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张一兵:五大解读模式: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本世纪30年代以前,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固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不同的论者那里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依据,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成熟论著。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框架中,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可能也有一个隐性的“凡是逻辑: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东西一定是真理。所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可以在他的论文中不加任何特设说明,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引述到第50卷。这种状态在今天我们一些论者的研究中还时常能看到。大约在列宁去世以前,人们很少会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文本。可是,自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一大批早期文本的发表,这一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从国外到国内,各类论者对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的解读,呈现出众多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语境。令人困窘的是,不同论者所依据的却都是马克思的第一手文本。特别是在我们国内这些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实践哲学、实践人道主义和价值主体哲学等命名而形成的各种非文本诠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一种显性思潮。依我之见,这是一场并未达及科学尺度的理论混战。因为,由于那条隐性的“凡是逻辑,我们没有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论著中的语境未必都是科学的!当我们立足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时,反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文本发生了怀疑。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列举某种理论逻辑时,并没有界说自身的理论支援背景,即本世纪30年代以后国内外讨论中己经出现过的各种解读语境。这就导致了我们在没有界定自己的理论边界时,就非法和轻易地说“我认为”。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科学讨论尺度的消失。  

起码,在这一问题的当下讨论上,我们必须首先呈现己经发生了的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进行界说的逻辑域,即我称为五大解读模式的理论背景。然后,才有可能出现确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清晰评论视界。我在《人学的青年马克思:一个过时了的神话》一文中,第一次指出了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五大模式问题:这就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鍨教授的模式在此,我再做一些进一步的阐释和补充。  

第一个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神话。所谓“马克思学,即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将马克思的文献作为“客观的”历史文本对象的研究活动。固然,“马克思学”正式挂名于本世纪50年代末,但这种研究倾向在西方很早就出现了。众所周知,早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就提出了青年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与老年马克思(《资本论》)的不同区别。而当1924-1932年,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1845年以前一大批马克思早期论著(《中学作文》、《博士论文》的材料、柏林和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问世后,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立刻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新发现的马克”,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最高峰(换句话说,叫最有价值的人学的青年马克思);而《资本论》时期以后的马克思则是“停滞”与“衰退”的马克思(老年马克思),这也是从恩格斯一直到斯大林以后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论据。以他们之见,这两个马克思恰恰是相互反对的。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所谓“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具体分析,西方马克思学的这一观点也是十分复杂的。  

著名的马克思学家吕贝尔的观点可以简要概括成一句话,即“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他根本就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依他之见,马克思本人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什么“马克思主义”(“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一术语最早是第一国际内的巴枯宁分子杜撰出来用以攻击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开始也并不接受这一提法,后来才默认了这一不正确的命名。吕贝尔否认恩格斯后来概括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因为这是后来马克思主义立论的根本。所以他主张将马克思的归结为18点。其中的要义是以早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点,进一步引发出来的所谓伟大的“乌托邦主义,即一种人道主义梦想的合理性。因此他说,马克思给人类留下的主要是一个响亮的道德呼唤。另一位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费切尔也依循这一思路,公开提出要用早期的马克思人道主义批判精神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这里的主要观点是根本否定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而推崇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当然,在后来的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那里,他们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开始承认两种马克思主义一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叫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一是正统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自然又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在后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后,又开始提出将马克思的论著当作一部全集来读(阿温纳里),但这又是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诠释其后期论著的。这种新的观点就与下面第二个解读模式有关了。  

第二个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与西方马克思学有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解读模式。我以为,对于中国理论界来说,界定这一模式是尤为关键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理论家正是在无意识地重复运演着这一解读方法。众所周知,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虽然在其哲学理论重建中也隐性地确证主体性,但由于马克思的大量早期论著当时并没有出版,所以他们基本上还从马克思的成熟的文本出发的。如用总体性、物化、实践哲学和主客体辩证法等规定来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方面。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要区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而在1932年以后,随着马克思的早期论著陆续发表,也就形成了一种显性的人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在第二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家(如早期的弗罗姆所著的《马克思的人的概念》,还有早期的马尔库塞、列斐弗尔与后期的萨特)那里实现的。依他们之见,并不存在着西方马克思学所说的两个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与前面的西方马克思学不同,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们采取了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来统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即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也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即以消除异化获得人的解放为最高目的的马克思主义。  

