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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资本“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消解资本“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程萌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3辑)》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将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理论成果概括总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前者是探析人类历史文明的一般发展规律,后者则是破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受传统学科分类体系的影响,人们通常把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资本论》视为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才最终实现剩余价值的科学结晶。这不仅将《资本论》界定成纯粹的经济学思想,贬低了剩余价值学说中实现“哲学革命”的重要地位,而且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与后期著作割裂开来,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向建构关系。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振聋发聩地作出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是消解人在资本“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①的重大论断。它是人的存在方式从自然经济领域对上帝的依附性转换成市场经济范围对物的依赖性所反映表达的时代精神,也是融会贯穿马克思全部著作并由此构成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而定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塑造引导的理论主题。对此,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恩格斯眼中“两大发现”的光辉成就是马克思基于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三大批判”的整体视域而铸造的“一整块钢铁”。“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②所以说,《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非自然永恒性及其“副本”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双重批判,真正将“历史”与“唯物主义”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对“历史之谜”和“资本之谜”的双重解答,又都共同指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探索。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②《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一、价值形式颠倒的“物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为了纠正20世纪经典教科书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推广运用的自然本体论倾向,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深入阐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够双向互释的思想实质。“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结论是,资本主义的总体和推动力不能被资产阶级科学粗糙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和肤浅的范畴所把握,即为资产阶级自己所理解。”①在此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面对的并非一般物质实体而是生产实践活动。相应地,政治经济学只是完全肯定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虚构的原始状态”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它不能科学认知物化现象在资产阶级商品社会占据的统治地位。这一理论路径准确沿袭了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革命在于变革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核心。“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②因而,《资本论》突破了亚当·斯密、李嘉图把握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经济范畴时只看到自然性“实体内容”而漠视其社会性“形式规定”的阶级界限。它就是破解“现实的人”在“现实的历史”中异化秘密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批判。

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

严格地说,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个人依附于城邦共同体或宗教共同体才能维持生存。人们把土地当作公共财产,单个人唯有作为共同体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者。所以,古典时代是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天然统一,而且是在集体劳动中再生产出自己的公社成员身份。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目的仅仅在于满足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使用价值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绝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③与这般原始低下的生产能力相一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呈现为自然血缘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以统治臣服机制为纽带的地方性政治联系。故而,自然经济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是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地主、臣子对君王等的人身依附性。正是在对狭隘人群的深层信仰从属界面,宗教被崇拜为创造个体存在意义的价值源泉,即造成人在彼岸世界的上帝“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的首要历史使命,在于依据宗教改革后“政教分离”的时代性更迭要求,用权利取代义务来重建国家的人性根基。霍布斯接受人天生是非政治甚至是非社会的动物的伊壁鸠鲁传统观点,以自然状态中自我保全的权利派生出的绝对生命确立契约社会的正当秩序基础。洛克则进一步把公民权利奠基于私有财产,将个人欲望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自由主义政治观念,旋即全然颠覆古代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优先的人性观和政治观。在这一与神圣权威相分离的新型的市民社会中,相互独立的个人机械组成的利益关系体借助最真实的人性就能自发进行公正地运作。换句话说,道德被人为抬高到自然权利之上来刻意增进公共善的封建制度,恰恰会对社会成员产生严重的伤害作用。以此,权利平等原则构成市场经济活动中按劳分配理念的政治前提。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政治经济学继承契约论者的自然法理学谱系,并以“一般劳动”作为财富和价值的本质来源。区别于过去自然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这无疑是从商品交换进程分离出来的更进步的经济决定论。它第一次抛开劳动的所有自然规定,着眼于经济关系来确定个人的现代性主体本质。也正是由于将“经济人”的利己本性作为财富积累的真实起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强调一切阶层都能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依靠自身的劳动而获得普遍的富裕。“他对于别人所需的物品,充分地予以供给;别人对于他所需的物品,也同样充分地予以供给。一般的富,这样就普及于社会一切不同的阶级了。”④这样,地主、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就简化成一种“生产费用论”的讨价还价利益关系。李嘉图虽然深刻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阶级利益对立状况,却也将其归咎为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自然规律。在他看来,无产者的贫困只不过是人类社会为实现自然和谐而不得不经历的分娩阵痛。这就是“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所说的资源稀缺性必然导致社会发展停滞的“工资铁律”。18世纪末兴起的庸俗经济学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延续“看不见的手”的观念,将生产领域直接作为单纯的物的数字集合。西尼尔、萨伊、马尔萨斯等同样囿于交换流通的视角,描述土地、劳动力、资本三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共同缔造了产品的有用性价值,实证主义地看待劳动分工各方的互惠互利。

