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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婷 | 《居利希笔记》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盘剥的重要思考

《居利希笔记》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盘剥的重要思考

吴婷

作者简介:吴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江汉论坛》2023年第1期,为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B资助项目(202202B001)的研究成果

居利希的五卷本著作整理了从15、16世纪到他那个时代以来的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北美等地区与印度群岛、亚洲乃至拉丁美洲的贸易往来历史。他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同殖民地的商业交往,但是居利希更多地是把殖民地问题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环来研究,目的是分析历史上那些商业强国的兴衰与变化,所以对他而言这仅仅是一种世界经济史实。马克思与居利希不同,他在研究居利希著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肯定了后者关于殖民地贸易详实清晰的材料汇编,另一方面他意识到殖民地贸易从来都不是“贸易”问题,这种“交往”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强大的生产力对世界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奴役关系,即对殖民地国家赤裸裸的经济压榨、极其残酷的奴隶制推行和暴力剥削。

一、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殖民主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巴黎时开始对“机器”产生了格外的理论兴趣,到布鲁塞尔以后他更加注重机器大工业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而在《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除了对生产领域的机器大工业进行宏观的历史考察之外,还把理论目光扩展到资产阶级的殖民运动中,他看到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的现代工业文明为基础的。

马克思发现,似乎每一段殖民扩张的历史都被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巨大魔手隐匿地操控着,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机器使用最为广泛的英国棉花工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8世纪以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与投用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棉花工业的发展,而与此同时马克思观察到,英国棉花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却几乎都是从遥远的印度那里获得的。第一笔记本的开头,他在“Ⅲ.整个商业情况”的标题下摘录了,英国乃至欧洲“几乎所有地方都只从西印度群岛、黎凡特和一些东印度群岛获得棉花……在80年代,棉花种植被引入北美,种植很快在联盟南部各州扩大”。①马克思在摘录中还看到,这些来自印度群岛大量而价格低廉的原棉同时又刺激了英国棉花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英国的不同寻常的扩张几乎更多地是由于机器的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缓解(Erleichterung)。这种双重缓解,再加上英国本身和对与之相关的地区的需求增加,导致了这种制造业的空前扩张。(英国原棉进口从1705—1775年以1∶4的比例增长,……从1782—1800年以1∶11的比例增长)”。②这里要指出的是,居利希在其著作中把英国从印度获得棉花描述为双方等价的商品交换,事实上掩盖了这种交换背后二者间巨大的生产力落差。英国对印度棉花所谓的“购买”,看似平等的交换,其实是英国通过它先进的生产力——机器——对殖民地进行的“倾斜性”的经济压榨。这种压榨披上了一层“贸易”的外衣,它难以被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居利希察觉。③但是马克思却注意到了,或许正是如此,他才会在笔记中摘录下伴随着英国棉花工业空前扩张的是印度棉花产业被压制的事实。“印度棉织物的交易现在几乎完全落到了英国人手中;由于80年代英国棉花制造业的高度发达,印度棉织品的扩张不再那么重要,前者供应了自己的消费量以及大陆消费量的绝大部分。”④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觉察到,就棉花制造业本身而言,英国相较于印度的竞争优势同样也在于其机器的普遍采用。英国机器大生产带来的棉制品生产价格降低和利润增长的幅度远远超出印度本土的棉花生产,东印度“尽管工资低廉且靠近原材料,但纺纱和织布(没有机器keine Maschinerie)仍然处于劣势”。⑤那么反而言之,“对英国人来说在东印度群岛的棉花工业中使用机器(die Anwendung von Maschinen)将是非常危险的”。⑥英国人只有试图阻止大工业在印度的出现才能顺利地排挤当地的民族产业,并强制性地在交往中获取巨额价值。但总的来说,这里不仅仅体现了新兴的机器大工业对旧行业的压制,更重要的是还表明了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殖民地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对抗性和超越的历史必然性,尽管这在殖民地是以一种蛮横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除此之外,马克思在《居利希笔记》中还深刻地指认了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亦是“需求”的世界性发展的历史结果。在第三笔记本的最后,他撰写了一篇有关“需求”“(Nachfrage”)的简短札记。那里,马克思精辟地概括了“需求”的世界性本质。他指出,“需求”是世界历史性的(welthistorisch),“它是交往的物质内容——交换对象的总和,是交换和贸易中的商品的总和。战争、发现之旅等等,所有使人们相互接触的历史事件,同样是需求扩大的诸多条件——世界市场的形成”。⑦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需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需求”,因为只有这种“需求”才能打破过去生产和消费自给自足、封闭的壁垒,要求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往。与殖民地日益扩大的交往对整个欧洲,特别是对英国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殖民地的产品“开始在欧洲找到了越来越大的市场,而且英国制造商也大大增加了对殖民地的需求(Nachfrage)”。⑧从这些笔记和摘录中我们不难发现,居利希著作里关于殖民地贸易的史实无疑让马克思反复印证了一个历史真相,即英国、法国、荷兰等这些资本主义贸易国对殖民地的原料、产品乃至奴隶的需求和占有,早已失去其狭隘的地域性特征,成为一种世界性、普遍性的东西。或许正是来自《居利希笔记》的经验观察和理论刺激,让马克思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看穿了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需求”本质,“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⑨在此意义上,殖民主义可以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和殖民地发生的一定的跨地域、跨时空的世界性交往关系。只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交往关系”对殖民地而言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其进行的强制性的奴役。

