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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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 新无产阶级:无奴隶的生命主人

新无产阶级:无奴隶的生命主人——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的解读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资产阶级的权力已经彻底消除了直接的可见暴力,它的统治建立在形式上平等自由博爱之下的隐匿起来的剥削,在此,无形的饥饿皮鞭代替了滴血的屠刀;现代资产阶级对世界的支配,则是精妙的专家控制和遍地开花的景观和消费意识形态支配,这是一种看不见主人面孔的全新无形支配权力。所以,无产阶级今天的反抗不再是旧式的社会革命,而是基于诗意的激情和超越,成为没有奴性的主人,从根本上消除作为客观异化位置的资产阶级社会角色,以儿童般的纯净返回到真实生命的涌动。

关键词: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权力支配;诗意革命。

在法国情境主义国际①的先锋艺术运动中,有一位典型的诗人革命家——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②。之所以史上留名,是因为他写下了在巴黎红色五月风暴③中遭左翼学生热捧的《日常生活的革命》④一书。在此书中,在瓦内格姆看来,不同于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当代资产阶级的奴役表现为深入到日常生活细节的碎片化的组织。所以,这也决定了今天无产阶级起来反抗的基本质性和形式:无产阶级今天的反抗不再是旧式的社会革命,而是基于诗意的激情和超越,由此成为没有奴性的主人;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作为客观异化位置的资产阶级社会角色,以儿童般的纯净返回到真实生命的涌动。显然,这是一种诗人的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

①情境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IS,1957—1972):法国当代左翼先锋艺术运动。1957年,由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 发起,想象包豪斯运动、字母主义国际、伦敦心理地理学协会合并共同创建了情境主义国际。他们继承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那种以先锋派艺术的方式反抗或改造异化了的西方社会现实的传统,提出今天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再是传统的政治斗争和反抗,而转换为将存在瞬间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扬弃异化和反对拜物教变成了艺术家的“漂移”行走实验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异轨”,这种文化革命的本质就是所谓建构积极本真的生存情境。其实,情境主义也正是由此得名。情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德波, 还有切奇格洛夫(常用名伊万)(Ivan Chtcheglov) 、伯恩施坦(Michèle Bernstein)、约恩(Asger Jorn) 、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 等人。重要的理论文本有德波的《景观社会》(1967) 和瓦内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1967) 等。

②拉乌尔·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法国作家,情境主义国际成员。1934年生于法国埃诺省的莱幸市。1952年至1956年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修习罗曼语语文学,学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原名伊齐多尔·迪卡斯),随后在比利时尼伟勒当地学校教书至1964年。当他读了列斐伏尔的《总和与剩余》和《日常生活批判》等书之后,为此深受震动,于是他写信给列斐伏尔,附上了自己关于诗意的零碎思考(题为《诗意断片》Fragments pour une poétique),由此结识列斐伏尔。1961年,经列菲伏尔介绍,与德波相识并参与了国际情境主义的活动,1970年11月14日退出。主要代表作为:《日常生活的革命》,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 ‘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1967)、《快乐之书》(Le livre des plaisirs ,1979) 和《关于死者统治生者及摆脱这种束缚给生者的致词》(l ’Adresse aux vivants sur la mort qui les gouverne et l ‘opportunité de s ’ en défaire ,1990) 等。

③“五月风暴”(French Revolution of May) 指发生于1968年由学生运动导引的法国巴所爆发的全国社会运动。整个过程由学生运动开始,继而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危机,最后甚至导致政治危机。1968年3月22日,因与学校的矛盾,巴黎农泰尔文学院(现为巴黎第十大学) 学生于占领了学校。骚动很快波及整个巴黎大学。5月3日警察进驻巴黎大学,驱赶集会学生,封闭学校。5月6日,6000多名学生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结果600多人受伤,422人被捕。外省城市也发生骚动。5月10日深夜,学生在拉丁区巴黎索尔邦大学与向街垒冲锋的警察又发生大规模冲突,360余人受伤,500多人被捕,100多辆汽车被焚毁。骚动很快波及外省城市。随着冲突的扩大,法国工会与左派政治人物开始声援并且加入学生运动(例如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aurice Marie Mitterrand,法国第四共和国的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Mendès France),到5月13日就达到大约二十万人。而5月14日起,法国整个社会则陷入瘫痪状态,九百万人响应进行罢工,并且占领工厂。至此,“五月风暴”已经演变为一场涉及全社会的政治危机。更重要的是,这场激进的学生运动迅速波及到整个欧美地区,形成了特有的“革命的60年代”。

