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宇卿、胡疆锋:2017年度中国文化研究图书盘点
文化研究是20世纪中后期波及全球的研究思潮,是有着现实关切和人文关怀的知识学术实践,是政治热情在笔尖的跳动。文化研究学者从来都不只满足于知识的生产,而是力图通过知识来参与现实,激活危机诉求,进而改变世界。本次图书盘点主要从重要理论家及其研究动态介绍和热点话题聚焦两方面展开,并试图在盘点年度新书的同时,勾勒出大陆文化研究的研究动态。
一、重要理论家及其著作介绍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是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学者,曾经多次到访中国。2017年文化研究最受瞩目的图书当属他的《文化研究的未来》(庄鹏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这部最新译著意在勾勒文化研究未来发展的蓝图,但在这之前,作者还回顾了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政治的渊源,描述了当代语境,即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现代性思想氛围。作者在书中首先指出,文化研究的核心是激进的语境主义。处于各种复杂关系交织中的实践,深受其所处语境的影响;文化研究者在探索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偶然性、多样性和争论性的同时,也寻求变革的可能性。作者还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通过还原语境的方式,深入思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超越欧式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改善探知方式的可能性的意义也跃然纸上。作者在书中还反复谈到政治在文化研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知识分子所肩负的责任等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文化研究的精髓、意识文化研究的任务与探知文化研究未来的可能性发展,本书都有较大帮助。
从2017年文化研究图书出版情况来看,米歇尔·福柯及其的理论依然是学者们的关注重点。除了已有福柯著作的再版再译之外,本年度还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福柯或解读福柯理论的著作。《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法]米歇尔·福柯著,潘培庆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收录了福柯的两次演讲。其中《什么是批判》聚焦于过度治理。作者认为治理是权力联合真理来治理人,批判过度治理既包括反对权力的滥用,也包括反对权力的帮手,像人的懦弱、盲从、惰性等。在另一篇《自我的文化》中,福柯分析了造就自我的各种因素,并试图从中发掘自我创造的可能性,也就是福柯反复说到的“构成自我”。本书的这两篇演讲以及演讲后的讨论问答录是研究福柯晚期思想不可或缺的材料。《福柯说权力与话语》(陈怡含编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选编了福柯涉及 “权力与疯癫”“全景敞视主义”“性与伦理建构”“生存美学”等重要理论的文章,力图呈现福柯权力话语的精髓与福柯思想的前后转变,是一本全面了解福柯思想的入门读物。《米歇尔·福柯传》([法]迪迪埃·埃里蓬著,谢强、马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详细记录了福柯的一生,尤其是影响福柯思想形成、发展与转变的重要细节,例如他的早年求学经历,与戴高乐、阿尔都塞、萨特、巴特等人的交好;是深入了解福柯思想不可不读的著作。本书是《权力与反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的再版,新版增加了第三版序言和五个附录,为福柯研究进一步补充了材料。
吉尔·德勒兹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有学者认为,在新世纪哲学的天空璀璨着的德勒兹似乎有一种魔力,使深受他感染的人难以接受其他哲学,但他的哲学也表现出强大的排斥能力:犹如梦呓的话语,毫无逻辑的布局,会令人们无所适从,让许多人难以进入。[2]德勒兹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但随着近几年《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法]吉尔·德勒兹,[法]费利克斯·加塔利著,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哲学与权力的谈判》([法]吉尔·德勒兹著,刘汉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等书的译介出版,德勒兹及其发明的欲望机器、游牧美学、生成论、块茎、褶子等概念也逐渐为中国学者所知晓。文化研究的品牌书刊之一《文化研究》(第28辑,2017年4月)本年度设置了“德勒兹研究”专题,选篇探讨了德勒兹理论中生成一动物、情感转向和关系美学等主题。澳大利亚德勒兹专家保罗·帕顿的《德勒兹概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本年度也被译介到中国,本书关注的是德勒兹哲学思想与社会政治接通的那部分,像殖民与去殖民,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作者试图从德勒兹创造哲学概念的思路来更好理解当前的一些政治概念。而书中将德勒兹与德里达、罗蒂、罗尔斯等同时代思想家进行比较的部分,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德勒兹。《分裂分析德勒兹》(杨凯麟,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部研究德勒兹哲学思想的学术著作。作者试图从先验经验论和建构主义两条线索铺开,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讲述,大量涉及德勒兹哲学概念,像“艾甬时间”“生成”“折曲”“虚拟”等。但作者在书中新创造了一些概念,增加了本书的阅读难度。
