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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 反抗的本体论:以诗歌与游戏对抗腐败的世界

反抗的本体论:以诗歌与游戏对抗腐败的世界——以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为例

张一兵

文章来源于《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内容摘要:今天的资产阶级统治是将暴力从可见的强制转换为景观消费诱惑中的支配,把皮鞭下的奴隶变成了跟随时尚疯狂购物的平庸日常生活中的可怜爬虫。这使得人们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反抗和拒绝变得困难重重,这也决定了反抗和拒绝资产阶级景观统治的革命主体和革命形式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与十月革命那种“一个伟大的晚上”不同,对付无形的景观压迫,打破所有苟生者自愿认同的角色,无法再用苏维埃士兵和工人的枪炮,而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性的游戏。游戏的构序并不对象化为客观存在的实际改变,却在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场境活动和非支配的主体际关系中,让人的存在面向神性。这就是日常生活的革命。

关键词:《日常生活的革命》;景观消费;情境主义国际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

在法国情境主义国际[1]的先锋艺术运动中,有一位典型的诗人革命家——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2]。他之所以史上留名,是因为他写下了在巴黎红色五月风暴中受左翼学生热捧的《日常生活革命》一书[3]。在此书中,瓦内格姆认为,面对当代资产阶级“打着自由旗号”的无脸统治和隐性的景观支配,传统的革命主体与斗争方式都已经不再适用,个人主体将成为新的革命主体,而斗争的策略则是对景观视角的重新颠倒。在这里,瓦内格姆充分肯定了前卫艺术思潮中达达主义和激进虚无主义的先导性作用,并且,他力主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情境建构,即用艺术的游戏革命性地反抗资产阶级景观的统治。

瓦格纳姆(Raoul Vaneigem,1934-)

一 拒绝与超越资产阶级的碎片权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在瓦内格姆的眼里,当代资产阶级的景观世界中,也一定会显现对日常生活苟生的拒绝和反抗。但这种反抗要艰难得多。他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口口声声将启蒙说成“教会了人如何在奴役中寻得自由”(enseigne aux hommes la liberté dans l'esclavage),可真相却是,他们“在把自然的异化转变为社会的异化”,这个社会的异化就是人再一次沦落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力量和工具理性的奴隶。这一观点,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的批判逻辑相一致。在那里,他们已经意识到,原来人在幻想中异化给上帝的神奇造物力量,今天实现为人手中的机器(物化了的知识)力量。也是在此时,他们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启蒙精神与物(Ding)的关系,就像独裁者(Diktator)与人们的关系一样。启蒙强暴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正是在这种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量化的同一性进程中,必然出现一个从对自然的统治进而到对人的新型统治和奴役的过程。所以,瓦内格姆说,资产阶级是“在自由的旗号下修筑着新的监狱”(construisent de Nouvelles prisons sous l'enseigne de la liberté),这是一种没有可见铁丝网和牢房的监狱;在此发生的真相是,“以自由的名义囚禁自由”(qui emprisonne la liberté au nom de la liberté)。所不同的是,原来封建专制下外部强制的权力,现在让位给以自由的口号遮蔽起来的无脸统治和隐性的碎片权力(pouvoir parcellaire)。在他看来:

权力越是分配为可消费的碎片(fragments consommables),苟生的空间就越狭小;直至变成一种爬行物的世界(monde de reptation où le plaisir),人们的快乐,寻求解放的努力和弥留之举,都用同样的惊跳来表现。卑劣的思想和短浅的目光久已表明,资产阶级属于进步中的穴居人文化,属于一种苟生的文化,它如今在舒适的反原子掩体中发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的伟大是借来的伟大,更多地来自与敌人的接触而不是战胜敌人;它是封建道德、上帝、大自然……的一个影子(ombre)。[4]

