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作者：佩里·安德森

译者：吴双

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引言

本书的目的是对葛兰西《狱中札记》中的hegemony概念进行语文学分析。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来自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关于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封建统治的革命中的角色和地位问题的辩论：无产阶级到底应该承认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还是应该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葛兰西的过人之处在于，将诞生于俄国语境中的hegemony概念转而用于分析西欧议会制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策略。葛兰西的分析有两对关键概念：国家与市民社会，同意与强制。

第一章：改动（节选）

因为葛兰西的话语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概念，它与这些文本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那个概念当然就是hegemony。应该记住 ，这个词出现在第三段中，作为一种取代了早期时代“运动战”战略的 “阵地战”战略。这种运动战被视为等同于马克思1848年的 “不断革命”。在第二个文本中，这种等同再次出现,但这里指涉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托洛茨基。现在“阵地战”被归因于列宁，等同于统一战线思想。于是有了一个闭环：

市民霸权= 阵地战= 统一战线

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是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或市民霸权到底是什么意思。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那些祖系比较熟悉的术语。“国家”和 “市民社会”的概念分别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没什么特别的问题。无论它们的用法如何多样，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构成了左翼共同政治用语的一部分。Hegemony一词则不像这样流行。事实上，葛兰西《狱中札记》中的hegemony概念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完全新造的词——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发明。经常有人提出，在葛兰西之前的作家的零星词组中也许能找到这个词，但作为一个理论单位的概念是他的创造。

没什么比这种广泛的错觉更能揭示葛兰西的遗产缺乏学术研究了。事实上，hegemony概念在葛兰西采用它之前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一点对理解 hegemony 概念后来在葛兰西作品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Gegemoniya (hegemony)一词是19世纪90年代晚期至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核心的政治口号之一，它所编码的思想首先出现在1883-1884年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他敦促俄国工人阶级需要对沙皇政府进行政治斗争，而不能仅仅对其雇主进行经济斗争。在他1884年创立工人解放组织的纲领中，他主张俄国资产阶级仍然太弱，无法在反对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斗争中采取主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不得不肩负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普列汉诺夫在这些文本中使用了模糊的术语“支配”(domination / gospodstvo)来表示政治权力本身，并继续假设无产阶级将支持资产阶级进行革命，而后者最终必然会成为领导阶级。到1889年，他的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政治自由”现在将“要么由工人阶级赢得，要么根本无法赢得”——但同时不会挑战资本在俄国的最终统治。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的同事阿克雪里罗德(Axelrod)走得更远。在1898年的两本重要的小册子中，他与经济主义(Economism)论战时宣称，俄国工人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在反对绝对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独立的领导作用”，因为“所有其他阶级在政治上的无能”赋子了“无产阶级核心且突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该系统地表现为一般民主的领导小分队。”阿克雪里罗德仍然在赋予无产阶级“独立”和“领导”角色之间摇摆不定，并夸大了士绅(genty)在一场他重申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反对沙皇制度的重要性。然而，他对俄国工人阶级“全民族革命意义”的愈发强调，很快就催化出理论上的质变。因为自此以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首要地位将被毫不含糊地宣布出来。

在1901年写给司徒卢威(Struve)的信中，阿克雪里罗德划清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界限，提出了一个公理：“凭借我们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俄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在反对绝对主义的斗争中获得领导权(hegemony / gegcmoniya)”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刻接受了这个概念。同年，马尔托夫(Martov)在一篇论战文章中写道：“‘批评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争夺政治领导权的第一个篇章。”同时，列宁在写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开门见山提到“著名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并呼吁创办一份政治报纸，作为准备俄国工人阶级的“真正领导权”唯一有效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902年的《怎么办？》中，以全新的视野和雄辩的修辞，发展了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率先强调的工人阶级采取“全民族”的政治方针，为社会全体被压迫阶级和群体的解放而斗争的使命。这个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和波特列索夫(Potresov)事先审阅并批准的文本，结尾正好是迫切呼吁创办革命报纸《火星报》(Iskra)。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共同的政治遗产。双方决裂以后，波特列索夫在《火星报》上写了一篇长文，谴责列宁对领导权思想的“原始”解释，即《怎么办？》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为工人阶级组织“特别辅助小分队”的著名呼吁。波特列索夫抱怨列宁针对的社会阶级范围太广，同时他设想的无产阶级与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类型又太专横——对这些阶级进行不可能的“同化”(assimilation)，而不是与他们结成同盟。工人阶级赢得领导权的正确策略将是外部导向的，不是针对异见士绅或学生等不可能争取的群体，而是针对民主自由主义者，并且要尊重，而不能否定他们在组织上的自主权。列宁则很快指责孟什维克放弃了领导权概念，因为他们默认了俄国资本(Russian capital)在反对沙皇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在1905年革命中呼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正是为了给他仍然信守的传统战略提供一个政府形式。

