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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胡大平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资本主义发生了复杂的变化。阿里夫·德里克的“新激进政见”,作为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左派反应,它强调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新形式的控制或支配问题(即霸权问题),在解放政治意义上主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替代。在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他以其独特的对时代的体验和灵活的政治视角有说服力地强调了在当代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任何对于时代的激进思考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整体解放诉求提供了一种参照、一种借鉴。本书深入刻画了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德里克的理论形象,聚焦德里克的“新激进政见”,围绕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关于“后殖民”问题的争论和“后革命”论见、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言说方法和历史认识论等具体问题展开论述,为我们思考如何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作 者

胡大平,1969年生,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兴趣:马克思主义史、社会理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都市研究。曾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多项,独立出版《回到恩格斯》等5本著作,合作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成果多次获各类奖励。担任江苏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会长等学术兼职。获得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宝钢优秀教师奖、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等多种奖励和人才计划支持。

目 录

导论   

一、德里克其人:学术和政治     / 3

二、新激进主义:“后68传统”     / 7

三、全球化:新时代的政治课题     / 12

四、后革命激进政见: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解放议程   / 18

五、关于本书     / 24

第一章   革命、社会想象和历史  

一、革命:历史想象力    /33

二、延宕:20世纪革命理论的变迁    /53

三、接合:历史和现在    /72

第二章   弹性生产与全球资本主义    

一、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对全球关系的重组    /82

二、弹性生产和全球资本主义    /107

三、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与新的话语实践    /133

第三章   后革命氛围与文化批评实践    

一、后殖民:意识形态与知识    /144

二、后革命氛围:革命和反革命    /167

三、知识分子:解放和权利    /185

第四章   解放议程和地域政治学    

一、从革命到解放议程    /209

二、乌托邦时刻:作为整体性理论抱负的文化革命    /225

三、地域政治学;边界之地的激进主义    /245

第五章   晚期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    

一、历史主义结构分析法构型    /267

二、“晚期马克思主义”丛林:作为抵抗的文化政治学   /295

三、超越时代的“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318

第六章   后社会主义:后革命氛围中的中国  

一、全球视野中的中国革命:反殖民与现代化    /352

二、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360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案例     /364

四、一个简短的评论    /368

索引    /377

参考文献    /381

后记    /391

精彩试读

凯尔纳称:“我们正处在现代性和一种新的、至今尚未得到妥当理论说明的社会情境的分水岭上。”在这个分水岭上,意识形态呈现出空间的散裂。就革命而言,一方面它似乎成为资本主义活力的特征,成为资本主义能够永恒的例证,而美化资本主义的活力似乎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因此,一部分新自由主义者和后现代论者大谈革命,革命成了只开花不结果的“后现代式狂欢”。另一方面,另一部分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或左派则在“革命”“烟消云散”之后大呼“告别革命”,似乎它过去并未存在过。

由于德里克把革命理解为“向别样格局的努力”,在当前它直接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故而在上述意识形态形势下,他强调否定革命所带来的关键问题倒不是忘却了过去,而是“忘却”了现在——全球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新形式的剥削、压迫和边缘化,这种“忘却”阻滞了自由和民主未来的展开,如福山之“历史的终结”理论。因此,他一方面直面“告别革命”之否定历史企图,从未来的可能性重申“重新发明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提出过去和当前整合起来的“包容战略”,积极探索对当代资本主义霸权进行替代的可能形式。这种包容性策略,在形式上类似于詹明信“兼容并蓄”的后现代主义风格,也可以被视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非等人的“接合”(articulation)战略。

否定革命的思潮毫无疑问是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急剧显性化的,但是,德里克强调:当前的危机(指由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引发的危机)不仅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特别是左派人士所应采取的正确立场并不是直接简单地否定革命,而是重新历史地审视革命与新型的未来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德里克强调,否定革命的做法与革命的历史一样古老,但问题是,革命并不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否定它,它就不存在或不发生。相反,我们必须通过“革命”(即“向别样格局的努力”)来实现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因此,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历史问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认清当下的形势。对历史的否认带来的结果是:激进主义理论与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他以中国历史为案例直接提出了否定革命是当代历史意识危机的一个表征。他指出:“两代中国历史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认为书写中国现代史围绕的范式应该是革命。可是这个范式如今已经是废墟一片,倒未必是范式本身出了毛病……这样一来革命就成了一件过去的事情。历史学家们并不愿意客观批判地观察这个转向,反而更愿意赶紧否认有过革命,过去所认为的革命不过是在永久保留落后,而他们没有能预见到革命的命运,应该负责的是资料卷宗。对过去的注意有了转移,与之相伴的是对革命的否认,这并不令人吃惊,这种转移也许更能与现在的自我形象发生共鸣。这里的问题不仅是历史中的思想体系问题,它还是一个伪造历史的问题,革命的过去尽管未能实现其假定的目标,但在很多方面却为现在的形成助了一臂之力,然而伪造的历史却拒绝承认这一点。”如果进一步考虑这种对历史的否认本身是建立在对现代化话语(在当前直接表现为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认同之上的,那么我们将看到,它恰恰是否定了曾经发生过的对欧洲现代性挑战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德里克对此强调,现代化话语作为一种解释历史的范式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包含着深刻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历史目的论企图。因此,他进一步强调,在“资本主义对革命的胜利”背景下,否定革命就是否定对当前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任何可能性,“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似乎较前更趋完全,没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由资产主义所支持的现代化范式似乎也不可动摇了。正是这样的缺乏挑战的状态,我称之为范式危机”。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历史意识的危机”。他说:“在这个历史意识危机时刻,我们需要重新肯定历史和历史性,特别是因为历史如今显得无关紧要——或者是因为,在权力中心地带后殖民主义不能决定与过去的决裂是造就了对资本主义的欢庆还是对资本主义谴责,却宣布与过去决裂,历史因而被摒弃了,或者相反,是因为那些身为现代性客体的人们,那些为了恢复自己的主观性而声称现代性说到底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的人们,他们肯定了现代性之前的性质”这样看来,由于历史意识的缺乏,在当代,激进主义的选择陷入了不能自拨的矛盾之中,他们无法面对未来而转向过去,但他们自己又否定了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对资本主义的反抗。

