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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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江 | 数字社会转型中如何理解与化解青年焦虑

数字社会转型中如何理解与化解青年焦虑

摘要:当代社会中青年群体的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倦怠情绪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青年群体的心理特征或所处的数字环境,而是技术发展带来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变革造成的,人们对日益被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催生的竞争性内卷感到不适。当前,需要让青年群体在数字社会的背景下重新定位自己,了解自身处在一个向未来的数字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而这个转型过程带来许多稳定性关系解体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把握机遇、培养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态度,才能真正走出当代社会快速发展造成的焦虑和倦怠。

关键词:青年;焦虑倦怠;社会根源

如今的互联网上,经常可以看到青年群体中流传几个热门词汇:内卷、倦怠、焦虑、躺平、Emo……这些词之所以成为热门词汇,或许正是代表了部分青年的心态。许多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年轻人,的确感受到了之前在求学阶段所无法比拟的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下形成了激烈竞争,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内卷,一部分人面对这种压力,产生了焦虑甚至觉得自己无法坚持下去,进一步陷入倦怠。在口头上,这部分人呼唤着躺平。然而,身体上却十分实诚,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巨大的钟摆而运转。于是,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内卷和躺平,实际上是当代社会中劳动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体现的是当代年轻人劳动的社会状态,而焦虑和倦怠也成为了年轻人中存在的心理现象。因此,解释部分年轻人中存在的内卷、焦虑与倦怠,需要回到社会本身,从中找到理解这些现象的钥匙。

一、心理特征和数字环境并非当代青年焦虑和倦怠的根源

内卷、倦怠、焦虑、躺平等词汇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贴在当代青年群体上的标签,有人甚至认为这些特征是当今95后、00后(或者称为Z世代)青年不成熟的表现。对此,我们需要从社会角度认真加以分析:首先,焦虑、内卷、躺平并不是为所谓的Z世代年轻人独有的心理表现。任何年代的年轻人在刚刚步入社会进入到工作岗位时,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类似的心理状态。其次,Z世代年轻人出现焦虑,也不是中国年轻人独有的现象,在今天全球经济和政治范围下,经济发展已经演变成激烈的地域性竞争,而这种地域性竞争也必然同时表现在诸多民族国家内部,外部的竞争压力势必演变成各个国家企业和公司内部的内卷压力。最后,焦虑、内卷、Emo这些概念,在表面上是负面的,但如果能够处理得当,正确地加以引导,也可以成为帮助年轻人尽快进入到快速发展期,最终将这种压力变成动力,成为公司、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驱动力。

对当代青年群体的心理特征研究,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先入为主地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指责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出现的焦虑、内卷、倦怠等问题,简单地将原因归咎于他们心理不健全、不成熟,并将这些心理上的表现直接当成Z世代的整体人格特征。这种观念,不仅是一种偏见,也会对当代青年群体的成长形成消极的影响。至少在心理学层面,各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心理发展和健全,虽然有一定的差别,但没有根本上的不同。

如果Z世代与之前的世代所具有的区别并不在于心理成长,那么就应该从其他角度来思考造成当代青年群体内卷和倦怠的根本原因。这一代青年群体最典型的社会特征就是他们不仅处在现实社会的交流圈之中,也处在一个由电脑、手机以及各种终端设备构成的数字互联世界的社会交往之中,这是以前各个世代所不具备的特征。但是对于这个特征,许多研究者给出了负面的评价,认为当代青年过于沉溺于网络世界,不注重现实交流,面对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交流感到焦虑,甚至常常出现所谓的社交恐惧症。然而,Z世代正在以新的方式组建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也是具有正面价值的,对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并不仅仅起着负面的作用。许多Z 世代更轻松地使用网络,解决各种现实中的难题,这种能力也是他们的父母辈所不具备的。由此可见,从依赖于互联网络和数字技术来判定Z世代青年群体的特征,并认为这就是他们走向内卷和倦怠的根源,显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因此,如果仅从心理特征和成长环境来判定今天青年群体的特征,甚至认为时代本身赋予了他们焦虑、内卷、倦怠、佛系等特征,显然有些言过其实。需要在当代青年群体之外,即在全球历史大背景下,来理解出现在青年群体身上的焦虑与倦怠。

二、焦虑和倦怠的根源是对日益被技术强化的竞争性内卷的不适

严格来说,内卷并不是当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实际上,在马克思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已经出现了类似于今天内卷现象的分析。不过,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内卷一词,而是认为工人失业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后备军,对于仍然在就业的雇佣工人群体而言,巨大的产业后备军形成了竞争性的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内卷。由于工人担心变成产业后备军中的一员,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不得不低下头来,选择向资本家妥协,接受资本家不平等的契约。“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①不过,马克思所分析的产业资本主义,还有一个有利于工人的特点,即他们可以在争取工资的斗争中,有效地团结起来,共同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即便存在着产业后备军团体,也是他们作为群体与资本家和产业后备军团体的斗争。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

然而,如今西方企业与雇佣员工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社会理论家吉尔·德勒兹曾经撰写过一篇《控制社会后记》指出:“工厂使个人形成一体,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资方易于监视整体的每一成分,工会便于整体的抵抗。但是企业则不断地将不可调和的竞争作为有益的竞赛引进来,竞争这一绝妙的激励手段使个人之间对立,使个人本身分裂。”②这样,原先在规训的工厂体制下还能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在企业管理之下,变成了竞争性的关系。由于公司变成了绩效模式和竞争模式,公司变成了内卷的场所。③换言之,在现代公司体系下,员工被迫形成一个孤立的竞争个体,参与到员工之间的内卷竞争之中,员工不得不正视自己在公司中的地位和排名,重视自己的绩效。