2017年是布尔迪厄逝世15周年。借此契机,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17年1月集中出版了布尔迪厄的四部重要著作:《男性统治》(刘晖译)、《自我分析纲要》(刘晖译)、《世界的苦难》(张祖建译)、《实践理论大纲》(高振华、李思宇译);其中前两部是《男性统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自我分析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再版。《实践理论大纲》内容有二:一是基于阿尔及利亚地区卡比尔民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名誉、房屋布局、亲属关系的分析;另一个是围绕身体、资本、场域、经济实践、时间倾向性等话题展开的实践理论分析。本书有助于了解布尔迪厄早期学术转型,同时布尔迪厄理论的关键理论概念——惯习、场域、资本——在这本书当中已有萌芽,因此本书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世界的苦难》是布尔迪厄晚年的作品,本书通过鲜活的个案访谈纪实和生活片段描述,展现了法国社会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苦难真相;布尔迪厄在这本书中重点关注了社会弱势群体,如外来移民、失业工人、流浪汉、农民、老人、临时工等,呈现民众的孤独、厄运、暴力、不公的生活状况,并力图揭示个体苦痛背后的社会与政治根源,展示出作者作为人文学科学者的大关怀与社会使命感。
《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美]罗德尼·本森、[法]艾瑞克·内维尔主编,张斌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围绕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展开讨论的论文集。该书首先收录了布尔迪厄有关政治场域、社会科学场和新闻场三者的关系的一篇演讲;同时也选录了就布尔迪厄这篇演讲中涉及的问题展开讨论的文章,这些文章或接着布尔迪厄的思路对新闻场域进一步探讨,如《“双重依附”:处于政治与市场之间的新闻场》(帕特里克·尚帕涅)分析了新闻场内部的权力关系;或利用新闻场域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如《血液污染:医疗新闻的再构造》(帕特里克·尚帕涅、多米尼克·马切蒂)以血液污染事件为案例分析了新闻报道的多重力量建构;或对布尔迪厄场域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不管是理论思辨还是个案分析,本书都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随着城市与空间研究议题的兴起,著名地理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的城市理论也受到了文化研究学者的关注。大卫·哈维的著作本年度主要有三本在内地被译介出版。其中《资本的城市化》(董慧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指出,资本会从生产本身“转换”到建成的城市环境当中,出现资本的城市化。作者细致分析了资本主义对空间生产和空间配置整合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资本对城市结构的持续而彻底的改变。本书对于城市空间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价值。哈维主张用批判性的反资本主义视角来审视变化中的世界,在《世界的逻辑:如何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更理性、更可控》(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中主要关注了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危机,揭示了资本对世界的塑造,分析了社会住房问题、城市治理企业主义趋势、工人运动、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迅速积累的过剩资本在全球各地寻找出路,改变着世界的地理面貌,导致了无序的城市化和各种现代社会问题。此外,哈维还关注到中国的城市化,探讨了中国资本危机的空间转移现象。《资本的限度》(大卫·哈维著,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可以说是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在全球化时代的拓展论述。哈维在这本书中探讨了资本主义运作、发展以及危机的形成。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主题——商品、价值、阶级、生产、分配、消费——的角度来重新阐释当前的城市化现象,分析全球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哈维尤其强调了资本运行四个阶段(价值生产、价值实现、价值分配和价值增值)中的价值实现阶段,分析了消费在城市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从这三本书中均可看到哈维对城市与现代性的洞悉,对资本社会的批判力度以及对社会弊病的深切体察。
二、热点话题聚焦
文化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本年度的图书同样彰显了文化研究学者的现实关注姿态。本文暂将这些图书大概分成“后殖民·种族、身份”,“大众文化、亚文化、产业文化”,“记忆·身体·性别”,“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听觉文化”,“文化地理、全球化、现代性危机”五大类介绍。
后殖民·种族·身份