二、资产阶级的殖民奴役与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作了一段关于资本原始积累非常重要的论断,他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⑩但从马克思对居利希五卷本著作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贸易史的摘录来看,他早在十几年前的《居利希笔记》中就已经窥见了这个用鲜血和白骨筑成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部分历史真相。

马克思在居利希的陈述中观察到,随着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发展,非洲人崛起,种植园经济的可观利润吸引着资本家们投入大量的资本(grosse Capitalien),所以苏里南、西印度群岛、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等地区兴起了奴隶交易。他在第三笔记本里仔细地摘录了英国的奴隶交易状况,“从1686年到1786年,英国人从非洲出口了超过2,000,000名黑人奴隶,其中大部分供应给英属西印度群岛。这里对奴隶的需求随着种植的发展而增加。这种扩张在这里非常重要;从1700年到1800年,这些岛屿的产品对英国的出口增加了比1∶15更大的比例”。⑪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非洲西海岸的产业可以说起初是通过奴隶交易才变得重要的。但对于奴隶本身而言,奴隶交易却是其遭受苦难的起点,“一旦到了西印度群岛或巴西,奴隶就会变成骷髅,然后奴隶被农民收养,他们养活它们,直到它们成为被出售的商品(verkäuflicher Waare)”。⑫笔者认为,这段摘录对于马克思对奴隶概念的理解非常关键。他逐渐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的殖民经济中,黑人作为人却不是以“人”来存在,而是一种非人的“商品”,它们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劳动一次性地出卖了(在这个过程中,黑人奴隶的肉体和人格、生物性和社会性都同自身分离)。但事实上,黑人并不天生就是奴隶,他们之所以成为奴隶,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需要这种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也就是说,黑人是在资产阶级殖民主义的社会关系下被制造出来的一种特殊“商品”。所以笔者猜测,极有可能是这些理论认知帮助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对“奴隶”形成了科学的历史性透视:“黑人就是黑人,在一定的关系中他首次成为奴隶。” ⑬