“爬行物”“惊跳”“影子”,诗人总摆脱不掉此-彼隐喻的诗性话语。依瓦内格姆所见,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是借来的伟大,启蒙之光仍然是新型洞穴生活中的壁上幻影,仍然是原先自然力量、神灵的力量和封建专制统治解构后的一个权力阴影,因为,资产阶级并不真的反对权力,只是将可见的统治变成了看不见的景观控制和消费碎片中的支配,这是一种杀不死的权力。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是把可见的皮鞭变成了饥饿的皮鞭,那么,今天的资产阶级统治则是进一步将暴力从可见的强制转换为消费诱惑中的支配,把皮鞭下的奴隶变成了跟随时尚疯狂购物的可怜爬虫。瓦内格姆说,“消费的迫切需求越是包含着生产的迫切需求,强制型政府(gouvernement par contrainte)就越是让位于诱惑型政府(gouvernement par séduction)”[5]。这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构式的改变,现在资产阶级不再采用传统专制社会中的外部强暴,而是通过制造虚假欲望对象勾引起巨大消费并拉动生产需求。这种鼓励人们消费的无脸统治者是隐而不见的,“幸福生活”诱惑中施展的统治是无法拒绝的,这使得人们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反抗和拒绝变得困难重重,这也决定了反抗和拒绝资产阶级景观统治的革命主体和革命形式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第一,在瓦内格姆看来,今天的革命理论不应再以群体为基础,而应以主体性(subjectivité)、特殊情况(spécifiques)、个人经历为基础,这是革命主体从抽象的集体主体向个人主体的重要转换。这是瓦内格姆哲学“唯我论”在革命主体观中的表现。当然,这不是说一个人闹革命,而要从抽象的群体转向以个人主体为基础的文化觉醒,由此再生成一种不同于那种泯灭个性的集体主义的新型“个人共同体”(communauté d'individus)。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共同体有些形似马克思所指认的“自由人联合体”。但遗憾的是,瓦内格姆这里并没有详细讨论这个共同体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深入说明这一革命主体如何发挥作用。五月风暴中那种无组织的个人自由聚众,是不是瓦内格姆所说的“个人共同体”,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今天反抗和拒绝资产阶级景观社会的革命的根本路径,只能是针对景观统治的倒置视角(renversement de perspective)[6]。瓦内格姆解释道,之所以采用倒置视角的方式反抗景观,是因为在资产阶级景观的支配下,“每个人都与自身的否定擦肩而过”,景观制造的他者认同(无思的肯定)视角让苟生人失去了本来应该具有的否定性,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离景观太近,景观就是我们看到世界和唯一发生自动觉识机制的先天综合视角,进而,景观形塑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场境存在,这就像是当我们“看画凑得太近,远景(lointains)的魅力自会消失,视角同样如此。权力在把人们囚于它的事物外表(décor de choses)中时,在笨拙地钻入人体时,它散布了不安与苦恼。于是目光变得迷离,思维变得混乱,价值观模糊,形式在稀释,不成形的形象在烦扰人,就和我们把鼻子贴到画布上一样”[7]。如同苏轼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今天的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我们掉在景观所制造出来的欲望对象之中了,从睁开眼开始,各种景观就通过摆脱不了的智能手机软件传递无穷无尽的消费品画面,景观让我们的目光变得迷离,思维变得混乱,从而没有判断力地臣服于景观。瓦内格姆是想说,就像距离产生美,一定的批判性距离也会让我们看清权力的真面目。今天我们能够从苟生中反抗的前提,一定是我们从景观中剥离出来,看到革命性的“远景”。瓦内格姆给出的方式就是倒置视角,因为,这会使景观整体解构。如果不能倒置视角,我们就只能在景观的视域中看到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即便我们从局部破坏景观,也只能是以统治者希望的方式发生,因为,在景观的迷墙中反对景观,不仅无法推倒它,反而会成为迷墙的无脑捍卫者。

反抗者除了约束的围墙(mur des contraintes)外,他看不到其他的前景,他有可能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或者某天愚蠢而顽固地捍卫这堵墙。因为在束缚视角方面为自己担心,始终都是以权力所希望的方向看,不管是排斥它还是接受它都是这样。[8]

而倒置视角,就可以跳出景观布下的天罗地网,真正推倒资产阶级统治的迷墙。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因为,倒置一下主观的视角,就可以破解景观的复杂控制机制,这是绝对不可能是事情。我觉得,瓦内格姆这里的思路,十分接近马尔库塞的“文化大拒绝(great refuse)运动”[9],在一定的意义上,与后来发生的“红色五月风暴”的基本情况也是相近的。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第三,颠倒景观视角,拒绝被控制的革命的目标是重新获得被资产阶级景观夺走的生命的质(qualitatif)。这个理论定位是对的。瓦内格姆说,“激进的核心(noyau radical),即质在哪里?这就是应该将思考和生活习惯解体的问题,这就是进入超越的战略,进入构建新的激进网络(nouveaux reseaux de radicalité)的问题”[10]。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今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将人的生命存在变成无质性的量,它开始是金钱的数量,在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又转换为景观和符码的数量,“去掉了质量,剩下的就是绝望”。如果想要超越资产阶级的苟生,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要打破冰冷的量的统治,回到诗意的生命质。这又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然而,如何真的找回生命的质性,重建日常生活的诗意本质,瓦内格姆并没有给出可实践的道路。

二 失败的虚无主义拒绝与达达革命

瓦内格姆说,当然,今天也可以看到一些表面上的拒绝,但是从革命者的立场来看,这却不是可取的邪路。从目前可以看到的情况来看,存在着软弱的拒绝——改良主义(réformisme),以及荒谬的拒绝——虚无主义(nihilisme),这是两种错误拒绝的极端。显然,第一种拒绝是资产阶级制造的骗局,所有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发生的改良主义活动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任何不彻底变革社会结构的改良,从本质上都是维护统治。第二种虚无主义的拒绝,的确是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彻底拒绝,然而,这仍然是失败的拒绝。对此,瓦内格姆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什么是文化拒绝中的虚无主义?在这里,瓦内格姆援引了罗扎诺夫[11]一个说法,后者写道:“演出已经结束。观众起立。是穿上大衣回家去的时候了。他们转过身,发现既没了大衣也没了家。”[12]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明。在瓦内格姆看来,在资产阶级世界中,虚无主义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存在论构境中的虚无本质。这是我们在研究虚无主义问题时,必须首先弄清楚的前提。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瓦内格姆说: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扎诺夫(V. V. Rozanov, 1856-1919),俄罗斯思想家和文学家

交换的事实,正如我已指出的,支配着一切掩盖的企图,一切制造幻觉的把戏(artifices de l'illusion)。直到被取消之前,景观永远只是虚无主义的景观(spectacle du nihilisme)。《思想录》的作者帕斯卡曾经希望,要让人们意识到上帝至高荣耀的世界是万物皆空的,而现在历史的现实传播了这一意识;而如今上帝已不复存在,确切地说,上帝是神话破产的牺牲品。虚无主义征服了一切,包括上帝。[13]

这是说,资产阶级的商品-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虚无主义,劳动交换关系被颠倒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被经济拜物教制造出来的幻觉遮蔽起来了,而新出现的景观又将这种颠倒的物性关系再替换为符码虚拟存在。所以德波才会说:“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accumulation de spectacles)。直接存在(était directement)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象(représentation)。”[14]如果说,帕斯卡曾经将神性的最高境界指认为一切皆空的话,那么,资产阶级通过交换和景观让它成为现实。

