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

Н.И.拉宾（Н. И. Лапин），俄罗斯哲学家、社会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价值哲学与文化社会学研究。著有《青年马克思》《俄罗斯道路：社会文化变迁》《一般社会学》等，另有合著数部。

《1843年手稿》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以后，就着手分析黑格尔法哲学，这是他初次对黑格尔哲学展开批判。在分析过程中，马克思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立场。作为这次工作的成果保存下来的是三十九张手稿，每张叠成四页（共156页），其中第一张手稿已经遗失。手稿的篇幅约十印张。

过去了将近八十五年，手稿才得以发表。它的出版归功于苏联学者：在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达·梁赞诺夫和其他同志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档案中发现手稿以后，他们把它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27年），并且首次指出，它在青年马克思观点的发展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当时就给手稿定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①，还确定手稿的写作时间是1843年春季和夏季，大部分时间是在克罗茨纳赫。

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都是重要的。我们记得，还在1835年，当马克思入波恩大学法学系时就对法学问题感兴趣。正是在解决法学问题时碰到困难，才使马克思于1837年转向对哲学的研究；那时，他被黑格尔辩证法“与众不同的说法”所倾倒。1842年他开始挣脱这个“敌人的怀抱”，当时，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撰稿人和编辑，又碰上了法学问题，但这次是通过它们实际政治形式表现的。1842年3月至8月，他在自己的信件中提到正在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②。这篇文章原作为《末日的宣告》的一个部分，后来，作了修改，供给《德国年鉴》。文章的命运不得而知，可能，马克思在写1843年手稿时使用了它。在写这个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因为只有这时，1843年，他才能解决三十年代中期使他转向研究黑格尔的那些法学问题，而且，正是在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掌握和发展唯物主义的进程中找到了答案。

马克思选择了黑格尔《法哲学》第三篇（《伦理》）第三章《《国家》）第一节《国家法》作为自己直接批判的对象，正是在这一节中，黑格尔阐述了马克思最感兴趣的问题，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

统一性内部的异化

黑格尔叙述国家法学说，是从第260节开始的，他在其中谈到：“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

由于缺第一张手稿，马克思对这一节的分析没有保存下来。但是，这一论述过程可以根据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第261节的第二张手稿作出判断。马克思写道：“上一节已经告诉我们，具体的自由在于私人（家庭和市民社会）利益体系和普遍（国家）利益体系的同一性（应有的二重化的同一性）。在本节中，黑格尔力图更详细地规定这些领域的关系。”③

马克思在研究这一更详细的规定之后得出结论说：“在‘从属性’和‘依存性’这两个概念中，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二重化的同一性的一个方面，即统一性内部的异化的方面。”④

马克思虽然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和私人利益体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统一性的论题，但是，对这个统一性的理解，与黑格尔完全不同。在黑格尔那里，它是十分高尚的、可尊敬的、和谐的统一或同一。在马克思那里则相反，它只是一个“应有的”、二重性的同一，其中异化是本质的方面，从而是张开的弓与弦的统一。

对问题的这种看法，还可以从以后的手稿得到证实。那里谈到：“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⑤后面又说：“黑格尔把这种现象说成奇怪的事情⑥，但这丝毫也不能消除上述两个领域的异化。” 

马克思的批判“核心”

马克思特别注意《法哲学》第262节，它似乎集中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全部神秘之处，对它的分析可以看作是1843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核心”。这一节谈到：

“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于是这种精神便把自己这种有限的现实性的材料分配给上述两个领域，把所有的个人当作群体来分配，这样，对于单个人来说，这种分配就是以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为中介的。”⑧

分析这段文字，其复杂性在于，黑格尔在这里成功地把具体的历史材料（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作为群体的所有个人和处于这种或那种状况下的单个人，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同他的基本的唯心主义神秘观点溶合在一起，因此，整个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真正内在意义就在于，神的理念力求成为绝对自由的、直接存在的客观的精神。这种复杂性再次表现出黑格尔的伟大和之处，一方面，他是一个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屈从于政府的庸人。

第二个黑格尔往往使马克思感到厌恶，而第一个黑格尔在那时则使他仰慕不已。现在马克思正在完成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即坚决地使一个黑格尔同另一个黑格尔分离。在他之前，青年黑格尔派已开始了这项工作，但马克思与他们不同，他不仅使伟大之处与懦弱之处彻底分离，而且还把黑格尔哲学中的伟大之处重新颠倒过来，使之脚踏实地。此外，与首先开始这项颠倒工作的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不仅限于黑格尔巨著的一部分——关于自然的学说，而是完整地抓住著作的所有部分，包括社会和思维的学说。

