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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修 | 《居利希笔记》与马克思对资本认识的深化

《居利希笔记》与马克思对资本认识的深化

张义修

作者简介:张义修,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江汉论坛》2023年第1期

1846年9月至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留下了一组新的摘录笔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四部分第六卷,其主体部分是对古斯塔夫·冯·居利希著作的摘录,因此也可称之为“居利希笔记”。由于这份笔记以实证材料为主,鲜有马克思本人的评论和创作,因此过去并不为学界所关注。但是,这份内容详实的笔记恰恰体现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在经济学史等方面的重要研究进展,并与《共产党宣言》等同时期创作的文本紧密关联。①通过这份笔记,马克思详细了解了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当时他还没有在理论上将其提炼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②的历史(这是《资本论》中他对居利希著作内容的再定位),但已经逐步加深了对“资本”之历史作用与形态演变的认知。这为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方法论走向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机器大工业背后的动力

从《巴黎笔记》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主要聚焦于微观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以及分配过程中二者的不平等。而在《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在更宏观的视野下,理解了资本对于推动工场手工业迈向机器大工业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早在巴黎时期就注意到机器的使用和大工业的意义,但当时他所关注的是机器对工人处境的不利影响。马克思当时将现代经济的异化现象归结于劳动价值论的非人特征,在此思路下,他甚至没有明确区分宏观层面的“工业”和微观层面工人从事的“劳动”。他写道:“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工厂系统(Fabrikwesen)是工业的发展了的本质(ausgebildete Wesen)”,而此处的“工业”“也就是劳动(d. h. der Arbeit)”。③这种混同不仅表明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的局限,也反映出其人本学哲学思路的局限:只能将生产的发展归结于人的主体性本质,而难以解析其内在的结构与动力。在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时期,马克思逐步透过工业的历史意义,意识到“物质生产”之于历史的基础作用,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具有方法论性质的阐发。马克思将近代以来的生产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二是航运的繁荣和世界市场的开辟,三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生。④他不再将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单纯归结为主体性力量的彰显,而是强调生产组织形式与交往形式的历史演进。不过,究竟何种力量推动了这一历史演进,马克思并没有给出进一步解析。

在《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他对当时最发达的英国的贸易情况进行了详细摘录,记录了当时最重要的棉纺织业从侧重棉花制造向纺织工业的转变,以及钢铁、煤炭出口的跃升。⑤在纵观全局之后,马克思写下这样几句话:“英国制造商的巨大的能量与活动;最大的资本与此相关;寻求通过技术的不断进步来提升他们的工业。”⑥在这里,马克思明确看到了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与工业发展的内在关系。不仅如此,他还观察到,大工业带来了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兼并现象。“过去,较小的机构已经让位于较大的机构,而最近,一些较大的也被最大的所吞并;这往往只是凭借最庞大的资本来应对艰难的关头。”⑦显然,马克思明确地注意到了资本的投入和集中对于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推动作用以及对于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不过,马克思在接下来的笔记中更加关注的还是这种机器大工业对工人的不利影响,例如竞争的加剧、工人报酬的降低等。简言之,大资本和大工业是一道发展起来的,随之造成的则是工人更加悲惨的处境。