二是拒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激进虚无主义话语。如果说,资产阶级世界在存在论上就是虚无主义的,那么,用一种虚无主义的话语拒绝和反对虚无主义,就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弄得不好,虚无主义会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同谋。瓦内格姆例举了他眼中的当代虚无主义话语:

一个半世纪以来,艺术与生活中最清晰的部分是在被废价值的场域(champ des valeurs abolies)上自由探究取得的成果。萨德充满激情的理性,克尔恺郭尔的挖苦,尼采动摇不定的嘲讽,马尔多罗的粗暴,马拉美的冷漠,杰瑞的乌布王,达达的否定论,这就是那些被无限施展的力量,为的是把腐朽价值的霉气(moisissure des valeurs pourrissantes)带一点儿到人们的意识中去。和霉气一块儿,可以得到完全超越的希望,视角颠倒的希望。[15]

依我的理解,这里的“被废的价值”可以是多义的。一是它可以指封建宗法关系的目的合理性价值的废除、上帝的神性价值死亡,但也可以指资产阶级自身建立起来的败坏性的虚无存在,因为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实质性的价值,韦伯所发现的“价值中立”就是一切价值的不在场。二是,被废除的价值也会指以虚无主义的方式否定资产阶级文化的所有另类反叛,这是用空无反对空无。从新人本主义的克尔恺郭尔、疯子尼采到文艺畸形杀手萨德,从悲情诗人马尔多罗、马拉美到先锋的达达主义,这些与资产阶级世界格格不入的另类文化反抗,应该都会是对景观控制的视角颠倒。瓦内格姆尖刻地说,这些拒绝会揭开景观堂皇的外观,让资产阶级腐败的臭味散发出来,这会让人清醒,也可能会彻底颠倒景观的视角。这显然是一个肯定性的描述。

马赛尔·杜尚创作的“Fountain”,达达主义的代表作

然而,瓦内格姆也感叹道,现代虚无主义的激进话语在自身内部还是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即“对历史现实(réalité historique)的感悟,现实的感悟就是分解、分裂、碎片的(la décomposition,de l'effritement,du parcellaire)现实”[16]。这是对的。如果缺少了对历史现实的透视感,简单的否定和拒绝就会是肤浅和空洞的东西。这是说,一是激进的虚无主义者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用虚无主义所反对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本质就是“分解、分裂和碎片”化的现实废墟,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物化把空虚印在了日常现实中”(La reification imprime le vide dans la réalité quotidienne)[17]。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所反对的东西,在本质上也是虚无主义的。二是,他们更无法意识到的悖反逻辑是,话语虚无主义有可能正是这种现实虚无主义的观念产物。这就像奈格里和哈特对后现代思潮作为帝国无意识同谋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如果后现代思潮所鼓吹的碎片化的主体和混杂的主权形式正是资本帝国全球布展的存在方式,那么,这种看起来革命的话语恰恰在无意识中成为帝国统治的观念同谋,虽然这可能是无意识和倒错式发生的事件[18]。

依瓦内格姆的观点,资产阶级世界中出现的虚无主义还可以再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上述他所反对的消极的虚无主义(nihilisme passif)。也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历史现实和自身内部的逻辑悖结,所以,从它实际发挥作用的情况看,它通常会以外表激进的方式“通向因循守旧(conformisme)的桥梁”,因为,当一切都处于冷漠的毁灭之中时,这种虚无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立场必定会是暧昧的,“一头通往卑躬屈膝的服从,另一头通往持续不断的反抗”。反对一切的虚无主义通常是围绕一个空洞的零点(point zéro)打转,“在零点,毁灭不再延伸权力造成的毁灭,更确切地说,它预防着这种毁灭,超前这种毁灭,对这种破坏进行加速,过于匆忙的运动使感化院(La Colonie pénitentiaire)的机器碎片横飞。马尔多罗式的人把社会组织的分解功能发挥到极致,直至它的自我毁灭”[19]。消极虚无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将这种毁灭的可能展现给人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观念中的疯狂和自我毁灭并不能真正触动资本主义的现实统治机器。

另一种就是瓦内格姆欣赏的积极的虚无主义(nihilisme actif)。在这里,他心目中所意指的是达达主义运动。这本身就是奇怪的指认。在瓦内格姆看来,与消极的虚无主义的简单否定不同,积极的虚无主义总是“通过加快运动,把分解意识和揭示其原因的欲望结合起来。挑起的混乱只是主宰世界的混乱之倒影。积极虚无主义是先革命的(prérévolutionnaire),而消极虚无主义则是反革命的”[20]。这里的意思是说,积极的虚无主义也制造混乱,但挑明了这是现实资产阶级虚无现实的倒影,这里发生的虚无式否定,乱了敌人,鼓舞了革命者自己。在瓦内格姆看来,这是一种有正解的“先革命”行动。我觉得,这种区分是过于外在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积极的虚无主义”也并没有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根基。

达达主义运动

也是在这里,瓦内格姆专门评价了作为积极的虚无主义代表的达达运动(mouvement Dada)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在这一点上,瓦内格姆对达达主义的评价,明显不同于德波,我觉得,给予达达主义如此高的地位,这应该是瓦内格姆自己的个人好恶决定的。他说,“达达主义运动把对腐败的意识(conscience du pourrissement)推到了最高点。达达主义真正包含了超越虚无主义的萌芽,但它听任这些幼芽腐烂变质”[21]。这是说,看起来荒谬的达达主义行为,其实是对现实资产阶级世界腐败的自觉批判,只是这种批判采取了反讽和黑色幽默的方式,在这一点上,达达主义内含着超越虚无主义的革命可能。在这一点上,瓦内格姆甚至认为超现实主义对达达主义思潮的简单否定是非历史的。他分析道:

达达主义者在艺术的脓包中看到了扩散了的癌症的病兆,一种全社会的疾病的症状。艺术中令人不快的东西只反映令人不快的艺术,这种不快像权力的统治一样无处不在。这就是1916年的达达主义者明明白白确立的观点。超出这样一种分析的思想,将直接派遣人们去搞武装斗争。[22]

瓦内格姆给予了达达主义很高的历史评价,因为,一来它以艺术的方式挤破了资产阶级体制上的现实脓包,让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病体中正在扩散的癌症。二来达达主义建立了第一个净化日常生活的实验室(laboratoire d'assainissement de la vie quotidienne),其行动大大超越了思想。这是说,达达主义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批判是建立革命性的正面导引。在诗人瓦内格姆的眼里,达达主义的诗歌革命是净化平庸日常生活的实验室,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化观念。这是由于,真的有人去践行了提升日常生活质性的革命,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景观视角的真实颠倒。显而易见,达达主义的浪漫主义诗歌革命,很合瓦内格姆的胃口。

达达派是个漏斗(entonnoir),世上无数的平庸事,大量微不足道的事涌入其中。而从另一头出来时,一切都变样了,变得独特而新颖。存在和对象(Lesêtresetlesobjets)依旧如初,但意义和符号都发生了变化。视角颠倒在寻回的活着的魔力(magieduvécu)中开始。异轨(détournement),这是视角颠倒的战术,它打乱了旧世界永恒不变的环境,大家一起创造的诗意(Lapoésiefaitepartous)在这混乱中获得了真正的意义,一个远离于文学精神的意义。[23]

这是瓦内格姆很重要的一段表述。一是说,在达达主义的颠覆苟生日常生活的诗歌革命实验室中,资产阶级世界中一切平庸苟生之事被深刻地揭露出来。它是一个神奇的漏斗,倒进去的日常生活平庸苟生,从另一头出来的时候,则成了人的生命存在和对象物没有被异化的独特“活着”的原相。这是指达达主义各种看起来无序反叛背后的批判意图,其最核心的东西,是让人们从麻木的日常生活苟生中警醒。二是达达主义的革命诗歌实验的本质,正是瓦内格姆所指认的将资产阶级景观重新颠倒过来的视角倒置,其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著名的异轨。这一点,瓦内格姆会在后面具体分析。三是达达主义在对现实的否定中获得了瓦内格姆所拥戴的诗意。当然,这里的诗意并非文学场境中的诗歌,而是打破日常生活苟生的革命性的诗意。有趣的是,瓦内格姆竟然认为,与达达主义运动接近的激进反抗文化现象,还包括流行于西方世界的“黑茄克阿飞”(manifestations de blousons noirs)运动。我曾经在加拿大遇到过这些人。

“黑茄克阿飞”(张一兵拍摄,2001年)

他说对达达主义运动意义的理解,可以“到黑茄克阿飞最有声势的游行示威中去辨认它。那是同样的对艺术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蔑视,同样的对意识形态的拒绝,同样的生活意志。同样不了解历史,同样是初步的反抗,同样不讲策略”[24]。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指认。

然而,瓦内格姆说,达达主义虽然是诗意革命的同盟军,但也有它致命的弱点。在他看来,“它缺少一种本能,一种在历史中寻找可能超越的经验的本能,寻找到反抗的群众得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25]。这是说,如果达达实验室里生产的革命性诗意,离开了历史的现实可能性,仅仅成为少数艺术家自我张扬的玩意,而不能真正与反抗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它到头来一定会一败涂地。瓦内格姆反讽地说,当达达主义者“查拉[26]每天早上重复笛卡尔的话,‘我甚至不想知道在我之前就已经有人’”时,他只能是一个“严肃的小丑”[27]。这是中肯的批评。

三 颠覆景观统治的先锋艺术与革命游戏

瓦内格姆说,在今天,虚无主义和达达主义都只是一个拒绝资产阶级景观统治的同盟军。真正让平庸的日常生活重新获得诗意,成为艺术般的存在,就需要深刻理解日常生活革命的意义,并且,还要进行切实可行的现实超越行动。他说,“超越,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的革命(la revolution de la vie quotidienne),在于重拾被抛弃的激进核心”[28]。请注意,这个“la revolution de la vie quotidienne”,是德波在1961年提出的。1961年5月17日,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举办的日常生活研讨会上,受邀的德波人在现场,却以“陌生化”的录音方式发表了题为《论对日常生活的有意识的改变》(Perspectives de modifications conscientes dans la vie quotidienne)[29]的演讲。在这一演讲中,德波明确说,“日常生活的革命(La revolution dans la vie quotidienne),切断了它现在对历史的依赖(而且也是对所有变化的依赖),将创造出现在统治过去的条件和总是压迫日常生活的重复部分的创造性部分”[30]。德波的这一“日常生活革命”口号,直接对应于列斐伏尔在理论上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日常生活革命”,也是瓦内格姆此书英译本的书名。具体说,这就是在现实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苟生中,通过革命性的努力,重新真正获得每个人生命存在的诗意瞬间。这里,我们来看他的具体分析。

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1994)

首先,作为诗人的瓦内格姆告诉我们,日常生活革命的前提是颠覆景观的视角,其目的是使人从景观角色中彻底摆脱出来,因为,真正的生命存在瞬间恰恰是无名的快乐,每个人真实的活着恰恰是无法命名的。这很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让物物着”的浪漫主义构境。瓦内格姆这里是想说,必须让人像自己那样活着,而不是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景观角色而苟生,比如,“成功人士”、CEO、局长、工程师、教授等等。你不再是作为他者欲望对象而塑形的一个头衔和位置苟生,而必须作为你自己“活着”。瓦内格姆说:

名字与物(les noms aux choses)走得太近,以致存在沦丧(les êtres les perdent)。将视角颠倒后,我很高兴能意识到,任何名字既不能将我榨干,也不能涵盖我自己。我的快乐没有名字(Mon Plaisir n'a pas de nom)。我构建自身(me construis)的罕见瞬间(rares moments),并没有提供被别人从外界进行操纵的任何把手。只有失去了自我才会陷入将我们碾碎的事物名称中。[31]

那个第一人称的“我”出场了。我发现,凡是瓦内格姆打算正面表达自己的主体性革命时,他往往就会从个人的主观情境出发。依瓦内格姆的观点,当一个人摆脱一切外部的控制和支配,从内心里建构属于自己的生命跃动瞬间时,这种本己的诗意存在是不可能被词语符码体系命名的。这个让景观突然失去控制把手的罕见瞬间,当然是情境主义国际反对日常生活时间的革命瞬间[32]。此时,个人主体将在存在论的无名状态中重新获得自我。在拉康-阿尔都塞-福柯的话语中,这就是使人从大他者的奴役中逃离出来,斩断词与物的存在关系,个人主体不再是意识形态质询建构起来的伪主体。瓦内格姆为自己这一发现而欣喜:

这真是视角转换的绝妙辩证法(Admirable dialectique du changement de perspective):既然事物的状态不准我像封建主那样拥有一个显示我的力量的名字,那么我就放弃一切称呼;与此同时,我在无名状(l'innommable)中找回了活着(vécu)的富足,难以言说的诗意(poésie indicible)和超越的条件;我走进了没有名字的森林(forêt sans nom),路易丝·凯洛[33]的牡鹿在此向爱丽丝解释说:“想象一下学校老师想要叫你,既然没名字,她就喊哎!喂!可没人这么称呼自己,所以谁都不应该答应。”真是根本主观性(subjectivité radicale)的幸福的森林。[34]

爱丽丝漫游奇境

这简直就是写诗歌了。只要瓦内格姆一高兴,他就会沉浸在自己的唯我论的“主观性的幸福的森林”中。在他看来,如果颠倒了资产阶级用词语命名存在物的暴力构序逻辑,那么就会获得一种摆脱景观奴役的超越性的解放。这个爱丽丝奇境中“根本主观性的幸福森林”,就是瓦内格姆自己那个诗意瞬间的在场。它是无名状的真实生命的活着,它不会被景观意识形态命名而被询唤(interpellate)。我觉得,这真是诗人的童话。如果,人失去自己的名字,不再应答景观意识形态的询唤,就能获得无名状中的自由,日常生活的革命就真是太简单了。可是,景观对人的统治绝不可能仅仅通过命名来实现,这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控制系统。

其次,是革命性的艺术实践对景观统治下日常生活苟生的反抗。这应该是列斐伏尔和德波所说的“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的一种践行方式,也是情境主义国际最主要的艺术造反方式。瓦内格姆在此所举的例子是意大利当代形而上学画家乔治·德·基里科(Chirico)[35]所创作的作品。比如那幅著名的空脑袋的“令人不安的缪斯”。

在瓦内格姆的眼里,基里科这种揭露脑袋空空的苟生人存在本质的形而上学艺术,“以美满的结果返回了通往爱丽丝森林的道路”,也就是说,艺术革命让人逃出景观控制的角色苟生,走向充满诗意的无名状自由。为什么呢?第一,瓦内格姆说,这一作品的核心,是画家聚焦于存在本身缺失的空无,“从自身的无意义中汲取一种症候(sémiologie)”,这种症候象征了一种革命的否定性,当然就是瓦内格姆的诗意的革命症候。这一看法是深刻的。第二,在他看来,“画上的缺失以显性的方式向行为的诗意(poésiedesfaits)开放,向艺术、哲学和人的实现开放。空白(l'espace blanc)是一个物化的世界留下的痕迹(Trace d'un monde réifié),它被引进画中的主要部位,这也同样指出,面孔已经离开了表现和形象的位置,如今应与日常的实践(praxis)融为一体”[36]。这个意思是说,这个空白揭露了存在论构境中的生命不在场,资产阶级表面上的物性膨胀和丰裕,遮蔽着人的生命存在在本质上的荒凉和空无。没有面孔,在另一个更深的革命构境中表现为对景观角色位置的逃离。

基里科的作品《令人不安的缪斯》(The Disquieting Muses,1950)

基里科的这幅画中的人,是无脑或脑萎缩的。它既隐喻着资产阶级无主体政治统治的方式,也映照出全部苟生者确立形似主体性的苟生方式,因为,所有苟生人总是靠着景观角色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无脑地苟生。瓦内格姆评论道:

他塑造的空脑袋(tête vide)的人物很好地总结了对非人道(l'inhumanité)的控诉。荒凉的处所,僵化的背景展示了被自己的创造物非人道化了的人,这些创造物被固定在都市主义(urbanisme)中,其中浓缩了意识形态的压迫力量(force oppressive des idéologies),掏空(vident)人的实质(substance),使他失去人性。[37]

在瓦内格姆看来,在资产阶级都市主义日常生活中,景观掏空了人们的头脑,看起来被消费品堆满的地方,存在却是不在场的。具体些说,画家绘制的《令人不安的缪斯》中呈现了双重批判构境:一是以空脑袋出场的缪斯。我们都知道,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缪斯是科学和艺术的化身,而从康德的《什么是启蒙?》开始,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就是以理性知识对抗愚昧。然而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中,景观背后的知识却是掏空人的生命的工具,所以缪斯是令人不安的空脑袋。二是在资产阶级的当代日常生活中,人们恰恰是通过知识参与的景观建构,在无形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压迫下,掏空自己的存在实质,进入消费的狂欢之中,因此,所有苟生人都是在“荒凉的处所,僵化的背景”下失去人性的无脑儿。瓦内格姆认为,基里科的形而上学画作本身就是从诗意出发的深刻批判,这是缪斯的另一面,即通过艺术的方式指向资产阶级平庸日常生活的剑。

