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为解决一种分析的辩证法问题而进行的活动）

本文选自[意]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德拉-沃尔佩（1895—1968），意大利哲学家、“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攻读哲学和历史。1943年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44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他和他的一批学生在党内形成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派。他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的逻辑统一起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和人道主义化的理论倾向。他认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康德、卢梭的思想，摒弃了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在现代试验科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适用于经济、社会以及物理现象的“科学的辩证法”、真正的“唯物主义逻辑”。

马克思1857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所写的《导言》是卡尔·考茨基1902年在马克思的档案中，在所谓的马克思的遗著中发现的，而且由考茨基发表在1903年3月7日、14日和21日这三期《新时代》杂志上，1907年考茨基在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版时又予以再版，最后是俄国的编辑人员在1939年出版的。俄国编辑在出版该《导言》时，对片断性的和难于理解的手稿作了批评性的和有鉴别的编辑加工（现在我们可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但是在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提到了由他“设计”的一种“一般生产”，而这个材料被他有意“压下了”，因为马克思说“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而且，“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我们同时应当注意到这样一点：这个一般的科学家的顾虑——由特殊进到一般，由事实进到概念而不是（片面地）由一般到特殊或由概念到事实——最终在他有意压下的探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导言》第3章中得到论证、解释和展开。就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探讨方法论问题的这一章来说，这个顾虑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其他具体地研究“生产”问题——从另一方面说，这些章节也同样具有方法论的眼光——的章节来说就不是这样。简言之，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是：1857年所写的《导言》是一篇独立成章的著作，具有其自身的权威性，确切说这是因为（正如最近编辑们所说的），马克思在那里奉献给我们一个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的“天才大纲”。从上述结论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对方法进行逻辑-唯物主义分析的某些含义。对方法进行逻辑-唯物主义的分析是我们这篇论文的主题。现在我们必须借助它的极其犀利的观点来追随这个分析。

马克思在这一章的中间说，例如，如果我们要把握和理解生产（就生产的一般方面而言）这个经济范畴，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分析]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复杂的、[在许多具体场合]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法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或‘具体的’差别。”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为什么只有对一般和个别进行严密的科学的分析，对一般规定进行“抽取”，但同时不能把它们与具体规定混淆起来才不致于因为前者，或者说偏爱前者而“忘记”了后者。简言之，只有这样才不致于注重一般而轻视具体。具体是对先验的东西进行抽象综合的规范，是实在的规范。

“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而且，他们还解释说，“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假若我们“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的那个特殊”，那么这就是真的。

简而言之，他们试图“把一切历史差别”、具体的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因此（例如，参看约·斯·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他们认为“生产……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承担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样，他们重又陷于“同义反复”。“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的]财产。”

马克思在这里是想告诉我们：（1）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可笑的，因为，说作为财产和占有，它是生产或占有的一个条件，以此来规定财产、资产阶级财产一定的，具体的历史形式是没用的。这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真正的同义反复或逻辑循环。（2）这个同义反复的，而且因此在认识论上是毫无结果的结论不是别的，恰恰是一个实在的结果和惩罚。正是因为有关于生产是实际上强有力地、通过先验的方法对自然的占有这个最一般的概念，它才在自身之中也接受和消耗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因此超越了它的具体规定。简言之，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它是从关于生产的一般的、不变的观念出发，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当作抽象的或观念上的经济社会（社会一般）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塞了进来或代换的。

所以，形而上学的塞入或先验的代换，在规定具体的时候支持和偏爱一般或最抽象的东西，反对或轻视特殊的或最具体的东西，的确非常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论点（见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哲学的贫困》）的错误的、被曲解的结构。这是一种神秘化的辩证法的结构和方法。我们知道，这种神秘化的辩证法把特殊或具体归结为理念或一般的一种纯粹的“比喻的”或“符号的”（象征的）表现，从而以同义反复和逻辑循环而告结束。同义反复和逻辑循环是对一种欺骗性的、因而是未经消化的、没有中介的、特定的或具体的品质（quality）的确认。这种欺骗性的存在确实仍然包括或涉及一种具体的存在，但是请大家注意第一部分中对问题（matter）所作的批判的假设，以及随后对在先验的规定中具体表象的“蒸发”式讨论。

马克思继续说，因此有必要遵循一种“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尤其意味着从“具体”开始，从“实在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历史的“一定的社会”）进到抽象（否则，就既不会有任何思想，也不会有任何知识）。甚至在今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以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自娱，例如罗宾斯（L.C.Robbins）。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从自然法理论那里获取灵感的“虚伪”。也就是说，“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如果为了考察全部社会生产过程，我们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而实际上忘记了（抛开了）构成人口的“阶级”，也就是忘了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具体的历史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以及相应的含义，那么我们就是从“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们就会在[逐步的]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这样，我们就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抽象（规定），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贬意]规定”，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采取的方法。