2017年度《热风学术》(2017年第1期,总网刊第5期)设置了马哈茂德·马姆达尼专题,选取了当代非洲思想家马姆达尼的三篇文章:《超越纽伦堡:南非后种族隔离转型的历史意义》《移住民殖民主义之今昔》《在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去殖民与非洲高等教育在独立后的一些尝试》。在第一篇中马姆达尼指出,二战后针对纳粹德国的纽伦堡法庭审判,确立了个人负责、刑事责任和普世主义的“胜利者的正义”原则;民主南非大会将“敌人”变成“政治对手”的观念转换,以“幸存者的正义”(“政治正义”)替代了纽伦堡审判中的“胜利者的正义”(刑事正义),才是南非后种族隔离的真正转型,而非以豁免权作为承认真相的回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第三篇聚焦知识生产及其机构性的场域——大学——的去殖民问题。两篇文章对于处理后殖民与人权问题,看待大学知识体制有一定启发。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马克第、朱新伟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关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审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劳工的作用,例如中国苦力、日本皮条客及人口贩子、日本女性工作者、朝鲜失地农民等,视角新颖。《文化殖民的主体性反思》(张其学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则从文化殖民与主体性的关系层面关注了后殖民问题。作者把主体性的体现分成自我、权力和身份三方面,认为自我主体是文化殖民的逻辑起点,身份是文化殖民与非殖民化争夺的主要领域。其中作者对启蒙是拯救还是殖民的思考值得关注。《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王晓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试图在文化层面寻找欧洲“反美主义”思想的渊源。作者将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追溯到启蒙时代“美洲退化论”思想的优越感,随之早期欧洲知识精英将美国塑造成“他者”,这种优越感持续影响了欧洲的反美主义情绪。本书追溯历史以理解当前文化现象的方式值得借鉴。
库切是我们熟知的南非白人小说家,同时也是荷兰殖民者的后裔。特殊的身份让库切对殖民主义有着独特思考和情感。《种族·性别·身体政治:库切南非小说研究》(史菊鸿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分析了库切小说中的身体书写,作者将之分为三方面:“种族他者之身体”“女性身体”“残病身体”。认为规训与惩罚的相结合产生出南非特有的种族隔离制度,殖民主义制度下的性别关系产生出扭曲的女性身体,南非种族隔离造成的创伤史,烙刻在身体上的伤痕产生残病身体。并指出库切对于身体的关注其最终目的在于在人与人之间重建一种更加健康、更加平等的伦理关联。《何故为敌6 :族群与宗教冲突理论》([德]李峻石著,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挑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争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族群和宗教上差异的普遍认识,认为族群性是在冲突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族群性不是冲突的原因,而是冲突的结果。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源的争夺,种族和宗教因素固然影响,但并非第一位的。本书观点新锐,根植于非洲东部族群30多年的调查实践,更使得本书坚实可信。
身份是当前受到很多学者青睐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对严肃的词。但《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比较的视角》([美]凯文·马尔卡希著,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尖锐地提出这样的观点:身份认同只是行为体在决策中可利用的标签,认同目标只是适应环境,更好地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作者研究了美国、法国、加拿大等欧洲国家,以及南非、乌克兰等殖民国家迥异的文化政策,认为文化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文化界定国民身份和个人价值。作者着重分析了文化与政策的相互影响,涉及“文化资助”“殖民性”“内殖民经验”“文化空间”等话题。《身份、创伤、符号: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谭恩美研究》(夏婉璐 、汤平、吕琪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从翻译、文学和文化三个视角分三部分来研究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及其作品。其中翻译视角部分主要涉及了谭恩美的文化身份阐释;文学视角部分论述了谭恩美小说中的创伤记忆、创伤叙事以及创伤修复;文化视角部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具体分析谭恩美小说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本书以《喜福会》《接骨师之女》《拯救溺水鱼》等文本为案例,三个视角各有侧重地分析了谭恩美及其作品。
记忆·性别·身体
记忆、身体、性别是与主体相关的三个议题。其中文化记忆很大一方面在于分析记忆者的视角是如何影响其记忆建构的。历史条件、心理机制、政治策略是否影响了记忆的建构?是怎样影响的?[3]
2017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研究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最新学术著作《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李红涛、黄顺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在出版之初就引起广泛关注。本书分析了国家权力、地方记忆、大众传媒(线上公祭、赛博空间等)对南京大屠杀当代记忆的塑造,其实涉及了创伤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两方面的分析。本书对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段历史以及创伤记忆的生成演变有所帮助。《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美]贺萧著,张赟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则是从性别的角度解读记忆与历史。作者通过对陕西省四个村庄72位老年妇女口述历史的展示,呈现农村妇女一生中所经历的各种身份:难民、寡妇、积极分子、农民、接生员、母亲、模范等,展现了国家运动与农村妇女生活的交织,农村妇女从家庭走向公众的艰难历程。本书涉及但不仅限于文化研究,对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等都有一定的启发。《文化研究》(第30辑)设置的“记忆研究”专题收纳的文章则主要是通过文学文本来分析记忆叙事,这也是目前国内记忆研究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
