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张亮:伦理的激情: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解读

伦理的激情: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解读<!--[if !supportFootnotes]-->[1] <!--[endif]-->       

   

1830年至1835, 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学习, 后以优良成绩毕业正是在这一时期, 马克思从自己的父辈和师长那里接受了一种进步的哲学世界观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中学时代文献很少, 除了三篇中学毕业作文<!--[if !supportFootnotes]-->[2] <!--[endif]-->    、中学毕业考试时的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翻译试卷和数学试卷外<!--[if !supportFootnotes]-->[3] <!--[endif]-->    , 还有两首创作于1933年前后的诗作<!--[if !supportFootnotes]-->[4] <!--[endif]-->    , 尽管这些文献的性质全都不是哲学的, 但却它们基本完整地勾勒出了马克思中学时代哲学世界观的基本面貌我们注意到, 从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到我国学界撰写的一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论著, 研究者们用于讨论马克思中学时代哲学世界观的篇幅往往非常小研究者们这么做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马克思本质上只是到了183711月才意识到哲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if !supportFootnotes]-->[5] <!--[endif]-->    , 开始真正的哲学思考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这一哲学世界观的真实存在及其意义, 因为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过程中, 它虽然很快就被扬弃了, 可其中的一些思想质点却内化成为推动马克思的思想继续发展的理论资源如果忽视这种资源的存在, 我们就不可能正确解释:在青年黑格尔派那么多成员中, 为什么只有马克思在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之后又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地平, 创立了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中学时代的思想来源:一个批判的审理   

梅林的《马克思传》是第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传正是在这里, 人们第一次了解到了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大致情况但由于时间间隔较远、文献资料匮乏等诸多客观原因, 梅林对马克思中学时代的描述不仅简单, 而且也不够准确, 例如他对马克思中学毕业的时间的记述就是错的<!--[if !supportFootnotes]-->[6] <!--[endif]-->    20世纪5060年代, 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科尔纽以自己的卓越工作有效地改变了这种状况, 使人们比较清楚地看到:“卡尔·马克思最初的精神方向决定于他的生活环境, 决定于他父亲的理性主义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决定于他的几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师的影响 <!--[if !supportFootnotes]-->[7] <!--[endif]-->    科尔纽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同时代其他研究者和传记作家的普遍认同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马克思中学时代的思想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对父亲的终身眷念中得到证实<!--[if !supportFootnotes]-->[8] <!--[endif]-->     尽管是犹太人, 但老马克思却深受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 喜爱读伏尔泰卢梭和莱辛等人的著作<!--[if !supportFootnotes]-->[9] <!--[endif]-->     在康德哲学的启示下, 他形成了一种质朴的自然神论宗教观:“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 ……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 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 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 这通常之所以会[……], 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 <!--[if !supportFootnotes]-->[10] <!--[endif]-->    与这种自由主义的宗教观相适应的是老马克思温和的自由主义政治取向:他赞同代议制民主, 但却忠于当时的普鲁士王国, 1837, 他甚至建议马克思写一首赞美普鲁士王国和国王的诗<!--[if !supportFootnotes]-->[11] <!--[endif]-->        

马克思中学时代的校长兼历史老师维腾巴赫是另外一个对他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人 不管是在哲学上宗教观上还是在政治观上, 维腾巴赫的取向与老马克思的取向都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 作为康德哲学的坚定拥护者, 维腾巴赫的上述观念要更加清晰坚决和准确, 因而较之于老马克思, 他在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思想影响可能会更直接更具决定性<!--[if !supportFootnotes]-->[12] <!--[endif]-->     这一点还可以从维腾巴赫的历史讲座对特利尔市民社会上层的广泛影响中得到佐证<!--[if !supportFootnotes]-->[13] <!--[endif]-->        

