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张一兵 | 《布鲁塞尔笔记》C与“居利希笔记”

马克思“居利希笔记”研究笔谈

编者按:本组关于马克思“居利希笔记”研究的笔谈,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MEGA2研究小组近期完成的最新成果。马克思完成于1846—1847年的“居利希笔记”,是他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布鲁塞尔笔记》C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重要经济史研究笔记中,马克思第一次面对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殖民统治的全景式的历史现实,其中,他不仅使自己在前期经济学理论中遭遇的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变得具体和鲜活起来,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获得了来自欧洲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现实的支撑。马克思这一重要的经济史研究,也是我们面对同时期《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等经典文献需要深入了解的思想史背景。

《布鲁塞尔笔记》C与“居利希笔记”

张一兵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江汉论坛》2023年第1期,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马藏工程”(18JJD710003)的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创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但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文本和书信往来可以发现,他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并不十分满意,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剥削现实的批判是缺乏经验材料的。因此,在写作《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这些重要文本之前,马克思曾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诞生和发展进行了首次全景式的系统摘录与研究,即《布鲁塞尔笔记》C。然而,这一重要的笔记不仅尚未在国内学术界翻译,甚至在当今国际学术界也鲜有人关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有待被进一步挖掘和考古。

一、遮蔽在历史文本中的《布鲁塞尔笔记》C

1846—1847年,马克思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最后,在布鲁塞尔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C①,这一笔记完成于1846年9月至1847年12月。从目前留存下来的手稿来看,我推测,这一笔记应该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写作和修改工作基本完成之后,马克思独立进行的专题性经济学研究。

《布鲁塞尔笔记》

可以明显看到,不同于马克思从《巴黎笔记》、前期《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学理研究,《布鲁塞尔笔记》C的主要关注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史,其思考的中心是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作全景式的现实考察。在这里,马克思前期的经济学学术理论思考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历史进程实现了结合。依我的揣测,马克思研究经济史的动机,应该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和后期修改中生成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但当他们去实际描述社会历史的不同所有制关系的现实发展时,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剥削本质进行现实批判时,他们会感到自己对社会历史发展史实,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史的了解和认识是不够充分的。恩格斯在多年以后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时曾经就感慨过,此书“已写好的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②这必定会使马克思下决心认真研究经济史,《布鲁塞尔笔记》C多少就是这种特定理论专题研究冲动的结果。其中,马克思的历史考察不仅有荷兰、意大利和英国等老牌欧洲资产阶级商品生产和经济关系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线索,也有法国、德国、俄国、美国和日本等新兴资产阶级经济的现实布展,特别是存在巨大生产力水平落差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在生产和国际贸易上的冲突和竞争关系。更重要的是,由欧洲资产阶级“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和遍及亚洲、美洲各地的殖民地经济,在原料和倾销商品的市场关系中呈现出来的不平等交换等重要史实。马克思上一次对欧洲历史的全程式考察,是在几年前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可那一次关注的中心线索是欧洲政治史。

这一笔记由四部分构成:一是作为笔记主体的“居利希笔记”,这是他对古·居利希③写于1830—1845年的欧洲经济史巨著《我们时代主要商业国家的贸易、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耶拿版第1—5卷)④一书的摘要。这些摘录存于三个笔记本,共113页摘录手稿。马克思在《1844—1847年笔记》中第一次提到了该著作,列在“购买或以其他方式采购”的列表中。二是马克思用德语摘录的玛丽·奥吉尔法文版的《从古至今公共信用的历史》。⑤这部分内容大约完成于1846年秋季至1847年9月,共计2页,记载在第三笔记本的最后。三是马克思另外根据《我们时代主要商业国家的贸易、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附录卷所做的“经济史研究的统计学笔记”(Studien zur Ökonomischen Geschichte Statistische Notizen),其中包括《统计笔记》(Statistische Notizen)、《德国的统治局面——德国政治关系的影响》(Herrschaft der Konjunkturen in Deutschland-Einfluß der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in Deutschland)和《关于土地价格》(Über Grundstückpreise)。最后一部分,是马克思写于1847年12月的《需求》(Nachfrage)手稿,其中,马克思直接借鉴了居利希的摘录。“统计学笔记”与《需求》这两部分摘录和独立手稿也在第三笔记本中,共计5页。