性别差异背后往往存在复杂但又不容易被觉察的权力因素。《媒介眼中的“她者”图景与性别话语研究》(范红霞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聚焦于当前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介暴力事件与现象:“艳照门事件”“李阳殴妻”“厌女症”“剩女”等,分析媒介暴力背后的性别政治,以及媒介暴力事件对女性和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弱势阶层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并审视了现代女性主体意识和性别权力的演变。话题联系现实,紧跟时代,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性别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杨联芬主编,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是基于“女性/性别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问题”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编选了众多海内外学者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例如《列女与贤媛:两种汉文化圈妇女历史书写》(钱南秀)分析了“贤媛”精神与日本《列女》对政治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贺桂梅)选取了三个文艺作品中的虚构人物:李双双、陆文婷、杜拉拉,分析不同社会制度场域中的女性形象变迁与社会制度与权力建构;《传统的进路——刺绣与女性日常生活的变迁》(毕新伟)探究了刺绣工艺的变革与女性观念的变化;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切入视角。
处于复杂社会结构中的身体,通常也会受到多方面权力的约束。《权力话语下的身体规训与社会变革》(王雅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服饰、辫发和缠足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分析太平天国、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期间四个历史阶段,国人身体变革在服饰、辫发、缠足三方面的体现,来折射期间中国历史社会的剧变。服饰是身份、阶级、地位的象征;服饰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丰富的内涵,《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赤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的作者认为,穿戴是一场与地位、政治、权力、性关系相关的表演,也是关乎秩序的战争。本书以20世纪中国各个历史时段具有代表性的服饰为例,如旗袍、中山装、绿军装、西装、喇叭裤、牛仔裤、内衣等,分析这些流行服饰背后的社会集体意识与无意识建构。像内衣与权色关系,牛仔裤与反叛心理的暧昧呈现,高跟鞋与缠足的关联。本书图文并茂,生动有趣。《从缠足到美容手术》(董金平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勾勒了中国女性从古至今身体建构的历程。作者认为女性身体建构的背后存在多个驱动因素,如性欲、政治、消费、技术与全球化等。具体分析了在礼约束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建构、民国时期的女性身体的外露和视觉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性身体建构的性别淡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性身体的景观化四个不同历史阶段女性身体建构背后的复杂关系。三本书都从小处着眼,分析了身体的外在表现所意蕴着的丰富社会历史内涵。
后人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渐盛于西方的一个话题,聚焦于人机关系。《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美]凯瑟琳·海勒著,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探究信息时代身体的命运并指出,在后人类的人机关系思想中,具体形象已经通过多种途径被贬低或抹去。作者在书中梳理了三个问题:信息是如何失去它的身体、赛博人的文化观念与技术建构是如何实现的、控制论对于人本主义主体的消解是如何达成的;探究了科技对人类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本书为我们审视信息时代的“身体”现象提供了指南。
大众文化·亚文化·产业现象
大众文化、亚文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文化研究者认为,大众文化、亚文化以及消费蕴藏着抵抗权力约束的可能,同时也是多重力量交会的场域。
