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那么，我们就能够区分出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来所经历过的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根据这个时代的具体的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是要这样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843年前后，与观念历史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相对应。它结束于1848年的革命——对应于《共产党宣言》。第二阶段开始于1848年6月战斗中巴黎无产阶级被血腥镇压和由此发生的“在一个疯狂的工业活动、道德沦丧和政治反动时期中”所有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解放的美梦破灭，就像马克思在他的《1864年的开幕词》中机智地描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不涉及整个工人阶级的社会历史，而只关注与无产阶级的一般阶级历史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发展。因此，如果忽略一切不太重要的分界线（第一国际的建立和失败、巴黎公社的插曲、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斗争、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工会、第二国际的建立）的话，我们可以说第二个阶段大体上延续到上个世纪之末。第三个阶段从本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并延续到一个还不能确定的未来。

按这种方式来安排，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就呈现出下面的图景：在整个后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它的第一次出现自然在实质上没有变化，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它没有全然保持不变。尽管有所有这些对哲学的否定，但是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却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在这一阶段，毫无疑问，任何把这一整体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要素划分为知识的各个分支的作法，甚至在每一个分支的具体特征被把握时，都是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当然，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都继续构成了“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活的统一体。这一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和富有青春活力的形式的最好例子，显然就是《共产党宣言》¹。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原初形式不可能在整个19世纪的下半叶（这在实际上是相当不革命的）的漫长时期保持不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整个人类的论述，对于工人阶级也必然是正确的。他在那里指出，人类是那么缓慢地和彼此对抗地向着它自身的解放发展：“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一名言不为这样的事实所影响，即消灭现存关系的问题，可以在先前的时代被阐述。给予理论以一种在历史的客观运动之外独立存在的权利，显然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作法，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的作法；它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作法。辩证的概念依据这一运动毫无例外地把握每一个形式；由此必然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在它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当马克思在1864年起草那个《开幕词》和《第一国际章程》时，他完全意识到了“重新觉醒的运动要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²。这一点不仅对于讲话，而且对于这一运动的理论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来说当然也是正确的。因此，在1867年-1894年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晚期著作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的表达，这一表达在许多方面比之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直接的革命共产主义，或者《哲学的贫困》、《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那些内容，是不相同的，是更为发展了的。然而，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特征实质上仍然没有变化。因为在后期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较后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我们可以使用马克思自己的一种表达说，它的自然联系的脐带已经断了。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决不会产生代替整体的大量的各个独立要素。这仅仅是体系的组成部分的另一种结合开始以更大的科学精确性发展起来，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它的创立者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体系自身从未消溶在各个知识分支的总和之中，尽管它的成果的实际的和外在的应用暗示着这样的结论。例如，许多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解释者和一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的历史材料和经济理论材料之间作出区分；但是，他们以此证明的全部东西是，他们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正方法。因为这一区别对于它来说是不存在的，这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本质的标志；它的确是一个对于历史的理论把握。而且，理论和实践不可割断的相互联系，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都是潜在的——然而是存在的，潜在于每一决定性的章节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地喷发出来。人们只须想一下著名的第二十四章第七节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³。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说，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全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这方面的充分的证据是一位作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叙述；这位作者在最适当的意义上是第二国际一位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1909年10月，鲁道夫·希法亭出版了他的《金融资本》。这部著作企图“把这些现象嵌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来“科学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最近发展的经济方面。他在导言中写道：“在这里我们只须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政治研究本身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因果联系。对支配商品生产的社会的规律的认识，立刻显示了这个社会的各阶级意志的作用。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的政治学——描述因果联系的政治学——的任务，是发现这些阶级意志的决定作用。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回事，是绝对错误的，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共同这样做。那种在逻辑上只被当作一种科学体系并因而脱离其历史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一般概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把它应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的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来临是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发展着的倾向的结果。但是，洞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包括洞悉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决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并且也没有实际行动的含义。承认必然性是一回事情，而为这必然性做出贡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完全可能，一个人可以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然而他却决心反对它。由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对社会运动规律的洞悉，使任何掌握这一规律的人都占有优势。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对者无疑是那些从它的经验中最得益的人。”在希法亭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在逻辑上是“科学的、客观的和自由的科学，并没有价值判断”。他毫不感到困难地解释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人们常常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并因此而不辞“劳苦”地去研究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与根据“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反抗”而为社会主义斗争是一致的。“既然它在其他方面毫不畏缩地坚持每门科学提出的要求——其结论的客观的和普遍的有效性，那么，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立面。”⁴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史观，最后在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变成了某种非辩证的东西。对一种倾向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专门化了的理论考察的启发式原则。对另一种倾向来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流动的方法论冻结成了一些关于不同的社会领域里的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的理论公式——换言之，它变成了某种最好称之为一般系统社会学的东西。前一流派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仅仅当作一个康德意义上的“反思判断的主观基础”⁵，而后者则教条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学说首先是一个经济学体系，甚至是一个地理学和生物学的体系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它遭受了由它的追随者们带来的所有这些歪曲以及一系列其他不太重要的扭曲。这些歪曲或扭曲可以用一个包容一切的公式概括起来：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来说，不再必然发展为革命的实践⁷；它们同样地能够发展为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这些企图基本上仍保持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之内，并且在实际的实践中，通常也确实如此。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的扭曲——歪曲成为纯粹的理论批判，不再会导致实际的革命行动，或者仅仅只是偶然地导致——如果把《共产党宣言》甚或由马克思起草的1864年的《第一国际章程》与中欧和西欧的各社会主义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比较一下，就非常清楚了。众所周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的《哥达纲领》（1875年）和《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中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所提出的全面的改良主义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了何等严厉的指责。这些文件没有包含哪怕一点真正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⁸。的确，到上个世纪末，这种情况导致了修正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最终，在20世纪初，将至的风暴的第一个迹象预报了一个冲突和革命斗争的新时期的来临，并由此而导致了我们在今天仍然卷入其中的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危机。