④Raoul Vaneigem,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Éditions Gallimard ,1967 。《论几代青年运用的处世之道》,英译为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即目前国际学界通常意译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中译本由张新木等译,书名沿用了国际上的通常译法《日常生活的革命》,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一 比较性的权力奴役史:统治、剥削和控制

瓦内格姆说,在人类历史上,权力总是表现为对社会的某种组织和构序。一切统治者都是“通过这种组织维持奴隶制的状况”。在他看来,欧洲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三个权力支配的大写的概念:上帝,国家,组织(Dieu,l‘Etat, l’Organisation)。上帝象征着黑暗中世纪的封建专制统治,国家象征着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而组织象征着今天资产阶级的景观统治。虽然,这三种统治都是维系奴役的组织,但其本质相异,分别对应于三种统治的原则:“统治原则(Le principe de domination,封建权力),剥削原则(Le principe d‘exploitation,资产阶级权力),组织原则(Le principe d’organisation,控制化权力)”。⑤封建宗法权力是可见的暴力统治,在那里,封建统治者是天子的替天行道,暴力是直接的杀戮和强权;而资产阶级的权力已经彻底消除了直接的可见暴力,它的统治建立在形式上平等自由博爱之下的隐匿起来的剥削,在此,无形的饥饿皮鞭代替了滴血的屠刀;而现代资产阶级对世界的支配,则是更精妙的专家控制、遍地开花的景观和消费意识形态支配。我以为,瓦内格姆的这个历史性的概括是形象而深刻的。

一方面,在不同时期的被统治者那里,三种统治原则之下的奴隶状态是各异的,根据统治原则,倘若奴隶的存在会限制主人的存在,那么主人将予以拒绝。在剥削原则中,雇主赋予劳动者的存在可以维持并壮大其自身的存在。组织原则将个人存在当作分数进行分类,并根据个人存在所具有的领导或执行能力的比率来进行。⑥

这是说,在封建权力之下,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主人不高兴了,则可以随意杀戮;而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则依托劳动者的不断壮大的剩余价值生产和无耻的无偿占有;而在今天的专家控制社会中,所有人都会陷入分而治之的科学管理“分数”之中。

另一方面,如果转换到权力统治的角度,瓦内格姆认为,这三种支配原则运用权力的方式和功能也会是不一样的:统治是一种权利(droit),剥削是一种契约(contrat),组织是一个物的秩序(ordre de choses)。专制君主按照强权意志(volonté de puissance)实行统治,资本家根据利润法则(lois du profit)进行剥削,组织者进行规划(planifie),并且自我规划。专制君主希望独断专行,资本家追求不偏不倚,组织者力求理性客观。封建领主的非人道是一种探索中的人道;剥削者的无人道试图通过诱惑来恢复名誉。这种诱惑由技术进步、安逸、对抗饥饿和疾病的斗争施加于人类。控制论专家的非人性是一种众人接受的非人性(in-humanité qui s'accepte)。⑦

我觉得,诗人瓦内格姆的优势是明显的,他可以通过生动的对比性关联,深刻地说明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的本质。这是诗人独有的透视感。在他这里,三种支配的原则在主奴辩证法的逻辑构式中各有质性。首先是封建统治中高高在上的神授权利,几乎中外所有封建主都会被装扮成“真龙天子”,他们从娘胎里带来的天生权利就是“上帝的奴隶和人群的主人(Esclave de Dieu et maître d'hommes) ”。这是外显和可以公开渲染的“强权意志”。瓦内格姆说,“按照神话的要求,他之所以是人群的主人,因为他是上帝的奴隶——他被迫在内心混合了对于上帝的憎恨和敬畏,因为他必须服从于上帝,而又从上帝那里获得统治人群的权力”。⑧因为是替天行道,所以他总是仪仗“独断专行”进行统治,独断专行。这应该是东西方所有封建统治者的脸谱画像。