正如德国社会理论家韩炳哲提出的“功绩社会”概念,在功绩社会的治理之下,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竞争的压力,面临着被淘汰的焦虑,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倦怠社会。韩炳哲指出,功绩社会里,在企业的绩效管理制度下,为了在与他人内卷和竞争中获胜,不让自己被淘汰,功绩主体只能不断地学习和加班,不断地创造新的价值,所以,“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④于是,在同他人的绩效竞争中,这种面对他人的竞争压力,直接变成了对自我能力的焦虑,为了得到更好的绩效,为了更好地博得更有利位置,功绩社会下的主体不得不穷尽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不断地消耗自己,而这种消耗的动力就是焦虑。

而在当代数字社会的条件下,当一般的公司和企业进一步发展成为数字平台企业时,由于数字监控和绩效算法的引入,青年个体之间的内卷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强化。原先仅仅在年终才进行绩效考核,而在算法和监控之下,绩效成为一个实时性的监控点,让每个处在监控之下的个体都感到焦虑不安。这样,个体之间的竞争,在算法化的监控之下,成为对内卷化的日常焦虑。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布德将这种在内卷竞争下的社会形式称为“焦虑社会”⑤,而焦虑社会的根源就是功绩社会下的绩效竞争和内卷体制。布德看到,在绩效管理的刺激下,焦虑变成了社会成长的动力,真正焦虑的恰恰不是那些被淘汰的人,而是那些暂时没有被淘汰的职员,因为他们时常担心自己会变成下一个被裁员的对象。因此,他们的焦虑帮助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即他们越焦虑,就需要越消耗自己;越消耗自己,让功绩体制下的个体越内卷;而越内卷也就使主体越倦怠、越疲惫。

 韩炳哲(Byung-Chul Han) 

由此可见,当代社会中部分青年群体的内卷和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倦怠和躺平,并不是青年群体自身的特征,而是在日益被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催生的绩效考核下的不适所产生的效应。用当代德国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新异化的诞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仅仅需要理解这种在智能算法绩效考核下的内卷带来的新异化的负面效应,也需要正视它存在的价值,亦即在一个日益被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加速的时代里,当代青年群体成为了第一批必须去适应这种竞争和节奏的人群,他们产生了焦虑和倦怠的心理,当然也面对着巨大的机遇。

三、当代青年群体如何走出焦虑和焦虑

在分析了导致当代青年群体发生内卷,并为之产生焦虑的社会原因之后,可以理解,所谓内卷,实际上是个体在数字社会加速发展作用下形成的不适,这种不适造成了个体只能与其他个体形成竞争性内卷关系,才能为自己保留为数不多的安全的庇护场所,而忽视了未来的劳动和工作都势必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变得更加多元化和不稳定,这就需要青年群体在数字社会的背景下重新定位自己的地位和发展,才能真正走出当代社会快速发展造成的低水平的内卷和焦虑。

未来数字社会将会越来越打破固定的雇佣关系的壁垒,将固定的长期的劳动雇佣关系,逐渐变成了在互联网上不断寻找最适当合作伙伴的关系,这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需要指出的是,部分青年群体的内卷恰恰是将自己置于传统雇佣模式的同质化空间中的竞争之中,这样的模式并没有让其意识到自己在数字社会中的独特价值。数字社会的快速发展模式,对青年的快速适应能力提出了要求,需要他们通过自己对数字社会和互联网络的熟悉和了解,在不同领域中能充分展现自己的价值。对于追求传统社会稳定性、遵循和复制以往成年人社会生活道路的青年来说,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内卷和压力,因为属于稳定性雇佣关系的地盘,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的一步步侵蚀下,不断地在缩水。一旦更多的青年选择复制这种稳定性的道路,自然没有太大的空间,他们不得不被抛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去寻求改变自己,找到适合于自己生存的道路。当然,在被抛入外包经济、零工经济、临时性雇佣关系以及精益商业模式之中的时候,也存在明显的竞争,让青年群体明显感到焦虑和不适,但是这种不适恰恰是人类从传统社会真正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社会的契机。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统企业和公司模式的衰落,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如果青年群体只能看到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生存,那么他们只能陷入无穷无尽的低水平内卷和竞争,由此感受到焦虑和倦怠。问题不在于去改变青年的心理,而是要让他们意识到,在传统的稳定性商业模式之外,实际上还存在更广阔的空间,这需要更多懂得使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设备,以及未来更熟练使用各种智能装置的人才。与传统产业相比,这些领域还有很大的缺口。也就是说,对于青年来说,不仅要看到正在失却的部分,更要看到正在生长的部分,这些部分或许才是他们大展宏图的舞台。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化,物联网、5G网络、区块链、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实际上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也为未来更多样化、更灵活化的就业提供了基础。当代青年群体走出焦虑,不仅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引导,也需要让他们拥有一双可以发现机遇的眼睛,以及培养适应于新智慧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态度,在不断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定位。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77 页。

② [法] 吉尔·德勒兹著,刘汉全译:《在哲学和艺术之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243 页。

③蓝江:《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文化艺术研究》,2021 年第4 期。

④[德] 韩炳哲著,王一力译:《倦怠社会》,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74 页。

⑤[德] 海因茨·布德著,吴宁译:《焦虑的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87 页。

作者介绍:蓝江(1977— ),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22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