鲁道夫·希法亭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一旦理解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衰变为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社会的理论批判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的相应变化的必然表现，那么，这两个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整个意识形态和物质发展的必然阶段。修正主义表现为企图以一贯的理论形式表达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工会的经济斗争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斗争获得的改良主义特征。这个时期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纯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理论家们由于传统的重压而企图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保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这种理论是全然抽象的和没有实际结果的——它仅仅企图拒绝新的改良主义理论，在这种新理论中，历史运动的真正特征被表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新的革命时期中，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可避免地最无能力处理诸如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缘故。修正主义者们至少拥有“劳动人民”对国家的关系的理论，尽管这理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很久以来已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改良代替了要用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粉碎和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革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满足于拒绝这种违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关于过渡时期问题的解决办法。然而，尽管他们正统地迷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字句，他们也不能保持它的原初的革命性。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自身已经不可避免地不再是一个社会革命的理论。经过了一个漫长时期，当马克思主义缓慢地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时，它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实际的革命任务要去完成。因此，革命的问题甚至在理论上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论是正统的还是修正主义的），已经不再作为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存在了。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已完全消逝了。甚至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问题也全然失去了《宣言》的作者面对它们时的那种直接性，而退却到了遥远的和最终相当模糊的未来⁹。在这个时期，人们变得习惯于当即追逐修正主义可以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策略性的东西。在党的代表大会正式谴责以后，这种修正主义最后还是被工会同样正式地接受。在本世纪之初，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把社会革命的问题作为一个在所有它的生死攸关的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和世俗的问题提到了议程上。随后，纯粹理论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第二国际中正式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型式——完全地分化瓦解了。这当然是其内部长期衰败的必然结果¹⁰。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在许多国家看到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开始，这首先是由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代表的，并经常由其主要代表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改造和发展，已经在回到原初的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纯学说的特殊意识形态的借口下实现了。但是，理解这一借口和被它隐藏起来的那个过程的真正特征的原因并不困难。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的列宁这些理论家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里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是要把它从第二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的禁闭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他们因此适应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的革命阶段的实践需要。因为这些传统“像梦魇一样”压在那些在客观上其革命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再与这些进化学说相适应的劳动群众的头上¹¹。第三国际中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显复兴，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在新的革命时期，不仅工人运动自身，而且还有表达它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都必须采取一个明确的革命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实际上已被人忘记了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大部分又获得了新生的缘故。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列宁这个俄国革命的领袖能在十月之前几个月里写了一本书，说明他的目标“首先是恢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事变本身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提到了议程之上。当列宁从理论上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时，这便早早地预示着，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有意识地重建¹²。