马克思未来的岳父威斯特华伦男爵对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在博士论文的献词中, 马克思曾以最热情洋溢的方式歌颂了男爵对他的教导 男爵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他让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if !supportFootnotes]-->[14] <!--[endif]-->    这种兴趣既影响了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的表达, 又预告马克思大学时代的文学创作; <!--[if !supportFootnotes]-->[15] <!--[endif]-->    另一方面, 他让马克思对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产生了兴趣——让马克思对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产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的理想主义, 即对私有制的批判对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构想和对人的彻底改造的期待 从马克思中学时代的文献上看, 男爵对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正面建构的作用并不是太显著, 但他的影响却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相当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中学毕业以后的思想发展    

总之, 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的确是以伊曼努尔·康德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后期启蒙运动的思想财富以及在莱茵省起过特殊作用的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共同塑造的<!--[if !supportFootnotes]-->[16] <!--[endif]-->     但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在马克思中学时代哲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 除了上述思想来源之外, 马克思就不可能从其他地方获得思想启示了吗?科尔纽的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而我们则以为, 除了马克思能够接触到的这些进步的思想来源之外, 从马克思所接受的正统的古典人文教育(主要是宗教和文学), 他同样可能接收到反封建的启蒙精神和理性主义的熏陶, 尽管这种熏陶是不自觉的, 但却更直接    

首先是宗教 中学毕业的时候, 马克思是一个合格的市民”, 接受了系统的宗教教育:“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认识明确, 并且能加以论证; 对基督教会的历史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if !supportFootnotes]-->[17] <!--[endif]-->    那么, 除了宗教知识和信仰之外, 马克思从这种宗教教育能够得到什么呢?思想启蒙, 与他从自己的父辈和师长那里得到的启蒙在理路上一致的思想启蒙!因为在当时的德国, 宗教并不仅仅意味着罪孽和奴役:“自从路德说出了人们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这句话以后, 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力, 而且它这理性, 在一切宗教的论争中才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 这样一来, 德国产生了所谓精神自由或有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 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力, 而理性的权能变得合法化了 <!--[if !supportFootnotes]-->[18] <!--[endif]-->    正是在这种大的思想背景下, 建立在卢梭道德神学和康德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神学思想在当时的德国知识界大行其道, 而马克思所在的特利尔中学原本就是由信仰这种学说的两位神学家创建的, 曾为他讲过课的绝大多数教师大都具有的思想倾向, <!--[if !supportFootnotes]-->[19] <!--[endif]-->    其中包括他的神学老师<!--[if !supportFootnotes]-->[20] <!--[endif]-->        

其次是文学18 19世纪的德国文学总是和赫尔德莱辛歌德席勒这些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过去, 我们总以为他们只是文学家而忽略了他们的思想史价值 事实上, 他们都是对德国的精神生活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代表着德意志精神生活的进步方面 由于他们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文学来传播的, 因此影响就隐蔽一些但同时也就更持久一些 总的说来, 这些思想家在政治立场上和法国启蒙主义者一致, 都希望个人和社会最终能够达到完美状态; 在哲学观上大多接近康德和费希特 他们的这些思想随着他们的作品的传播日益变得家喻户晓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曾系统学习了歌德席勒等古典作家的作品, <!--[if !supportFootnotes]-->[21] <!--[endif]-->    因此, 我们是很难把这些文学家的思想印迹从少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抹去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马克思后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容和观点上, 与席勒著名的美育书简有着极大的关联 在某种意义上, 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对后者所提问题的一种回答<!--[if !supportFootnotes]-->[22] <!--[endif]-->        

马克思中学时代哲学世界观的基本面貌   

18358, 马克思中学毕业 810日到15, 马克思参加了三场毕业考试, 留下了三份作文试卷:810日的宗教问题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 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 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812日的德语自由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815日的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 这三篇文献比较全面地展现了马克思此时哲学世界观的基本面貌    