其次,是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幌子下,通过自愿的经济和法律契约获得的隐形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权力。一是,资产阶级从市场交换中把持的权力是碎片式的权力。“资产阶级权力从封建权力的碎片中汲取养料。它是支离破碎的封建权力”。⑨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中,权力不再集中于固定的有脸君王手中,属于个人的永久性权杖消失了,今天的权杖就是金钱,它不再固定属于个人,它是流动性的支离破碎的资本权力和“利润法则”,所有资本家都不过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在瓦内格姆看来,“资产阶级的领导者们在碎片般的权力中举止拘束,将这种碎片作为整体(总体别无其它),他们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威信在景观解体的腐蚀下支离破碎”。⑩其实,瓦内格姆的这个判断是不对的,资产阶级拒绝集中的权力是自觉的,也不会因为没有显性的权力而困窘,因为,权力的碎片化和分散微观化,正是资产阶级权力的发生支配作用的隐秘机制。二是,不同于封建主人可见的皮鞭,剥削中的支配已经是建立在自愿契约基础之上的饥饿的隐形皮鞭,资本家总会标榜自己基于“客观理性”的公开、公正、平等的不偏不倚,他通过财物的诱惑掳获劳动者。这时,并非没有了主人,而是主人变成了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主人并没有消失,而是蜕化变质了。不再有主人,而只有权力的奴隶消费者(esclaves-consommateurs de pouvoir),他们通过所消费权力的程度和数量而互相区别”。⑪也是在这里,金钱成了世俗生活中的上帝,而当“商业交易的上帝成了池鱼笼鸟,如同贴现率一般可以测量、毫无生气,他无地自容,销声匿迹了。Deus absconditus⑫”。⑬瓦内格姆在这里改写了帕斯卡“隐匿的上帝”的原初语境,他把不甘心的价值悬设(“打赌”) 变成了市场交换和消费狂潮中看不见的手。这是深刻的观点。

⑫拉丁语,意为“隐匿的上帝”。

其三,是今天的资产阶级景观控制社会中看不见主人面孔的全新无形支配权力。新型的资产阶级组织原则仅仅不再是有脸的统治者直接奴役人,而控制就是按照科学知识有效管理社会定在的过程,今天,表面上没有了奴役和压迫,因为资产阶级对自然的控制和对社会的统治就是世界中“物的构序”(ordre de choses)。这是福柯出版的 《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一书的核心构式逻辑。这里,我们遭遇的最大现实是,科学的专家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社会生活,这是所有被统治者都无法反对的非人为性。弗罗姆曾经说过,今天被压迫者站起来举枪都不知道瞄准谁。你能打知识和法律吗?这恰恰是韦伯所揭示的科层制和法理型社会的厉害之处。瓦内格姆感慨地说,“如今,在人类方面运用的自动化和控制论可以构建古代主人和历代奴隶的梦想,因而现在只有社会的无定形混合物(magma socialement informe),在每个个体身上,这种杂乱使主人与奴隶的微小碎片 (parcelles dérisoires) 混合在一起”。⑭这是说,今天的资产阶级世界中,每个人都生存于一个微小的专业化分工劳作碎片和单一日常生活的消费碎片之中。如果说,与剥削的原则下市场交换权力的碎片化不同,今天的控制社会中的碎片化是日常生活中个人生存本身的碎片化,而“专家便是这些碎片化的主人”。在今天的每时每刻,我们会在不同的媒体和网络景观中,看到各种专家意见,告诉我们如何科学健康地生活,如何合理化地规划存在的每一瞬间,现在,当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和消费的控制论组织必然会经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规划和合理化”。⑮在瓦内格姆看来,当代资产阶级所制造的这第三种专家控制和景观支配是最可怕的奴役。因为,今天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控制社会像一所少年管教所。

我们的少年教养院是让人愚笨的机器(machine à décerveler),它就是景观。现在的主人和奴隶是它忠实的仆人、配角和导演。谁希望审判他们呢?他们将申辩无罪。事实上,他们确实无罪。他们需要的不是厚颜无耻,而是自发的供认;不是恐惧,而是同意的牺牲者(victimes consentantes);不是力量,而是患受虐狂的群体(troupeaux mas-ochistes)。统治者的托词存在于被统治者的怯懦之中。这下倒好,所有人都是被统治者,像物品一样受到一种抽象权力的摆布,受到自我组织的操纵。自我组织的法则强加于所谓的领导者。人们不审判事物,而是阻止它们造成危害。⑯

说今天的资产阶级世界是一所少年管教所,意指原先天真无邪的孩子,被管教成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麻木苟生的人,处于被景观意识形态脑浆搅拌机粉碎后的无脑状态。科学知识都是对的,我们无需再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无处不在的景观让我们变得愚笨,它让我们既是疯狂消费的仆人,又是参与这场闹剧的配角,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把自己变成“同意的牺牲者”和“受虐狂的群体”的基础之上的,所有人都是抽象的资本权力、科技意识形态和景观生产的欲望对象(消费品)的奴隶。瓦内格姆说,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所开启的东西,如今由可消费物的独裁(dictature du consommable)完成了。组织原则使无生命的物品对人类的真正控制臻于完善”。⑰因为,今天的控制社会中组织支配作用的是客观的物的科学规律,支配我们的主人是自己疯狂追逐的消费物,人们不能审判自己心爱的洗衣机和汽车,无法说科学不对,这让人们无从反抗,即使是怒而奋起端上枪,也不知道向谁开火。这可能是那些失意的人,跑到学校和幼儿园门口无目的地伤害孩子们的真实内心。他想报复伤害了他的社会,可是“社会”又在哪儿呢?

