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马克思遗稿的最初继承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

一、恩格斯编纂并出版《资本论》第二卷

马克思指定恩格斯来完成其未竟之作《资本论》。我们从马克思生前与恩格斯的往来书信中，可知马克思曾详细告知《资本论》的内容及进展情况，并征求恩格斯的意见。而恩格斯曾于19世纪40年代撰写过《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Krtuk der Nationalokonome，1844）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Dre Lage der arbetenden Klassem England，1845），这些文章使马克思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而恩格斯当时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统资本家和思想家。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按照马克思的意图来完成《资本论》，恩格斯是最合适的人选。另外，马克思将自己的《资本论》托付给恩格斯，请他在手稿基础上完成这一巨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马克思的“象形文字（Heroglyphe）使人十分费解，而恩格斯正是能不费力地阅读其笔迹的极少数人之一。

实际上，马克思的手稿以潦草闻名，为了保证书写时的速度，常常简化和缩写，有时让恩格斯也觉得难以辨认。

目前绝对必须把《资本论》最后几卷的手稿誊写清楚。并加工成可以付印的稿子。这两件事，在所有健在的人中间只有我能胜任。如果我没有完成这些工作就去世的话，那就没有其他人能够辨认这些手稿，这些手稿连马克思本人也往往在事后认不出来，大概只有他的夫人和我才能够辨认。

就这样，恩格斯把按照马克思的遗志来完成《资本论》一事，作为只有他才能履行的使命，并表现出很强的自信心。他开始着手完成这项使命，是在马克思逝世的一年之后。他之所以没法立刻就开始《资本论》第二卷的撰写，正如前文所述，是因为马克思逝世后，其书房的整理工作花了一年的时间；同时，国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因马克思的逝世而留下空白，这些空白也必须由恩格斯来填补。马克思生前，他把第一小提琴手的位置交给了马克思，而满足于当第二小提琴手；但现在，他不得不面临着演奏第一小提琴的局面。再加上他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lre，des Prvutergentums und desStaats）（1884）需要完稿，还要把重新修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1872-1873）的研究成果和《资本论》法文版的成果汇集起来，以编辑和出版第三版。这些使恩格斯无暇抽身，同时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第二卷的编纂工作不得不往后推延。

由此推测，因为这些原因，恩格斯编纂《资本论》第二卷实际上是从1884年5月底或6月初开始的。首先，恩格斯在编纂上的第一个步骤是将马克思的遗稿整理成可以进行操作的状态，即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部有关“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手稿中，选择出需要的内容，另用纸誊写，以便操作，制成编辑用稿。而有关《资本论）第二部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马克思“几次拿起这项工作，但每次都因为生病而没有定稿”。因此，这些手稿“除了完全写好的部分外，其他的还很粗糙，全是草稿（Broullon），大约只有两章例外。引文没有条理，随便记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日后选用而搜集起来的。而且那种字迹只有我才能认得出来，但也很费劲”。因此，要制作成编辑稿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然而，完成《资本论》的续刊工作不仅是出于恩格斯自身的使命感，还出于客观上的紧迫需要，因此他不得不在健康所允许的范围内抓紧工作。按照医生的建议，除了个别的情况外，用边晒太阳边看书的方式来代替伏案工作是被允许的，于是恩格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从6月中旬开始，雇了艾森·加尔滕（Oscar Eisengarten）为助手，以口授笔录的方式开始工作。但因复活节后每天坐在桌前工作8~10个小时，所以旧病复发，医生又令其不得伏案工作。因此，这一口授笔录的方式就变成了每天，上午10点到傍晚5点的“急行军”——恩格斯躺在沙发上口授马克思的手稿，艾森加尔滕用笔记录。

《资本论》手稿

6月底，恩格斯让艾森加尔滕誊写马克思1878年的手稿，加快了第二卷的编纂速度。对艾森加尔滕，恩格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艾森加尔滕是一个开朗、勤奋的人，而且肯干。”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资本论）第二卷的编辑稿终于于1885年1月初完成，较恩格斯屡次提及的“年底”要稍晚些。用于印刷的最后定稿于2月下旬交出版社，从而使编辑第三卷成为可能，