居利希著:《我们时代主要商业国家的贸易、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

这里,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布鲁塞尔笔记》C中的“居利希笔记”。居利希的《我们时代主要商业国家的贸易、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一书的第1—2卷,出版于1830年。这两卷主要讨论了从古代至1828年为止的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第1卷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欧洲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英国、荷兰和法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也涉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简况。第2卷介绍了欧洲以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主要对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从1842年到1845年,居利希又出版了此书的后三卷。它们包含对1828年至1840年代上半期世界经济和各个国家经济的广泛而详细的说明。居利希的这本书,马克思后来将其直接指认为“一本关于工商业史的真正学术著作”。⑥

从存留下来的马克思的摘录笔记看,马克思并没有按照居利希的写作顺序进行阅读和摘录,而是先从第5卷中19世纪欧洲各国经济发展最新情况入手,这表明马克思内心最关心的问题是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的现状,因为,这既与前述经济学理论的落地相关,也会成为当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依据。他摘录了本书中涉及贸易、价格、货币、税收和人口发展等一般问题的部分,以及一些最近的经济理论。他在这部分摘录中还专门关注了德国对外贸易的问题。然后是第4卷,马克思摘抄了关于1828年至1844年德国经济发展的详尽状况,以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线索。上述摘录构成了第一笔记本和第二笔记本的主要内容。在第二笔记本的最后和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则是在各卷之间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内容和问题线索,跳跃式地进行往返阅读和摘录,其中的主线是马克思按年代顺序的排序摘录了居利希对各个国家经济历史的描述。他从古代到1841年的英国及其殖民地的经济历史开始,然后将此书第2卷中关于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说明插入第1卷和第3卷相应的材料中,因为对于英国经济的世界地位来说,他显然特别重视英国在东亚的贸易扩张。之后,他以同样的方式从不同的卷册中总结了美国和法国的经济史。最后,马克思集中于居利希在第1—2卷里对17世纪到19世纪前期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线索的小结,在这里,马克思通过两个三栏方框分别梳理了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特色、不同经济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以及贸易和国际交往的情况。⑦应该说,这是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阶段,他不仅收获了来自于社会现实中大量第一手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和史料,从而使自己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之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得到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也不同程度地推进了自己对经济学话语的全新认知。

二、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的经济学意蕴

通过《布鲁塞尔笔记》C的摘录,特别是对居利希《我们时代主要商业国家的贸易、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一书中欧洲经济发展史的研究,马克思更深入地体悟了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实践基础。这促使他不仅接受了劳动价值论,而且对物质生产、交换的细微过程有了更深的理解。

首先,我们能够观察到,在这次面对资产阶级经济现实发展史的研究中,马克思第一次接受了劳动价值论,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理论事件。这一重要的理论转变,很快体现在马克思同期写下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因为,这也意指着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会直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必然使马克思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认识大大加深一步。并且,我们看到马克思已经从斯密转到了李嘉图的经济学立场上。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在对欧洲19世纪经济和贸易的最新进展中发现,“亚当·斯密并不了解19世纪的生产和消费关系”⑧,他的劳动转移均衡理论和国际贸易关系的观点都已经严重脱离当下的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第二,马克思在居利希的书中看到,在欧洲主要资产阶级经济发展中,机器化大生产业已成为普遍的客观趋势,“由于机器使用的增加导致劳动贬值”⑨,这使得斯密基于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主体性劳动价值论被打上了问号。有可能,这成为马克思在思想上从斯密转向李嘉图经济学的主要原因。然而,马克思这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存在的真正难题。这一点,是他在后来《伦敦笔记》中的“李嘉图笔记”III中遭遇的。⑩