在瓦内格姆看来,今天资产阶级对人的奴役和统治不再表现为可见的暴政渲染,“我只是想说,统治和镇压的低劣乐趣正在逐渐消失。资本主义开启了剥削人的需要,而不需从中获得激情享受。没有虐待,没有让人痛苦的消极存在乐趣,甚至没有人性的倒错,甚至没有反向的人性(l'humain à rebours)。物品的统治(règne des choses)得以实现”。⑱如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开始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从消除公开的杀戮开始的,由经济剥削启始的奴役是静悄悄的,法律和科学知识的自我规训把人的直接痛苦和哭泣变成了无怨无悔的服从,虚假欲望对象的疯狂消费对人的支配甚至被装扮成走向幸福生活的丰满人性的实现。人可以在自我焦虑中自杀,那是因为他之外的一切都是对的、合法的,只是你自己无能。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其实是活该性。这个活该性(serve right),是我对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通俗表征。这是每个活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人一句不断重复的旁白和心里活。因为,与专制社会中的强迫性的奴役不同,市场交换中的被剥削,法制关系中的政治压迫,景观意识形态中的被支配,表面看起来都是自愿的。在那些推销低劣保健品的广告最后,都有一句:“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你如果高价吃了这些东西对身体无益,那么活该!

二 用诗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瓦内格姆认为,时至如今,当代资产阶级的新型权力统治应该被推翻了,并且,革命的力量只能来自无产阶级。在这一点上,瓦内格姆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主体的基本判断。他说,与资产阶级只是拥有对抗封建专制的武器不同,无产阶级可以“从自身获得可能的超越(dépassement possible)”。这听上去还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具体到无产阶级如何推翻资产阶级的新型统治时,瓦内格姆给出的答案就令人瞠目了。

他说:无产阶级是一种诗意(poésie),它暂时被统治阶级或技术权威的组织异化了,不过它随时都会爆发出来。无产阶级是生活意志(volonté de vivre)的唯一拥有者,因为它深刻认识到,如果仅仅是苟存(survie),那实在令人难以容忍。无产阶级将借助意愿的冲击波和创造性的自发暴力(violence spontanée de sa créativité)来摧毁束缚的高墙。所有应尽情的欢乐,任何由衷的笑声,它都已经有了。它从自身汲取力量和激情。⑲

瓦内格姆对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定义,显然已经远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当1923年,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无产阶级描述为一种代表历史总体的主体性时,他已经错认了列宁十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阶级能动性。而在这里,无产阶级砸碎资产阶级景观和消费意识形态锁链的现实斗争武器,却被虚无飘渺的主观诗意所取代,这当然是一个不能容忍的历史倒退。在诗人瓦内格姆的眼里,资产阶级的现实统治似乎在生活意志中就能摧毁,然后,摆脱了日常生活苟生的人们就可以尽情欢乐,发出由衷的笑声。这真是天方夜谭。我认为,在瓦内格姆的批判性诗性话语中,他对当代资产阶级景观世界的批判时常会有深刻的表述,然而,一旦让他给出革命的现实道路时,却只有可笑的唯心主义空话。然而,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的发生,表面上却真是按照瓦内格姆的诗意文化革命逻辑践行的。