《主体魅影——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张慧瑜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是张慧瑜继《历史魅影:中国电影文化研究》《文化魅影: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之后的又一新作。作者从主体位置、理论反思、他者再现三个层面出发,分析了影视文学、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三个领域的内容;工农群体是作者关注的重要对象,贯穿在本书的三部分的分析之中。其中《接合理论与主体缝合—— “伯明翰学派”与“〈银幕〉理论”的异同及融合》衔接了看似全然不同的两种理论,《显影与退场:20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工农形象工农群体》《遮蔽与突显:中国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修辞术》等篇章以小见大,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直接电影:反思与批判》(王迟、[英]布莱恩·温斯顿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年版)收录了西方纪录片研究中富有洞见和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包括对“直接电影”反思的理论研究和聚焦于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纪录片的个案分析。对电影霸权的批判与反思是本书的基本立场。本书有助于了解前沿理论研究,学者们所呈现的对电影霸权的反思也值得关注。
《文化研究》第30辑(2017年秋)设置了大众文化专题、亚文化专题,表现了对文化研究经典主题的再度回归。选篇关注了日本动漫、豆瓣小组、“御宅族”、网络文化的“水化”等当热门现象,赋予了这两大传统主题以全新的内容。
亚文化是青年文化的重要构成。继《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英]斯图亚特·霍尔等著,孟登迎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青年文化研究著作:《青年文化比较:青年文化社会学及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亚文化》([加]迈克尔·布雷克著,孟登迎、宓瑞新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本书曾经有过两个版本:《越轨青年文化比较》(岳西宽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刘亚林、胡克红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但由于各种原因,两个译本在规范性和完整性上都不尽如人意。新译本由国内青年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孟登迎和女性文化研究学者宓瑞新重新译出。本书集中比较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个西方国家的亚文化差异,认为英国亚文化往往与阶级相关、美国亚文化背后存在复杂的种族、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等因素、加拿大的亚文化很难形成共通主题。作者还比较了不同黑人亚文化群体之间,中产阶级波西米亚式亚文化与无产阶级亚文化之间以及男性亚文化与女性亚文化之间的差异。此外,作者也关注到了青年亚文化与失业之间的密切关联、青年群体失范等社会问题。布雷克对不同群体之间亚文化差异的比较也提醒了我们一点:在运用亚文化理论来解决具体问题时,要时刻警醒理论的适用性问题。《酷青春:80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与影响》(江冰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对80后一代青年亚文化做了全方位的分析。作者认为,80后一代人发出他们独特而反叛的声音是从文学开始的。都市文化、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消费、游戏和动漫、观影、社交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铸就了80后一代青年亚文化群体。
粉丝文化研究是亚文化的一大热点。《文本盗猎者》([美]亨利·詹金斯著,郑熙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在国内的译介出版使“盗猎”概念为学者们所熟知。在这本有着“粉丝研究圣经”美誉的学术巨著中,亨利·詹金斯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参与式文化”,并在随后的《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亨利·詹金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中具体讨论了参与式文化。本书是詹金斯与伊藤瑞子以及丹娜·博伊德三位学者围绕“参与式文化”而展开的学术对话内容。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参与的角度盘点了各自正在进行的研究,除了讨论参与式文化与性别、道德、政治等传统主题的关系之外,还涉及了“数字鸿沟与参与差距”“粉丝文化”“数字原生代的迷思”等网络时代的全新话题,并传达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和怀抱的愿望。《明星制:欲望的产业》(克里斯汀·格莱德希尔编,杨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则转而关注了粉丝经济的另一端——明星,以及背后的产业制度。本书收录了西方学者关于明星现象的最新研究成果,由国内粉丝文化的新锐学者杨玲翻译。该书以明星制背后的社会认同与欲望为核心,所选文章展现了明星制的形成,分析了明星制的文化作用,研究了明星制下的受众,是明星研究的指南性书籍。
文化研究更多地关注休闲领域。但已有学者试图进一步突破文化研究的界限,尝试将产业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
