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姜宇、蓝江:2017年西方左翼思想译介盘点

第一部分

近年来,国内学界系统地引进西方思想家著作,学术理论译介与研究已呈现体系化趋势。西方左翼思想因其反思历史、关照现实的特点,一直备受读者关注。回顾2017年西方左翼思想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虽然没有延续2016年译著大量出版的盛况,但也不乏优质著作。在引进和选题上,“三辉图书”为学界提供了理论研究的风向标。传统与新秀译丛(或文丛)共同努力,华东师范大学的“轻与重文丛”、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科学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左翼前沿思想译丛”、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拜德雅人文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化理论译丛”以及中信出版集团都展示出不少成果。仔细阅读2017年西方左翼思想译著,读者会发现大部分译著中都编入了译者写作的导读或研究论文,体现了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思索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国内学术理论译介与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使得读者打开思想的阀门,对当下左翼思想进行反思。 

首先介绍在诸多学科极具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作品。重庆大学出版社“拜德雅人文丛书”出版了他晚年的两篇演讲《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两次演讲及问答录》。第一篇《什么是批判?》是1978年福柯在法国哲学学会所做的演讲,主要讨论了康德的批判任务和“作为一般德性的批判态度”,希望为批判寻找一种统一性。福柯认为,自15世纪起,社会的“治理”成为一种使个人臣服于机制的运动,而所谓批判就是要“质疑真理的权力效应,质疑权力的真理话语;批判就是自愿不臣服(inservitude volontaire)的艺术,就是深思熟虑不顺从的艺术”。[1]这种对权力的深刻质疑体现出福柯的批判是一种从内部入手的、义无反顾的、持久的批判。福柯对康德提出的“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我们是谁?”和“我们哲学活动的目的是什么?”等思想史问题很感兴趣,198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福柯的演讲《自我的文化》以此为契机讨论“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问题。福柯的研究对象“自我的文化”关乎的是自我关系的形成和构成,其中,“自我”不是先在的或被给予的,而是一种和自我的关系,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的相关物,“文化”则是具有个人体验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福柯考虑的是自我的构型。在希腊—罗马文明中,“关怀自己”“关心自己”曾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甚至比“认识自己”更为重要。福柯抓住这一阶段社会中出现的关乎自身的普遍的实践和体验,并以此为出发点,区分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最初两个世纪“自我文化”的差异,最后给出“自我文化”在现代社会逐渐失势的原因。总体说来,演讲和问答讨论的内容同样精彩,而且这两次演讲都受到康德《什么是启蒙?》一文的影响,尽管在这间隔的5年中福柯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但是福柯对康德批判观念的参照是显而易见的。

弗雷德里克·格霍是法国年青一代学者中研究福柯的代表人物,也是福柯法兰西学院课程讲稿的整理人。在《福柯考》中,格霍为福柯的生平作了一个小传,将福柯思想勾勒为知识、权力、主体三个阶段。根据对福柯著作和讲稿的研究以及福柯晚年提及的三轴心说,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人文科学考古学时期、权力与治理术分析时期,以及主体化之实践时期。此书的附录收录了作者研究福柯晚期课程的论文,即《启蒙与批判态度:福柯论康德》与《哲学生命与艺术作品》。同时,格霍还从不同侧面描绘了福柯对政治、宗教和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如何反抗那些大写的观念,福柯“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福柯考》结构简洁、内容充实,非常适合作为了解和研究福柯思想的导读性作品。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轻与重文丛”翻译出版了《福柯看电影》,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了福柯思考的魅力。福柯在自己著作中很少直接谈及电影,他只在为数不多的访谈和对话中针对当时的一些流行的电影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同时,在国内的研究中,对于福柯在电影思考上的贡献也著述甚少。《福柯看电影》就是这样一部以填补空白为目的、研究哲学与电影对话的作品。全书包括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福柯讨论电影的访谈录,这些或源于真实故事,或探索新时代问题的现实主义影片与福柯思想颇有契合之处,也触发了福柯更多的“别样思考”。一方面,福柯谈论了有关拍摄手法、叙事内容和电影机制等内容,诸如电影能否重现萨德主义(《索多玛的120天》)、用影片展现精神病院机制(《保罗的故事》)、拍摄农民电影、创作农民文学以及电影与历史的关系(《皮埃尔·里维埃》);另一方面,访谈还涉及了如何为记忆而斗争(《悲哀与怜悯》《拉孔布·吕西安》)、爱情与激情的差别(《玛利亚·玛丽布朗之死》《柳春》)等现实问题。该书的后半部分是两篇关于福柯如何看待电影的研究论文,即道尔·扎班扬的《电影能做什么:福柯与电影知识》和帕特里斯·马尼利耶的《现在的解释:福柯用电影揭示他眼中事件的形而上学》,涉及如下问题:“电影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别样地书写历史?电影是否可能评判和揭示构成福柯称之为‘权力技术论’齿轮的那些既意外又必然的微小元素?电影是否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批判?”[2]两位作者强调的是福柯看电影的批判态度和考古学方法,读罢福柯著作和访谈中有关电影的部分,阐述自身作为读者所受到的影响:其一,对电影评论的影响;其二,对电影理论与美学的影响;其三,对哲学实践的影响;其四,对历史调查的影响;其五,福柯之言论对导演的潜在影响。阅读这类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问题视域以及西方学者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自觉。