理性主义道德神学是马克思中学时代哲学世界观的底色 毫无疑问, 马克思后来成长为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他认为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被压迫生灵的叹息人民的鸦片”, 从而要求对宗教进行严肃的批判, 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if !supportFootnotes]-->[23] <!--[endif]-->     以马克思对宗教的这种批判立场为依据”,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 即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与基督教神学无关 事实上, 20世纪50年代以后, 社会主义阵营的研究者们大多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 仿佛将马克思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会有损马克思的伟大形象似的<!--[if !supportFootnotes]-->[24] <!--[endif]-->     然而, 就像马克思正确指出的那样,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if !supportFootnotes]-->[25] <!--[endif]-->    对于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来说, 宗教是其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因此, 他在思想上受到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其实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换言之, 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是否受到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而在于他受到的是何种神学思想的影响    

约翰福音15章第114节是新约中的著名章节, 在这里, 耶稣基督以葡萄树为喻阐发了有关他与上帝一致信徒应当与他一致的思想, 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上帝的爱 然而, 在马克思的宗教作文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 马克思并非像正统教义所要求的那样从上帝的立场而是从人的立场出发来论证这种一致性:“在研究基督和信徒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及其影响之前, 我们应当弄清, 这种一致是否必要, 它是否取决于人的天性, 人是否能够通过自己来达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if !supportFootnotes]-->[26] <!--[endif]-->    在马克思看来, 这种一致之所以绝对必要, 首先因为它是人的天性和理性的需要, 进而是历史经验的明证, 最后才是信仰的号召, 因为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 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 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 而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 <!--[if !supportFootnotes]-->[27] <!--[endif]-->    而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则在于信徒对基督的爱:对基督的爱不仅使我们对基督满怀最纯洁的崇敬和爱戴, 而且使我们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这种爱同时也就是使基督教的道德与任何别的道德区别开来并使它超越于任何别的道德之上的一条鸿沟<!--[if !supportFootnotes]-->[28] <!--[endif]-->     由于这种道德具有神圣的纯洁的根源”, 所以它是一种具有真正神性的东西”, 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能够使人变得泰然获得一种神圣的快乐<!--[if !supportFootnotes]-->[29] <!--[endif]-->     正如这篇作文的评阅人所指出的那样, “文中所涉及的一致的实质并不明确, 一致的原因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谈到, 而它的必要性论述的也不够充分”, <!--[if !supportFootnotes]-->[30] <!--[endif]-->    惟其如此, 是因为马克思在他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下形成接受一种在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流传的理性主义道德神学, 这种道德神学的核心是人的道德选择和对人的道德力量的颂扬    

启蒙主义的人生理想是马克思中学时代哲学世界观的核心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马克思中学时代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一点可以从其1833年前后创作的人生诗作中感受到<!--[if !supportFootnotes]-->[31] <!--[endif]-->     那么, 我们为什么应当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形而上的问题呢?马克思按照自己接受的理性主义道德神学大声说:这是神的召唤 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 但是, 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目标的手段; 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if !supportFootnotes]-->[32] <!--[endif]-->    因此, 尽管青年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不应认为, 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 互相冲突的, 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 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 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那么, 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 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 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而面对我们的骨灰, 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if !supportFootnotes]-->[33] <!--[endif]-->       