革命失败以后，列宁在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强烈谴责孟什维克放弃了领导权公理，他一再重申领导权对俄国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政治上必不可少的。他写道，“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尚未完成，革命的危机仍然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任务确定无疑。作为当代社会唯一始终如一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必须在全体人民争取全面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在所有劳动和被剥削的人民同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成为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在自觉意识到并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上才是革命的。”孟什维克作家们声称，自1905年以来，沙皇制度已经实现了从封建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无产阶级领导权已经过时，因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已经结束。列宁雷霆般地回应：“向工人们宣扬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一个阶级政党’，意味着将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自由主义者；意味着宣扬社会民主的劳工政策应该被自由主义劳工政策取代。放弃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最粗陋的改良主义形式。”

也正是在这些论战中，列宁反复对比无产阶级政治中的“领导权”阶段与“行会”(guild)或“社团主义”(corporatist) 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阶级，一旦放弃或不能领悟领导权观念，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各种行会的总和……只有具备领导权思想的自觉意识与付诸实践的行动，行会(tsekhi)才能整体转变成一个阶级。”

可见，领导权一词是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工人运动辩论中最广泛使用和为人熟知的概念之一。十月革命之后，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却逐渐被搁置不用了——理由很充分。领导权概念因理论化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角色而诞生，又因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失效。众所周知，资本主义范围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情景从未实现。托洛茨基从不相信列宁1905年纲领的条理性或可行性，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相反预测在1917年迅速得到证实，后来他在《俄国革命史》中写道：“流行和官方认可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利用农民起义，在它的支持下，将自己的历史任务——即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上日程。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专政存在鲜明的区别，与之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自1905年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就一直接受这些思想的教育。”托洛茨基无从知晓的是，无产阶级“领导权”与“专政”之间的“尖锐对比”会在另一个时代，在一种变化了的语境下重新出现。

当时，在十月的余波中，领导权这个词在苏联内部不再具有多少现实性。然而，它在共产国际的外部文件中幸存了下来。在第三国际的前两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通过了一系列提纲，首次将俄国对领导权口号的使用国际化。无产阶级的职责是在自己的苏维埃体制内，对其他被剥削群体行使领导权，他们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阶级盟友；那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将逐步提升半无产阶级和贫农”。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在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领导劳苦大众，而将自己局限于自己的特殊经济目标，就会陷人社团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不局限于狭隘的社团主义框架，并且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表现形式和领域中作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人民的向导时，才能成为革命阶级……如果工业无产阶级局限于自己特殊的社团利益和改善自已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处境——有时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处境就无法完成自己将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世界一历史使命。”在1922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领导权一词似乎第一次扩展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资产阶级诱使无产阶级在其阶级实践中接受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区分，从而成功地将无产阶级的角色限制在社团主义范围内。“资产阶级总是试图将政治与经济区分开，因为它非常清楚，如果它成功地将工人阶级保持在社团主义的框架内，就不会出现任何严重威胁资产阶级领导权/霸权的危险。”

领导权/霸权概念从俄国传播到身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剧场中的葛兰西的过程，有相当大的把握可以在共产国际的这些连续文件中找到。战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辩论在十月革命后存人档案；尽管葛兰西1922-1923年在莫斯科度过了一年并学习了俄语，但他极不可能直接知悉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或列宁辩论领导权/霸权的文本。另一方面，他自然熟知当时共产国际的决议：他实际上是第四次世界大会本身的参与者。其影响可以从《狱中札记》中看出来：葛兰西对领导权/霸权概念的论述直接来自第三国际的定义。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葛兰西的文本本身。在整个《狱中札记》中，“hegemony”一词在许多不同的语境中反复出现。然而毫无疑问，葛兰西是从这个概念的某些不变的内涵出发的，而这些内涵是他从共产国际的传统中引申出来的。首先，在葛兰西的著作中，这个词指无产阶级与其他被剥削群体，尤其是农民，在共同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的阶级联盟。考虑到新经济政策的经验，他更加强调无产阶级需要对盟友作出“让步”和“牺牲”，以赢得对他们的领导权，从而将“社团主义”(corporatism)概念的范围从单纯局限于行会视野或经济斗争，扩展到一切形式的孤立于其他被剥削群众的工运中心主义ouvrierist)。“领导权的前提是要考虑被领导群体的利益和倾向并且应该形成某种妥协的平衡——换言之，领导群体应该作出某种经济-社团性质的牺牲。但毫无疑问，领导权虽然是伦理-政治的，也必须是经济的，必须基于领导群体在决定性的核心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葛兰西比1917年之前的任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更雄辩地强调了无产阶级对同盟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包含文化优势(cultural ascendancy)。“先前萌发的意识形态变成了‘政党’，开始冲突和对抗，直到只有其中一方或者至少一个组合开始占据上风，并在全社会进行自我宣传。因此，它不仅实现了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合一，而且实现了思想和道德的统一，提出了所有需要在普遍层面上而不是在社团层面上开展斗争的问题。由此，它创造了一个根本社会群体对一系列从属群体的领导权。”