马克思在摘录中发现,资本的介入不仅对英国大工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对德国等其他国家亦是如此。19世纪初拿破仑对英国实施的“大陆feng锁政策”间接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发展,因为此前德国北部许多地区几乎完全使用英国进口的工业产品,尤其是棉纺产品、钢铁制品以及许多羊毛制品。而在此时期,“在一些地方,棉纺织厂和纺纱厂出现大规模扩张,这与大型资本(grosse Capitalien)对此类工厂的投资有关,但由于原材料相当昂贵并且往往很难获得,这一扩张停止了”。⑧马克思紧接着得出结论:“贸易的阻滞一般有利于在这一时期内对制造业频繁投资(Capitalanlagen)。在羊毛制造业和棉花制造业中,机器的使用现在也非常普遍。”⑨马克思注意到,自1832年以来,此前长期落后的德国工业出现了显著增长,“重要的资本(bedeutende Capitalien)转向工业,特别是在普鲁士和萨克森。引进完善的制造模式。许多机构引入更新、更好的机器”。⑩从以上摘录可以看出,第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由历史事件、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第二,不同于规模较小、量入为出的工场手工业,机器的使用、产业的工业化,总是需要大规模资本的预先注入。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已经不能以微观的劳动过程和商品交换过程来理解,而要进入更为宏观的资本积累与流通过程。在这一层面,“资本”扮演着与马克思先前认知所不同的角色:它不是被不公平分配给资本家的工人劳动的“成果”,而是作为大工业生产得以启动、持续和扩张的“前提”。就此而言,马克思意识到,机器大工业不是技术变革的自然产物或主观意志的推动结果,如果没有特定的、结构性的经济驱动力,没有大量、持续的资本投入,就没有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的取代。

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纺织厂

当然,以上分析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于资本在宏观生产中的作用已经取得了深刻的理解。他认识到资本对于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支撑,但还没有理解资本与大工业联手取代手工业的经济逻辑。这一点直接体现在《共产党宣言》的论述逻辑中。马克思从总体上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不是自动自发的,而是由资产阶级特定的经济关系所推动的。但与此同时,他还没办法解析资本主义造就这一切变化、并在变化中走向危机的内在机理,只是以辩证的语言将突破资产阶级关系的动力寄望于生产力的继续发展⑪,这就导致人们可能会将历史辩证法简化为生产力决定论。换言之,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还没有能够说明现代经济过程的内在功能结构与历史逻辑。

二、流通过程中的资本:国际贸易的内在支撑

贸易问题在《居利希笔记》中篇幅最大,因为笔记的绝大部分内容来自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居利希的著作《我们时代主要商业国家的贸易、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而正如书名所反映的那样,这部五卷本的经济史著作主要记述了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近代经济发展情况,尤以贸易状况作为核心。马克思知道,居利希本人持有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但马克思始终不赞成这种主张。早在最初接触经济学时,马克思就对贸易保护主义持批判态度,并一度打算专门就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相关观点写一部批判性著作。通过摘录《居利希笔记》,马克思意识到,同为德国人的居利希代表了德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学派。在1847年9月发表的一次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明确将李斯特和居利希并列作为批判对象:李斯特想要通过限制贸易来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大工业,而居利希则试图以保护关税来阻止国外的大工业伤害和排挤本国的手工业。事实上,这两派观点都无助于改变工人被剥削的境遇,也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⑫马克思明确指出,国际贸易的背后不是单纯的商品往来,而是各国资本力量的博弈。关税保护主义表面上捍卫本国利益,实则捍卫资本的利益,而非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理论观点的保守性所在。“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而主张这种制度的人还以为,通过这些办法就可以使资本在对待工人阶级方面变得软弱而且容易让步。归根到底,这就等于指望资本大发慈悲,好象资本本身能够大发慈悲似的。” ⑬这显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们所希望看到的变革。这一表述表明,马克思此时已经明确意识到,贸易问题的背后是资本的力量。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力量与工人阶级关系的高度看待国际贸易问题,而且通过摘录,深入地理解了资本推动国际贸易的具体形式。马克思记录了近代国际贸易中心转移的历程:15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后,里斯本成为印度商品的交易市场。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将印度货物运往比利时安特卫普,而此前欧洲的商贸中心热那亚和威尼斯开始衰落,它们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的方式随之发生改变:“热那亚和威尼斯用它们的资本(Capital)支持了其他新兴的贸易国家。” ⑭也就是说,欧洲其他国家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意大利人提供的商品,但是,它们在发展本国贸易的过程中离不开来自意大利的资本支持。当然,此处的资本仍然主要指能够用于投资获利的贵金属货币。但是,这一事实已经表明,国际贸易日益与资本的国际循环联系在一起。到17世纪上半叶,此前在葡萄牙里斯本进行的印度香料和产品贸易几乎完全转移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此过程中,虽然国际贸易不再像过去那样集中于一处,但是“资本价值和销售量(Capitalwerth und Umsatz)仍然增加,因为总体贸易增长非常快”。⑮在此时期,英国和法国的航海事业还很落后,荷兰在其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并且崛起成为新的国际贸易霸主。马克思在这里再次注意到贸易增长与资本价值增长之间的关系,但他并未作出更深入的分析。