首先,瓦内格姆说,在诗意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中,可以区分三种摧毁资产阶级现实统治的激情(passion)。一是“对物化秩序的破坏(destruction de l‘ordre réifïé) 中的激情”,即打破景观生产的物化构序的激情。在瓦内格姆看来,“这种激情施加于对象(objets),即立即能够服务于人的对象;无需人类自身的中介”,而同时“摧毁了抓住物的秩序(l’ordre des choses) 紧紧不放的人,即拥有碎片化权力的奴隶”。⑳在这种激情革命中,先是物不再经过市场交换的中介,直接服务于人;然后再消除占有碎片化权力的资本家。说真的,瓦内格姆这里对激情的滥用,让人想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贬斥的作为反讽对象出场的“激情的个人”。我们不知道,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制度,如何消除作为客观经济活动结果的颠倒物化(事物化) 关系和资本关系人格化的资本家?二是“摧毁束缚(détruire les contraintes) 的激情,即砸碎锁链的激情”。这一回,瓦内格姆请出的是萨德。这可以理解,在萨德的疯狂色情激情喷涌中,一切道德边界和文化等级都被打碎了,然而,资产阶级的现实锁链真的不只是伦理和文化束缚。三是“纠正悲惨的过去的激情,即回复到落空的希望的激情”。㉑不要“悲惨的过去”,这没有所指的空洞抒情能指越来越像诗文了。

瓦内格姆说:推翻权力,成为无奴隶的主人(maître sans esclaves),纠正过去。这种乐趣赋予每个人的主体性以优势的地位。在革命的时刻,每个人都应邀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实现自由的事业,一下子不再是一项事业,它始终与主体性相结合。惟有这样的一种视角才能使各种可能物陶醉,在人人伸手可及的所有享乐中头晕目眩。㉒

原来,瓦内格姆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外部说法,革命的主体在实质上仍然是他无比喜爱的个人主体性。纠正悲惨的被奴役的过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个人书写自己历史的自由事业。也是在这个绝对主观构境的意义上,个人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并且,这个主人不再奴役他人,成为“无奴隶的主人”。瓦内格姆不仔细思考的问题在于,现实地推翻资产阶级的权力统治和景观意识形态支配,仅仅靠诗人的激情和革命情怀是不够的,每个人要能书写自己的历史,他首先是要能够满足自己物性的吃喝穿住,能够摆脱资产阶级在经济构式中的百般控制,这些现实的改变,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的现实经济政治革命,说到底,不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决不可能做到的。

其次,在新型的诗意革命中彻底推翻强加给人们的统治,主要表现为三种超越(dépassement):一是“对家族制组织(l‘organisation patriarcale) 的超越”,二是“对等级化权力(pouvoir hiérarchisé) 的超越”;三是“对主观任意性、对专制任性(l’arbitraire subjectif、caprice autoritaire) 的超越”。㉓显然,瓦内格姆这里提出的这三种超越,并没有严格相应的历史性构式背景。一是在瓦内格姆的眼里,家族制本质是封建宗法关系中的“贵族的魔力和世代相传的能量”, 封建主的所有潜能和孩子般的任性“源自于过去”(provenait du passé),世袭的“等级体系将主人固定化”(maître immobilisé par son système hiérarchique),如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就是封建制秘密是“动物学”,即从娘胎里带来的不合理性的东西。

二是真正超越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组织的等级制的,当然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用以超越家族制组织的东西是科学技术组织,它释放了被人的组织压抑的力量,因为,封建的“等级体系、人对人的权力(pouvoir de l‘homme sur l’homme) 会阻止我们认清真正的对手,禁止对周围环境中的真正改造,而将此改造局限于适应环境的需要中”。㉔瓦内格姆没有直接分析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依上面的讨论可知,景观与技术的组织的确打破了宗法关系,但它仍然生成了新的无脸的等级组织。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并没有真正消灭权力统治,只是用一种新型的看不见的权力组织代替了可见的强权。

特别有意思的是,瓦内格姆竟然还赞同马克思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依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设想,在过渡时期仍然会建构一种无产阶级专政(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这是因为,对待暴力,只能用暴力来打碎。所以,在走向消灭一切统治的实践进程中,无产阶级仍然“需要经历一个自我否定的专政(dictature quise nie elle-même),如同一个政党,“它的胜利同时也是失败”;如同无产阶级自身一样。无产阶级应当通过专政立即否定现行秩序(négation à l'ordre du jour)。别无它法,只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那部分人——按照形势需要来决定是血流成河还是兵不血刃——那些阻碍全面解放的计划的人,那些反对无产阶级结束自身作为无产阶级的身份的人。无产阶级应当彻底消灭这些人,正如消灭迅速繁殖的害虫一般。”㉕

这是让我十分吃惊的一段话。因为它像是“脑筋急转弯”,主张个人主观性和诗意革命的瓦内格姆在政治观点上仍然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他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理解是基本正确的。他说,在打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必须消灭一切反对人的“全面解放的计划的人”。当然,无产阶级最后会消灭作为阶级存在的自己,进而消灭一切统治。这个跳跃有些太大了。因为,瓦内格姆在全部论述中,并没有提出过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消灭国家的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在革命实践的具体道路上,一旦遇到资产阶级强大的武装压迫和暴力镇压,先锋艺术家和激进的左翼学生是有可能选择更加激进的革命方式的,比如在红色五月风暴之后出现的意大利“红色旅”㉖和日本的“赤军”㉗。