但是，应当注意，这个规定并不像康德对抽象的理性主义批判可能使之成为的那样是“空洞的”。相反，这个规定充满着一种“混沌的”、混乱的、未经消化的具体，或者说没有中介的“坏的经验论”（见第一部分及这部分开头的论述）。我们知道，由于其先验的因素而受到削弱的这个抽象的规定变成了一种实在的同义反复——或者说关于实在或其内容的同义反复（上面所说的惩罚）。所以，马克思认为，具体表象的“蒸发”与它作为表象被抽空这一点并无关系，而是同它的内容的“混沌的”、“表象中的”、无差别的特点有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个抽象的、先验的规定中所蒸发的是表象的认知价值（cognitive value），而不是它的内容。我们知道，内容、具体、物质在表象中的这个存在，或更确切地说持久性（permanence），无论怎样扭曲（也就是说，作为欺骗性的内容，因而混沌的、无差别的、或庸俗的、没有中介的经验论），都可以依靠唯物主义对先验的东西的批判以及关于物质所做的相应的批判，假设揭示的物质和理性（reason）的现实的循环而得到表达和解释（参看第一章）。

但是，马克思接着指出，当我们达到最简单的抽象（规定）（如分工、交换价值等等）之后，“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而且“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换句话说，马克思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因此是根据其历史的特点来考察总体的，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所遵循的是一种正确的方法，依靠这种方法，“抽象的规定[这里所说不再是带贬意的，不是先验的，而现在是以不断地‘回到’具体本身或统一-多样性为基础的]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而且我们知道，没有规定或抽象，就不会有任何思想或知识）。在这方面，“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作为实在或事实上的具体，“主体，即[一定的]社会”是我们出发的“前提”，而且“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因此，正确的方法可以表达为由具体或实在到观念的抽象，然后又回到前者去的一种圆周运动（参看上面讨论的物质-理性的现实的循环）。换言之，具有逻辑严密性的正确的方法在于对抽象或（特别是）经济学的范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假若它们的真理与它们的内容的简单化或一般的抽象处在一种逆反的关系之中——进行不断的、永恒的历史解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之所以是正确的方法，是因为，“在这个限度内，从简单上升到复杂[或特殊、具体]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在对劳动这个基本范畴所做的正确的、科学的阐述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马克思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是一个一般的范畴，而且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非常]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

这实际上是说，这个范畴肯定是一个抽象，不过它是历史的而非先验的抽象。也就是说，它概括了伴随着“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所产生的经济的、实践的和理论的“进步”。在这个“进步”之中，[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物、货币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而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最后，它导致亚当·斯密在“简单劳动”或“劳动一般”中发现了财富的源泉。这样，我们就不仅有了创造财富活动的特性，而且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

因此，“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指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经济]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的表现”。而且，”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的确，“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实在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

[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所组成的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接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

经济学家斯威齐（P.Sweezy）说：“重要的是应认识到，把所有劳动归结为具有一个公分母[使所有劳动适合于一个共同特点]，因此各劳动单位可以彼此比较和替代，可以彼此加减，最后总计形成一个社会总数，这并不是一个任意的抽象[……]。相反，正如卢卡奇（G.Luacs）正确地指出的，它是这样一个抽象：‘这个抽象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以，马克思作如下总结：

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马克思最初可能表示反对，请比较前面引证的那段话：“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象由此只是……”]，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而且，我们现在还要看到一个基本的抽象的或历史的规定，或一个“经过复制的”多样性的统一——所谓的资本。

当然，对形成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的范畴或经济学的抽象所作的这个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因为这样做是“不行的”、“错误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们的次序倒退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编年学的]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所以，“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且如黑格尔相当恳切地表示的（见前一章）——“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那么，确切地说，马克思为何不仅否认“〔经济范畴〕在观念上的次序”（从马克思以前的全部著作看，尤其是在《哲学的贫困》之后，这个否认是无可争辩的），而且也否认它们的“自然次序”、历史-编年学的次序？而马克思为何接着又提到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有机联系”，也就是说提到由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次序和结构（我们再重复一下，后面所说的这个次序同“它们的自然次序恰好相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一个条目说：“马克思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所使用的逻辑的方法无非是历史的方法，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的确，编年的]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非理性]而已。”（这段话引自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恩格斯的原话是：“……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中译者）我们还要补充说：现实的问题在于，不能把马克思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看来它的确摆脱了起扰乱作用的——或者相反——历史偶然性，尽管人们称之为历史辩证法的方法！）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经济范畴的根本的历史性如何能够与它们的次序（或“相反的”次序）的非编年学的性质相一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仅仅是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这个问题的解析性的发展，是一定的或历史的抽象、因而科学的抽象方法的解析性发展。让我们对这一点作一番考察。