在他们的哲学思路中,马克思主义的确立是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实现的(他们并不重视1843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马克思那种先验的劳动异化史观的人本学逻辑,被直接指认为是真正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根据。而后来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从主体出发”的实践(=劳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人类的解放问题(特别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手稿“大纲的发表,当时被称之为继1844“手稿”发表后的“第二冲击波”),甚至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都不过是原先人本学逻辑的展开。这样,他们必然指认恩格斯特别是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诠释成“无人”的经济决定论是非法的。  

这一解读模式,后来为前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所承袭(如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和波兰学者沙夫的晚期人学理论)。在我们国内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异化讨论中,包括今天我们一些论者的“实践哲学”和“实践人道主义的文本中,都可以看到这一逻辑(并无思想史层级上理论新建树)的有意或无意的显露。  

第三种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学派的所谓“断裂说。质言之,也可以称之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异质论解读模式。这恰恰是在对前述第二种解读的理论反驳中形成的。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做断裂式的理解,最初是由1960年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的。在他非常著名的《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以科学主义(主要是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分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在这里,阿尔都塞没有从一般文本的语义层面出发,而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深层理论结构(“问题系,即提问的基本方法和逻辑结构)出发,指认了存在着以18454月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分界线的两个马克思:即处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框架中的青年马克思与创立了全新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他也只承认一个马克思主义,但这是科学的(恰恰是关于客观社会结构历史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其深层逻辑上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拒绝理论上的人本主义”的!在阿尔都塞的解读中,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被绝对地一分为二,先前在人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中的出现的理论主题(“主体“劳动异化”与“人道主义),在后一个科学构架中被完全地抛弃了。马克思是在一个全新的理论场地中建构其全新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在这里,历史恰恰是“无主体”的,那种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神(目的因)的“人”之异化与复归的整个先验逻辑都被清除了。对于前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解读模式来说,阿尔都塞的观点可谓釜底抽薪  

与此观点比较接近的还有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论点:即1845年4月马克思从异化逻辑向物化论逻辑的转换。当然,广松涉的观点由于受到海德格尔和当代其他思潮的影响,这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变体国内学者中受到阿尔都塞影响的有胡万福的《青年马克思》一书。  

第四种解读模式,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进化说”。这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以前)特别是本世纪70-80年代初苏联学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70年代以前,苏联理论界对人的问题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并直接干预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而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前苏联学界实际上是回到了上述第二条思路,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的“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式的“新思维”的逻辑就是理想化的人本主义。这一自欺欺人的观点所造成的现实悲剧已是有目共睹的了)。由于他们限于列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分期观点的框架(列宁没有看到后来发表的思早期论著),主张一种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彻底的观点。他们指认1843年巴黎笔记以前的马克思为“仍然是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的”青年马克思,而宣称1843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开始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但他们不敢确证这一转变并不是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这一进程一直到18454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持续到1846年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告完成。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成了一个量的渐进过程,其中至多存在一种不断清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影响和走向成熟的理论表述的因素,在1843年夏天以后的众多青年马克思的文本中,马克思主义被到处地指认出来。马克思后来称之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在此却表现为猴体就是人体(这一观点是由我的一位研究生陈胜云在其一篇作业中最先提出的)。这样,184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革命意义就被大大弱化了。在面对1930年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严重理论倒退,这一模式由于自身的混乱和矛盾而显得苍白无力。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解读模式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始终成为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性模式,在人们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时,这都是作既定的前提来接受的。同样,我国国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不少论者,基本上都依循了这一进化论式的苏式研究思路。  