㉖红色旅(意大利语:Brigate Rosse,常被缩写为“BR”,英文Red Brigades:意大利的左翼游击队。成立于1970年,主要创建者为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学生雷纳托·库乔(Renato Curcio),他的女友玛格丽塔· 卡戈尔(Margherita Cagol)、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Alberto Franceschini) 等人。红色旅的宗旨是“武装对抗资产阶级”,它的标志为一挺机关枪和一颗五角星。初期,这些左翼学生们则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他们通过暴力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红色旅发动了“使权力机构残废”的活动,他们的成员利用各种机会射击政府官员的膝盖,以此来象征瘫痪政府机构。该组织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在1978年绑架并杀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红色旅后来发展成为“政治-军事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Politico-Militare),仍被意大利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

㉗1969年,由激进的日本学生组成的“赤军”诞生。赤军的纲领是建立所谓平均主义的工人世界,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他们相信,实现革命的途径就是进行武装斗争。1970年3月,赤军派为呼唤世界革命,劫日航飞机“淀号”飞往朝鲜,震惊世界。劫机者九人中大多数是一流大学的高才生,年龄最大的田宫高磨只有二十七岁,最小的柴田胜宏只有十六岁,还是高一的学生。1972年5月30日,“赤军”分子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劫持两架日本飞机,导致24人死亡、76人受伤;1974年9月袭击法国驻海牙大使馆;1977年9月28日,5名日本赤军分子劫持了一架由巴黎飞往东京的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要求日本政府释放被捕的赤军成员并勒索巨款;1988年4月,他们攻击了美国在那不勒斯的一家劳军联合组织的俱乐部,造成5人死亡。由此,日本赤军被西方国家列为日本第一个国际性的恐怖组织。后来,在日本政府的严厉打击下,日本赤军逐渐销声匿迹。赤军组织大部分领导成员逃到了中东,隐居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领导成员之一的丸冈修在1987年被捕,最重要的领袖重信房子,也在2000年11月被捕。

三 反对资产阶级的角色:儿童般任性的天真

在诗人瓦内格姆看来,无产阶级用以取代一切统治的东西,除了上述的诗意,还有没有被社会异化玷污的孩子般的纯净。这也是只有诗人才能想出来的主意。在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艺术那里,约恩等人早期的“眼镜蛇运动”中,也有类似的观念。为了摆脱资产阶级的表象系统,眼镜蛇成员是自觉转而向儿童手绘、涂鸦艺术和原始人的自发性艺术(包括史前艺术与原始主义艺术)创造寻求灵感,同时,也诉诸精神紊乱者的经验。在他们看来,“孩子不知道任何其他的规律,也觉得没有必要表达任何其他的东西。原始文化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对今天被迫生活在一种不真实、谎言和不育的病态氛围中的人类如此有吸引力”。㉘其实,阿甘本后来也也在《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Infanzia e storia . Guilio Einaudi. 1978) 一书中将当代资本主义生存中的人类比作成年期的生命体,而回溯式地反举了一种所谓天真的怀抱期翼的幼-年(in-fancy)㉙期,并由此反观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缺失的某种内在方面。因为依瓦内格姆之见,只有在儿童那里,才会出现没有进入社会角色的真实生命存在。这里,需要做一个对比性分析,与传统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不同,瓦内格姆这里的“应该”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价值悬设,比如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所主张的人应该居有的类本质,而是每个个体生命都已经经历的儿童时代。这不是逻辑上的应有,而是现实中的曾有。

瓦内格姆说,角色是现代资产阶级景观意识形态统治的基础。所以,革命除了消灭直接形式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之外,还应该自上而上地思考这一问题,即真正消除生成现代资产阶级等级制的生存基础——社会角色。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他认为,“每个个体身上一丝一毫的威信愿望(velléités de prestige),最不起眼的等级要求(prétentions hiérarchiques),都应该彻底摧毁,在与这些奢望,即角色的对抗中,从容地激发人们去接近真实的生活”。㉚在每一个景观分配和指定的社会角色当中,向着无形等级金字塔爬上权力和财富的高位,是苟活人生的目标,要消除一切权力统治和奴役,更重要的是必须摧毁权力存在的角色基础,这样才有可能激励人们走向真实生活。