安吉拉·默克罗是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在女性主义、青年文化研究方面均有较大成就。代表作《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先后在国内出版。《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是默克罗的新作。本书以青年就业为出发点,关注了后福特主义环境下的文化创意经济现象。作者力图在城市日常生活的语境下审视创意产业,认为创意被当成了劳动改革的载体。在这里,艺术与经济、个体与工作构成了新型关系,曾经作为抵抗场所的亚文化变成“捕获”的场所。默克罗还考察了女性在创意产业中的作用,重点关注了女性群体工作中的“情感管理”问题。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企业式大学”“教学机器”“数字工匠”“新手工艺人”等概念也颇有新意。本书关于创意产业的理性剖析对于我们思考国内正蒸蒸日上的创意产业经济现象也有很大的启发。
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听觉文化
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类的图书涉及人的感官经验。 媒介理论学家基特勒直言“媒介决定现状”[4]。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著,邢春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作者关注了分别代表声学、光学和文字存储技术的三种物质性媒介: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作者在书中展现了三种媒介从发明到接受的历史,通过对媒介自身历史的考察,强调了媒介及其技术的物质性对于文学书写和文本生成的决定性意义,媒介对我们感知信息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当前最显著的传播媒介,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走出“迷思”:网络传播公共性研究》(陈国战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力图打破网络传播研究过于乐观的情绪。作者在书中还原了网络“迷思”的形成语境,以公共性的角度来分析网络传播,认为网络传播确实给事务的公开曝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通道,但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本书对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网络传播有所帮助。
《美学麦克卢汉:媒介研究新维度论集》(李西建、金惠敏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的作者再度关注到了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别出心裁地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在深入理解麦克卢汉理论的同时,也使得他的理论更丰富而有厚度。《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曾一果著,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则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媒介理论的已有成果和发展情况,把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芝加哥学派、后现代理论、全球化理论等不同时间和不同派别的媒介理论研究以史的脉络做了一个梳理。这本书可贵的一点在于作者始终以中国本土的理论研究为立足点,在介绍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同时,也关注到中国学者——梁漱溟、张岱年等人——有关媒介理论的研究观点。
一般认为,“视觉文化”概念最早是由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在20世纪初提出,巴拉兹认为电影摄影机恢复了人们对于视觉的注意。随着视觉经验的普遍,有学者更是提出了诸如“图像转向”“图像革命”的命题。
《“真相”的正·反·合:民初视觉文化研究》 (陈阳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直接关注了视觉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图像”。作者认为,图像的生产和呈现方式代表了意义的生产和赋予,同时生成之后的图像参与了文化建构和现实建构。通过对《真相画报》上时事照片、风景照、器物照、新国画等视觉文本分门别类的研究,透视画像中所包含的历史记忆、国家认同、救国想象。有一定深度。《观看的方法:如何解读视觉材料》([英]吉莉恩·罗斯著,肖伟胜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本具体介绍视觉材料解读方法的学术著作。作者在书中具体介绍了诸如批判性视觉方法论、内容分析、符号学、精神分析、话语分析等多种解读方法,对于深入解读视觉材料有很大帮助。其中作者谈到的视觉材料中的视觉展现的性别差异、酷儿现象颇有意思。
在视觉文化研究炉火纯青的同时,已有学者敏锐地看到了我们对视觉经验倚重的事实。乔纳森·克拉里是视觉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在《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美]乔纳森·克拉里著,沈语冰、贺玉高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中他指出,视觉的构成其实也是其他力量与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因此提出将视野放大到视觉经验背后的主体上。作者在书中主要关注了观看和聆听两种注意力状态,并谈及视觉现代主义与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观察者的技术》([美]乔纳森·克拉里著,蔡佩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写于《知觉的悬置》之前。在这本书中,作者关注了技术与视觉的关系问题,展示了科技发展对我们观看经验产生的影响。本书涉及了“现代性与观察者的问题”“暗箱及其主体”“主观视觉与感官之分离”“观察者的技术”以及“目视的抽象化”等几方面的讨论,深入探究了观察技术的转变、人类社会权力关系变动给视觉经验带来的变化,对于我们思考当前的科技与视觉经验具有启发意义。