其次,在这一阅读和摘录过程中,马克思自己第一次在进入经济学理论研究后对整个欧洲经济发展史进行了全景式的了解,特别是对欧洲各国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的历史发生、发展和全新的经济贸易活动现实作了历史性考察。一是这种从生产、流通再到扩大再生产的全面历史了解,使得马克思观察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的视角变得更加完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停留在私有财产——生产结果(劳动产品异化)的出发点,开始前移到生产条件的投入,并逐步扩展为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产过程的全面观察。二是马克思在整个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直接看到,机器化大生产越来越成为商品市场经济繁荣的客观基础。这是对前期《布鲁塞尔笔记》中“机器专题”理论研究的现实田野观察。马克思摘录到,在德国,整个资产阶级工业生产中出现了“工厂的繁荣,蒸汽机的使用增加,特别是向遥远的地区派遣” ⑪,其中,现代工业生产活动中作为社会物相化空间的工厂的大量涌现,以及机器化生产活动中作为生产条件的蒸汽机的普遍使用,是这种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在一些工业部门中,机器的使用更为普遍,煤炭开采和蒸汽运输对机器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⑫显然,机器在工业中的普遍使用,改变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劳动物相化的方式,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处于欧洲经济发展后进位置上的德国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在老牌资产阶级经济强国的英国,“制造商的巨大的能量与活动;最大的资本与此相关;寻求通过技术的不断进步来提升他们的工业”。⑬当蒸汽机在纺织业普遍运用之后,“在18世纪的前五年,英国的棉纺厂每年大约使用100万磅原棉;1771—1775年为400万;1781—1785年,然而,当纺纱机已经以一种相当普遍的方式投入使用时,原棉的使用量每年超过1000万磅,1791年超过2800万磅”。⑭这是一个机器化生产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生动实例。马克思还摘录到,在英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蒸汽机不仅用于羊毛和棉花工厂的机器运转,也用于许多其他行业。在煤炭和其他矿山,在铁、铜、其他金属和其他一些工厂中进行大规模生产”。⑮可以说,蒸汽机改变了英国工业生产的整体面貌。并且,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英国资产阶级充分利用了科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化学,越来越早地得到发展,他们的许多发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地、幸运地应用于工业”。⑯这也表明,科学技术业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巨大内驱力量,这使得英国在新型的机器化大生产中始终走在欧洲的前列。在法国,“由于工厂的许多设施和扩建,资本(die Capitalien)从农业中撤出。这一时期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像法国这样大规模的事业,尤其是最近十年的各种技术机构”。⑰由此,法国的传统农业已经开始转向工业化,特别是以技术的对象化应用为基础的现代化生产。在美国,资产阶级“通过制造业和工业的扩张更加促进了贸易,因为贸易和航运中的人力和资本比以前少得多。棉毛厂、铁厂、玻璃厂、造纸厂等取得长足发展;英裔美国人在机械工作方面的技能和他们出色的机器促进了他们的发展,这些机器甚至不逊色于英国人。这些工业部门的进步导致了它们国内贸易的扩大”。⑱这是说,在新兴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发展中,现代制造业和工业的扩张,也促进了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三是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注意到了资产阶级的商业资本股份制聚合和证券、信贷等金融资本运作的新形式。他摘录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尼德兰贸易公司,以商业资本的股份聚合方式成功吸收和扩大资本力量,“这一庞大的资本控股(Capitalbesitz)”,极大促进了荷兰资产阶级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⑲而资产阶级经济发展中最早的金融交易,它的核心是设在伦敦的“一个特别的证券交易所”,通过借贷资本的金融交易功能,资产阶级不仅获得了扩大再生产的投入,也利用“增加的资本财产促进了交易和信贷的持续扩张。为了销售他们的商品,许多商人不得不给予越来越多的信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⑳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中经济物相化的全新模式。

三、“从出生便沾满鲜血”的资产阶级社会

尽管居利希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来书写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史,但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却敏锐地把握住了资产阶级社会光鲜亮丽背后看不见的暴力与血腥盘剥。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苦痛使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必将在历史的车轮中被推翻和消灭。

