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极为深刻的理论内涵，需要辩证全面把握其中的思想精髓。首先，应当科学界划判断一个新时代来临的理论标准问题，即只有坚持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实践标准、把握时代问题变化的逻辑和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变动的现实诉求，才能把准时代的脉搏。其次，应当辩证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既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史上的新高度与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在场性”代表，更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多样可能性表征。最后，需要全面理解新时代的本质特征，从国内层面来说，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从国际层面来说，新时代也是“中国道路”凸显其普遍性意义，做出更大世界性贡献的时代。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方位；本质特征        

作者简介：

张明，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博士

尚庆飞，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从总体上把握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理论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实践的历史坐标、现实航向的重大政治问题。辩证理解上述问题，在理论基础上，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尤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思维方法上，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理清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从理论上界划出衡量新时代来临与否的标准问题；二是如何科学定位出新时代的历史发展及其理论坐标；三是如何深刻把准新时代的显著特征。   

一、关于界划新时代的理论标准问题探讨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主题，据此从主观上可以将人类社会历史区分为不同的时代。例如，就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曾将其区分为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以及极端的年代。就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可以划分为革命的年代、建设的年代以及改革的年代。那么，一个在理论上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究竟应当根据何种标准来界划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亦即界划新时代的理论标准究竟为何。换言之，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进行界定的，这是一个基础的理论性问题。   

第一，从归根结底意义上来看，社会生产实践标准仍然是界划新时代的本质属性。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推动的，尤其是以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是与物质生产力的水平相挂钩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很明显是直接通过表征资本主义生产力范式的工业革命加以衡量的。“这时期最激动人心的大事，显然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成就。”②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式与之相适应，以作为生产力水平衡量器的生产工具为例，不同生产工具可以作为界划不同时代的基本参照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界划时代的标准不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所人为设定的，而是在根本上从属于该社会生产生活的根本状况，是本身就存在并显现于特定社会物质生产之中的客观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差别（等级或阶级的差别——引者注）不是我们为每个时代划定的，而是每个时代本身在它所发现的各种不同的现成因素之间划定的，而且不是根据概念而是在物质生活冲突的影响下划定的。”③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积淀，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取得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转型，其不仅带来技术的质性变革，而且也催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与思想结构的调整。④从物质性生产层面而言，当代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升全球第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启。   

第二，每一个时代都有从属于该时代特有的显著时代问题，这是界划新时代的重要标识。时代问题是特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综合状态的集中反映，规定了某一时代的基本实践主题与任务。以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线索为切入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存在一个恒久性时代主题，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的重任。当然，围绕这一宏大时代主题，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即具体时代问题的差异。面对西方列强的欺辱，近代中国最初开启了救亡图存、追求民族独立的反抗进程，革命构成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这是一个追求站起来——寻求中华民族失落的主体性的时代；在革命胜利、重建民族身份之后，面对中国落后的经济社会生产水平，中国人又一次面临历史发展的拷问，即政治大国与经济小国对比的历史性窘境。因此，时刻提防被开除球籍⑤，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集体共识，因而这是一个通过建设实现由站起来向富起来转变的时代⑥；经过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践获得了显著历史性成就。当前，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社会物质生活财富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已经较好完成了“富起来”的历史任务。随着实践的推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由“富起来”转向“强起来”。在这一伟大历史过程中，时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解决不发展所带来的整体性贫困问题，而是在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大背景下，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综合性）需要之间的矛盾问题。⑦这一新的时代问题的本质特征，不再是如以往一般是单纯的“做大蛋糕”的生产性问题，而是在继续“做大蛋糕”基础之上不断推动“分好蛋糕”的生产与分配有机统一的综合性问题。   

第三，人民群众的诉求与呼声构成了衡量新时代的重要指示器。尽管新时代的开启从根基上是由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但社会生产的发展并非是无主体的过程，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主体与历史的创造者。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历史与时代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⑧新时代的开启从归根结底意义上来说，是由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所开创的，因而衡量一个新时代是否来临的重要标准便是群众的诉求与呼声。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例，这一伟大历史性转折的产生与发展，在本质上是回应群众诉求的产物，即更好更快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仅改革的时代是由人民群众所开启的，而且改革开放中的诸多实践也都是由人民群众所率先创立的。正如邓小平所言：“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真切诉求得以呈现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标识便是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新诉求，即不再停留于对单纯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之满足，而是拓展到对更加公平、合理、充分的发展的需要，这是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综合性需求，这一需求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在经过改革开放40年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新诉求，其实从显性层面上来说已经预设了一个全新历史时代的来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与理念，切实从人民群众的真实诉求出发，准确把握并及时回应人民群众诉求的变化，从理论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步新时代的准确判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多重线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逻辑、国内与国外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构成了当前党和国家一切事业必须要牢牢坚持的立足点。如何在理论坐标上定位新时代，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用“三个意味着”为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做出了清晰的勾画。⑩   