显然,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政治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完整揭示出物的实体属性背后隐藏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的通病在于将历史形成的生产关系表述为不受时间影响的永恒公正的自然规律。这也是自然需求的物质满足而非财富的平等分配始终作为西方经济发展史关键主题的核心原因。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对此概述道:“政治经济学固有的理论结构就把既定现象的同质空间与那种把它的空间的各种现象的经济性质建立在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人本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了。”⑤即构成生产领域的全部经济现象是可以直接观察到并因而是表现为精确计量的同质事实。也就是说,它提前引入规定了政治经济学不沾染任何阶级偏见去保持客观中立性的镜子式职能样态。在此意义上,关于人的需要无本质差别的人类学教条悖谬性地陷入经验论意识形态的“总问题结构”。一方面,它是直观地将“经济事实”当作“经济范畴”的存在前提的“粗俗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它又是抽象地把“经济范畴”视为“经济事实”的思维规定的“粗俗的唯心主义”。借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哲学的贫困》中所采用的经典隐喻,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性就是把“人”变成“帽子”的线性因果论思维方式。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视域内,劳动价值论只考察价值量的意义而牺牲价值形式分析的经济科学,“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绝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⑥。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经济范畴的“形式规定”才真正是被誉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揭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而立足于人类学意义的物质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资本逻辑的历史科学区分,《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就不再是经济学“可感觉物”的范式在随后阶段的继续发展。它以“超感觉物”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神秘属性为切入点,实现了研究方法从“显微镜”到“抽象力”、研究起点从“经济人”到“社会人”、研究对象从“抽象的存在”到“现实的历史”的结构特性更换。首先,从感性具体的人口等开始只能形成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相反,从以物为中介的生产关系的理性抽象出发,才能再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组织矛盾。其次,孤立的个人并不是历史的前提而只是历史的结果。“现实的人”是受商品世界物质关系抽象统治的“偶然的个人”、“阶级的个人”。最后,一般劳动抹去了物质生产的历史性差别,论证的是现存国家制度的自然合理性。而马克思将“人体解剖”当作透视“猴体解剖”的“钥匙”,将“低等生物”看成表露“高等生物”的“征兆”。一言蔽之,《资本论》通过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形式而实现揭示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呈现出由一系列经济范畴组成的认识论、逻辑学与存在论相一致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⑦。

以商品的二重性为价值形态批判性考察的出发点,马克思揭露了劳动的二重性凸显的人的异化存在秘密。商品所有者的使用价值感性需要是通过特殊的私人劳动对象化为质上等同并可通约的社会劳动得到实现的。这种辩证转换进程,是现实的观念化和观念的现实化的二重化统一。能否出售劳动产品而获得货币的“惊险的跳跃”,决定着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自然需求是现实有效的还是纯粹观念的。于是,颠倒的物化形态的社会关系直接表现为垄断货币权力的资本家对工人劳动能力的胁迫操控。“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⑧作为缺乏购买力的特定剩余存在物,劳动者拥有的纯粹主体能力仅仅涵盖进行物质劳动的可能性。获得生存资料的独特市场机制在于劳动者将自身劳动力商品化出售给货币占有者,实现劳动的主客观条件的有机统一。在表面的流通领域,雇佣劳动关系堪称遵循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它较之封建社会中自然等级秩序的公开剥削,是一种启蒙理性复归人的主体本性的客观进步。然而,“活劳动”的使用价值在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高于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交换价值、创造的财富异化为资本“死劳动”不支付等价物便索取的“他人的财产”。

虽然政治经济学家也发现了这种剩余价值存在的社会事实,却将其混淆为工资、利润、地租等价值量的存在形式。而马克思在他们确认答案的地方洞察到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他人关系的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唯心主义问题所在。从认识论的角度,经济科学的实证主义颠倒了恩格斯所述的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历史同一关系,“是以‘超历史’或‘非历史’的观点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形成全部旧哲学的‘超历史’或‘非历史’的世界观”⑨。作为价值关系中劳动异化形式的政治抽象物,资产阶级国家“虚假共同体”继而呈现出把它的特殊利益伪装为所有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⑩。这样,古典社会表现为“人脑的产物”的宗教异化,就在商品物化世界置换成政治异化与经济异化相媾和的“人手的产物”的拜物教幻境。例如莱茵省议会遵循“下流的唯物主义”判决大自然赋予穷人拾捡枯木的习惯权利属于盗窃行为。因而,“普遍人权”只是资本赋予经济关系人格化承担者的私有财产者的一种阶级特权。无产阶级名义上拥有平等权利,实质上却类似古希腊罗马的奴隶被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⑪结果,所谓“自由”就在于工人主观选择被哪位资本家自主奴役的自然必然性,所谓“平等”就在于资本家对全部工人都无差别剥削的财产权压迫性。就此而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历史观”也就是构筑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在哲学观前提批判的真实意义上,“两大发现”的实质内容即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非正义性和政治经济学所隐含的形而上学的双重终结。