基于上述矛盾,德里克在历史与革命问题上重新强调,关于过去的记忆有两种:一种是同时允许对当前批判的批判性记忆,另一种是适应当前病态的记忆,它们服务于当前权力格局的合法化。就目前而言,激进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区分它们,从对过去的追忆中识别当前霸权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他反复强调,回忆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其优缺点而挑选一种或他种革命,而是对社会存在和组织的替代形式可能保持一种开放的视角。正是在上述前提上,德里克希望把当前的解放问题讨论建立在对历史的尊重上。事实上,我们已经强调,任何一种激进主义声称,如果它是可行的,那它必须是以对时代的基本状况的理解为前提的,它的合理性源自时代矛盾所提供的可能性,而不是一般的人类解放声称。因此,它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讨论自觉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可能,在当前,由多维性、多层次性展开的全球化促进人们对开放未来的思考,在任何一个点上也都可能产生激进的声称,如生态、女权、种族等。如何面对这些激进声称?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如何从历史中导引出对当前霸权的批判。

德里克强调,在资本主义霸权仍然是我们时代中心问题的背景下,虽然斗争的性质可能变了,但引发斗争的环境依然如故。他肯定:作为策略,革命是随历史条件转移的,而作为一种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观,这在当代是不容置疑的。”由于现代化话语预设了欧美现代作为人类进步的终极价值,因此,当革命被直接指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时,它便

在现代化话语中以某种习惯性地抵制进步的形式出现。但是,革命并非一个简单的价值声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革命就可能成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阶级可以肆意滥用的口号。事实上,我们能够观察到,在马克思之后的历史中,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随着后者的变化起落,“革命”在前者那里因他们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成为一个随时予以供奉或抛弃的政治灵牌,另一方面则被推进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作为进一步解放资本而积累它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弹性的基本手段。故而,我们很容易发现,由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对革命的胜利,在今天的语境中,围绕权力的斗争“也包括对革命这一概念的争夺,八十年代以来,右翼政治势力利用了革命”。不过,德里克强调的是,革命作为一种现实的要求,它不应作为欧洲的专利,不应从欧美价值角度来审视历史进步。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群体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自己理解的民主和自由,遮蔽历史的前提使我们对那些革命的民主视而不见,而事实上,它们由当代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正在表达着。在过去,由国家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官僚国家代理实现的规划,现在正由来自底层的社会运动承载着,这些运动是植根于日常生活的激进社会想象,它们提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同时对现代化主义的社会主义即按照资本主义现代化思路实践的社会主义)的替代。正是在这里,德里克要求恢复对过去被排除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元视域之外的激进社会运动,重新肯定中国这样“后社会主义”、所谓“第四世界”的土著居民的斗争、生态、女权或少数族裔群体的权利。总体上说,一句话,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使得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不足以把握当代形势。那么在新的经济关系、新的通讯手段以及新生社会力量重构了全球关系的背景下,我们不能不用新的方式重新思考激进政治。这一思考的结果便是,德里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后革命激进政见”。这种“后革命激进政见“把革命理解为一个主体学习的过程。

在主体性上,它“把革命进程表现为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辩证存在,这就预先设定了一个革命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人类活动起着主要作用、而在这些活动中,革命家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的主体”。落实在当下的环境中,就是从历史主体性建构的方面试想出一种对资本主义目的论进行替代的发展方案。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方案的现实落脚点是那些曾经被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霸权压制了的其他轨迹。这个轨迹,毫无疑问是由诸种资本主义理论(古典社会理论)所一点一滴地提呈的,而正是在这些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因为,马克思的核心贡献之一,就是从历史和政治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也是德里克的基本从识,事实上,他正是借助于马克是走向具体性的分析,把自己的解放议程置于地方性之上。因此,即使他不再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也不可避免地需要清理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当然,他本人试图在地方性版本中导引出一种适应当前需要的弹性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

就学习而言,它类似于语言学习,在这个过去中遗忘那些阻滞吸收新东西的记忆,而从未来的语言中获得它的语法,“这种未来的语言阐发(接合,articulate)了对摆脱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存在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