瓦内格姆认为,这正是诗意的艺术对景观世界的反抗。他认为,在这同一战壕中,除了基里科的画,还有“达达主义运动,马列维奇[38]的白色方块,《尤利西斯》[39]”,他们都是通过批判“沦落为物品的人的缺席”(l'absence de l'homme réduit à l'état de chose),呼唤让日常生活重新成为艺术的“总体性的人的在场”(la presence de l'homme total)[40]。比如,瓦内格姆这里提及的马列维奇于1918年创作的《白上之白》。

马列维奇的《白上之白》(1918)

在马列维奇的这幅《白上之白》中,画家绘画时观念赋形的主题是无(空白),我们看到,那个叠映于白底上的白方块,可见的塑形微弱到难以分辨的程度,它的存在是不在场的在场,它的形而上学构境使所有景观中的多样的空间几何塑形、五光十色的颜色和对象性的东西都被抹去,由此,瓦内格姆所憎恨的景观所依托的视觉中心论被破境了,这是一种终极的艺术逃脱,它为人们从平庸日常生活的景观控制中解脱出来,复归总体性的人的诗意活着瞬间创造了革命性的地平线。

当然,战斗在最前列的,是瓦内格姆自己所加入的情境主义国际。在他看来,“情景主义者(situationnistes)组成的这样一个理论和实际的行动团体,它已经有能力进入政治和文化的景观,作为对这一景观的颠覆(subversion)”[41]。这是很高的评价了。情境主义国际是既有理论武装,又有具体的实际行动的革命力量,并且,区别于其他先锋艺术思潮的地方,是他们“已经有能力进入政治和文化的景观”,直接颠覆资产阶级的景观意识形态。在这本书中,瓦内格姆直接谈及情境主义国际的地方并不多见。

在瓦内格姆看来,今天的革命形势大好。因为他认为,“以榨干日常生活为己任的事物越是枯竭,生命的力量就越能够战胜角色的权力。就这样开始了视角的颠倒。也就是在这一层面上,新的革命理论应该集中起来,以便打开超越的缺口”[42]。今天是颠倒资产阶级景观世界的最佳时机,因为景观对人的生命压迫已经到了极限,物极必反,革命者应该联合起来干革命。可是,瓦内格姆给出的革命道路十分特别,即对资产阶级景观社会进行颠覆的“在秘密的战术阶段进行构建的游戏时代(l'éredujeu)”[43]。

当然,情境主义国际所说的游戏,显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孩子的玩耍或成人的商业游戏,而是作为一种革命存在论变革的情境建构的大写游戏。这应是达达主义先锋艺术实践中那种非政治祛序的“捣乱”的另一种精神升华。与返熵式的行为艺术不同的是,游戏本身也是构序的,只是这种游戏规则的构序是临时和无功利的秩序。情境主义的这种观点自然受到赫伊津哈[44]的《游戏的人》(HomoLudens,1938)[45]的影响。在《游戏的人》一书中,赫伊津哈讨论了无功利的游戏先于社会文化秩序的历史现象,以及游戏高于功利性生存的存在论意义。这实际上正是后来五月风暴的实质。左派学生和工人上街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中断资产阶级的劳作法则和景观支配的日常生活场境,革命的游戏精神表现在整个反抗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动乱”之中,相比传统的社会革命,它更像是一次节日和狂欢。在这里,与十月革命那种“一个伟大的晚上”不同,对付无形的景观压迫,打破所有苟生者自愿认同的角色,无法再用苏维埃士兵和工人的枪炮,而是一种全新的“战略性操作”(maniementtactique)——艺术性的游戏。游戏的构序并不对象化为客观存在的实际改变,这种主体活动不像劳动生产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活动,它没有任何物性的实得,却在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场境活动和非支配的主体际关系中,让人的存在面向神性。这是因为,暂时建立的纯粹游戏构序和主体际关系消除了交换价值,实现了人对人的真诚和直接关联,达及了生活本身的本真共在意义。这种摆脱功利关系的超越性的游戏精神,正是情境主义国际建构革命情境的方向。我注意到,列斐伏尔的不少观点,也受到《游戏的人》一书的影响。

在此,瓦内格姆还细心地区分了这种艺术游戏斗争的两个层面。一是集体狂欢对景观角色的反抗。在他看来:

从集体角度而言,取消角色(supprimer les rôles)是可能的。自发的创造性(créativité spontanée)和无拘无束的节日(fête)所生成的革命性的瞬间(moments révolutionnaires),提供了众多实例。一旦欢乐(joie)占据人民的心,便没有长官(chef)和作戏(scène)能将其征服。[46]

当反抗景观角色的游戏策略转化为集体的斗争方式时,节日的欢乐便成了主角,节日是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断裂,在无拘无束的狂欢中,人们会忘记景观配给的各种社会角色,人们不再戴着面具逢场作戏,景观制造的长官和专家老板等光鲜角色都会成为反讽的对象。这样,诗性的革命瞬间便占据了存在的上风。仔细想一下,在五月红色风暴中,这可能真是实际发生的事件。但瓦内格姆并没有想到,这种节日般的狂欢硝烟散去,日常生活苟生的迷墙竟然仍然岿然不动。