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④亚当·斯密:《国富论》(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⑤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二版),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⑨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⑩特尔·奥尔曼:《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王贵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7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二、价值形式颠倒的“物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破除价值形式颠倒的“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的意识形态幻象,必定要深入衍生它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总体环节。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态或观念形态归根到底都是在试图遮蔽资本逻辑难以克服的诸多内在矛盾。其一,剩余资本无法营利性吸收数量日益增加的剩余价值,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的价值降低乃至统统丧失。其二,劳动力短缺促使资本积累速度的停滞,进而转变成平均利润率下降的金融危机。其三,商品供过于求而违背萨伊定律,劳动者消费的价值少于他们所制造的价值。“这些矛盾会导致,灾变和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恢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①上述彼此紧密关联的灾难性危机,同时又构成资产阶级强制调整自身所有政治经济矛盾的外在契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极富洞见地指出资本以“普照光”、“吸血鬼”、“司令官”、“魔法师”等“非神圣形象”的抽象统一性,显现为社会关系高度物化颠倒的“自动的物神”。特别是,在标志着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在资本领域复活的生息形态中,它被当作本身再生产利润过程的独立起源。事实上,这是“颠倒的世界”中新一轮劳动的“剩余物”再次在世界历史舞台更高强度地确保资本主义霸权的全球性统治。

(一)“普照光”:资本积累与机器排挤的过剩人口

当生产方式由工场手工业历史性地过渡到更高级的机器大工业新阶段,人的异化存在愈发显露为其劳动能力总括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互分离直至处于对立的矛盾状态。各种自动化技术取代简单工具代之以共同协作的工厂组织形式,人类的技能不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占据生产分工活动的主体支配地位。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组成的发达机器呈现出克服劳动者器官局限性限制的去身体化趋势。一方面,它是替代工人“身外”之“双手”的“机械怪物”。凭借风力、水力等强大自然力的推动调节,蒸汽机作为工业化机械装置的动力源泉逐步摆脱了人的肌肉充当工具运转条件时的力度、速度不足。另一方面,它是替代工人“身内”之“头脑”的“能工巧匠”。泰罗主义的标准化管理将传统垄断性手艺掌控的熟练劳动还原为流水线上每一道工序都易于替换的简单劳动。与其相应,人们被自然科学赋予一定的平等自由的同时,广泛控制着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企图设计渗透到劳动者心理构造的奴役策略。这样,不止工厂内部,整个社会被布局成双重规训被统治阶级肉体与灵魂的“存储器”。像恩格斯称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医生、教师、作家等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也是只能沦落到接受剥削命运的雇佣劳动者。

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的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引起的生产力进步,大大减少了对劳动力大军的有效需求。这就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作岗位之外的“过剩人口”的情况。他们本是与商业社会贫困积累同步出现的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但又反过来以特有的产业后备军规律成为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稳定再生产的杠杆。原因在于对均衡适应现代工业特有的活跃、繁忙、危机乃至停滞等周期性变换阶段而言,人口自然繁衍所提供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代际限制,它需要有一些随时从属于剩余价值实现要求的人身材料充当“蓄水池”和“排水渠”。“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②此类“剩余物”和直接参加机器资本化应用生产进程的现役劳动军同属“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③的无产阶级。不过产业后备军的规训性存在能够变成资本家强迫产业工人从事永不停息的过度劳动的压榨手段。在这样的场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根深蒂固的阶级对抗,最终就伪装瓦解为工人阶级内部异常激烈的同质化就业竞争。