注释

1.但是，较晚一些的著作，如《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历史上看也属于这一阶段。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7页。这段话对于具体地解释《开幕词》是极为重要的，但当考茨基在他的《通信集》（第4-5页）的1922年版序言中引证这封信的大部分时却别有用心地省略了这一段。这样降低了1864年的《开幕词》的调子之后，他就能够（见同书第11页以下）使它显示出与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激烈风格的对立，与“第三国际的非法代理人”的对立。

3.在《资本论》第八章“工作日”的末尾，有这一方面别的极好例子：“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6页）。另见马克思重讲这个论题的那些著名章节（《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编）。在《资本论》中，有如此多的类似的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以致没有必要提出像他就巴黎公社起义对第一国际总委员的讲演这些后期的直接关于革命的著作（《法兰西内战》1871年）。

4.在1914年或1918年以前，一个无产阶级的读者或许会认为，希法亭和那些说了这些话并宣称他们的著作有着客观的和普遍的有效性（即独立于任何阶级基础）的其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出于实践上和策略上的考虑而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后来的实践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像保罗·伦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例子表明，这种“科学的知识”可以很完美地被用来反对社会主义。与此相联系，人们还可以提及这里作了批判的希法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所作的区别，这一区别是西姆克霍维奇——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评家——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伦敦，1913年）中做出的最荒谬的结论。仅仅由于这个理由，这本书也是有独创性和令人感兴趣的；M·鲁比诺夫在《从现代统计学看马克思的预言》一文中对此作了广泛的评论（见格律恩堡《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第6卷，第129-156页）。

5.参见《判断力批判》（巴纳德1914年英译本，第75节，第309-310页），在同一段中，康德把这个准则描述为“研究自然的指导线索”。类似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那段展开了他的唯物史观的话称作进一步研究的“指导线索”，是从他的哲学和科学的考察中派生出来的。人们可以断言，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一个指南，同样，马克思也提到他的唯物主义原则仅仅是研究社会的指南，人们也可以当作进一步的例子来引证马克思为了免受批评家们对自己的攻击而做的全部说明；这些批评家们断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包含有先验的因素或者抽象的、超历史的和受历史哲学影响的理论（参看《资本论》德文版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24页，以及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著名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然而，为什么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当作纯粹的启发性原则是不适当的，这一点在我的早先的著作《唯物史观的基础》（柏林，1922年）中已经说清楚了（特别地参见第16页及其后诸页和两个附录）。

6.特别地参看我的《基础》一书的序言和对路德维希·沃尔特曼的批判（第18页及其后诸页）。有一些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实践上属于革命的共产主义，但他们几乎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同“一般社会学”等同起来。参见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1969年平装本）第13-14页，K·威特福格尔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1922年）第50页。

7.参见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15页），在那里，马克思说，对现代国家的批判，对与之相关联的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所有先前的德国政治的和法律的充分的批判，应当进入一种“原则高度的”实践，即进入革命，但不是“部分的、纯粹政治的革命”，而是一个由无产阶级执行的不仅解放政治的人，而且也解放作为整个社会的人的革命。

8.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哥达纲领》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33页）和恩格斯的《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5-280页）。

9.参照考茨基在《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第172页）中抨击伯恩斯坦的段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63页）中对此作了批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10.参见收入考茨基的最后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它的纲领》（1922年。英译者注：1926年以《劳动革命》的标题出了英文版）中的关于马克思专政理论的“改变”：“马克思在他著名的批判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文章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最近这几年我们有了一些经验，使我们现在能够改变这段关于我们需要的那种政府的论述，我们说：在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和纯粹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过渡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通常将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劳动革命》第33-34页。）

1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以下。

12.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关系，最清楚地表明在他于1917年11月30日在彼得格勒写的《国家与革命》“初版跋”的几句话中：“本书的第二分册（关于《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许要拖延很久才能写出，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