正如前文所述，有关马克思《资本论》各卷的构成，在撰写于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已明确列出。据序言所示，第一卷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一部），第二卷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部）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部），第三卷为“理论史（第四部）。但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与迈斯纳出版社（Verlag von Otto Meissner）签订继续出版《资本论》的合同时，可能对出版计划作了改动：将第二部资本的流通过程”作为第二卷第一分册，将第三部总过程的各种形式和第四部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第二卷第二分册。恩格斯制定的各卷结构似乎并不是基于对当初原稿状态的周密探讨，这从他1884年12月底写给友人左尔格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具体说明了各部分的分量，有些文句暗示了新的分卷结构。

《资本论》第二部（约有六百印刷页）将在1月付印。[……]在我做究几项其他紧急工作之后，就该搞第三部了。这里有两个完整的锔辑稿，还有一卷方程式表，看来总共有六七百页。

最后，第四部，“剩余价值理论”，用1859-1861年最旧的手稿。这部稿子弄成什么样子，目前还很难说。只有把其余一切都搞完，才能着手进行。这是一部大约有一千页四开纸的写得密，密麻麻的稿子。

因此，将《资本论》第二部（Buch）作为第二卷（Band）、第三部作为第三卷的计划，在此时已渐渐形成；至于第四部，因马克思已另作一卷（第三卷），故恩格斯也将之作为单独一卷（Band），即第四卷。

二、《资本论》第三卷与恩格斯的晚年

《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是在1885年底，但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编纂工作，似乎从1885年2月底就已开始。4月间，他告诉倍倍尔（AugustBebel），《资本论》第三卷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并高度赞扬第三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卓越的出色的著作。他指出：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

然而，尽管《资本论》第三卷有着理论上的卓越性与革命性，但与第二卷相比，该手稿的完成度很低，只相当于草稿阶段。也就是说，该手稿“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Nebenpunkte），句子也由于是按照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的，就越长，越复杂”。对于该手稿的编辑过程，恩格斯叙述如下：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个易读的抄本；这个手稿的原文，甚至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这件事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抄完以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持初稿的性质。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删，因为在那些地方，像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说法阐明同一问题。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四角括号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F.E.]。我加的脚注有时没有括号；但是，凡是注的末尾有我的姓名的缩写的地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

如上所述，虽然《资本论》第二卷的编纂工作只用了数月便告完成，但第三卷却从一开始就显得颇为不易。《资本论）第三卷的编纂看来不是几个月的事情，而是要若干年后才可能完成。

还有一个原因使得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编纂工作一再延迟，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著作以及他们两人的合著陆续有新版推出，或翻译成他国文字，这使得恩格斯常常要撰写新的序言。而且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成果必须要跟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因此他积极地接受了写序的请求，并积极地利用这一机会，联系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工人阶级政党的课题。也就是说，恩格斯的理论工作是与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的。

尤其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各国的工人政党发展起来，想要成立国际联盟。恩格斯认为，这一国际联合组织的核心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非“机会主义者，并领导成立第二国际。创办于1889年7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Der Internationale Sozialstische ArbeiterkongreB）就是其成果。为此他甚至推迟了对《资本论》第三卷的编纂工作。

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尽管第二国际的创立是一项巨大的政治成果，但是，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的想法，却始终沉重地占据在恩格斯的脑海中。第三卷不同于第二卷，也许编辑工作终难完成，这一不安感不断向他袭来。他的眼病虽未恶化，却为痼疾，医生令其每天的伏案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而且即将来临的两个月又是寒冬昏暗的雾季，这使他更加焦急。

更何况，他的学术事业并不止于眼前对《资本论》第三卷的编纂与出版，还包括相当于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他还构思着不久的将来——即便是在他离世以后——也能把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集继续出版下去。考虑到，上述客观情况和自己的健康条件，他不得不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这时他想到的就是从社会民主党的年轻党员中，物色有学术能力的同志，将其培养为思想上的同路人。拿《资本论》第二卷来说，他雇用了艾森加尔滕作为记录人，让他把自己的口授记录下来。而此时他需要的不单单是记录人了，而是在他故去后也能继续该项工作的思想上的同路人。于是他在18888年底，指定了居住在伦敦的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和身在维也纳的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作为继续这一事业的同路人。