(二)“吸血鬼”:资本增殖与时间管控的赤裸生命

机械钟表的物理时间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精确计量劳动者工资的价值尺度。因而,资本吸纳活劳动的价值增殖过程总是力求最大限度地节约物质生产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它所释放的自由时间表现为统治者窃取他人财富的非劳动时间,拓展了不劳动阶级从事科学、艺术和政治等生命创造性活动的高级能力发展领域。而无产阶级则被大众媒介填充伪欲望结构引导的符号消费视觉图景,陷入景观影像叠映编织成的虚假休闲世界。可见,榨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占有目的迫使劳动者在应当自主支配的剩余时间内也替资本家从事价值分配交换的剩余劳动。为此,马克思指责阶层划分渗透到生命内部的专制控制,使工人不自主地退却为丧失阶级意识的畸形愚昧奴隶。“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④在他看来,工作日的正常限度是由商品交换规律承认的权利平等的劳动力买卖双方所拥有的斗争力量决定的。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出售者尽管有权要求劳动时间限制在符合生理和道德的双重界限内,却没有足够的“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同资本家相抗衡。

所以,无论是法国里昂工人武装起义、英国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还是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运动,都毫无例外地遭到资产阶级的暴力血腥镇压。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国家制定颁布的缩短工人劳动时间长度的保护法案,既是资产阶级饰演共产主义运动“革命遗嘱执行人”的倒逼产物,又是权利假象消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斗争意志的“无产者的巴士底狱”。借鉴尤尔在《工厂哲学》中对立法纪律规训工人认知结构的控诉,马克思指明工厂法实则寓示着自由生命被管控钳制的异化程度愈发隐秘加深了。“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⑤在生产工艺学的量化管理下,改善无产阶级生存处境的法治自由直接服务于评估经济效益的成本核算。为了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劳动强度由过剩人口囊括的未成年儿童、妇女、老人和成年男性劳动力一并承担增强。“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⑥舍勒将此归纳为功利主义价值序列中有用价值对生命价值的挤兑颠覆,以至于全部人群都被置于暴死威胁的风险位置。 

(三)“司令官”:资本流通与空间修复的地理景观

城市化和全球化不均衡的空间地理景观,为资本周期性流通循环进程建构了跨越地域阻碍的“时空紧缩”修复机制。地区市场保护的垄断特权、社会基础设施履行功能的领土性等本来是强化劳动力剥削率的宏观建成环境,却因其特定的地理格局分配僵化成价值形式的空间壁垒。这可能导致某个地方的多数固定资本陷入严重贬值的萧条风险。出于对所在工业实体释放出“创造性破坏”的移动引擎力量,资本家往往力图加快商品周转速度来巧妙转化解决剩余价值的滞涨难题。“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⑦长期来看,商业社会生产交换体系越全面发展,构成产业迁移的高利润世界市场新空间也就越宽广。某一生产—消费高度集中的市场饱和区域,能够卓有成效地被世界另一地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投资扩张所结构性消解。因此,资本主义的总体经济困境可以持续通过各个区域之间互相补偿的振荡范式改变成微小的局部危机。

真正说来,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和劳动在地理格局上的机动差异性,是在全面重塑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对外贸易扩张的殖民体系。《共产党宣言》成功预见到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彼此交错所造成的城市与乡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东方与西方的对抗冲突结果。“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⑧这意味着,镶嵌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运动的周期完成,高度依赖在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模型以外的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活动。剩余人口、剩余资本的缓解程度则决定于这些非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⑨将自身协调整合到资本权力主导的全球化生产链条的能力。在这里,问题不再是通过向某个国家倾销出口自己的工业制品来外在摆脱价值丧失的政治经济危机。它的症结之处是要在新的地区以新的社会关系为根基来强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支配性地位。简言之,资本在国家领土边界之间的自由流动蔓延,意味着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充满了异质性张力的暴力斗争。