第五种解读模式是由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伯鍨教授在70年代末提出的。具体说,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文本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在孙先生的研究中,青年马克思也被具体地一分为二,一是1837年加到青年黑格尔哲学阵营一直到1843年夏天以前,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经过青年黑格尔改装过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包括他的《博士论文》及《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文章;二是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在现实问题的困窘下,通过以法国大革命为重心的历史学研究,在魏特林、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下,发生了第一次(并不是自觉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思想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包括青年马克思1843年夏天以后写下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最初研究经济学的《巴黎笔记》及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18453月写下的评李斯特经济学教科书的“札记”。而第二次转变则是在评李斯特一文中初见端倪,并发生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柯夫》和《哲学的贫困》的真正自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这种转变是一次完形的整体转换,而不只是一个量的渐进过程。只是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才第一次确立了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视界,这不是什么哲学体系,而是一种活的科学立场观点方法,也是在此时,才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理论进展是,孙先生第一次提出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类文本中,青年马克思虽然已经在哲学基本立场上转到了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但在其理论运演的深层,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逻辑:一是从工人的先验类本质——劳动出发,将社会历史(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视为人的本质之异化和复归过程的人本主义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构架,这是此时支配第二时期青年马克思哲学的主导理论框架;其一是在马克思真实地接触到无产阶级实践和经济学史实中,不自觉发生的一种新的从历史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这也是在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被直接指认为就是马克思王义哲学发生的东西),但这并非马克思义新世界观本身的确立,而不过是一种正在随着马克思对现实之深入进程中,不自觉地被动地对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偏离。这一理论逻辑是客观存在的,但对马克思的显性意识来说又是无意识的。在1844年到18453月间,这两条理论逻辑始终处于一种对立和动态的相互消长之中,但在青年马克思这时整体的理论运演中,居支配地位的还是费尔巴哈式的人学劳动异化史观。从理论深层来看,这种固然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说话的人本主义伦理价值批判,还没有根本上超出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到18454月马克思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才真正发生了自觉的哲学革命,即原来在1844“手稿”中那个人本学话语被彻底解构了,而新的以实践为口的哲学新视界被突现出来(这一革命的完成,是通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包括费尔巴哈、特别是赫斯和马克思恩格斯自己18453月以前观点的批判清算后才实现的)。与阿尔都塞的论断不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没有被形而上学地“断裂”为两个截然相悖的时期,而是一个复杂的有关联的动态矛盾运动和转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从此不再关心人、关心主体,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确立了科学的人学。这种人学不是人本主义,而通过关注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具体社会主体向度,在19世纪以来大工业己经确立的人类解放的客观现实可能性上,展望了作为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和前景的共产主义航向。  

对于这最后一种看法,特别是我们与阿尔都塞观点的原则差别,我在近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做了进一步的显性系统确证。特别是我觉得孙先生原来的一些表述由于传统的理论氛围的特殊作用,在某些论点的表述上还比较策略化,而这极易让读者在解读时与传统前苏联的进化论模式相混淆。这也是我后来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文本作重新解读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这里指认的所谓五大解读模式并没有一种时间先后顺序关联,它们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同时,这些模式只代表了这一理论思路中的典型范式,而不是绝对的覆盖模式每一模式的存在的具体形态又是十分复杂和多变的。  

最后还有一点题外话,即在对马克思的当代解读中所出现的、但已经是一种非肯定话语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理论逻辑实际上是从法兰克福学派中后期发端的。准确地说,这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主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开先河的。当然,这一逻辑思路的初始起点,是从卢卡奇在本世纪初将马克斯·韦伯的工具合理性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的嫁接中无意识地萌生的。这种批判意识不再仅仅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直接将逻辑之剑指向了工业文明的生产力,于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都成了非法的奴役之源,马克思的“大写的人也就作为“人类中心主义成了被批评的对象。这一论点先是在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一书对同一性逻辑的批判中达到最高点,进而在本世纪70年代的西方后现代思潮,特别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得到全面论证。显然这一新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这里所规定的对马克思的肯定性解读,对此,笔者准备另撰文详述。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