第一，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与民族主体性身份重建的历史进程来综合定位新时代。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产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历史积淀的基础上的产物。但从长远意义上来看，不能仅仅将新时代局限在当前实践基础上的短暂历史阶段，而应当扩展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线索中加以把握。［11］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理论上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义理论观使然。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从不割断历史，而是牢牢坚持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前进的智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二是从现实发展上看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使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非凭空而生，它不可能脱离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而抽象存在，从归根结底意义上来说，新时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条历史性线索，可以用“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逻辑加以贯穿。三是从实践的主题上来看是核心主题的继承性使然。无论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还是革命实践亦或是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其核心主题都存在着基本的历史延续性，即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点是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境况所综合决定的，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造成了民族主体性身份的毁灭性破坏。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所造成的原先“世界秩序中心”的想象性图景破灭之后，对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接触以及对新的世界图景的认知，迫使中国人开始在新的“世界秩序”下寻求和重新建构自我，重新绘制出新的“认知地图”。［13］中华民族主体性身份的重建，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所成功塑造的，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时代的实践中，“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4］   

第二，从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图谱来综合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本质上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即从属于社会主义的宏大历史谱系。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即新时代坚守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底色，而不是坚持其他主义指导的新时代；另一方面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40年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集中表现。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谱系来看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并没有过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显著成就从根基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与活力。同时，新时代的开启及其显著成就，也从另一维度证明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生命力与战斗力，不是通过固守经典本本就能实现，因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从根本上证明固守教条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搞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如邓小平所言，搞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从来不是依靠本本，而是通过实践、通过实事求是，即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民族具体实践特色之间的有机结合。所以，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宏大历史线索来定位新时代，必须要认真处理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新时代的成功开启正是在坚守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的基础上的产物，新时代的进一步推进仍然需要坚守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二是新时代必须进一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最生动、最广泛的现实实践相结合，摒弃教条主义的封闭保守与故步自封的精神状态；三是新时代必须进一步坚持解放思想、不断结合新的实践锻造出新的理论以指导实践，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步伐，保持理论与实践的同频共振。   

第三，从拓展人类走向现代化途径的多样可能性角度综合把握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寄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5］这句话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新时代在人类现代化发展谱系中的历史定位问题。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时间上确实先发开启了现代化浪潮，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先在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那里被人为装扮为道义的至高性与排他性，即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可能性。现代化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之下，人为预设了一种自身发展模式的道义优先性，即设定了所谓“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而作为落后与传统的广大非西方地区的发展必然而且只能是依据作为先进与现代之代表的西方地区之发展模式而前行。所谓的“全球现代化”或“全球现代性”，本质上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表现。［16］因此，希望“加快发展”和“保持自身独立性”就构成了始终困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理论难题，即在现有西方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现代化解释权的大背景下，广大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只能选择西方的模式，而其必然会沦为西方的附庸、丧失自身的民族独立性；倘若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又想寻求自身的快速发展，在现有现代化的框架内根本无从实现。中国通过自身长期的努力——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挂钩，通过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又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另类现代化道路。这一伟大的探索性尝试，尤其是在新时代的成功效应，无疑大大增加了人类关于现代化方案的多样选择性，开辟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求解自身发展与保持独立自主之间矛盾关系的新路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显著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诸多实践任务，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概括的“五个时代”，即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以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的显著特色可以从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方面，从国内方面来看，新时代就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胜利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进程中，从总体上看是以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为主导性叙事线索。其原因在于，新时代具有了实现“中国梦”最为深厚的物质基础、最为广泛的群众支持，当前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具备实现“中国梦”的能力。在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梦”构筑了坚实的步骤，这就是从2020年至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至2035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基本实现现代化，从2035年至2049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7］在这一个历史进程中，有几个关键的环节尤为凸显新时代的显著特色。   

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当前至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情况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与挑战。当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能否顺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突破原先从单一物质性层面理解小康，建构从社会全面进步与人民全面发展的角度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理念，将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特色。这里的“全面”具有双重维度的含义：一者是小康主体的全面性，即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小康应当是惠及每一个中国人民的理想目标，建成全面小康应当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强烈的获得感；二者是小康内容的全面性，即小康状态不仅仅是单纯物质性维度，而应当包含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元内容于一体。   