大卫·哈维是激进社会理论家中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理论家,他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见长,连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城市、地理、空间等问题。今年,哈维的两部中文译著《世界的逻辑:如何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更理性、更可控》与《资本的限度》面世,这两部著作对资本过度积累和城市空间问题的研究有重大贡献。《世界的逻辑:如何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更理性、更可控》汇集了哈维学术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可将其视作哈维过去40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的精华。哈维通过社会发展过程呈现的事实提出资本过度积累问题,并试图构建一种以世界地理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逻辑的解释框架,他利用资本的空间布展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及其内在矛盾,批判了资本积累导致的城市化进程、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状况以及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式。近年来,哈维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并且多次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者,这些研究成果都融入他最新的资本主义批判之中。尽管哈维对中国政府的政策理解上并非准确,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分析难免有不足之处,但是作为中国读者,哈维讨论的“掠夺性积累”和无序的城市化对于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问题大有裨益。

《资本的限度》初版于1982年,讨论新自由主义兴起时期资本积累的普遍化危机。当时,资产阶级选择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度过困境,并重新获取了阶级的统治权力,哈维认为20世纪70年代“自由市场”路线带来了矛盾和不稳定性:一是资本分配两极化在世界各地出现,二是全球劳工的劳动条件和用工方式极为苛刻,三是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革命缺乏共同目标和群众基础。关于前两者,哈维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提供了更多论据。随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更为严重的金融和债务危机恰恰印证了哈维的结论,即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且这种矛盾正在撕裂资本主义自身。正因如此,《资本的限度》被称作一个预言性文本。受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的影响,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提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不平衡发展的问题,认为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机制。同时,哈维以地理学家的视角重构马克思的《资本论》,运用大量经济活动的现实情况分析《资本论》,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因其研究思路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在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时有效,而且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时同样适用,所以哈维能做到用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整合地理与金融问题。对于城市、地理、空间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是否存在空场是存疑的,但是哈维抓住的城市化问题、现代性重构等问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进,对《资本论》的空间化解读被认为是哈维的重要理论贡献。

第二部分

如今,国内的阿甘本研究蔚然成风。2016年《神圣人》《剩余的时间》等多本译作面世,在学界颇具影响力,今年“左翼前沿思想译丛”收录了《万物的签名:论方法》和《王国与荣耀》两本著作。其中《万物的签名》是由《什么是范式?》《签名的理论》和《哲学考古学》三篇论文构成,分别讨论了范式的概念、签名的理论,以及历史和考古学之间的关系。书中,阿甘本一直在重新思考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并重新阐释他剔出的概念的逻辑。与福柯的思想转变路径相反,阿甘本恰恰是从谱系学回归考古学方法。该书初版于2008年,彼时阿甘本已声名鹊起,可见阿甘本对方法的反思,既是对自身方法论的反思,又是考古学意义上的警觉。他提出哲学考古学是一种“先将来时”,“当考古学家的姿势(或想象的力量)已然清除了无意识的幽灵和那个阻碍通到历史之道路的传统的紧密构造时,将已存在的恰恰是过去。只有在这种‘将已存在’(sarà stato)的形式里,历史意识才真正变得可能。”[3]阿甘本的立场是,不能仅在历时性分析中解释现代性问题,需要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二者的交汇处分析对象的过去与当下,才能够理解范式的历史性、考古学的本原。