瓦内格姆认为,资产阶级所制造的社会角色,是一种客观等级结构中的苟生位置,人们通过社会教化,走进社会体制已经先在的不同社会角色,工人、农民、工程师、老师和政客,在瓦内格姆看来,这些角色位置,都不是人们应该具有的“真实的生活”,不过是远离真实生命活动的谋生手段。资产阶级社会角色存在的前提,是从客体出发的被动性,流水线和科层制中的谋生活动里,是决不能出现个人主体性的。恐怕,这也是瓦内格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根本缘由。他说,奴役性“角色的终结将导致主体性的胜利(triomphe de la subjectivité)。人们最终认清了这种主体性,将其置于考虑的中心”。㉛如果角色存在是屈从于等级结构,那么消除角色就会重新回到生命的主体性。瓦内格姆认为,破除社会异化中角色苟生,回到主体性生存,会让我们重新唤醒自己已经丢失的儿童般的纯净主体性,从中,可以“按照个人主体性的要求重新构建”起“新的客体性”(nouvelle objectivité) 和“新的自然”(nouvelle nature)。而这一切个人主体应该具有的本真性存在,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成人角色中都统统沦丧和异化了。

㉘《眼镜蛇宣言》,参见拙著《烈火吞噬的革命情境建构——情境主义国际思潮构境论映像》,附录。此书近期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㉙在这里,阿甘本将infancy(幼年) 通过加短线建构为一个别有新意的词in-fancy,这显然是受到海德格尔短线构词法的影响。在海德格尔那里,往往一个词在经过短线间距化后会重新构境为对旧有词境的解构后的新境,如Da-sein 已经不再是存在论中的此在(地球的次主人),而是本有论中的内省此-在(大地的看护者)。

在诗人瓦内格姆的眼里,只是没有异化的儿童的孤独世界才会向“原始的无限性(immensités primitives) 敞开大门,一切棍棒都是魔棒”。这里的棍棒是拉康意义上的他者关系,伸向孩子的规训魔杖,开始会是想象域中的小他者,即身边的亲人,然后是幼儿园和学校中的老师;再往后,会是语言符码建构起来的象征域中的大他者认同,孩子成人走上社会后,就是关系性的伦理规范、工作纪律、法律规则和意识形态质询。瓦内格姆说,正因为孩子还处在复杂的社会异化关系之外,没有角色的客观强制,所以,原始的无限性在断裂的孤独主体的任性中自由地展开。他充满激情地说,“儿童和他至高无上的主体性,儿童和如自发性窸窣作响般的欢笑,儿童和与自己对接以照亮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以异常亲切的光芒照亮所有的客体”。这是对的。小时候的我们躺在草地上,可以在云朵里看到奔马,能够在星星的光亮中看到小精灵,那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主体性世界。可不幸的是,“随后,儿童自我适应,变成社会化的和可社会化(social et sociable) 的人。孤独逐渐消失,儿童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衰老,无限性像童话故事书一样重新合上。世界上没有人最终会走出青春期的污浊之地。童年本身逐渐被消费社会所殖民(colonisée par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㉜

这里,瓦内格姆显然异轨了德波“资本对日常生活的殖民”一语,不过它变成了孩子们的天真生命“被消费社会所殖民”。用弗洛伊德的话语来解释,就是儿童时代属于真实生命的本我(原欲),在遭遇外部的超我(先在的社会关系) 之后,教化(压抑) 成为社会异化的成人自我,文明和社会化的代价就是童年的无限世界在进入社会角色之后的关闭。瓦内格姆将这一本我向超我的投降,看成是今天消费社会对儿童世界的全面入侵,最终,孩子成人即社会化为景观角色。