以伦理道德为准绳的历史评价论是马克思中学时代哲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通常认为题为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的拉丁语作文是马克思三篇毕业作文中无足轻重的一篇<!--[if !supportFootnotes]-->[34] <!--[endif]-->    人们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看法, 相当程度上是受到当年阅卷老师的评语的影响:评语仅仅为不错”, <!--[if !supportFootnotes]-->[35] <!--[endif]-->    从而与其他试卷上的褒扬形成了明显对比 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马克思中学毕业证书上关于拉丁文部分的评语对他这篇作文的评价却非常高:“他的作文显得思想丰富, 和对事物有深刻的理解<!--[if !supportFootnotes]-->[36] <!--[endif]-->     要想解决这个疑问我们就必须回到作文的题目上去:屋大维是罗马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他终结了罗马共和国创立罗马帝国, 按照自由主义的一般政治原则, 独裁取代共和自然是一种倒退, 但屋大维时代却是罗马历史的一个盛世; 拉丁文的主讲和主考老师勒尔斯是一个拥护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教员, 他于1年前的文学俱乐部事件后被王国教育部被任命为副校长<!--[if !supportFootnotes]-->[37] <!--[endif]-->    , 以抵制监视以维腾巴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力量, 他选择这个考题其用意相当明白, 不过是想让学生明白, 独裁同样可以带来幸福 面对这一暗藏玄机的试题, 马克思表现出了不同一般的理解力:在对判断历史时代幸福与否的三种方法进行描述之后, 马克思最终将道德确立为了最高尺度, 因为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异性受到了损害或者被破坏了, 同时, 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 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if !supportFootnotes]-->[38] <!--[endif]-->     如此一来, 马克思就巧妙地将专制与幸福的关系转化为了符合道德的专制与幸福的关系, 从而得出如果百姓都柔顺亲密, 讲究文明风尚, 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了, ——那么统治者倒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了人民的自由结论<!--[if !supportFootnotes]-->[39] <!--[endif]-->     这一结论既符合作文试题的要求, 却又不适用于对普鲁士现政体的评判 马克思的理解不可谓不深刻!——我们由此可以推断, 拉丁文作文试卷上的评语更多地体现了勒尔斯的意见, 尽管该总评语是由他和维腾巴赫共同签署的, 而毕业证书上关于拉丁文作文的评价则显然代表了维腾巴赫的意见    

正确评价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   

关于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 我们的总的看法是:他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下,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和他的父辈们一样, 在法德启蒙思想的激励下, 形成了一种以理性主义道德神学为底色的哲学世界观; 这种哲学世界观沿袭康德费希特开辟的理路, 将人基于道德观念的主体能动性确立为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 其本质是一种伦理唯心主义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 马克思此时正好站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起点上, 而他早期思想的演进历程恰好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再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逻辑进程 较之于马克思后来转向黑格尔哲学而言, 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的意义和影响确实相对较小 但是, 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忽视甚至遗忘它的理由 因为在马克思此时这种尚看不出任何伟大之处的哲学世界观中真实地包含着一些重要而可贵的思想质点, 在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很快被扬弃后, 这些思想质点内化成为推动马克思的思想继续发展的理论资源 如果我们忽视这种资源的存在, 我们就不可能正确解释:在青年黑格尔派那么伦理的激情: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解读多成员中, 为什么只有马克思在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之后又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地平, 创立了科学世界观    

质点一是马克思思想中明确的现实主义因素, 即对外部环境现实的重视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有一段话:“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 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 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if !supportFootnotes]-->[40] <!--[endif]-->    这虽然不像梅林所说,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次闪光, <!--[if !supportFootnotes]-->[41] <!--[endif]-->    但却真实地展现了马克思受到法国启蒙学者关于人依赖于周围环境的学说的影响, 以及显示了一个求知青年采取了与他的年龄不相当的极其现实主义的态度和他对周围现实所作的总的评价<!--[if !supportFootnotes]-->[42] <!--[endif]-->     在马克思当时崇尚人的道德选择的哲学世界观背景上, 这一思想质点显得尤其重要, 它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在察觉现实与应有的对立后, 马克思能痛苦地服从现实的权威, 放弃自己现有的哲学世界观转向自己原本厌恶的黑格尔哲学, 并表示要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if !supportFootnotes]-->[43] <!--[endif]-->    —— 在解释马克思为什么转向黑格尔哲学的时候, 研究者们经常引用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中的一句话:“正是在1830年到1840年这个时期, ‘黑格尔主义的统治达到了顶点, 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 正是在这个时期, 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 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 <!--[if !supportFootnotes]-->[44] <!--[endif]-->    他们引证这一句话不过是想说明两点:第一黑格尔哲学是那个时代哲学主流, 因此第二马克思会不可避免地从康德费希特哲学转向黑格尔哲学 姑且不说黑格尔哲学从来就没有一统天下<!--[if !supportFootnotes]-->[45] <!--[endif]-->    , 更重要的是, 尽管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终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哲学是每一个康德哲学信徒的必然归宿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 为什么在实现向黑格尔哲学转向的时候, 马克思会那么痛苦, 感觉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if !supportFootnotes]-->[46] <!--[endif]-->    —— 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到评李斯特手稿, 我们看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 但凡遇到理论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情况, 马克思最终都会义无返顾地服从现实逻辑的权威 马克思的这一鲜明思想特点显然是应当追溯到其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这里来的    