资本推动贸易增长的方式多种多样,特别是在荷兰海外贸易的崛起过程中,资本扮演了特殊的重要角色:17世纪初,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王室持有该公司大量股份,并赋予该公司许多国际贸易的特权。在后来的近200年中,这家公司成为荷兰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大肆聚敛财富的核心机构,资本以股份方式撬动了大规模的贸易增长。1824年,在经历多次英荷战争、拿破仑战争之后,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继承者,荷兰又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尼德兰贸易公司。马克思在笔记中多次提到这家公司,并且尤为强调巨大的资本投入对于荷兰依托贸易公司形式开展殖民贸易的重要影响。他写道:“历经百年的极为重要的资本控股(Capitalbesitz)”促成了19世纪初荷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这一庞大的资本控股(Capitalbesitz)促成了‘Maatschhappy’(即指尼德兰贸易公司——作者注)的建立,极大促进了与东印度群岛之间交往的扩张。” ⑯马克思发现,由于历史原因,当时荷兰在爪哇岛地区的贸易并不顺利,正是在这种“总体上不利的商业条件”之下,“大量资本(vielen Capitalien)促成了‘Maatschhappy’于1824年成立”。⑰此后不久,该公司便掌控了荷兰在东印度地区的几乎全部贸易。一言以蔽之,荷兰的国际贸易霸主地位的取得以及国际贸易的总体性扩张,是以复杂的资本运作来撬动和支撑的。

东印度公司亚洲交易网络

总之,通过对近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历史考察,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国际贸易已经不能被理解为单纯的商品流通,而是资本力量的国际拓展。居利希本人的局限在于,他只是侧重于在物性的流通层面考察这一过程,而没有看到,当资本大规模进入国际贸易,就已经不再存在外在于资本关系的贸易关系,相反,资本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导性力量。而正是由于资本在宏观生产与流通中发挥着内在的作用,国际贸易中必然充满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殖民与剥削。对于这一点,马克思的认识比居利希清醒得多。

三、金融形式的资本:现代经济的特殊组成部分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马克思在《居利希笔记》中谈到的资本,不是具体生产过程中支配工人劳动的关系性力量,而主要是指积累下来的、可以用于投资获利的物性财富。⑱通过对居利希著作的实证摘录,马克思逐渐意识到,资本不仅能以货币的形式直接转化为生产资料,还可以以股份等方式参与宏观经济过程,这拓展了马克思对于资本循环和资本形式的理解。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尼德兰贸易公司这种商业资本借助股份运作扩张的方式,还看到了证券、信贷等金融资本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事实上,尼德兰贸易公司虽然延续了荷兰此前两百年海外贸易的运作模式,但已经无法维持荷兰昔日的贸易霸主地位。追本溯源,此前的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解散,就是因为18世纪末第四次英荷战争后,荷兰经济受到重创,大量资金流向英国。这导致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结果:伦敦开始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正如16世纪和17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18世纪的荷兰以他们的资本支持其他的国家一样,现在自1818年以来,英国此类支持的规模要大的多。” ⑲马克思紧接着摘录了1818—1824年之间英国向其他各国的庞大贷款额。同时,英国也在海外直接投资,这使英国与各国的货币交易更加活跃。在此背景下,伦敦证券交易所也设立起来。⑳马克思用“资本家、货币交易(Geldgeschäfte)、增殖的资本(vermehrten Capitals)对工业的影响”概括这一段摘录的内容。他发现,信贷、政府债券等金融资本形式的繁荣,逐渐呈现出滚雪球效应。“增殖的资本财富促进了商业交易和信贷的进一步扩大。”“资本财富(Capitalvermögen)不仅在伦敦,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贸易城市和制造业城市,特别是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都大大增加了。” ㉑在这里,马克思讨论的不是国际商品流通的影响,而是国际资本流通的影响,显然,后一方面更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