在资产阶级的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所有“长大了”的成人都被消费社会所殖民和景观角色化赋型。在这里,我们不再从孩子独有的任性主体性出发,一切现象都会成为客观的有用的功效性向我们呈现,于是,一切物都处于“囚禁事物的社会异化”(d‘aliénation sociale qui emprisonne les choses) 之中,其结果,必然满眼都是可消费和可炫耀的商品,“我们失去了物的美丽(beauté des choses) 和它们的存在方式(façon d’exister) ”。瓦内格姆认为,在这里,“没有生命的事物控制着主体性”,也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物质力量反过来奴役我们,即物役性现象㉝。“从权力的角度看,石块、树木、食品搅拌器、回旋加速器都是没有生命的客体,是一个个十字架(croix),竖立于他者之看和改变的意志(volonté de les voir autres et de les changer) 当中”。㉞这里的石块不是自然的物,而是原始人开始从事劳动生产的石器;树木也非原生的森林,而是筑起房屋的栋梁;食品搅拌器已经是小玩意,而加速器则是我们拷问自然的刑具。显然,这里发生的对自然存在的观察(“看”),已经不是儿童的天真之眼,而是作为欲望对象的有用的财物之他者之看,它基于那种改变世界的深深的占有意志。海德格尔正是在这个构境层中批评马克思的实践逻辑。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瓦内格姆的深刻透视,即在这些人造客体的背后,是一个个死去的自然本有,所以,人造客体的在场就是真实存在死亡的“一个个十字架”。应该说,瓦内格姆这里的分析是深刻的。

瓦内格姆说,今天“无产阶级的问题不再是夺取权力,而是要最终结束权力。在等级化世界的另外一面,各种可能性在向我们走来。与苟生相比,生活的至上将是拆除历史的历史性运动”(le mouvement historique qui défera l‘histoire)。㉟准确地说,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是要重新建立一种永久的权力,而为了最终消除一切权力和压迫。他提出,如果要超越日常生活的苟生,就必须拆除强加给人类生活的社会异化的历史性,重返儿童般的纯净主体性。乍听上去,这真是天真的话语。我理解,这种消除了社会异化苟生的主体性,当然不是让我们真的再回到孩子的懵懂情境,人不可能不长大,但人可以在摆脱景观意识形态的角色之后,在马斯洛所说的“第二次天真”(second naivete)㊱中重新创造一种新型的人类与宇宙的对话(dialogue)。这是一种新自然观。瓦内格姆提出,“这一对话十分近似于地球上最早的居民与宇宙之间的对话,不过这一次是在一个更高的等级上,高于史前史(préhistoire),类似手无寸铁的原始居民在奥秘面前那种敬畏的战栗(respectueux tremblement) ”。㊲这也不是回到还是自然的奴隶时的原始人类的生存状态,而是让人彻底摆脱功效性的他性客体的控制,用海德格尔本有论哲学话语来说,就是弃绝存在地“泰然让之”,友好地站在自然宇宙面前,成为“真正的人”(l’homme réel)。当然,瓦内格姆也意识到,光凭个人自己是无法实现人的主体性的,这就需要一种非权力的人类组织(organisation humaine)。这倒对他自己的个人主体性构式的一个否定。他认为,在这种社会组织之中,“个人创造性尽情发挥其能量”(créativité individuelle va laisser libre cours à son énergie)。

瓦内格姆说:我不知道有谁像抓住自己的珍宝那样,紧紧抓住这个世界。毫无疑问,许多人松手以后,任由绝望的激情坠入深渊,其激情不亚于他们紧抓这些激情的时候。人人都希望自己的主观性获得胜利:因此,应当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人类的联盟(l‘union des hommes)。没有他人的帮助,没有团体的帮助,任何人都无法加强自身的主观性。团体自身已成为主观性的中心,一个反射其成员主观性的忠实镜像(reflet fidèle)。直到现在,情境主义国际(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是唯一一个坚决捍卫根本主观性的团体。㊳

㉞[法] 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Raoul Vaneigem,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 Paris:Gallimard,1992,pp.280-281.

㉟[法] 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5页。

㊱在马斯洛那里,他提出一种存在性认知,即用第一次看到对象的本真境界来认知对象,常常将此比喻为儿童“天真的眼睛”,儿童是睁大了眼睛,用毫不挑剔和纯真无邪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他们只是注意和观察事实是什么,对它并无争论或者要求。对于万年人来说,存在性认知就是“第二次天真”。[美] 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林方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

人们往往是在用手去知抓虚假的欲望对象时,松手放弃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即个人主观性,从而坠入景观意识形态的深渊。此时瓦内格姆突然想起来,自己是情境主义国际的一员,那么,它也就成为可以协助个人实现自己的主体性的“人类联盟”。情境主义,成了“唯一一个坚决捍卫根本主观性的团体”。㊴德波他们,是不是同意瓦内格姆的这一断言,我们不得而知。

注释:

⑤⑥⑦⑧⑨⑩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㉚㉛㉜㉝㉞㉟㊲㊳㊴[法]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09、 216、 216、 211、 215、 215、 214、 218、 214、 217、 215、 217、 217、 219~220、 220、 220、 221、 221、 221、221、223、223、223、225、225、225、22页。 

原文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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