质点二是马克思思想中的全人类意识 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 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一种为全人类福利而工作的高尚情怀 一方面, 我们不能将这种高尚情怀认定为是共产主义的理论起源, 因为马克思是站在自己的理性主义道德神学立场上得出这一结论的, <!--[if !supportFootnotes]-->[47] <!--[endif]-->    如果我们将它与共产主义混淆起来, 那么就会走到伦理共产主义这一错误立场上<!--[if !supportFootnotes]-->[48] <!--[endif]-->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必须看到, 马克思此时的全人类意识具有一种民粹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充满了对贫苦人们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的同情和对资本主义丑恶现实的自发批判, 尽管我们无法从文献上确证马克思的这种思想与圣西门主义的关系, <!--[if !supportFootnotes]-->[49] <!--[endif]-->    但它与圣西门主义的可能关联确实非常引人注目的, 因为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 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 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 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 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 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 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if !supportFootnotes]-->[50] <!--[endif]-->    马克思此时思想中的全人类意识, 与其未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同伴从法国启蒙思想那里直接获得的全人类意识显然是有一定间隙的, 它正可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后来能够比较快地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狭隘视界, 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 进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 总之, 形成于法德启蒙思想的熏陶, 在平常中具有不平常的思想质点, 这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的基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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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Footnotes]-->[1] <!--[endif]-->     原载《学海》, 2005年第3   

<!--[if !supportFootnotes]-->[2]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18—826   

<!--[if !supportFootnotes]-->[3] <!--[endif]-->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I/1(Text),Berlin:Dietz Verlag,1975,ss.458—473.   

<!--[if !supportFootnotes]-->[4]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7   

<!--[if !supportFootnotes]-->[5]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11—8146   

<!--[if !supportFootnotes]-->[6] <!--[endif]-->    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0   

<!--[if !supportFootnotes]-->[7] <!--[endif]-->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刘丕坤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58   

<!--[if !supportFootnotes]-->[8] <!--[endif]-->    马克思非常眷恋他的父亲,不仅经常谈起他,而且总是将他的一张相片携带在身边。马克思去世后,他的家人在他贴胸的口袋里发现了这张相片以及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和女儿燕妮的两张相片,这些相片最后被恩格斯一起放进了他的棺材。参见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42   

<!--[if !supportFootnotes]-->[9] <!--[endif]-->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我的父亲”,《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46页。   

<!--[if !supportFootnotes]-->[10]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0   

<!--[if !supportFootnotes]-->[11]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32   

<!--[if !supportFootnotes]-->[12] <!--[endif]-->    “对于马克思来说,特利尔文科中学校长、特利尔精神生活的主要代表约翰·胡果·维腾巴赫,在介绍启蒙运动思想方面起到了决定作用。而且很说明问题的是,马克思德语作文中最重要的观点都可以在维腾巴赫的文章中得到印证。马克思表述的多数思想,也见于他同学的文章。”MEGA2第一部分第一卷前言《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之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1989年第2   

<!--[if !supportFootnotes]-->[13] <!--[endif]-->    参见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31   

<!--[if !supportFootnotes]-->[14] <!--[endif]-->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我的父亲”,《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46页。   