金融资本不仅成为英国走向世界中心的关键支撑,也助推了美国的建设。英国在战胜了荷兰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北美的政治掌控,一个未来的资本主义大国正是在此期间开始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摘录中注意到,美国的银行与货币体系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与英国之间进行的两次独立战争导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资金外流和通货膨胀,这迫使美国本土的银行和纸币发展起来,以应对经济的实际需要。㉒到19世纪初,美国第二银行建立之后,情况有所改观。“美国银行的有利条件为其创造了大量的信贷,特别是在国外,这促使来自英国的大笔资金流入,该国近来资本(Capitalien)往往非常充裕,而这又极大地推动了各州的许多事业,尤其是各州在运河、公路、铁路等许多领域的投资。” ㉓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触及了金融信贷对于固定资本投资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但他还没有能够作出更进一步的分析。总体而言,马克思在笔记中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货币交易”在资本流通中发挥着客观的作用:“银行家(Banquiers)和其他资本家现在以利息借贷;现在这一点是如此的有利可图,因为对资本的需求通常大于供给。” ㉔“对于那些从事货币交易(Geldhandel)的人来说,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利润,他们在大多数国家都拥有这些票据的绝大部分。” ㉕换言之,专门追求利息的货币资本家们以多种金融形式满足了资本流通的客观需要,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大约稍晚于英美两国,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证券交易在德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在摘录中发现,德国的政府债券交易起初只是“由于缺乏有利的资本配置机会(Placement des Capitals)”,但在30到40年代,债券交易随着国内外交往的增多、铁路及大型建筑的投资而增加,同时,铁路建设方面的股票投资也开始增加。“结果,就像在英格兰和荷兰一样,在德国产生了大量证券交易(Effektenhandel),但是,这种证券交易更多地与商品交易相并行,而不是像20年代那样通过商品交易来进行;这种证券交易不再像之前那样,是投机的对象。” ㉖纵览整份笔记,马克思没有对证券交易作出系统性分析,这显然也是受居利希本人著作的局限。但是,通过以上笔记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意识到,银行信贷、债券、股票这些更为复杂的资本配置方式,既不只是生产与贸易过程的附带产物,也不再只是投机行为,而是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显著而普遍地驱动了现代生产方式的扩张。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笔记中唯一一次提到“资本家阶级”概念,也是在讨论货币资本的语境中。17—18世纪,随着贸易和制造业的繁荣,许多私人的财富显著增加,这为信贷的普遍化创造了条件。“有些人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如此多的东西,以至于他们可以靠利息来生活。资本家阶级(Capitalistenklasse)的这种增加促进了贸易和商业的进步,因为对于不那么富裕的人来说,为他们的生意借到资本(Capitalien)和获得信贷(Credit)并不是很困难。” ㉗这表明:一方面,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家内部包含着从事生产、贸易以及借贷等不同职能群体的区分;另一方面,马克思此处对“资本家阶级”的描述还较为表面化,即从财产占有者的层面,指掌握着大量财富、可以将之作为资本的人,而没有从生产关系层面探讨资本对工人劳动的支配关系。当然,作为摘录笔记,马克思此处的描述不代表他本人对于资本和资本家的认识就只停留于这一层面。事实上,在同时期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文本中,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在资本的关系性本质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总而言之,《居利希笔记》表明,马克思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之后,对于资本的理解取得了新的拓展,超出了微观的生产与分配过程,进入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宏观循环的历史考察。这不仅为《共产党宣言》从世界历史高度观察资产阶级历史作用奠定了基础,也为马克思走向以《资本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重要的引导与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