伯恩斯坦（左）和考茨基（右）

三、《资本论》第四卷及马克思“象形文字辨认法的传授

恩格斯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昵称分别为“爱德（Ede）和“拜伦（Bar-on），两人超群的能力之前就为恩格斯所称道。1885年，当议会里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之间出现指导思想上的分歧时，恩格斯就向倍倍尔提出，要确保党内的思想轴心——苏黎世的印刷所和出版社、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机关刊物《新时代》的编辑权。这是因为，就算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发挥其效力的时期，如若能掌握这些机构，就能与德国国内的党保持联系。而爱德和拜伦，正是这三个机构中《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的编辑人。恩格斯指出：“他们两人都是很正派和有用的人。爱德在理论上思路开阔，而且敏锐机智。他就是缺乏自信心。[……]考茨基在几个大学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学过，但他正在竭力设法把它们忘掉。他们两人都经得住坦率的批评，正确领会最主要的东西，值得信赖。和那种黏在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文人相比，这两个人倒是真珠子，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年）

因此，恩格斯决定把他们两人当做《资本论》编纂工作的同路人，并打算把这一计划告知他们。1888年春，从瑞士流亡至伦敦，并住在恩格斯家附近的伯恩施坦从恩格斯那里得知了这一计划，非常高兴。恩格斯还就他的计划与爱琳娜作了商议，征得了她的同意。1889年1月，他又写信将这一计划告知考茨基。而伯恩施坦因要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时间紧迫，所以恩格斯向相对较为空闲的考茨基提议：根据1861-1863年的手稿，开始《资本论》第四部，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和誊抄工作；如果让其妻子路易·莎帮忙作口授笔录的话，那么750页底稿的解读与誊抄则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这项工作完成后，可支付100英镑的报酬。

为了解读马克思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于1889年底开始了他们的学习。之所以拖得这么晚，不仅是因为恩格斯自己工作繁忙，也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个人情况有关。当时，伯恩施坦正忙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该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10月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称）的流亡机关刊物，发行于伦敦；考茨基则与妻子路易莎（Louise Kautsky）因婚姻破裂而陷人离婚诉讼。

考茨基和妻子路易莎

虽然考茨基的离婚单纯是一桩个人事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为晚年的恩格斯非常关心，因为这桩事情关涉到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的去向问题。

早在1885年2月至1888年6月，考茨基与妻子路易莎驻伦敦期间，就曾应恩格斯之邀，参加他的周日晚餐集会，受到恩格斯亲同密友和子女般的盛情招待。恩格斯的家在伦敦瑞琴特公园路（Regent's Park Road），每个星期天下午都向他的朋友们开放。正如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特点一样，这个聚会的来访客中不仅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还有俄国人和美国人，而常客则是恩格斯及其周围的人物，如尼米、爱琳娜和丈夫艾威林、恩格斯的内侄女彭普斯（Pumpsor Mary Ellen）和丈夫派尔希·罗舍（Percy Rosher）等。考茨基于1881、1883年两次短期滞留伦敦时曾拜访过恩格斯，1885年，又在其“年轻的维也纳妻子”。“讨人喜欢的小巧女人”的陪同下再次来访，这样，考茨基同路易莎也成了周日集会的常客。

夫妻俩于1888年6月离开伦敦，他们婚姻的破裂，让这个圈子，尤其是让恩格斯，不免“大吃一惊”。因在伦敦期间的交往过程中，恩格斯给予路易莎很高的评价，得知消息后，他严厉地批评了考茨基，并竭力想挽回他们的婚姻。1889年1月，恩格斯传授马克思“象形文字”的辨认方法时，表示要将《资本论）第四部的解读与誊抄工作交给考茨基，并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愿望——希望考茨基与路易莎共同来完成，并劝说考茨基与路易莎一同来伦敦。

然而，尽管恩格斯和其周围的人一再劝说，但考茨基夫妇的离婚诉讼还是进行了下去，并于1889年秋办完离婚手续。在此过程中，当恩格斯得知路易莎为维持生计当了助产士，且耗时长久的离婚手续已办完时，于1889，年9月写信给考茨基，信中说：

[……]在整个这件事情上，路易莎表现得如此了不起和温柔，致使我们大家都不断地赞扬她。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有谁值得怜悯的话，那无论如何不是路易莎。我仍旧认为，你的所作所为，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正如我已经对阿德勒（VictorAdler）说过的，你们关系中的这种变化丝毫不改变我就[《资本论门第四卷手稿向你提出的建议。这件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而你和爱德是我唯一能够委托这件工作的人。[……]因此，到冬天你显然还要到这里来，那时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商量，动手干起来。[……]