接着,马克思在《居利希笔记》中通过摘录进一步考察了奴隶制对资本主义殖民产业的具体意义。他特别关注巴西的奴隶制状况,并反复摘录了居利希著作第二、三卷的相关内容。马克思发现,奴隶制对巴西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巴西通过对甘蔗的广泛种植和对糖的需求增加使它对于英国和法国而言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巴西出口贸易的进步更大;在任何一个热带国家,糖和咖啡的种植都没有取得这样的进展。……因此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具有永久优势。奴隶贸易(Sklavenhandel)是这里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之一。” ⑭事实上不单单是甘蔗和咖啡的种植,奴隶制在巴西的棉花种植中也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因为棉花种植的提高增加了对奴隶的需求,也由于奴隶本就十分的廉价,“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受雇黑人的日工资为160—240大米,自由工人的日工资为1—2西班牙塔勒。另一方面,不断进行的奴隶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土地的耕种,使巴西相比大多数西印度群岛和西班牙的美洲属地具有很大的优势”。⑮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的工业文明为前提的话,那么这里巴西奴隶制带来的种植园经济繁荣无疑反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就像马克思摘录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从这里出口的大部分棉花都在英国找到了市场。这个市场随着英国棉花制造业扩张而扩张”。⑯如此一来,就能理解为何马克思此后会在《哲学的贫困》里把奴隶和机器一样,都视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奴隶制——殖民地的直接奴隶制(马克思在那里批判了蒲鲁东所说的“抽象的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⑰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笔者推测,也许是基于《居利希笔记》。同时,从马克思的摘录笔记中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奴隶制是为了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而存在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个从现代文明启蒙中萌芽的资产阶级——它是为了终结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宗法制而诞生的,宗法制又是对奴隶制的替代——却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生断裂,制造出了一种与自身相悖的、最野蛮最残酷的并且作为支撑现代资产关系核心的奴隶制。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还在居利希那里发现,奴隶制被引入美洲大陆的早期更多的是为了帮助资产阶级开采贵金属而不是开垦土地。美洲的发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产出了丰富的黄金和白银,马克思在居利希著作的第二、三卷里充分摘抄了17至18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对美洲殖民地贵金属的攫取情况。自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以来,欧洲诸国与美洲之间交往变得愈发重要,“随着这些地区对欧洲商品的需求以及其中的贵金属开采量的增加而增加” ⑱,资本家们在殖民地的采矿上投入了不少的资金。直到18世纪初,由于黄金和白银产量不间断地扩增,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家吸入了大量的贵金属。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观察到,资产阶级除了通过采矿,也借对殖民地输出产品特别是鸦片来吸纳大量的贵金属,所以他对第三卷里的英国和中国的鸦片贸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⑲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促进了罂粟种植的空前扩大,这导致鸦片的消费异常提高。19世纪初以来在英国的鸦片出口中,中国的份额占比最大。马克思紧接着摘录到,“1816年向中国运送了3,000多箱鸦片,1833年超过21,000箱;尽管鸦片的价格下降了,但最后一次出口的价值上升到超过1400万美元(近2000万普鲁士塔勒)”。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白银几乎穷尽外流,即使当时清朝政府严令禁烟也收效甚微。鸦片带来的巨额利润甚至让资本家们露出逐利的本性,他们不惜发动鸦片战争也要掌控自己在殖民地的鸦片交易地位,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从殖民地那里源源不断地索取黄金和白银。可以说,这些残酷的历史事实让马克思深刻地体知,英国鸦片输出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殖民掠夺,他们一边榨取奴隶廉价的劳动力,一边又打着“贸易”的幌子对殖民地进行毫无人性的经济剥削。一言以蔽之,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美洲大陆的金矿开采,还是他们与殖民地的鸦片贸易,其中被遮蔽的不单单是残酷的奴隶制,还有殖民地的财富同自身的被迫分离,这些财富最后无一例外地流向资本家们的手里,他们获得了自身资本的积累,并且这种原始积累往往是以战争的形式对殖民地进行暴力征服(马克思在《居利希笔记》中也摘抄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以及彼此间为争夺殖民地所发动的战争的相关内容)实现的。

三、对殖民主义的历史认识深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但其实马克思那时的经济学理论仍然是不完整的,他在用唯物史观批判现实的时候一定程度上缺乏来自现实的支撑。然而通过《居利希笔记》,马克思对世界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可以说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提供了“世俗的基础”(eine materialistische Basis),使之具有了“历史性”(geschichtlich)。其中,对殖民地问题的考察也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逻辑不仅存在而且更加深化了。

马克思在《居利希笔记》中对资产阶级殖民主义的理解从来都不是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这是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批判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前提),他通过对居利希关于殖民地贸易汇编的广泛经验材料的分析,透视出了一种复杂的现实关系。居利希在其著作中一直以“贸易”来概述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联系,但是马克思观察出殖民地贸易的背后是一定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在对居利希著作的摘录中他发现,17至19世纪的殖民主义是在一定的生产力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上发生的,这种生产力随着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扩大不得不在全世界获取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它不仅在世界市场中创造出了一种特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殖民地贸易),同时其高度发达的工业力量在扩大的世界交往中也导致了对落后殖民地的奴役。马克思后来对此批判道,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慑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㉑同时,马克思还看到,殖民地贸易的背后同样也是资本关系的扩展。就像他在笔记里对英国及印度棉花工业的研究那样:英国在棉花工业中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一方面,与之相适应的是更加大生产化的分工模式,当英国的这种机器和分工的范围扩展到了印度,必然会吞噬印度本土的自然性质的分工并使之被迫脱离自己原有的生产形式;另一方面,棉花工业中机器的使用实则也是它作为一种物化的资本的注入,是资本转化为机器投入到了印度,那么对印度而言,它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都将会被资产阶级的资本关系所打破。更甚者,资产阶级的固定资本(Capitalbesitz)还促成了17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后继者19世纪荷兰的尼德兰贸易公司(Maatschhappy)㉒的建立,这些贸易公司负责了对殖民地整个贸易、垄断和扩张的过程。综上,笔者相信,通过对殖民地问题的具体历史考察,马克思此时能够感悟到,殖民地贸易实质是资本对殖民地国家的统治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物质地”存在于《居利希笔记》有关殖民地贸易的众多经济史实之中,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对资本的“社会关系性”的理解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