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阿伦特访谈|论例外状态

与罗杰·埃雷拉的电视访谈(节选)

197310月,罗杰·埃雷拉在纽约与汉娜·阿伦特交谈。谈话持续了几天,有时还被录音。工作人员在让克劳德·吕伯康斯基的指导下,根据手头素材,为“一种注视”(Un certain regard)系列制作了一部时长一小时的影片,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台(O. R. T. F.)于197476日播出。

埃雷拉用法语提问,阿伦特用英语回答。在电影版本中,阿伦特的回答被翻译成法语,并由一名女性配音。观众只能在背景中偶尔听到阿伦特某些句子的开头和结尾。

广播采访的文本没有发表,实际上甚至没有手稿存在。只有阿伦特回答的汇编,版权归玛丽·麦卡锡所有,在《纽约书评》上发表。在法国国家视听学院(INA,位于马恩河畔布里)的友好支持下,在埃雷拉先生(法国国家行政法院委员,卡尔曼列维出版社“大离散”系列图书主编)的亲切礼遇下,我成功重构了电影版的原始版本(法语提问,英语作答)。我已经为本书翻译了这些内容。

诸位读者,请考虑到这项翻译的基础是未经编辑的口语文本。我的任务是尽可能忠实地重现阿伦特的回答。我只在少数看起来非常必要的地方做了修改以便澄清。换句话说:与上一篇《在多伦多与友人和同事的讨论》类似,本文保持了最低限度的编辑干预。希望我没有犯任何严重的理解错误。

乌苏拉·卢茨


罗杰·埃雷拉(以下简称埃雷拉):您1941年抵达美国。您来自欧洲,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十二年。作为一个欧洲人,您最主要的印象是什么?

阿伦特:最主要的印象是……您看,这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要掌握这个简单的事实对欧洲人来说非常困难,实际上欧洲人在理论上可以知道这个事实。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能够维持统一不是靠共同的遗产,不是靠记忆,不是靠土地,不是靠语言,也不是靠宗族出身。这里没有本地人。本地人是印第安人。所有其他人都是公民,而这些公民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仅仅通过赞同宪法而成为美国公民,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法国和德国,人们普遍把宪法看作一纸空文。宪法可以被改变。然而在这里,它是一份神圣的文件,不断提醒我们一个神圣的行为,那就是建国之举。建国法案和建国的任务是将完全不同的少数派与地区组成一个联盟,并确保他们之间不发生同化,也不被抹除差异。而这一切对外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一个外国人永远无法理解这些(我们可以说这意味着法治,而不是人治),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在多大程度上必须考虑到国家——我差点说成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美利坚合众国,为了共和制。

埃雷拉:在过去十年中,美国被一股暴力浪潮席卷。最重要的事件是肯尼迪总统及其弟罗伯特遇刺、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美国是如何从这些危机中幸存下来的?这些危机在欧洲会导致政变,甚至激起最严重的内乱。

阿伦特:让我换个方式试试吧!我认为,整个事态发展的转折点确实是总统遇刺。无论您如何解释,无论您对它是否了解,有一点非常清楚,在那一刻,美国历史中的政治进程遭受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第一次重创,一次直接的犯罪破坏了进程。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政治……您知道,此后其他暗杀事件接踵而来: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等。最后,华莱士遇袭也是类似。

我认为,水门事件可能暴露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宪法危机之一。当我说美国的“宪法危机”时,要比我说法国的“宪法危机”重要得多。对于美国的宪法……我不知道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您这里有多少部宪法。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有十四部。我不想继续往下数了,这里的每个人都能比我做得好。但不管怎样,美国这里有一部宪法,而且已经存在了近两百年。这里的故事是不同的,这里的问题是整个统治结构的问题。

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或称水门丑闻,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事件之一。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6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 Jr.)为首的5人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 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由于此事,尼克松于197488日宣布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丑闻而辞职的总统。图为尼克松。

这场宪法危机的特点是——在美国是第一次——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正面冲突。然而宪法本身也要负一定的责任,我想简单谈一下这个问题。国父们完全不相信暴政会从行政机关中产生;他们认为行政机关完全是执行机关,这是立法机关规定的。以各种形式运行——说到这里可能差不多了……今天我们知道,暴政的危险当然最有可能出现在行政部门。但是如果我们从宪法的精神出发,那国父们当时在想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首先必须保障自己不受多数人的统治,所以如果您认为我们这里是民主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顺便说一句,许多美国人也犯了这个错误。我们在这里实行的是共和制,国父们对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深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健康的政体中应该有多元的意见。而法国人称为“神圣联盟”的体制正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因为这已经是一种暴政或暴政的后果了。而暴君很有可能是由那个大多数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这种方式构建整个统治,尽管总是有一个大多数。但同时总是有反对派,反对派是必要的,因为它代表了几个或所有少数派的合法意见。

国家安全在美国是一个新词。我想您应该知道这一点。国家安全,请允许我稍微解释一下,实际上是法语中“国家理由”的翻译,而“国家理由”,即对国家理由的所有设想,在这个国家从未发挥任何作用。它是一个新的舶来品。而现在,国家安全突然涵盖了一切,您可能从对埃利希曼先生的问询中知道,各种罪行都可以用它来辩护。例如,总统绝对是正确的……他不会做错事。也就是说,他是共和制的君主。他凌驾于法律之上,他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辩解说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埃雷拉:在您看来,现在这些对国家理由的暗示——您所说的犯罪行为对政治领域的入侵——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吗?

阿伦特:是的,我想,这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殊性。就好像无国籍问题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并在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中不断重复。但如果我们要谈这些普遍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还包括犯罪行为对政治进程的大规模渗透。我要说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不论对错总是以国家理由来辩护的罪行。虽然那些总是例外情况,但我们在这里突然要面对的是一种本身就是犯罪的政治风格。

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例外。这些人(包括总统)都在说:我们处于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必须对所有人进行窃听。但并不是这样的。相反,他们认为窃听是正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同样,他们也不会说:我们只有这一次要闯入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以后绝对不会,不,绝对不会。相反,他们会说:闯入是绝对合法的……

当然,所有国家安全的事情、出于国家理由的事情是直接从欧洲进口的。当然,在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看来,国家安全是一个正常的理由,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但这恰恰是美国革命想要打破的欧洲遗产。

本文选自[] 汉娜·阿伦特著,[] 乌苏拉·卢茨编《我想理解——汉娜·阿伦特访谈与书信》,高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汉娜·阿伦特,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近年来声誉日隆。1975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