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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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逆溯法”:从列斐伏尔到萨特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3辑)》

作者简介:陈硕,南京大学哲学博士,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方法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应当被看成理解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体系,还是被看成一种革命的科学方法论?这一问题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马克思曾经宣称要用几个印张专门讲一讲辩证法,却并未完成,只留下一些零散的论述供后人沉吟玩味。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对辩证法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他将辩证法提炼为三大规律,且认为辩证法也适用于自然界,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认同,而苏东教科书体系中对辩证法僵化教条的解释更是不被接受。这就为后来的思想家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留下了空间。卢卡奇基于对表现为实证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的物化意识的批判,做出了“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②的著名论断,这里的方法指的是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法,当然也是一种“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革命辩证法”“主体—客体辩证法”。这种总体性的辩证法尽管在纠偏第二国际历史决定论倾向方面具有重要贡献,但其在论证方式上过于“德国哲学”化,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摆脱黑格尔主义的窠臼。卢卡奇之后,以列斐伏尔、萨特、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法国思想家也开启了关于辩证方法的讨论,特别是由列斐伏尔开创、萨特进一步发挥的“逆溯—前进法”或“前进—逆溯法”,成为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尽管运用的领域不同、构建的进路不同,但列斐伏尔和萨特提出这一新方法的目标都是对作为正统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某种“修正”,试图使其同时摆脱决定论、教条主义以及实证主义的影响,进而在宏观和微观两种尺度和视域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对社会历史的“具体”“总体”把握。即便在今天,这一方法也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列斐伏尔的逆溯—前进法

列斐伏尔是通过对康庞山谷等地的乡村社会学研究才发现这一方法的。在1949年一篇叫作《管窥乡村社会学》的文章中,列斐伏尔第一次阐述了逆溯—前进的方法。在1953年的文章《乡村社会学展望》中,列斐伏尔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概括。在乡村社会学研究以及之后的都市与空间研究中,列斐伏尔都经常使用这一方法,比如其经典巨著《空间的生产》就在逆溯和前进的辩证运动中探讨了社会空间的历史形式,当下资本主义抽象空间与此前诸种社会空间形式共生的状态,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新空间的可能。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使用这一方法,列斐伏尔才在历史性与空间性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发现连续性和差异性,并且证明历史的时间是如何在经验现实中与空间相互关联的。换言之,这种方法说明了随着历史时间的转变,空间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由此为后来城市空间哲学的历史分析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③

在乡村研究中,列斐伏尔发现,现代乡村社会中依然保存着封建乃至更远古时期的一些残余,而在落后、不发达国家的许多乡村也能看到一些现代化的因素。比如在列斐伏尔重点研究的比利牛斯山区,既有“laya”这一使用锄头的最古老的耕作方法,以及集体持有和使用牧场的旧农业共同体残存,也有现代合作社和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这一现象使列斐伏尔意识到乡村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他在《乡村社会学展望》中提出,这里包含着一种“横向的复杂性”和“纵向的复杂性”。所谓“横向的复杂性”指的是,在同一时期的同一个社会结构中,同时蕴含着多种多样的、相互冲突且又共存的生产方式、财产形式、习俗传统等。因此,在对乡村进行社会学研究时,可以对“技术、技术与人类社会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农业生产力和人口流动”等等各种因素进行共时性的研究。所谓“纵向的复杂性”指的是,这些共存的要素并非单纯的并列关系,而是有着不同的历史起源和深度。显然,这一历史性的维度并非可有可无,对于理解乡村社会的现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两种复杂性——一种我们称之为水平的,另一种我们称之为垂直的,但也可以称为历史的——相互交织、交叉和互动;因此,只有合理的方法才能理清这一团混乱的面孔。”④换句话说,单纯的历史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都不足以反映事情的全貌、内在关系及结构,只有同时厘清横向的复杂性和纵向的复杂性,才能准确定位特定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历史时空里的“坐标”及其可能演化的方向。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乡村世界遗存着较多的古老因素,且包含着更大的历史与社会因素的张力,迫使列斐伏尔必须找到一种“合理的方法”来理解乡村的社会现实及其结构。这才有了列斐伏尔的逆溯—前进法。在《乡村社会学展望》一文的最后,列斐伏尔简要地描述了这一方法的三个环节:首先是“描述的”环节,通过小心使用采访、问卷调查、统计学等方法开展实地田野调查,用经验和一般的理论框架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其次是“分析—回溯的”环节,主要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分析整理,并且将各种事实和要素从时间上确定下来;第三步是“历史—起源的”环节,通过研究社会结构内部或外部的进一步发展或者对整体结构的从属,来研究以前各结构的变化,试图在总体结构的框架内对具体的构型和结构达成一个遗传学或者说发生学的分类,其最终目标是重新发现现在、解释现在。⑤