马克思在分析上一节时，首先把它译成普通的话。由于把框在具体历史材料上的思辨的神秘的镶边暂时去掉，马克思便把黑格尔所能抓住的现实联系固定下来。

因为在黑格尔所运用的历史材料中，所有的个人具有最大的具体性，所以国家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的现实内容这一问题，便被归结为正是在对个人的关系上怎样突出这种联系的问题。黑格尔正确地认识到，在这方面所说的联系是“以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为中介”的。

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因此，国家的理性对国家材料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间的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中无意识地偶然地产生出来的。家庭和市民社会仿佛是黑暗的天然的基础，从这一基础上燃起国家的火炬。”⑨不是国家用它的法律规定私人利益的领域，而是相反，国家本身无意识地、偶然地从这一领域产生。这一结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为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开辟了途径。那末，为什么黑格尔没有得出这个合理的结论，而是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黑格尔思想进程的根本缺陷

我们已经指出黑格尔的一个贡献，他提出不“应当按照国家应有的样子建立国家”，而是“要理解存在的东西”这样一个任务。但是，这个“存在”对哲学家来说指的是什么呢？

一般科学，特别是哲学的对象不是各种“存在”，不是经验的现实界本身，而是它的本质，它的规律。而且，本质和现象是不相符合的，有时甚至看起来是对立的。例如，价值规律表明，一切商品按其价值出售，但是这一规律却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实际的商品交换中事实上没有一种商品是按其价值出售的。

这个潜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性质如何？唯物主义根据目前科学发展的成果，把本质看成是客体本身之间的重要关系，这一本质只有通过对这些客体本身的研究才能理解，而且不能掺进任何先验的东西。

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在《逻辑学》中精湛地揭示了现象和本质的关系的辩证性：本质必然要表现出来，而现象也是本质的。黑格尔写道，当我们认识了“作为现象”的直接的、物的世界时，“我们因此也就同时认识了并不照旧隐藏在这一现象后面或说成它的另一面的本质”。⑩

另一方面，黑格尔从自己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绝对理念、神的理性说成是包罗万象的本质。黑格尔写道：“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他又补充说：“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⑪这个“因为”就是黑格尔的根本错误，他力图按照这样的观点来分析具体材料，旨在不断揭示隐藏在其中的“理性”、绝对理念的运动。

在《法哲学》中，黑格尔似乎已经忘记了《逻辑学》中所承担的在具体的历史现象中探求本质的义务，他直截了当地断言，理念，即精神先于现象，是现象的本质。

根据黑格尔《法哲学》的一般公式，家庭和市民社会先于作为它们的合题的国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家依赖于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受它们制约的。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这样的依赖性只是这一关系的经验方面。至于谈到这一关系的本质，那末，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只是理性的领域，精神把自身分为这两个领域，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⑫

马克思写道“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如果理念变为独立的主体，那末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情势、任性等等’）在这里就会变成和它们自身不同的、非现实的、理念的客观要素。”“这样一来，经验的现实性便如实地显现出来了；这种现实性也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它之可以合乎理性，并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理性，而是由于经验的事实在其经验的存在中被附加了一种超出其本身范围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不是被当作事实本身来看待，而是被当做神秘主义的结果。”⑬

对《法哲学》以下几节的分析使马克思完全确信：“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⑭青年马克思把这种唯心主义的颠倒现实关系的做法评定为黑格尔思想进程的根本缺陷。⑮

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1873年1月）马克思以充分的理由指出：“将近三十年以前……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⑯

从此站在唯物主义者一边

《1843年手稿》证明马克思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这一自觉转变是在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斗争中完成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中的党性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许多主要的新资产阶级哲学派别形成的时期。例如，1841年弗·威·谢林鼓吹他的《启示哲学》；1842年奥·孔德写完了《实证哲学教程》；1843年詹·穆勒出版了《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同时，索·克尔凯郭尔出版了《或者……或者》，它是现代存在主义的起源。

所有这些派别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它们在哲学中寻找“第三条道路”，并且力求凌驾于哲学的主要派别之上。马克思的伟大正表现在他没有被任何一个新的唯心主义的构想所迷惑。他在黑格尔——费尔巴哈（即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二者的选择中认识到当时论战的实质，并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一边。

列宁没有看到《1843年手稿》。但是，他从1843年10月马克思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认识到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哲学观点具有深刻的党性。列宁在其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强调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的这一方面：“……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不管‘怀疑论者’叫做休谟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或者叫做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大声叫嚷反对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没有被千百种不足道的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所迷惑，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⑰

注释

①以下简称《1843年手稿》。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21页。

③同上书，第1卷第247页。

④同上书，第1卷第248页。

⑤同上书，第1卷斯340页。

⑥俏皮话：《das Betremdliche》——“荒诞的东西”，《die Entfremdung》——“异化”。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43页。

⑧同上书，第1卷第249页。

⑨同上。

⑩《黑格尔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222页。

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文版序言第12页。

⑫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3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50-253页。

⑭同上书，第255页。

⑮同上书，第273页。

⑯同上书，第23卷第24页。

⑰《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55-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