五月红色风暴

二是个人游戏对景观角色的反抗。这里,瓦内格姆给出的建议是,我们每个人都“玩玩雅克·瓦谢[47]玩的游戏”(Jouer le jeu de Jacques Vaché)。瓦谢是超现实主义中的灵魂人物,他以游戏的方式来解构平庸的日常生活,在生活中,他“对一切都怀有戏剧性的无用和无味的感觉”,让角色在幽默和反讽的取乐中解构。这与巴塔耶[48]的圣性世界中的无用构式相一致。巴塔耶的哲学理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反抗占有性的世俗世界,追求非功用的神圣事物。神圣世界的真善美圣都会是世俗世界中期望之空无和无为(désoeuverment)。

可以看出,瓦内格姆所肯定的游戏策略与瓦谢有一定的区别,因为他并不赞成直接破坏角色,他采取个人与角色保持必要的间距,以游戏的态度弱化角色的策略。第一,“应该善于滋养角色,但决不以牺牲自己而去滋养角色。应该通过它们保护自己同时又防备它们”[49]。这是说,要时刻自知自己与角色的边界,进入角色只能是保护自己,而切不可在角色中失去自己。我觉得,瓦内格姆可能意识到了,人如果完全拒绝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角色是不现实的,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以游戏的心态,有间距地对待景观角色,保持自己内心中的真我。第二,“如果你的角色令别人敬畏,那就变作这种并不是你的权力,随后让它的幽灵四处游荡”[50]。如果你是一个头面人物,千万不要将权力当真,不管你拥有什么景观权力,都别把自己当成权力的化身,而是要小心谨慎地把角色性的权力隔离开来,甚至把权力变成幽灵,分离出自己的存在。这一点,我倒是深有体会。第三,“别进行无谓的争吵,不要无益的争论,别搞论坛,别开讨论会,别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花费几星期的时间!在应该出手真正解放自己的时候,那就往死里打!词语并不杀人”[51]。不要参加学术研讨会,不要与他人争论,因为那只是学术场中的角色,但如果想清楚真的要解放自己,那就毫不客气地“往死里打”。这当然是已经摆脱了角色的情况下的彻底解放。第四,当你处于角色关系之中时,在主体际关系中,你必须采用反讽和犬儒精神:“他们赞赏你吗?朝他们脸上吐唾沫;他们嘲笑你吗?帮他们在取笑中给自己定一下位。角色本身就带有笑料。在你周围只有角色吗?拿出你的放肆态度,你的幽默和你的间离效果;跟他们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52]。这真是游戏人生,但这样做,就能真正摆脱掉资产阶级的景观意识形态控制吗?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怀疑。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阶段性成果。

[1]情境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1957—1972):法国当代左翼先锋艺术运动。1957 年,由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发起,想象包豪斯运动、字母主义国际、伦敦心理地理学协会合并共同创建了情境主义国际。他们继承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以先锋派艺术的方式反抗或改造异化了的西方社会现实的传统,提出今天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再是传统的政治斗争和反抗,而转换为将存在瞬间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扬弃异化和反对拜物教变成了艺术家的“漂移”行走实验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异轨”,这种文化革命的本质就是建构积极本真的生存情境。情境主义由此得名。主要代表人物德波、切奇格洛夫(Ivan Chtcheglov)、伯恩施坦(Michèle Bernstein)、约恩(Asger Jorn)、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重要的理论文本有德波《景观社会》(1967)和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1967)等。 

[2]拉乌尔·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法国作家,情境主义国际成员。1934年生于法国埃诺省的莱幸市。1952年至1956年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修习罗曼语文学,随后在比利时尼伟勒当地学校教书至1964年。当他读了列斐伏尔的《总和与剩余》《日常生活批判》等书之后,深受震动,于是他写信给列斐伏尔,附上了自己关于诗意的零碎思考(题为《诗意断片》,Fragments pour une poétique),由此结识列斐伏尔。1961年,经列斐伏尔介绍,他与德波相识并参与了国际情境主义的活动,1970年11月14日退出。瓦内格姆的主要代表作有:《日常生活的革命》(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jeunes générations, 1967)、《快乐之书》(Le livre des plaisirs, 1979)、《关于死者统治生者及摆脱这种束缚给生者的致词》(l'Adresse aux vivants sur la mort qui les gouverne et l'opportunité de s'en défaire, 1990)等。 

[3] “五月风暴”(French Revolution of May)指发生于1968年由学生运动导引的在巴黎首先爆发的法国全国社会运动。整个过程由学生运动开始,继而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危机,最后甚至导致政治危机。1968年3月22日,因与学校有矛盾,巴黎农泰尔文学院(现为巴黎第十大学)学生占领了学校。骚动很快波及整个巴黎大学。5月3日,警察进驻巴黎大学,驱赶集会学生,封闭学校。5月6日,6000多名学生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结果600多人受伤,422人被捕。外省城市也发生骚动。5月10日深夜,学生在拉丁区巴黎索尔邦大学与向街垒冲锋的警察又发生大规模冲突,360余人受伤,500多人被捕,100多辆汽车被焚毁。骚动很快波及外省城市。随着冲突的扩大,法国工会与左派政治人物开始声援并且加入学生运动,例如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aurice Marie Mitterrand),法国第四共和国的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到5月13日,参加运动的人数就达到大约二十万。5月14日起,法国整个社会则陷入瘫痪状态,九百万人响应号召进行罢工,并且占领工厂。至此,“五月风暴”已经演变为一场涉及全社会的政治危机。更重要的是,这场激进的学生运动迅速波及整个欧美地区,形成了特有的“革命的60年代”。 