(四)“魔法师”:资本收入与阶级关系的再生产

帝国列强瓜分世界领土的政治图谋,同工业社会发展到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密切相关。积聚越来越大货币权力的银行资本家满足了产业资本寻求垄断优势来控制交易价格的业务倾向。以前攫取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商业资本、工业资本等实体形态,现在被统一归置到金融寡头共同领导的以卡特尔为主要组织形式的联合同盟。资本增殖自此消除个别资本家的自由竞争,无须仰赖他者而神秘化为自身生产和流通的固有属性。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的财富分配形式就简化凸显为个体层面的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关节点在于资产阶级吞并土地所有者,地产转化为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统计欧美各国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事实数据,最后研判劳动收入造成的社会群体间的财富差距是温和不平等。与其相异,“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⑩。超级经理人将其资本收入再次投入到股票、金融证券和房地产等专用资金项目,所得到的投资回报率明显超过与劳动者工资直接关联的经济增长率。同比19世纪,这种世袭食利者社会的崛起正达到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新历史高度。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实质在于过去已经积累的财富对现在与未来的活劳动主体能力的吞噬。也就是说,劳动者的高比例剩余本性,不只是维持资本自身稳定生产和再生产运作的重要因素,而且再造出整个资产阶级集体统治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再生产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 ⑪更确切地看,财产权业已从物质匮乏的“社会问题”升级为“价值”制造“剩余”的“政治问题”。二战后改善所有人一般生活水平的福利社会的勃兴,使被马克思寄予历史厚望的无产阶级趋于分化为绝对人数大幅缩减的半失业者或永久失业者。有鉴于此,雷蒙·阿隆的《阶级斗争》提出西方产业结构调整消除了工人身份认同的阶级枢纽。这即为高兹在《告别工人阶级》中称作的资本同一性逻辑宰制的“非工人的非阶级”。他们对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已经变得像拉克劳、墨菲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所述的毫无革命价值。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⑥同上书,第306页。

⑦同上书,第38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⑩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30页。

⑪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三、政治经济学作为“道德的科学”的正义困境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转向”可知,交换价值的同一性结构最终落脚于观念领域的形而上学控制论逻辑。因为尽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面临后现代理论家们的激进解构,劳动者存在方式的剩余本性却始终积聚着内在颠覆资本统治权的内在力量。于是,意识生产的实体化形式就成为压制无产阶级溢出自身的现实可能性。例如作为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理论表征,政治经济学把善之可能的古典伦理学问题推进到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何以满足人的物质享受的应得正义视域。需求被功利主义地化约为市场经济中维持肉体组织的生活资料的稀缺性表达。可以说,这是以普遍人权为坚实支点来有力反驳自然目的论的道德规范,也是以“颠倒的意识”狭隘异化“人的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而《资本论》通过“人类解放”的理想旨趣标识出并非自然欲望的膨胀而是私有财产制度导致对个人自由的桎梏。它以超越“规则伦理”的“制度伦理”的卓越见识,一针见血地提出扬弃物的关系必须审查并变革商品社会的对抗性劳动条件。由此,立足人性判断所面临的“善优先于权利”还是“权利优先于善”的道德抉择二元困境在重建所有制的生产正义中得以真正瓦解。

审视西方主流的应得正义发展史,分配的标准从“德性”让位于“劳动”是构建市民社会公平秩序的伦理要义。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探究国家政体的新政治科学语境中,城邦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道德共同体。个人对城邦的公共事业作出的贡献称作美德,并被界定为分配不同政治地位的公正标准。但困难在于德性的衡量圭臬会随着政治体制的差异而发生改变。如民主制、寡头制、贵族制等主张的最佳标准分别对应于公民身份、财富多少和道德优越。分配正义内涵转变的现代关键在于不再考虑根据品质如何去分配物品。自亚当·斯密开始,每个人的理性本质就决定了他应该得到经济利益的满足①。这种摆脱匮乏生活的权利要求背后,商品经济主导的劳动才是唯一与工作报酬有关的美德的价值假设。它可表达为马克斯·韦伯扼要廓清的在摆脱宗教先知的祛魅时代,拒绝贪图享乐的世俗纵欲主义,孜孜不倦通过责任伦理创造财富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道德上真正要拒斥的,是在财产上的安然歇息,是财富的享受及随之而来的怠惰与肉欲尤其是背弃‘神圣’生活的追求。”②这样,政治经济学作为“勤劳的科学”的主要宗旨就是自我克制人的一切多余需要的“禁欲的科学”。

《道德情操论》提出人们对物质资料的有限需求可通过大自然丰沛供给的生活必需品来有效解决。虚荣地博得他人的赞赏才是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中自私自利的最终目的。依其所见,对财富的道德追求就成为“经济人”实现其精神满足的心理学规范原则。亚当·斯密强调不同社会成员把自己合宜性地放在无偏见的旁观者地位,方能设身处地使别人对待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当事人看待自身的原始激情相协调一致。同理,在对正义和仁慈两种美德的区分比较中,他坚持认为私人慈善是不能出于立法来强制约束的道德义务。仅仅缺乏它并不会引起招致惩罚的真正罪恶。因而,贫困者没有无条件享有富人善良意志救济的完全权利。在此,正义的合法性范围在于强化保护财产所有权的绝对安全机制。作为一种不伤害对方利益的“消极的美德”,这种交换正义是以底线伦理的自爱意识构筑起支撑人类社会大厦的紧要基石。“一个仅仅不去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的人,确实只具有一丁点实际优点。然而,他却履行了特别称为正义的全部法规。”③可以看到,同情天性使个人成为我们首先关心重视的公正对象。扩展至商业社会领域,竞争性市场经济保障劳动者的充足给养,并首次使得富裕伸张到不同阶层的国家结构成为可能。概言之,在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粉饰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个人自由买卖的权利原则就完全象征着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