<!--[if !supportFootnotes]-->[15] <!--[endif]-->    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李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38页。   

<!--[if !supportFootnotes]-->[16] <!--[endif]-->    参见《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之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1989年第2期。   

<!--[if !supportFootnotes]-->[17]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60—861   

<!--[if !supportFootnotes]-->[18] <!--[endif]-->    海涅:《论德国》,海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234页。   

<!--[if !supportFootnotes]-->[19] <!--[endif]-->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58页。   

<!--[if !supportFootnotes]-->[20] <!--[endif]-->    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34页。   

<!--[if !supportFootnotes]-->[21]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28   

<!--[if !supportFootnotes]-->[22] <!--[endif]-->    参见席勒:《美育书简》及译者前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   

<!--[if !supportFootnotes]-->[23]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452—453页。   

<!--[if !supportFootnotes]-->[24] <!--[endif]-->    1960年代,联邦德国“福音新教协会”著名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费舍尔在1960年代提出了一个影响广泛的观点,即他认为恩格斯、列宁等人歪曲了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的原意,从而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基督教对立起来,而实际上它们是可以共存的(IringFetscher,MarxandMarxism,NewYork:HerderandHerder,1971,pp.272—273)。费舍尔的这一观点遭到前苏联东欧学界的猛烈批判,于是乎,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马克思与基督教就此成了一个敏感的意识形态禁忌。   

<!--[if !supportFootnotes]-->[25]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9   

<!--[if !supportFootnotes]-->[26]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27—828   

<!--[if !supportFootnotes]-->[27]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18   

<!--[if !supportFootnotes]-->[28]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20   

<!--[if !supportFootnotes]-->[29]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20   

<!--[if !supportFootnotes]-->[30]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22   

<!--[if !supportFootnotes]-->[31] <!--[endif]-->    “人生”和“查理大帝”是从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的一个笔记本中辑录出来的两首诗。根据考证,它们应当是马克思1833年前后创作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948—949页注167   

<!--[if !supportFootnotes]-->[32]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70   

<!--[if !supportFootnotes]-->[33]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   

<!--[if !supportFootnotes]-->[34] <!--[endif]-->    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33   

<!--[if !supportFootnotes]-->[35]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7   

<!--[if !supportFootnotes]-->[36]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27-828   

<!--[if !supportFootnotes]-->[37] <!--[endif]-->    参见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59—61   

<!--[if !supportFootnotes]-->[38]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25   

<!--[if !supportFootnotes]-->[39]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26   

<!--[if !supportFootnotes]-->[40]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5   

<!--[if !supportFootnotes]-->[41] <!--[endif]-->    梅林:《马克思传》,10页。   

<!--[if !supportFootnotes]-->[42] <!--[endif]-->    纳尔斯基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金顺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29   

<!--[if !supportFootnotes]-->[43]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5   

<!--[if !supportFootnotes]-->[44]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311页。   

<!--[if !supportFootnotes]-->[45] <!--[endif]-->    事实上,在柏林成为普鲁士官方哲学的黑格尔哲学从没有一统天下: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承袭的依旧是康德的血统;南德的慕尼黑是他的老对手谢林的地盘;相对发达的莱茵地区则是康德费希特谢林的领地,在这里黑格尔哲学因其表面维护现存封建政权的法哲学而受到敌视;在马克思后来获得博士学位的耶拿大学,黑格尔哲学也缺乏自己的代言人;柏林是黑格尔学派活动的大本营,即使在里,黑格尔也曾受到叔本华和贝内克的挑战。   

<!--[if !supportFootnotes]-->[46]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4   

<!--[if !supportFootnotes]-->[47] <!--[endif]-->    门德:《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成没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11页。   

<!--[if !supportFootnotes]-->[48] <!--[endif]-->    参见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潘培新等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32页注2   

<!--[if !supportFootnotes]-->[49] <!--[endif]-->    :《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17—18   

<!--[if !supportFootnotes]-->[50] <!--[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