恰是此时还处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构架中的青年马克思拒绝和否定的方面。以我近期的研究心得来看，在古典经济学发生发展的现实理论运作中，一般社会唯物主义是其操作语境的必然前提，在斯密的现实社会经济结构和规律研究以及李嘉图对大工业物质生产的分析中，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思路是最基本的理论要求，这一点在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就有直接界定。甚至在西斯蒙第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李斯特为拒绝老牌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而对德国经济的个性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更加具体的现实历史分析（当然，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他们是不可能真正发现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相反，这时青年马克思的思路虽然已经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但其深层语境却仍然是抽象的人本主义价值伦理悬设与批判。这也是我们传统研究重视不够的方面。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即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这一哲学思想变革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始，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到《致安年柯夫的信》。转变最重要的基础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科学批判基点的形成。我的新观点是，除去社会主义实践和其它哲学观念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领域斯密、李嘉图社会历史观的一般社会唯物主义的认同（其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接受），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超越之上，马克思最终摈弃了人本主义抽象的类哲学和异化史观中的隐性唯心主义，创立了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之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理论焦点。以我之见，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成熟观点，是他在最后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四、第五手稿时致安年柯夫信中表达出来的:这就是社会历史的一定的历史情境说，或简称历史构境论（参见拙文:《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信解读》，《江汉论坛》1997年第2期）。在这里，马克思最终放弃了用哲学构架描述周围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理论方式而转入了对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时期。以恩格斯的说法，在那个时候“现实就是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时期就是社会现实的经济和历史研究。因此，在这一非常性的革命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发端是同时发生的，而不是传统研究中所称，马克思首先创立了唯物史观然后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一事实几乎为我们的哲学与经济学研究共同误认了。
我所提出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三次转变不是异质性思想革命，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即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终创立这一伟大的认识飞跃。这一转变从《哲学的贫困》开始，到《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本完成，其基础直接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探索，即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这个认识飞跃本身就是我新近研究的成果。在1847年以后，马克思开始对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生产力发展最高点的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的批判考察。我发现，在这一研究进程中，哲学探讨不是被放弃了，而获得了真正的实现。我发现，正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历史进行了十分透彻的科学研究，也是在这里，人与周围世界的实践关系，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才第一次得到了科学地说明，而每一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运行规律才第一次被揭示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第一次在真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具体地科学指认。特别是在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分工和交换所形成的生活条件必然导致人的社会劳动关系（类）的客观外在化（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进一步的物役性颠倒关系（资本），最后是在这一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进程中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得到的第一次完整而科学的描述。在批判性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马克思实际上是一层层剥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给定的各种外在生活现象，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从资本、货币和商品的物化现象中还原和呈现出来，并科学地说明了这一物役性历史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进程。我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部社会历史“经济现象学”论著。这也就是马克思创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对此，笔者将另文专述。
这三个哲学理论逻辑建构的主要语境是这样的:第一个时期（不包括青年马克思在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之前的史前阶段，即1837—1842年）马克思仍然处于传统哲学的构架中，此时马克思的支配性理论构架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话语体系，但由于马克思的初步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已经大大超出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和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也大超出了青年恩格斯、赫斯和普鲁东的一般经济学哲学批判，形成了独特的人本学劳动异化理论。这一抽象的类哲学话语构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并且，青年马克思此时的思想不是一个线性的独白式的语境，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线索思想流变体。第二个时期中，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入手，确立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方式为理论中轴的新哲学世界观，他与恩格斯创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功能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第一次在这里被消解了。马克思此时的哲学理论语境不再是离开现实历史对象的抽象评判，而转为实践性介入现实社会生活的科学批判话语。第三个时期里，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实现的生产方式，在完成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建构的同时，实现了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最高水平为尺度对人类及其个体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确证与批判，这是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社会历史哲学描述的历史构境。也是在这里，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哲学思考、现实研究和革命批判的科学统一。
三个时期的共同理论目的都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寻求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第一个时期，是以人的社会类本质——理想化的自主性劳动活动为价值悬设，即人类存在应有的本真状态，并以此认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的非人性，即人的劳动类本质、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非常性的异化与颠倒，并提出扬弃劳动异化、消灭私有制，复归于人的本质之社会主义理想生存状态。这里的逻辑公式是：S应该是P，这是传统人学中“应该”与“是”之间的矛盾之延续，其逻辑批判的内在动因是先验的“应有”与“现有”的伦理性对立。第二个时期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已经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规律，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合理性，并科学地指认人类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只能出现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最高点上。这里的逻辑式是S现实地可能是P，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辩证法中的“能有”与“现有”之间的客观矛盾分析。在第三个时期中，马克思完全以经济研究中的历史事实为尺度，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研究与批判性考察，科学地说明了整个人类社会、个体的现实生存状态与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人类世界历史的全面解放现实历史趋向。这里的逻辑式是过去的S1发展为今天的S2，并正在走向S3，这就是真实历史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先有”、“现有”与“后有”的历史矛盾分析。只是在第三个时期中，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道路才被真实地开辟出来了。
基于这样的研究成果，我的认识就区别于传统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五大解读模式，并在孙伯鍨先生的二次转变说的基础上向前又走了一步（参见拙文:《五大解读模式: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年第2期）。在这里，我以马克思经济学—哲学研究的现实关联，明确反对了两种“断裂说”。一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断裂说”。在他看来，青年马克思哲学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系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问题系的直接断裂。二是长期存在传统研究中的哲学向经济学转变的断裂说。这种观点认为，1847年以后，哲学研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而出现了所谓经济学研究时期。我的研究成果否定了这种判断。因为，在1847年以后，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另一个最重要的成果，这就是以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为参照系的对人类历史真实发展、人类主体本质的科学确证和现实社会批判的哲学理论创造。这不是什么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哲学片断，而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建构过程。哲学始终是马克思理论生涯的内在主线之一。对此，我将在其它文章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原载于《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