《日常生活革命》直译为《论几代青年运用的处世之道》,英译为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即目前国际学界通常意译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中译本由张新木等译,书名沿用了国际上的通常译法《日常生活的革命》,南京大学出版社。 

[4][5][6][7]〔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第169页,第169页,第170页。

[8][10][12][13]〔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第176页,第176页,第181页。 

[9]〔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1]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扎诺夫(V. V. Rozanov, 1856—1919):俄罗斯思想家和文学家。

[14]〔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所引中译文有改动,参见Guy Debord, LaSociété du Spectacle, Paris: Gallimard, 1992, p.15。 

[15][16][17]〔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第181页,第182页。 

[18]关于奈格里、哈特对后现代思潮的批判,可参见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文本解读》(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附录一,第2节。 

[19][20][21][22]〔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第184页,第185页,第185页。 

[23]〔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186页。所引中译文有改动,参见Raoul Vaneigem, 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92, p.233。 

[24][25][27][28] 〔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87页,第186页,第186页,第187页。 

[26]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法国诗人。祖籍罗马尼亚,达达主义运动在瑞士苏黎世的倡导人。 

[29]这篇讲话后来发表在《情境主义国际》第6期,1961年,第20—27页。 

[30]Guy Debord, Œuvres, Paris, Gallimard, 2006, pp.581-582.中译文参见刘冰菁译稿。

[31]〔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所引中译文有改动,参见Raoul Vaneigem, 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92, p.188。 

[32]早在1957年情境主义国际成立前夕,德波就在《关于情境构建以及情境主义国际倾向的组织和行动之条件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核心目的是情境构建(construction de situations),即对生活中瞬间氛围的具体构建(constructionconcrète d'ambiances momentanées)及其向一种高级激情质(qualité passionnelle supérieure)的转化。”参见〔法〕德波:《关于情境构建以及情境主义国际倾向的组织和行动之条件的报告》,方宸、付满译,载《社会理论批判纪事》,第7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瞬间理论与列斐伏尔的瞬间观念有一定的关联性。1960年,德波在《情境主义国际》第4期上发表《瞬间理论和情境建构》(The Theory of Mom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ituations)。这是他刻意界划情境主义国际的情境建构观念与列斐伏尔瞬间理论的差异。 

[33]路易丝·凯洛(Lewis Carrol,1832—1898),英国数学家、作家。其作品包含了形式逻辑思想和孩童天真的幻想。代表作有《爱丽丝漫游奇境》(1865)。《爱丽丝奇境历险记》讲述了小姑娘爱丽丝追赶一只揣着怀表、会说话的白兔,掉进了一个兔子洞,由此坠入了神奇的地下世界。 

[34]〔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149页。 

[35]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当代意大利著名画家,形而上学画派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希腊东部沃洛斯的一个意大利人的家庭。最初在雅典工艺学院和德国慕尼黑美术学院学习。在德国时,受到贝克林(Arnold Böcklin)的象征主义和尼采哲学的影响,与未来派艺术家卡罗尔·卡拉(Carlo)提出用“形而上学绘画”称呼自己的作品,并组成形而上学画派。基里科的作品将石膏像、手套、玩具等非生命体作为人类社会的象征。不确定的光源、奇幻的色调、梦幻般的场景、单纯的超现实空间,营造出神秘不祥之气。古典传统、日常生活、形而上思维相互糅合,以探讨主题中居于中心位置的神秘性。在画面中,他们把真实与非真实犹如缠绵的梦境融合在一起,以此揭示表象下的象征意义。 

[36]〔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所引中译文有改动,参见Raoul Vaneigem, 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92, p.189。 

[37]〔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所引中译文有改动,参见Raoul Vaneigem, 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zSnér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92, p.189。 

[38]马列维奇(Kazimir Malévitch,1878—1935):俄国画家。抽象至上主义艺术奠基人。1878年2月11日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贫困家庭,1912年在驴尾巴展览会上陈列的《手足病医生在浴室》,具有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特色。曾参与起草俄国未来主义艺术家宣言。十月革命后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代表作为《白上之白》(1918)。 

[39]《尤利西斯》(Ulysse),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代表作,为意识流小说的高峰。 

[40]〔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41][42][43]〔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第153页,第153页。

[44]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又译为胡伊青加,1872—1945):荷兰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荷兰的格罗宁根(Groningen)。在上学时就掌握了阿拉伯语。1891年考入格罗宁根大学学习文学和梵文。1915年成为莱登大学教授,1932年任校长。1942年他被德国人逮捕囚禁,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病逝。代表作为:《中世纪的衰落》(1919)、《游戏的人》(1938)等。 

[45]〔荷〕胡伊青加:《人:游戏者》,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6]〔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所引中译文有改动,参见Raoul Vaneigem, 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92, p.193。 

[47]雅克·瓦谢(Jacques Vaché,1895—1919):法国超现实主义者。他于1895年出生于法国洛里昂,1919年死于过量服用鸦片。他以冷漠和戴着单片眼镜而闻名。 

[48]巴塔耶(Georges Bataile),1897年9月10日生于法国比昂。1814年,17岁的巴塔耶接受了洗礼,开始信奉天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巴塔耶于1916年应征入伍,当年因病退役。1918年,巴塔耶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进入国立古文书学校学习。1922年从古文书学校毕业后,被任命为巴黎国立图书馆司书。1929年创立《实录家》杂志。1936年创立《阿塞法尔》杂志。1946年创立《评论家》杂志。1962年7月8日因病逝世于巴黎。其主要代表作为:《太阳肛门》(1931);《耗费的概念》(1933);《内在体验》(1943);《被诅咒的部分》(第Ⅰ、Ⅱ部分,1949—1951);《关于尼采》(1945)。

[49][50][51][52]〔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第153页,第153页,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