在居利希关于欧洲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历史描述中,马克思也直接看到了这种剥削制度中内嵌的深刻社会矛盾和危机,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自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以来的相近思考。一是资产阶级社会内嵌的经济危机问题。在马克思的摘录中,可以看到英国与德国贸易交易中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在没有商业交往替代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中的停滞会导致这种交往的最大减少,甚至完全混乱。一旦英国走向地狱,这种无政府状态(Zustand der Anarchie)必然会发生。如果英国不能再从德国购买商品并让它更容易地通过资本(Capitalien)建造铁路,那么这里也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和衰败。” ㉑更致命的现象为,这种周期性的危机,像瘟疫般地在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世界中蔓延。在“居利希笔记”之后写下的“统计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英国与其他欧洲各国羊毛与棉纺织品进出口的统计数据变化,特别聚焦了19世纪每次危机时期从“生产过剩”的危机到“复苏”的全部上下起伏的经济数据。㉒二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中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马克思看到,“机器的使用和工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人阶级的处境变得更加悲惨”。㉓这种悲惨的境地,一方面是由于机器化生产对工人劳动的“去技能化”,另一方面是使劳动力大量剩余起来,从而必然使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活处境都日益艰难。在摘录中,马克思直接看到,“在英国已经广泛实行的劳动分工,由于机器的使用增加而进一步扩大;它简化了许多操作;在羊毛和棉花生产中,可以雇用许多没有或非常有限技能的人;还有很多儿童”。㉔生产的机械化,使生产者的技能变得同质化和标准化,这使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女性和儿童大量涌入工厂,更多的成年男工陷入失业的困境。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他们的产品价格很低,现在的工资价格也很低;亚麻布的纺纱工和织布工,棉花厂雇用的工人,在一些地方还有丝绸厂雇用的工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廉价地工作过”。㉕这使工人陷入到生活的贫困状态中,它意味着,欧洲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反而使工人阶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必然会激起被压迫者的反抗。在不久之后公开发表的《保护性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的演讲中,马克思称赞居利希“真心关怀保护手工劳动”,并肯定他提出的对国内的机器征收重税,以保护体力劳动免受机器侵害的主张。㉖

此外,特别是资产阶级各国在亚非拉美各地的不平等交换和殖民主义奴役,创造了欧洲国家资产阶级资本原始积累的充分条件。一是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国家大量寻求自己经济发展中的原材料,比如“英国工厂和工厂使用的原材料,如羊毛、生丝、木材、沥青、茶叶、牛脂、亚麻和大麻”,“特别是北美的木材、沥青、焦油,来自于东印度的丝绸”。㉗这是资本原始积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的原材料都来自美洲”,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从世界各地流向了欧洲,“直到18世纪初,黄金和白银几乎不间断地增加,以至于导致欧洲、美国和西班牙美洲本身的贵金属大量增加”。㉘与此同时,殖民地的人民却处于非人的奴隶制统治之下,比如“印第安人,特别是秘鲁和基多的印第安人,一直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呻吟”,“他们的处境比任何欧洲殖民地的奴隶都要悲惨得多”。㉙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引述了居利希关于荷兰资产阶级1648年商业繁荣背后的殖民统治情况:“它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和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航海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资本总和还要多。” ㉚马克思认为,实际上,“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并且,“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穷,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㉛更加可恶的是,当资产阶级的殖民统治和不平等交换遇到了反抗,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用枪炮以对。在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鸦片对中国的不平等贸易,在英国人用枪炮强行推销鸦片的过程中,“鸦片获得了对大部分人口的不屈不挠的统治;罪恶与日俱增,暗中交易愈加危险;自1833年东印度公司解散以来,鸦片贸易一直为私人商人所利用,通常所投入的巨额利润使他们在追求鸦片的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因此,中国沿海大祸临头,白银几乎穷尽外流”。㉜并且,英国人为了打通鸦片在中国的销路,竟于1840年悍然发动了无耻的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并迫使满清中国政府签定《南京条约》。㉝

这一切经济史发展的全景式历史现场和鲜活的经济数据,是马克思之后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论著中,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历史作用、深刻的社会关系变革,以及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最终走向历史性消亡的必然性论证中关键性的现实支撑。甚至,“居利希笔记”也成为马克思之后经济学研究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以科学认识的极其重要的史实依据。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这样评价居利希:“古斯塔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谈到了我们这里妨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 ㉞马克思的这一评价,也可以视作对整个“居利希笔记”的历史性学术价值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