考茨基接到恩格斯的这封信后来伦敦，是在1889年10月底或11初。他来到伦敦时，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七篇中已完成了四篇，相当于进行了1/3，而这其实是该年2月以前完成的分量。当时恩格斯正致力于《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出版，很难顾及第三卷的编纂。因此，1889年12月，他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有两三个根据法文版所作的新的补充（Zusatze），引文是根据英文版核对的，此外，我自己还补充了几个注释，其中一个谈的是复本位制（Bimetallismus），“不管怎样，这第一卷第四版是恩格斯生前校对过的第一卷的最终版本，也是今天的第一卷现行版本的底本。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

恩格斯是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自家的住处向爱德和拜伦传授马克思“象形文字”的辨认方法的。对于拜伦（考茨基）来说，一年半以前，他曾跟夫人路易莎成双人对地出人来往于恩格斯的家，而现在却物是人非，欢宴不再。如今他与爱德两人像学生一样坐在桌前，正式开始从恩格斯那里学习辨认马克思笔迹的方法。前文已几次提到，马克思的笔迹极难辨认，当时能准确读出来的，只有恩格斯一人。下面所引的信中，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用极其戏剧化的笔致，描述了马克思手稿的状态——

您知道威廉斯[马克思的笔名]字写得很小。这种字体在手稿上就更不容易辨认，因为手稿上有不得不加以猜测的缩写，有必须辨认的涂改和一改再改的地方。它们同用连合字母写的希腊羊皮纸文献一样难读。

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

当考茨基忙于《资本论》第四卷的编纂工作时，爱德则因为要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所以前往恩格斯家的机会并不多。按照恩格斯的计划，是让考茨基留在伦敦两年，誊抄《剩余价值理论）。但考茨基却认为不必操之过急，并于1890年3月带着手稿（第一册）离开了伦敦。他原想在维也纳度过夏季，然后与再婚的妻子路易斯一同回到伦敦继续工作，但是，德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由月刊改为周刊，考茨基因忙于《新时代》的编辑工作而无暇顾及《资本论）第四卷的誊抄。因此，《资本论》第四卷底稿就一直无所进展地存放他所在斯图加特迪茨出版杜（Dietz Verlag）办公室的柜子里，直到1893年，才应恩格斯的要求回到伦敦的恩格斯手中。

四、1890年：德国政治史的分水岭

1888年，即所谓的“三帝之年（Dreikaiserjahr），这一年威廉一世和继位的腓特烈三世相继去世，威廉二世登上皇位。威廉二世继位后，对于1862后成为普鲁士首相，1873年后成为德意志帝国宰相而权倾朝野的俾斯麦（tto von Bismarck），先是加以牵制，而后在1890年3月终于将之革退。因1890年作为权力象征的俾斯麦退出朝政，故这一年一般被看做德国政治史的分水岭。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

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年10月之前称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SAPD）——的历史来说，1890年也是一个分水岭。1871年5月，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帝国议会的讲坛上，曾警告说巴黎公社是“一个小规模的前哨战（ein kleines Vorpostengefecht），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共同制造出的“欧洲真正的战争（die Hauptsache in Europa）就在眼前，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家，其影响力在德国工人中迅速扩大，俾斯麦则与贵族、资本家、地主、企业家合流，力图摆脱“革命的疆梦（cauchemar des revolutions）。俾斯麦借1878年初两次企图对威廉-世的暗杀为由，制定了特别法令，来阻止“威胁到公共安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企图”，这就是“反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

尽管俾斯麦强烈要求延长这一“反社会党人法”，但该法令还是于1890年1月25日被帝国议会否决。在过去的12年里，该法以搅乱国家和社会秩序为由，禁止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方式的结社集会、出版等。该法的废除，虽然是起于俾斯麦与新登基的威廉二世之间的矛盾，但也，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迅速壮大而引起的。

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年）

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发展的一个佐证，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890年2月20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算上3月1日的二次投票，他们所获得的票数为1427298票，占总票数的19，7%，从而在帝国议会中夺得35个席位，成果骄人。为此，恩格斯在1890年2月26日，写信给巴黎的劳拉，通篇是兴奋激动的口吻，信的结尾是：“同时，祝德国革命万岁!”他宣称，“1890年2月20日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我们还很可能要经受暂时的严重失败，但两三年内必将迎来决定性的时期咽。