“贱民”作为黑格尔指认的家庭解体后市民社会存在的固有顽疾,“没有能力感受和享受更广泛的自由,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利益”④,却构成对其他阶级的双重“不法”。第一,他们在失去宗族的天然庇护后,丧失自力更生的正义感情,产生对富人、社会和政府内心反抗的主观情绪。第二,他们坚持濒临生存险境时偷窃他人的所有物并不算暴行,而是对更高的生命权利的无限肯定。鉴于财产是自由的最初定在,这种自尊沦丧的人格异化本质就在于个体相信自己拥有的是任性的意志。所以,穷人要抗争的不只是物质匮乏的自然不幸,还应有市民生活中“非人”的疏离情感。这样,团体救助、提供就业和海外扩张等外在性解决方案,或者与公共事务的普遍性原则不一致,或者受困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进程。对于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困境而言,国家理念重建需求系统丧失的整体和谐,展现着绝对精神的创制原则在现代共同体的伦理理想中的实现。

表面来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植根于客观经济事实的唯物史观分析,似乎与任何道德预设的先验立场都毫无关涉。然而,《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正义批判并未停留于纯粹的经济领域。它在更深远的实践根源层面是剖析亚当·斯密、黑格尔等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承诺的道德政治的伪善本质。“公民社会最重要的财产权的合法性与一般权利原则所要求的公民自由的兼容性、权利与义务的相互性不能兼容。”⑤作为反对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革命斗争运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实际上只是维护拥有财产的市民社会成员的私人利益。国家的正义性则局限于把当前社会形态看作无须进一步论证的自然前提。因此,在这种虚假的分配正义观中,超出上述理性设计的共产主义倾向,在其理论旨趣上被视为非科学的幻想,在其实际活动上被称作对正常社会进步的病态般干扰。同样停留于希望由政治权威来缓和劳资矛盾,拉萨尔派、李嘉图派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开历史倒车”地将分配正义算成绝对的道德价值。可见,不触动社会制度的道德规范修缮依然拘泥于资产阶级特定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代表“人的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在彻底改变压榨性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完全超越从属于它的空洞道德说教。这即恩格斯深刻阐明的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时代性跨越,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两大发现”为理论硬核的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体系。

变革世界历史走向的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结构涵盖人性解放、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等多重转换维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构想脱胎于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仍然保留依据权利原则、贡献原则等分配正义标准进行社会商品分配的资产阶级秩序。如前所述,当然这正确呈现出受各国特定的总体性条件制约的难以取消的发展历程。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运动转型则将递进到生产正义主导的“人的自我实现”需要。“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最高层面的价值,它实现了由‘物权’向‘人权’、由‘物本’向‘人本’的转换。”⑥它在重构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剔除了使用价值的感性需求对劳动者的隐秘操纵,从而达到了个人的社会性劳动对外在对象世界可感物的共同性占有。“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⑦在这种确证人的“自由个性”本质力量的类生活中,以物的存在逻辑为核心的“必然王国”升华为表征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的“自由王国”。因此,自由劳动者在扬弃资本家盗取他人财富的异化现实同时,构建了双重完成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人类社会“希望空间”。

综上所述,《资本论》集中体现马克思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以“现实的历史”取代“抽象的存在”观照资本活动造成的人类普遍异化状态,并揭示了不同于以往哲学家“解释世界”而寻求“改变世界”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光辉征程。这既是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融为一体构筑的“工人阶级的圣经”的理论自觉,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追求对野蛮而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病理学诊断”的学术使命。“马克思没有把伦理学限定为一种单纯基于物质商品的经济分配的社会正义理论,而是把它当作对生产领域的分配和组织以及对一切人类社会关系的整体的必要考量。”⑧由其可见,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并非简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批判政治经济学,而在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牢牢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唯此,方能高度澄清西方激进思潮中自由民主制度标志着“历史的终结”的末世论信仰的片面性,从而更有效地开启共产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伟大统一。

作者简介:程萌(1993—),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①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吴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②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③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1页。

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8页。

⑤张盾:《“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⑥李佃来:《马克思正义思想的三重意蕴》,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⑧乔治·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