“听觉文化”的提出是克服视觉偏重的另一主张。2009年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的“对倾听的思考:人文科学的听觉转向”研讨会首次正式提出了“听觉文化”这一学术概念。2017年“听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汇集了来自海内外各个领域的研究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听觉文化。虽然对于主张 “声音”研究还是“听觉”研究,学者们各执一词,但无疑声音现象与听觉文化研究是相关的。《噪音: 音乐的政治经济学》([法]贾克·阿达利著,宋素凤、翁桂堂译,海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译本的再版,内容没有任何改变。该书探究了音乐背后深层的社会意义。噪音是社会权力话语建构下的声音现象,本书展现了从噪音到音乐的转化,以及音乐进入商品市场之后发生的变化。阿达利在这本书中保持了一贯的批判立场,认为音乐从根本上来说是将噪音驯化而成为仪式化杀戮的一种拟像;音乐进入商品市场成为财富来源之后,音乐的符码意义也随之被毁灭。《声色国音与性别研究:中国早期声片中的声音现代性与性别研究》(魏萍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 关注了1930—1937期间的中国早期声片中的声音与性别现象,关注了国片运动中的声色联姻,黎明辉有声片中失声的女性,左翼声片中的表演政治,《夜半歌声》中的声色革命等,展现了声音如何将主体纳入现代语言系统当中。这本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听觉文化研究案例,但是作者对声音现象的关注以及对其背后复杂关系的透视能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启发。
此外,《热风学术》(2017,第6期网刊)也设置了听觉文化专题,由王敦教授主持,收录了多位学者的听觉文化研究新作。
文化地理·全球化·现代性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审视文化现象的方法,对于文化学者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我们熟知的理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对西方殖民统治文化进行深层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地缘文化。我们平时惯常使用的空间和景观研究,其中很大部分也与文化地理相关。用迈克·布朗的话来说,文化地理学就是研究“经历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些地方又是怎样对其居民产生意义的”[5]。
除了前面所说到的大卫·哈维之外,华裔学者段义孚也是蜚声国际人文领域的地理学者,但他也同样不止于地理学研究。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美]段义孚著,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作者分析了场所与空间的问题,关注人类性情、能力和需要,以及文化如何强化或扭曲人类的性情、能力和需要。作者通过经验感知分析地方、空间和时间三者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与动物、个人和民族的关系。本书特别的地方在于作者还兼及生物学的分析,观点阐发的同时,也留给读者许多思考。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以大量的书写案例,分阶段探究了1759年至2007年期间欧洲人的旅行与探险书写实践,包括18世纪欧洲有关南美洲的书写,西班牙语美洲独立期间旅行作家重构南美洲,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旅行者帝国想象的转变,以及全球化新浪潮下的旅行书写新变。分析这些书写实践如何为欧洲读者塑造出“欧洲以外的世界”?旅行书写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被书写者又是如何处置欧洲人对他们现实的编撰?本书史料翔实,分析深刻细致。
本年度的《文化研究》(第29辑 2017年8月)也设置了“文化地理与文化研究”专题,收录了《文化地理学》([澳]克里斯·吉布森、戈登·韦特著,苗玲玲译)、《文化地理与书写政治——以欧洲人对美洲的早期书写为例》(王晓路)、《社会性别与社会正义:南方视角》([澳]瑞文·康奈尔著,刘岩译)、《帝国、移民及都市意义的重塑——英国第二代移民作家的伦敦书写》(蔡晓燕)四篇文章,内容涵盖了理论介绍与个案分析,能让我们对文化地理有大概了解。其中《社会性别与社会主义:南方视角》再次提到了学术研究中的“北方视角”与“南方视角”问题:包围我们的是“北方理论”,而我们却处于“远南地区”。这种审问也暗含了学者们对学术霸权的挑战以及对理论在地性的考量。
全球化时代的我们休戚与共,当前的很多文化现象也因此被置于更广泛的全球视角来研究。《文化政策》([澳]托比·米勒、[美]乔治·尤迪思著,李永孜、付德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即是把文化政策的相关问题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下的学术著作。作者指出,全球化的浪潮和互联网的兴起使得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在面临持续震荡,网络传播权力秩序也呈现出更为突出的失衡状况,捍卫多元化文化事实上变得更加困难,但是文化霸权也绝难做到长期维系。在这样一个背景环境下,作者在书中关注了公民身份、新国际劳动分工等问题,涉及电影、电视、艺术、博物馆分析,试图揭示文化政策背后的预设与意识形态问题。本书被认为是文化研究领域针对文化政策所著的第一个综合性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专著。