Henri Lefebvre

显然,列斐伏尔的方法受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直接影响。首先,列斐伏尔坚守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或者说辩证方法建基于社会生活现实及其运行逻辑之上的基本原理。尽管现实、方法和对现实的认知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相互关系,但根据唯物史观,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正是社会现实的发生逻辑决定了研究它的方法论逻辑。因此,无论逆溯—前进法多么复杂精巧,这一方法的关键属性却来源自乡村社会现实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其机理本身。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本身就同时发生在时间与空间中,就同时处于一种空间性的结构关系和历史性的继承关系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因素和历史性因素不断地在时空中实现当下化和在地化,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历史现实,社会结构也因此发生着量或质的变化。正因此,列斐伏尔才主张,对乡村社会的研究需要在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之间进行辩证的运动。其次,如前所述,列斐伏尔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个核心要素,即结构性和历史性的辩证统一。在强调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列斐伏尔主张起源问题以及历史过程是无法回避的,否则无法理解乡村的现实。当下的统一性中始终包含着历史因素,只是这种历史因素不是历史传统的直接继承,而是在不断再生产着的社会现实中得到重构的历史传统因素。尽管这种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只能是回溯性的,但这种回溯却是不得不采取的做法。列斐伏尔反对尼采痛斥过的那种虚假的连贯的谱系,强调“断裂”对于社会现实生成与变化的重要意义,也反对马克思批判过的历史编纂学或目的论式的历史主义,更接近于马克思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当然列氏这里人体和猴体的关系是双向的,归根结底服务于对现实(“人体”)的理解,这也符合马克思方法论的本意。最后,政治经济学方法在列斐伏尔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比如,在对康庞山谷的乡村社会学研究中,列斐伏尔具体地研究了地理环境、土地及其租金收入、财产形式、习俗法律、社会结构等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与历史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在对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围绕财产关系的争夺与演变始终居于中心位置。在1956发表的《地租理论与乡村社会学》中,列斐伏尔直陈,理解乡村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实质的关键就是地租问题或者说土地收入的分配问题。

当然,也要看到列斐伏尔方法论和马克思的区别及其发展。整体而言,马克思的研究更侧重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与整体研究,而列斐伏尔对乡村以及后来都市的社会学研究则更加地“具体”。但整体而言,两者的目标都是达及对一个特定社会历史现实的“当下”的最本质、最深度、最动态的理解。

萨特的前进—逆溯法

承接着卢卡奇对资产阶级实证主义以及第二国际教条主义决定论的批判精神,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晚年萨特从其独特的实践辩证法出发对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其结果就是作为其皇皇巨著《辩证理性批判》前言的《方法问题》。⑥在该文中,他盛赞列斐伏尔的《乡村社会学的展望》一文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无可责难的方法,足以把社会学和历史包举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透视之中”⑦。借鉴并颠倒列斐伏尔的“逆溯—前进法”,萨特给他的方法论取名“前进—逆溯法”。前进—逆溯法既是《辩证理性批判》全书理论逻辑建构的方法论工具,也是他理解社会历史的方法进路,代表了他在结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方法论思考的最高峰。

晚年萨特的一个基本认知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不存在任何超出于个体和群体实践之外的自主的超有机体,即便是再强大的支配实践、反实践的物化力量,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也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所引发或建构的。这种基于个体和群体的现实实践活动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实践辩证法,也是一种人学辩证法,构成了前进—逆溯法的理论基础。在萨特看来,实践本身就是具有前进和逆溯特征的双向运动。我们知道,萨特所理解的实践是一种目的性的谋划(pro-jet,该概念具有实存主义的来源),这一谋划正是人类的能动与创造性所在。借助于谋划,主体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主体与它内在地否定或总体化了的客观性发生关联,将自己谋划的内在性外化为一种被客观化了的主观性,而此前的客观性则借助于主体的实践活动,演变为一种包含了主观性的新的客观实在。因此,计划、主观、实践等等就作为客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中介性环节而存在。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谋划表现为依照某个面向未来的目标而对过去及当下处境的总体把握,从而确定出主体的行动计划。由此,实践本身的前进和逆溯性质得以表现出来。实践的前进性表现为它在行动中始终朝向某个未来的预期结果,朝向某种可能性。实践的逆溯性则表现为在行动中总是包含着对过去的物质性条件的回溯。正是实践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前进—逆溯法是我们理解社会历史的重要方法论。