《王国与荣耀》是阿甘本最重要的“神圣人”系列中的2.2,也是被阿甘本自己在《神圣人:至高权力和赤裸生命》之后最为看重的一本著作。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安济与治理的神学考古学”,实际上,针对今天我们普遍认为作为经济学(economy)一词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学研究,指出了这个词实际上代表西方统治和治理两种分立的范式的古典学根基,从亚里士多德的家政学开始,到圣保罗的作为上帝拯救的安济的奥秘,以及后来被教父们颠倒过来的奥秘的安济,直到这个词被亚当·斯密当成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在这个过程中,阿甘本认为,这是一个统治逐渐被悬搁,而作为安济的治理问题成为主导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治理和安济的出场,它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也让现代人都成了安济治理之下的赤裸生命。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理论译丛”组织翻译了这位左翼理论家的多篇文章,挑选阿甘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代表性作品,形成以《裸体》《论友爱》《渎神》为名的三册文集。由于对现实的关照、对此时此刻的反叛,阿甘本被誉为“时代的哲学家”。张一兵曾谈到阿甘本到底以何种立场去做一名“同时代的人”,就是既要不合时宜,又要融入其中;既要与当下的现实决裂,又要感知当下的黑暗。阿甘本确实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资本主义批判,他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权力和权力机制的边界设定,解构创造与救赎的对立、裸体与穿衣的对立等边界设定的对立机制,通过跨越新门槛找回失去的统一性。

《裸体》由10篇独立的论文组成,讨论创造与救赎的关系、何为同时代人、潜能让我们能不做什么、威尼斯幽灵、人格身份、裸体、荣耀身体的功能等诸多问题,用非功用性、去功用化消解各种权力机制包括神学机制。阿甘本讨论潜能,强调的恰恰是“非潜能”,即“有能力不去做”,因为权力机制导致人对自身能力所不能及的无知,必须将创造和潜能结合起来,用悬置的方法展开新的场域。所谓悬置、去功用化和停歇,重要的是,“开启一种新的使用方式,这不是对旧的使用方式的废弃,而是始终立足于旧的使用方式并使它呈现出来。”[4]这意味着将现有的权力机制呈现出来使其失效,从而打开新的局面,比如对劳动的拒绝不是不再劳动,而是对现有劳动形式的拒绝,拒绝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这恰恰是对“真正的”劳动的重新确认。《论友爱》由《什么是装置?》《论友爱》《教会与王国》三篇文章组成,解释了装置的含义、爱的观念以及国家与教会在共同体中的关系问题,并收录了国内学者的相关论文。《渎神》由10篇论文组成,主要探讨了文学与哲学的问题,其中包括守护神与主体的关系、摄影姿势所展现的救赎或复活的力量、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并做出“亵渎不可亵渎之物是将来一代人的政治任务”[5]的论断。阿甘本的文章短小精悍、旁征博引,研究内容横跨多个学科,运用诗歌、摄影等艺术作品加深作品的厚度,使用卡夫卡的小说和徳波的电影论证自己的政治思想,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展现了阿甘本惊人的综合研究能力。

朗西埃也是一位以跨学科研究著称的批判理论家,近两三年,朗西埃的中文译著大量出版。今年,“轻与重文丛”收录了朗西埃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作品《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诗学的出现代表朗西埃政治哲学的转折,在这本书中,朗西埃首次展现出完整的诗学批判方式,并形成哲学知识的新形态。朗西埃批评了传统史学和“新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历史书写方式,通过对新史学的批判呈现出新史学科学、叙事、政治的三重结构及其“场所”构成,最后讨论了异端的历史书写,融入自己的历史、政治、美学方面的思想。此外,“人文科学译丛”引入了《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和《马拉美:赛壬的政治》两本著作。《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中,朗西埃分析了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时间概念,依据贝拉·塔尔拍摄的影片讨论了权力体制的时间、个体生活的时间和本源性的时间,他认为,“之后的时间(le temps d’après)不是那些不再相信任何东西的人的忧郁而均质的时间。之后的时间是纯粹的物质事件的时间,凭此,信念会得到和维持它的生命一样长久的度量。”[6]《马拉美:赛壬的政治》是为解读马拉美的诗歌而作,分析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作品中的晦涩难懂与智慧之处。朗西埃认为马拉美的诗歌不是神秘的而是清醒的,遵循着一种严格的诗学,暗含着对历史时刻的复杂性的回应。

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中,齐泽克可称得上是最擅长解读世界形势和热点问题的理论家了。最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突破可能性的极限》一书,书中汇集33篇以问题为导向的时政访谈(该书初版于2015年)。齐泽克阐述了近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多重变化,一再强调世界金融危机、民粹主义失利、“阿拉伯之春”等重大事件,分析当代欧洲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批判面临的困境,当中不仅涉及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贫富差距、生态等诸多现实问题,还讨论了如何反抗和斗争。齐泽克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反抗资本主义方式已经被现代性收编,抵抗全球化的方式必须有所改变。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处于“后现代”之中,左翼不能只有理想、忽略现实。唯有左翼转向新的世俗左翼,才有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面向未来的共产主义,才能战胜以宗教激进主义为主、地缘政治格局转变与新激进解放运动并行的威胁,这三种威胁正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矛盾。根据译者的说法,《突破不可能的极限》书名可直译为“要求那不可能的”,即做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整本书语言通俗易懂,因此在西方十分畅销。尽管书中没有讨论严谨的哲学问题,但齐泽克的理论背景还是他的“分裂”的哲学。读者可从中窥见齐泽克的思想,了解、思考全球资本主义批判对象和内容,对于反思左翼的革命任务亦有很大推动力。

