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施 | 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选自[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
1864年9月18日，在伦敦召开的一个国际工人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1867年7月25日，卡尔·马克思写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在两个方面获得了充分的实现：在无产阶级的新的自发运动在历史中获得它的实践形式的同时，工人阶级的自发科学也在文献中获得它的发达的理论形式。在圣马丁堂的讲坛上把德国工人埃卡留斯介绍给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人”也为早期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现实力量”以及他经过巨大的精神劳动形成的对这些现实力量的理论表述。
促成工人阶级运动理论和实践的这个新阶段的划时代事件就是1861年-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在1848年的革命失败之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空前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使反动势力掀起了一阵反革命狂欢的疯狂浪潮。1857年的巨大经济危机到这时已经结束，（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表明，反动派在这一时期的表面胜利不过是“为1848年的观念条件提供1857年的物质条件”的一种手段。1859年7月21日到1860年2月6日伦敦建筑工人大罢工和不久之后1861年的春季大罢工一起，把哪怕最微小的自觉的阶级联合注入到“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斗争中去。当时，雇主威胁要在这些斗争期间用欧洲大陆的廉价劳动力来竞争，而且事实上已经有迹象表明在某些英国工业中存在着来自德国工人的日益加剧的竞争。对于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国际工会运动的英国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实际的课题。欧洲工人阶级也受到法国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内外政策、受到意大利解放运动、受到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强烈影响。但是，美国北方各州与南方蓄奴州之间的四年内战，才是伟大的历史事件，才能导致欧洲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由以产生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巨大高涨。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把“为奴隶的解放而进行的高尚斗争”的巨大政治意义同关于英法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深刻的经济成果结合起来。只是在表面上，可以把波兰1863年起义看作1864年建立国际的原因。欧洲无产阶级更多地受到美国南北战争的实际经济状况的影响，例如，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使英国的棉花进口从1860年的114060万磅下降到1862年的30930万磅。这意味着，到1862年10月，英国纺织工业60.3%的纺锭和58%的织机闲置起来，英国和法国的纺织工人大量失业，饥寒交迫，困苦不堪。在此期间，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些经济发展的沉重压迫下，也开展了一场有力地反对英国政府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倾向于支持蓄奴州一方的英勇斗争。工人阶级自身的状况和行动中的这些实际矛盾使他们懂得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门科学在国际的建立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了它的组织形式和理论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指出了美国南北战争在推动横扫整个欧洲的真正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上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提醒欧洲大陆上的那些可能在《资本论》中只看到一个特定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和理论的读者：“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
1861年-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的“警钟”！在这个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复活了的19世纪60年代的革命激情。最终，在士气消沉和缺少群众参与的50年代之后，工人阶级的复兴突然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变得十分明显。这在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宣言是马克思为这个新的国际阶级组织写下的纲领，国际总委员会以极大的热情一致通过。在说明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新成立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组织的目标的那段话里，这种革命激情达到了顶点。这个命题具体地发展成为下列要求：各国工人阶级必须通过阻止像帕尔莫斯顿对美国南北战争和波兰起义的政策、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和沙皇俄国的政策这样的“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而证明工人阶级的兄弟般的合作。为了这个目的，工人阶级应该“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一切能用的办法反抗它”。
对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茨基、希法亭和他们的伙伴这些人来说，要做的事情是把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的这些明确的阐述说成是假的，并且证明卡尔·马克思这位1848年的革命者，在随后的50年中成熟起来了，他“皈依了”基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改良的政治上的“相互依存论”。在此基础上，他们使“也可以应用于非革命时期”的19世纪60年代的“完善的和发达的”马克思主义与他们“早期著作中的原初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20岁左右到1848年革命以及1849-1850年的革命再生期间所产生的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考茨基语）形成对立。希法亭补充了一个发现：现任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一直要求根据他的旨在“联合主要的国家”的“可尊敬的和平政策”，按照为国际工人阶级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来执行”外交政策。
资本主义战争和战后政策的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代理人可耻地抛弃了卡尔·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真正的理论和实践。正视这一点，第三国际便面临着一个由列宁所制定的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并把它变为生活的任务。第三国际在俄国革命之后，在一种重演着像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这样的事件对欧洲工人阶级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的形势下，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任务。现在，欧洲、美洲、亚洲和全世界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人民都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无比强烈地感觉到这些影响。世界革命的警钟正在苏维埃俄国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