萨特之所以强调前进—逆溯双向运动的辩证方法,主要还是针对当时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法是前进的,即主要是从对社会历史总体结构的理解出发去看待微观具体的事件。但是马克思以前进的方法为主有其合理性,那是因为他的“前进式”研究是以本人对当时的具体社会现实进行过长期的分析研究为基础的。萨特还以马克思关于1848年革命的研究为例,证明逆溯路径的研究方法对马克思来说同样重要,尤其在那个科学的总体还没有被抽象出来之前,逆溯性的分析更为关键。而当代那些“偷懒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假思索地继续运用马克思的前进方法,恰恰是成问题的了,他们将马克思基于19世纪社会历史的理解当成固定的教条和无须批判性对待的前提,然后用前进的方法来证明一切事情的发生都符合马克思所发现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是真实的经验和事件被忽视甚至残害,而那个过去的真理则不断僵化、不断背叛乃至强暴时代现实。

在综合并改造克尔凯郭尔、黑格尔思想以及吸收借鉴马克思、列斐伏尔方法论的基础上,萨特提出自己的前进—逆溯法:“指导调查研究的原则就是要探索综合性的全局,那么,每一个事实,一经确定以后,就被当作一个总体的部分而加以审查和判断;人们就是要依据这个事实,通过对它不足之处和‘意义之外’的意义的研究,然后用假设的名义来确定总体性的;而每一事实在这种总体性的内部,将重新找到自己的真理。”⑨对辩证的思维而言,应当“根据所考察的事实的独特性而阐明种种最深刻的结构,以便能够根据基本结构而回头规定这个独特性。这里有着双重的运动”⑩。也就是说,一方面从事实的独特性出发去加深对社会总体结构的理解,另一方面从得到的社会结构总体出发,去重新规定个别的事实,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双向运动中,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历史的各个层次,从而得到更加血肉丰满的关于历史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萨特强调的总体绝不能被理解为某种单一的矛盾,既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将总体理解为绝对观念的自我外化和实现,也不能像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那样将一切历史现象还原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将一切人与人的关系还原为阶级斗争。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在认识上陷入抽象的总体性之中呢?从本体论上说,萨特认为社会历史是一种基于个体、群体、集合体等不同实践主体在实践中推动生成的、交互性的、现实的总体化运动过程,而不是抽象的同一性总体的自我展开。从方法论上说,萨特主张一方面有必要在总体的视域下对社会历史的每一个具体层次加以研究⑪,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对具体的微观研究去理解和把捉活生生的历史总体(化)进程。这样就可以避免对事物或现实的抽象式的总体理解。以萨特高度重视的关于个体生存的研究为例,在其独特方法论指导下得出的结论是:“对一个个体的生命而言,他的‘真理’是他所属阶级的历史的真理和他日常生活的具体真理的复杂的统一。”⑫

Jean-Paul Sartre

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过程中,萨特还强调在微观的个体生活与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存在着中介层次,这些中介层次复杂多样、具有差别性,而且真实地对微观的个体世界和宏观的社会历史施加影响。萨特说道:“必须在不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上找到各种的中介因素,只有这些因素才能够产生个别的具体、生活、实在的和有时间性的斗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矛盾为根据的人物。”“辩证唯物主义不可能再长时间缺少一种有特殊意义的中介因素,只有这种因素才能使它从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进到个别的个人的某些特征。”⑬可以说,中介因素是辩证理性能够从一般、抽象的总体规定进入个别的个人特征以及从微观具体的世界回溯到社会历史总体规定的必要环节。为此,萨特着重提出了两个中介层次,一是家庭,二是社会团体。在萨特看来,社会历史存在是拥有众多层次的,仅仅看到社会历史总体,那是教条主义还原论;仅仅看到一个个分离的个体,那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社会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存在,从个体到家庭到群体到阶级到整个社会关系之间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但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可以相互还原。社会历史存在的这一特点决定了逆溯分析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工作:它要求我们对个体的微观生存、更为广泛的家庭和团体、社会历史的总体等不同层次的特殊存在作考察,要求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存在层次之间进行穿梭和辩证理解,从而逐步推断出社会历史的总体关系和结构。

正如萨特总结的那样:“我们把存在主义的研究方法规定为一种逆溯—前进和分析—综合的方法;同时这也是在对象(它包含着作为有许多层的意义的整个时代)和时代(它在其总汇中包含着对象)之间的不断丰富的‘一往一来’。事实上,当对象的深刻性和特殊性一被重新发现之后,它不再是处于总汇之外(如同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把对象归并到历史之中以前所做的那样),它直接进入与总汇的矛盾:总而言之,时代和对象的死板的并列就立刻被一种生动的矛盾所代替了。”⑭这段萨特本人的论述可以说是对前进—逆溯法最为精妙的总结。