河南大学出版社“人文科学译丛”一直是左翼丛书出版的重镇,今年再次出版了几本重量级的著作。首先是阿兰·巴迪欧的弟子,当代风头正劲的思辨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昆汀·梅亚苏的作品《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尽管河南大学出版社仍然在紧锣密鼓地出版梅亚苏最重要的代表作《有限之后》,不过在《有限之后》出版之前,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本《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来了解梅亚苏思想的概貌。梅亚苏实际上通过一本带有科幻性质的小说,说明了他所谓的超科幻虚构小说的可能性,这也正好对应了他的哲学主张,他试图证明在我们的科学知识之外的某个不能为我们逻各斯和理性知识所把握的外部世界是可能的。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的出版则是河南大学出版社为左翼青年读者带来的另一个福音。尽管书名《文学事件》的译法仍然存在着争议,但是伊格尔顿从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开始,为我们展现了作为发生性事件的文学的产生。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如此这般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文学是发生的,犹如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中谈论的Ereignis概念一样,讨论文学是如何在现代世界中汇成发生,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的。而朗西埃讨论匈牙利电影导演贝拉·塔尔的新书《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时,重点讲述了贝拉·塔尔的两部影片《秋天年鉴》和《都灵之马》,从这些影片中深入到对“时间”概念的讨论,这也是在德勒兹的《电影2:时间—影像》之后,对电影中的时间最重要的讨论,正好,这位匈牙利的功勋导演于2017年访问了中国,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东方的国度,而本书的出版成为贝拉·塔尔中国行最佳的理论注脚。“人文科学译丛”此外收录了两部与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相关的著作。一是唐娜·哈拉维的《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从神话、科学和社会实践开始,以文化研究的方法批判“生物学科学”及其历史,讨论灵长类动物学的话语建构问题;二是朱迪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间的亲缘关系》,将安提戈涅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出发点,指出安提戈涅在血缘关系中所处位置及其性别取向等问题,并以此质疑社会的伦理规范和文化认同。另外,学界对“后人类”问题的研究逐渐升温,“文化理论译丛”收录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一书,研究了信息时代的“身体”、人机关系以及人本主义主体消解等问题。作者凯瑟琳·海勒认为,面对后人类的未来图景,应当抛弃旧的束缚,重新思考作为人类的意义。

此外,有两部20世纪社会批判理论大师的经典著作值得一提。其一,中央编译出版社“新世界新思想译丛”出版了《新音乐的哲学》。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阿多诺以其深厚的西方音乐史功底,运用社会历史过程中音乐形式和内容的发展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研究阿多诺的美学和批判理论的读者来说会有很大帮助;其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出版了法国情境主义国际思想家居伊·徳波的最重要的代表作《景观社会》的新译本,担当此次翻译的是南京大学法语系资深翻译家张新木教授,新译本对之前译本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更为精准地传递了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的对资本主义景观批判的内涵,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这位在电影界和思想界都留下了丰富遗产的大师阐释的景观巨大堆积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景象,在德波看来,未来的解放,就是在打碎这些虚构的资本主义景观,以游击战和异轨的方式来超越景观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新译本的基础上,南京大学出版社制作了“思想家手账”《居伊·德波:遭遇景观》,以新颖的形式展示徳波的思想精华、增强与读者思想的互动。

或许,今年关于当代欧洲左翼的译著的数量并不算太多,但这些著作仍然涉及了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电影、建筑等诸多方面,为中国读者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一方面,有助于读者把握西方左翼思想的最新态势和研究内容,另一方面,有助于国内学者反思自身的研究方法,提升方法论的自觉,并展开相关的跨学科研究。经典的著作值得回味,新近著作能够直接引发共鸣。从读者的反馈可觉察到,显然一些著作的语言运用还不尽完美,某些著作的注释或译注仍需完善。依笔者看来,国内学界对西方思想的引进不必急于求成,在选题、翻译上都要精益求精,如此学者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汲取更多的养分。如今国内学术研究资源丰富,学者和翻译家应当注重翻译品质、提升专业素养,同时也呼吁更多学者参与到西方思想的译介工作中去,提升国内对西方左翼思想研究的准确性和丰富性。


(注释略。来源:“中国图书评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