德国国内的这些政局变化，给正在学习辨认马克思潦草字迹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个人带来的影响却大相径庭。对于流亡伦敦并专注于编辑党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伯恩施坦而言，他没有必要再在流亡地出版刊物了，于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于1890年9月20日发行了最后一号后即告停刊，而伯恩施坦却因德国早先发布的逮捕令而无法回国，他最终回到德国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11年后的1901年。

《社会民主党人报》

与伯恩施坦不同的是，考茨基作为1883年之后以月刊形式在德国斯图加特发行出版的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的编者，还是有较为空闲的时间来从事自己的研究的。而当《社会民主党人报》于9月底停刊后，《新时代》从1890年10月开始，取而代之变更为周刊。考茨基每周要在斯图加特待上三天，从事《新时代》的编辑工作。这样，他获得了德国的市民权，并不得不将居住地从维也纳迁至斯图加特。考茨基因自己无法专注于《资本论）第四卷的手稿誊抄，便向恩格斯建议将这项工作交给伯恩施坦。恩格斯看到考茨基的客观情况，也想转托伯恩施坦，但伯恩施坦却出于对考茨基的考虑而予以推辞，恩格斯在12月13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关于《资本论）第四卷，不再给他寄第二册之后的手稿了，只需将正在进行的第一册誊抄工作完成就行了，0总之，考茨基在《资本论）第四卷的誊抄工作上，1862-1863年手稿的第一册迟迟没有进展，因此恩格斯收回了将工作继续托付给考茨基的想法，而决定亲自去整理，并让考茨基将手稿第一册和已经誊好的文稿交还给他。所以说，考茨基在恩格斯生前就已离开《资本论》第四卷的誊抄工作。

《新时代》

五、尼米去世，路易莎登场：由遗稿而产生的新纠纷

1890年11月，当恩格斯的友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员们正在筹划该怎样纪念将军（恩格斯）即将到来的70岁寿辰时，海伦·德穆特（Helene Lenchen Demuth），即尼米，于11月4日去世了，此时离将军的生日还有20多天时间。尼米是马克思夫人燕妮出嫁时就随之带来的女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最后的两个1848年前的老战土（von der alten Garde von vor 1848），尼米是马克思家穷困潦倒的流亡生活中不可缺的女佣和管家，马克思夫妇去世后，她又来到恩格斯家中照顾恩格斯的起居，成为他重要的咨问对象。恩格斯给左尔格写信，通报尼米的去世消息，在信中他这样写道：“如果说马克思能够长年地，而我能够在这七年里安静地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归功于她。我还不知道现在我将怎样.”

海琳·德穆特(1820-1890年)

看到失去尼米后这位茫然无措的70岁老人，周围的人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感觉到有必要帮他填补心中的失落，就在这时，爱琳娜提出让路易莎·考茨基来填补尼米留下的空白。路易莎与考茨基离婚后，在维也纳当助产士，与阿德勒关系密切。路易莎听说尼米的去世消息后，立即给恩格斯发去唁电，收到唁电的恩格斯感动地说，她的问候就像亲吻与握手一样，温暖了我的身心。中对于路易莎的慰问，恩格斯给她回了一封“情书”般的邀请信。

[……]在此以后我过的是一些什么日子啊，当时我感到生活是多么空虚，多么孤单，而现在生活还是这样一-就让它在我身边继续下去吧。于是在我面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往后怎么办?亲爱的路易莎，这里在我面前，日日夜夜都有一个生气勃勃的、使人高兴的形象——这就是你。我向尼米那样讲过：唉，要是路易莎在这里，该多好啊!但是，对于实现这个愿望，我连想也不敢想。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首先，且直截了当地就这一问题征询你的意见，否则我一刻也不得安宁。[……]

如上所引，恩格斯在信的开头说，若路易莎来伦敦，可商议怎样打理家事，若决定不了，则可以来伦敦后先作为老朋友留在此。恩格斯还屡屡强调，他全然不想让刚30岁的年轻妇人为三周后就将迎来70岁生日的老人而作出牺牲；并提出忠告说，在她作出决定前，先跟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老党员阿德勒充分商议后再慎重决定，凸正如第一个撰写《恩格斯传》的作家——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所形容的，恩格斯的这封信体现出“他手写的任何文件中都无法找出的老人的——有时感情的表达上极为节制——细腻性格”。