正如上文所述,全球化与多元化之间似乎确实存在难以调和的悖论。一方面,全球化环境下,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文化的交互影响和同质化现象会比以往更严重;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霸权也很难持续,多元文化似乎才是大势所趋。多元文化主义观点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好或更坏,而《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美]劳伦斯·哈里森著,王乐洋译,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直言多元文化主义应该终结。哈里森在之前出版的《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中就指出,一些国家不发达的原因不应该仍然归结于殖民主义和依附性,而应该转而关注自身,尤其是文化层面。在《多元文化的终结》中,作者试图分析怎样的文化才更成功,什么样的文化更有助于社会的发展。鉴定的方法则是通过借鉴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采用阿根廷学者马里亚诺·格隆多纳的文化资本分类方式,将文化资本切分成宗教、知识、权力、认同、两性关系等多个要素加以衡量。虽然本书有着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但作者为了民主治理与社会公正的立场值得肯定。
现代性是近几年文化研究学者反复提到的一个话题。《文化研究》第28辑(2017年4月)就设置了“现代性理论”专题,力图呈现交往论视野下启蒙现代性立场的思想指向。前面所说的《文化研究的未来》也大篇幅地讨论现代性问题。对现代性的思考也贯穿在之前提到的很多议题当中,例如乔纳森《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与《观察者的技术》两本书都涉及对视觉现代性的思考。
《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杜赞奇著,黄彦杰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从亚洲自身内部视角出发,反思现代性造成的环境危机。作者批判了西方二元论思想以及民族国家模式,认为这是造成当前资源争夺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原因。作者提倡超越西方现代性传统,试图通过对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分析,从亚洲传统中寻找超越现代性危机的之路。虽然对于作者从亚洲的流动性历史中寻找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道路,读者褒贬参半,但书中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超越性方法的尝试,值得肯定。
此外,本年度还有两本与文化研究相关的书值得关注。一是《中国新工人:女工人传记》(吕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吕途是当今中国关注工人群体的学者代表,已经出版了《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与《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在新出的这本书中,作者关注了中国新工人中的女性群体,以访谈和对话的形式,谱写个体命运在社会历史的交响曲和变奏曲,展现了女性工人群体的生活面貌和生命轨迹。另一本是《文化差异》(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著,杨俊杰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作者在书中反思了威廉斯等人的文化理论,认为“文化转向”之后文化研究缺乏哲学维度,主张将缺失的哲学维度再次引入。虽然在作者这里,哲学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对于“文化”的思考,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的内涵,认识文化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作者在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象做出的批判性分析也颇有深度。
正如格罗斯伯格所说,“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是致力于改变世界,并使世界变得更加仁爱、更加公正,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特殊性研究和特殊种类的知识实践,亦与此相关”[6]。从本年度文化研究类图书来看,文化研究者们毫无疑问在“让世界更加仁爱、更加公正”上做了很多努力。他们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指摘时弊,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宗旨,不断涌现出富有洞见的学术精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文化研究在理论创新上还有明显不足,只有不断获得适合中国本土的学术理论的支撑,持续关注中国社会与当下现状,中国的文化研究方能走得更远。
注释
[1]本文所谈中国文化研究现象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2]汪民安.主持人语[J].文化研究,28期.
[3][德]阿莱达·阿斯曼.创伤,受害者,见证(上)[J].陶东风译.当代文坛,2018(1).
[4][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前言)第1页.
[5][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6][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J].庄鹏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5.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文化研究发展年度报告”(13JBGP031)的阶段成果。来源:“中国图书评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