在沿着同一理论方向的进一步发展中，葛兰西将无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共同敌人使用必要的暴力与在这些阶级内部进行妥协并列。托洛茨基敏锐地回想起，这样一来，葛兰西实际上重申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之间的传统对立。“如果两支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击败第三支力量，那么诉诸武力和强制（即便假设这些手段都是可用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假设。唯一切实可行的是妥协。武力可以用来对付敌人，但不能用来对付自己想要迅速同化，又需要他们的'友善’和热忧的自己人。”葛兰西这里说的“联合”，在他的文本中获得了比布尔什维克话语中更响亮的变调:在新经济政策期间逐渐流行开来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smychka)或“结合”(yoking)的机械形象，变成了《札记》中一个“新历史集团”的有机融合。由此，在同一段中，葛兰西提到了“吸收”同盟社会力量的必要性，以便“创建一个新的、同质的、没有内部矛盾的政治一经济的历史集团”。这个公式升高了的音调契合葛兰西对领导权的用法中散发出的新颖的文化和道德感召力。

到目前为止，《狱中札记》反复诉诸领导权/霸权一词尚未明显偏离俄国革命的准则。然而，监狱写作的形式却不知不觉地转换了概念在整体语境中的意义和功能。因为葛兰西呈现他的思想的典型媒介是政治社会学的普遍公理协议，带有“漂浮”的指称对象(referents)——有时阶级或体制或时代会暗示具体的指称对象，但也经常含糊不清地唤起几种可能的范例。这个程序对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很陌生，但对葛兰西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他需要麻痹审查员的警惕。不过，这样做的结果是焦点的持续不确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往往会同时作为同一段落的假设主题而交替出现——事实上，无论何时，只要葛兰西抽象地说“主导阶级”(dominant class)，就会如此。葛兰西经常被迫戴上概括(generalisation)的面具，对他的思想有重大影响：因为它引出了一个未经检验的前提，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各自的革命以及随后建立的国家中的结构地位在历史上是相同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看到这种默示类比的风险。眼下，重要的是注意到，葛兰西许多狱中文本特有的“去情境”(desituated)话语模式是如何容许在不知不觉间过渡到一种比俄国所想象的广泛得多的领导权/霸权理论，由此在葛兰西的作品中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领域。

实际上，葛兰西将霸权/领导权概念从最初的用法扩展到反对封建秩序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阶级视角，扩展到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机制。我们会回想起，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有一个这样的先例。然而，这里讨论的段落既简短又孤立：它没有引发任何更详细的关于资本影响力的论述。相比之下，葛兰西现在运用霸权/领导权概念对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进行差异分析(differential analysis)。这是一个新的和决定性的步骤。从一种用法到另一种用法的过渡，是通过一套原则上适用于两者之中任意一个的通用准则来沟通的，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相当正式的关于历史上权力性质的命题。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葛兰西把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作为他研究这一新理论范围的起点。他认为在所有政治行动中都必须采取“双重视角”，他写道，在“根本层面”上，这两种视角对应于“马基雅维利的半人马兽的双重性质——一半动物，一半人类”。对葛兰西来说，这些根本层面就是“武力与同意、支配与霸权/领导权、暴力与文明”。这里的言说领域显然是普遍的,效仿马基雅维利本人的方式，明确提出了一组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的对立命题：