简要的评论

整体而言“逆溯—前进法”抑或“前进—逆溯法”是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教条主义方法论的一次“拨乱反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些“升级改造”。在方法论层面上,这一方法强调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优先性,强调人的日常生活、现实生存、社会事实本身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强调理论与实践、总体与具体、结构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前进—逆溯法对于教条主义、实证主义、客观主义乃至结构主义都有重要的纠偏作用。特别是对于结构主义的纠偏作用这一点,值得详加研究。不妨以阿尔都塞的结构辩证法为例。尽管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结构性或共时性维度,或者说在揭示社会结构的辩证运动方面,以及在防止辩证法滑向人本主义方面,阿尔都塞有其非常深刻的一面和殊为独特的贡献。但是,必须看到结构方法本身亦有其界限,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大大贬低乃至全然消除主体和历史的因素,进而很容易滑向一种纯然的、甚至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同谋的客观主义。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杰姆逊(Fredric R. Jameson)对萨特的前进—逆溯法曾有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萨特在方法论问题上主要剑指当代“唯心论的伪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从三个层面矫正弊病。首先,强调存在——人的真实的生活和经验、社会以及阶级存在的真实过程,要先于思想和概念。其次,反对一种先验的永恒,认为现实历史中的个人或群体总是“面临着重合和时差,面临着同一时刻大量不同时间组合的共处”,应当把这一问题纳入对历史的理解之中。最后,要用动态的实践和创造逻辑代替伪马克思主义那里“观念和人类生存”之间的“纯逻辑关系”。⑮不得不承认,杰姆逊的这一评论放在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者身上也颇为适用。

更重要的,前进—逆溯法对于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应当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列斐伏尔和萨特的语境中,他们主要批评的对象有二:一是讲给那些社会学家或者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师们听的,他们“物化意识”严重,缺乏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往往停留在经验研究和数字研究上;二是讲给教条主义或者说“偷懒”的马克思主义听的,他们忘记了现实的经验和具体的实践。扪心自问,今天有许多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往往理论过多而实证研究太少,缺乏对中国本土现实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具体了解,因此,要么很容易成为西方学者和观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乃至于会用西方理论来肢解中国实践,陷入后殖民主义陷阱而不自知。要么因其无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真正有力的阐释而成为官方话语的简单复述者。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深入到社会历史的具体现实和问题中去。以列斐伏尔所关心的空间和城市研究为例,当今中国正走在史无前例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正在进行着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城乡协调发展实践(包括城市群建设、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开展研究的最为宝贵的资源。对此,我们有理由感到振奋。因此,我们更多地不应该是去批判社会学或者城乡规划的学者,而是要在主动开展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恢复马克思重视具体问题和实践调查研究的真精神,积极与相关学科领域主动寻求“理论”特别是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们联合起来,在前进和逆溯的双向互动中,真正将研究立足于中国大地,真正搞清楚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前进。

注释:

①本文系东南大学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一般项目《空间视野下的当代西方生命政治理论研究》(项目号2242019S30037)的阶段性成果。

②[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页。

③鲁宝:《从乡村历史社会学到都市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实践经验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视野转换》,载《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④Lefebvre,H. ,Key Writings,edited by Elizabeth Lebas and Stuart Elden,New York:Continuum Collection,2003. pp. 112—113.

⑤Lefebvre,H. ,Key Writings,edited by Elizabeth Lebas and Stuart Elden,New York:Continuum Collection,2003. pp. 117.

⑥萨特的学生兼好友高兹就认为:“《辩证理性批判》的目的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塑造出一种方法,确定这种方法适用的范围。”参见[法]高兹《萨特与马克思》,载《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文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32页。

⑦[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方法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注释第6页。

⑧同上书,第82—83页。

⑨同上书,第22页。

⑩同上书,第38页。

⑪萨特对传记式的研究情有独钟,先后运用其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方法以及此处所发展出来的前进—逆溯法研究了波德莱尔、热奈、自己的童年和福楼拜,并留下了《波德莱尔》《让·热奈》《词语》《福楼拜研究》等一系列作品。

⑫Catalano,A Commentary on Jean-Paul Sartre's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Volume 1,Theory of Practical Ensembl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 52.

⑬[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方法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3、46页。

⑭同上书,第109—110页。

⑮[美]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