《恩格斯传》封面

总之，恩格斯在信中请路易莎来伦敦住几个月，从而决定是与自己这个老人留在一起或是分手，并通过阿德勒寄送旅费，表达自己的诚意。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正如迈耶尔所指出的，信的最后恩格斯以一句包含很多含义的“永远爱你的（In unverginglicher Liebe）来结束，一位年轻的女社会主义者，从社会民主党长老（Nestor）那里收到如此甜蜜的信笺，她怎能拒绝这发自真心的请求?怎能摆脱当秘书的诱惑?”应该说，迈耶尔的分析一语中的。

1890年11月28日，恩格斯过70岁生日。他拒绝了周围人提议的热闹的庆祝活动，只办了简单的仪式。晚上，他在瑞琴特公园路的家中备了生日宴，致贺的客人有来自德国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辛格尔（Paul Singer）等。另外，11月18日从维也纳赶来的路易莎也参加了晚宴。

晚年时期的恩格斯

路易莎的到来，在恩格斯的周围人物中造成不小的波动。首先是恩格斯的内侄女彭普斯，恩格斯叮嘱她，路易莎来后要小心行事，这使得彭普斯在恩格斯家中一直如女王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另一方面，路易莎作为恩格斯的秘书，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开始时对路易莎的离婚寄予同情的爱琳娜，也渐渐有了戒备之心。也就是说，围绕年迈的恩格斯的遗产问题，她们逐渐产生了妒忌与敌对心理。对于爱琳娜而言，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遗稿的命运是她最为关心的事情。爱琳娜认为自己是父亲的文献遗产，尤其是遗稿的最合理的继承人，因此对恩格斯立下遗嘱表明怎样处理遗产是极其敏感的。当然，当时的爱琳娜还没有察觉到倍倍尔，阿德勒的“密谋”一通过路易莎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恩格斯，甚至是马克思的遗稿；但随着路易莎对恩格斯影响力的增大，爱琳娜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到不安，总之，以路易莎为媒介的社会民主党的“密谋”，使矛盾在恩格斯结束欧洲之旅归来后更加尖锐化，终于导致了路易莎和爱琳娜之间的感情爆发和绝交风波。

艾琳娜·马克思（1855-1898年）

六、恩格斯最后的欧陆之旅

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以倍倍尔和阿德勒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向恩格斯发出邀请，请他来访问自其离开后发展成为产业巨头国，并卓然立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中心的德国。对于恩格斯而言，此次欧洲大陆之行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可以检验他毕生追求的思想所结出的现实硕果。身为“党首（das Haupt der Partei）的恩格斯，曾定于1892年访问欧洲大陆，但由于健康上的原因，1893年8月1日才得以成行，至9月29日结束，为期两个月。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

恩格斯带着秘书路易莎和随行医生路德维希·弗莱贝格尔（Ludwig Freyberger），渡过多佛海峡，踏上17年未曾来过的欧洲大陆。恩格斯一行在科隆与前来迎接的倍倍尔夫妇会面后，坐火车沿莱茵河溯流而上，经过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到达瑞士的苏黎世。他先是为了见他的弟弟海尔曼（Hermann Engels sen，），在格劳宾登州（Graubunden）的图西斯（Thusis）停留了8天，然后来到苏黎士，作为第二国际的名誉主席，参加了第二国际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3年8月6-12日）为他准备的最后一次会议（SchluBsitzung），受到与会者的欢迎。他在苏黎士又待了两周，然后经慕尼黑和萨尔茨堡到达维也纳，受到群众的欢迎。他在维也纳又停留了数日，最后经布拉格到达柏林。恩格斯青年时节，曾在柏林当近卫队炮兵，也曾作为革命的自由主义者团体——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在柏林活动。而当时被宫廷和卫队、贵族和官吏占据的地方，现在却成了世界上最坚强的工人政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首都，这让身处柏林的恩格斯感慨万千，这次旅行不啻于衣锦还乡，但却让恩格斯感到很是不便。他旅行归来后，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所有这些[集会和宴会]，当然他们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完全不合我的口味；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下一次我要求有个书面协定，保证我不必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只作为个人因私事而出来旅行的。各处对我的隆重接待当时使我吃惊，现在仍然吃惊，我甘愿把这种接待让给议会活动家和演说家，这和他们的作用更加适称，和我的活动则未必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