“支配”(domination)一词是“霸权/领导权”(hegemony的反题，在别处文本中，它与“指导”(direction)形成另一组对立命题。在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文本中，葛兰西写道：“一个社会群体的主宰(supremacy)有两种形式：‘支配’与‘思想和道德上的指导’。一个社会群体对敌对群体实行支配，倾向于‘清除’或者用武力压服，而对亲密和同盟群体则实行指导。”这里，用稍有新意的术语清楚地重申了俄国人“专政”与“霸权/领导权”的经典区分。然而，这段话的关键意义在于，它讲的毫无疑问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因为它的主题是意大利统一运动中温和派的角色以及他们对行动党的优胜地位。换言之，葛兰西已经将霸权/领导权概念的指针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研究，尽管依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语境下（这个概念在俄国的原初框架）。这段话后面将“指导”与“霸权/领导权”融合起来。在同时期写的一封信中，葛兰西直接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当时他评论说“克罗齐只强调历史一政治活动中那个在政治上被称为'霸权/领导权’的时刻，即同意、文化指导的时刻，以区别于武力、拘束、国家一立法或警察干预的时刻”。

同时，葛兰西在作品中着力强调霸权/领导权思想的强大的文化意义，加上他将其应用于传统的统治阶级，提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葛兰西认为，后者的经典功能之一是作为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系统的组织代理人(organizing agents)，促成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霸权。在葛兰西看来克罗齐本人就代表了一个“行使霸权的伟大知识分子，这种霸权预设了从属阶级的某种合作或者自愿和积极的同意”。

葛兰西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他的思想独有的。“支配”和“指导/霸权”这两种功能在哪里被行使？特别是，“霸权”行使的场所(site)是什么？葛兰西的第一个也是最坚定的答案是，霸权（指导）属于市民社会，而强制（支配）属于国家。“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层次——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为‘私人’的全部有机体的集合，另一个可以称为‘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次，一方面对应于统治群体在整个社会中行使的‘霸权’功能，另一方面对应于通过国家和‘合法’政府(juridical govermment)行使的‘直接支配’或命令。”在俄国的辩论中，没有这种理论化的先例。原因很明显。葛兰西现在无疑更关注正统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星座(constellation)。对市民社会的“私人”制度的暗示——不适合于一切工人阶级行使集体权力的社会形态——表明了他在这里思考的真正对象。在当时的一封信中，葛兰西在论及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作为两种阶级权力模式各自行使的场所(sites)时，更直接地提到了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对比：“政治社会（或专政，或强制机器，以确保人民群众服从给定时刻的生产和经济类型）”与“市民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通过所谓的私人组织，比如教堂、工会、学校等等，对整个国家社会行使的霸权）”相对照。这里，将教会和学校列为市民社会私人社团中的霸权工具，毫无疑问表明这一概念应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果，产生了这些明确的对立命题：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葛兰西并没有连贯一致地使用国家与市民社会这对反义词。在他的著作中，这两个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经历了不同的变异。“霸权”一词同样如此。上面引用的文本与葛兰西谈到霸权的其他文本形成了对比，在那里霸权不是作为“同意”的一极与“强制”的另一极形成对比，而是作为同意与强制的综合。因此，在一篇关于法国政治史的札记中，他评论说：“在目前经典的议会制政体领域，权的常规用法的特点是武力与同意的结合，形成了可变的均衡，武力永远不会过分压倒同意。”这里在主题上进一步凸显出葛兰西将霸权概念重新定位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内部的资产阶级权力结构。这个概念现在与西方特有的议会民主现象直接相关。在霸权的功能从同意向同意一强制转变的同时，它本身的地形位置也发生了重新定位。在另一段话中，葛兰西将自由国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说成“政治权的机关”。这里霸权牢固地坐落于国家内部，而不再局限于市民社会。与“市民霸权”相比，“政治霸权”的微妙措辞凸显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残余对立，众所周知，这是葛兰西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命题的变体之一。换言之，权在这里不是位于两者之一，而是同时位于两者之中。

这个版本无法与前面那些在《札记》中占主导地位的叙述调和一致。在第一个版本中，葛兰西将霸权与政治社会或国家对立，而在第二个版本中，国家本身成为霸权的装置。在另一个版本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区分完全消失了：同意和强制都与国家同延(co-extensive)。葛兰西写道：“国家（在其完整意义上）是专政+霸权。”霸权概念的内涵和位置的振荡放大了那一对原始词语本身的振荡。因此，在葛兰西在监狱里组装的高深莫测的马赛克拼图中，“国家”“市民社会”“政治社会”“霸权”“支配”或“指导”等词语都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滑动(slippage)。我们现在将试图表明，这种滑动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