二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往在谈及这一问题的时候，往往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词，尽管“国家”与“强国”只有一字之差，但从本质上是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提升。因为从理论上来看，“富起来”并不等同于“强起来”，强大更是一种综合性实力的彰显，并非仅仅体现在经济维度，而且也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党建等多元维度。并且，就经济维度而言，也非仅仅是经济数量的增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质量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基本境况的总结与超越，即落后挨打所形成的屈辱境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理矮化意识的双重超越。同时，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显著成就的充分继承基础上做出的理论表达，这是一种基于客观实践成就基础上的自信姿态的充分弘扬与集中彰显。   

三是推动新时代新矛盾的捕捉与求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的新特征出发，敏锐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趋势，并成功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与概括。新时代新矛盾论，首先将马克思主义主要矛盾学说推进到新阶段，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所没有遇到的，因为他们拘于批判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任务限制，其理论笔调更多地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分析与探索，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鲜有涉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时代主要矛盾的理论概括与表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其次，及时敏锐捕捉了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助于调整思维方法与工作方式，更好地推动现实矛盾的解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最后，新时代新矛盾论深刻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上致力于人的综合需要的及时有效满足，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从国际方面来看，新时代就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进程中，从总体上看是以凸显“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为主导性叙事线索，这是“中国道路”叙述逻辑从特殊性向普遍性转换的重要标志。以往我们在探讨“中国道路”的价值与意义时，往往将其局限于符合中国自身实际的特殊性探索，从而规制了关于其普遍性意义探讨的可能性。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主要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主张、不鼓励其他国家照搬中国的发展模式。“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8］之所以在当时不主张探讨“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普遍性意义，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总结了以往“输出革命”的深刻教训。以往在全球革命、世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人为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输出意识形态，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二是总结了过去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深刻教训。中国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面临着与教条主义作斗争，能否摆脱本本的控制、能否从中国实际出发，成为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原因。三是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不具备可供他国学习的丰富经验。一切都处于探索之中，仍未定型，经验的积累仍然不够支撑起可供他国学习与参考。   

但是，随着实践的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境界，具备了从普遍性意义上探讨“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之世界历史意义的可能性空间。其原因在于：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他国，因为中国的发展从根本上坚守了和谐共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的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19］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绝不是主动向他国输出自己的模式或意识形态，也不是强行要求他国一定要照搬中国的道路，而是强调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艰苦卓绝的探索，确立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并在此过程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为既想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多样化的参考，即在原先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所垄断的图景之外，构建了一种别样的参考与借鉴。   

第二，新时代中国实践经验的丰富性，具备了在理论上从特殊性总结为普遍性的养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自身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有的具有前所未有的理论突破性与实践开创性。例如，在社会主义如何推动经济建设的问题上，中国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现代化新路——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立足于“中国实践”基础之上的“中国经验”，其丰富程度是令人惊叹的，这些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理论上的系统化总结与凝练，可以超越其实践的特殊性，从而上升到理论上的一般性。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遇问题的复杂性，具有了从普遍性维度探讨其理论与现实效应的可能。中国在过去40年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其中许多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特殊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难题。诸如，人类对于更加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对于更加美丽生态环境的憧憬，等等。中国用较短时间走过了西方社会数百年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历程，其间所经历的问题其实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浓缩性横断面，通过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折射出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因此，中国在面对自身问题、求解自身问题之时，也是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探索与求解。   

第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成就，从根本上筑牢了探讨“中国方案”世界历史意义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五年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20］正是建立在这些深厚的历史成就基础之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才能被置于世界的“闪光灯”之下受到聚焦与关注，当代中国才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尤其是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全球治理困境不断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能够保持自身的较好发展步伐，成功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多样的参考与借鉴。也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显著成就，才从根本上筑牢了探讨“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底气与理论自信。   

概言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基于多重因素全面考量之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判断，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境遇的全面精准把握，标志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崭新阶段，构成了当前一切实践活动都必须牢牢坚持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深入推进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必须要以崭新的风貌迎接新时代、拥抱新时代，以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芳华、热血激情书写新时代。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必须进一步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必须牢牢树立深刻的忧患意识与斗争精神，以更为饱满的精神状态与自信姿态，迎接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回答好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注：   

   ①⑥⑦⑩［14］［15］［17］［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0、11、10、10、10、28—29、8页。   

   ②【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123页。   

   ④周嘉昕：《“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⑨［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261页。   

   ［11］尚庆飞：《“新的历史起点论”：党中央治国理政科学体系的历史基座》，《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3］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51—52页，转引自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53页。   

   ［16］【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胡大平、付清松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1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问题意识、特色情结与理论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路径研究”（15MLC0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