上面所提出的关于最现代的而且也是最一般的劳动范畴的历史结构的论点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方向。在这里人们看到，只是作为纯粹的和简单的劳动的次要的（最新的）现代-历史的特点，劳动的其他的（以前的！）历史特点才获得了一种不再受历史的束缚或编年史学的限制的意义。简言之，在关于纯粹的劳动的抽象所体现的概念的形式，而且因此具有了一种单一的、一般的意义，丧失了它们的有限的、特殊的、仅仅是分析的、历史-编年史学的意义——另一方面却没有失去其特异性或有意义的分析力量——它来自它们的历史性或历史必然性。这些并不是幻想中的特征。

从这里可以推导出一种同时也是分析的综合。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或一定的抽象，在这个抽象中，真正的历史性与理想（非编年史学的次序）相一致。当然，我们仍然必须进一步探讨以前的历史特征和最近的历史特征之间的从属关系，这是作为综合-分析的历史的或一定的抽象的结构的原则。我们同时应当说，这种从属关系，除了意指那些以前的特征包含在一个主谓关系（nexus）或概念——这个关系或概念的结构只能由最近的或目前的历史特征，也就是说，由它的普然性来赋予活力——并不，也不能意指任何东西。马克思说：

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而不是片面的]理解。[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宗教的历史。]

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方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通过范畴对过去或未来的那些先验的投射——这是实在的特点]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虽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因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

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另外一个基本的、一定的或历史的抽象——资本——的形成。显然，这个抽象是资本的盖然性所带来的，是从社会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我批判中产生的。马克思说，在中世纪的经济中，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生产工具，也具有一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也就是说，“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在那里，“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所以，资本这个因素“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而且在“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

人们在这里实际上已经理解了这样一点：以前的经济范畴，那些过去的或者说“历史的”经济范畴（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和与之相对应的资本）与其后的、现代社会的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为什么是由一种与来自范畴在历史上的次序的“相反的”次序决定的。换言之，这个次序不是地产-资本，而是资本-地产。因此，范畴的相反的次序，或者说理念（ideal），或者价值次序——它构成了过去与现代之间关系的意义——是由理解和解决地租现象盖然性的现代的或现实的历史必然性决定的。这是“在[我们早已讨论过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相互关系和经济范畴的“有机的连接”。为了这一目的，这个过程（procedure）要求资本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而且要颠倒（经验的）编年次序，把它放在“地产”之前来考虑。

这就是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主旨。当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尤其是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比较深刻和首尾一贯的阐述之后，这篇《导言》——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经济学只能够在它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并且意识到它自身的范畴的盖然性这祥一个程度上才有可能对它的历史先例，因而对它所产生的问题（例如地租）作客观的而不是片面的理解。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以下前提：（a）它已经获得了对一定的具体或主体，也就是说对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当代的社会的历史意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缺少的就是这种意识。我们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看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特定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自然的”或“永恒的”，于是，就资产阶级经济而言，“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b）因此，人们从一开始就发现，它同任何的真正的科学一样，也是不带任何先验的偏见或教条地建立在具体或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确实应当在历史-物质的、社会的需要中去寻找它——上面所提到的从具体到抽象的循环的开始的或最初的运动。（2）因此，为了客观地理解它的问题，它应当系统地表达抽象。它们作为综合——这是抽象，概念或范畴的同义语——的性质不应当同作为分析的性质相分离，因为人们确实关心的是对他们的历史先例进行估价，并且揭示出同它们的结果（或目前的盖然性的）历史特点之间概念的联系，并且解析这些联系。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保证：概念因此设想的理念或相反的次序并不造成它们的特异性或有意义的分析的性质，以及它们的有限的、孤立的——简而言之——法律分析的或历史-编年史学的基准的完全丧失。因为，前者是它们的历史的适当性和必然性。这样的特异性或分析的平等是根本的，因为，假若没有它，那么一种进步的综合-辩证的取向甚至是不可能的。后者是概念的特征，是由它们组成的，而且在它们之上表现出相反的、理想的或合乎理性的次序，或简而言之，它们与其结果的联系。

通过这个步骤，的确形成了抽象、综合或统一，不过是一定的，分析的抽象、综合和统一，是那些具有多样性的抽象、综合和统一。简言之，它们是这样一些抽象，在这些抽象中，历史-合乎理性的需要，作为我们由此出发的历史-物质的律令的一个需要和功能，可以得到满足。上述方法论的循环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运动——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它勾画了历史性和理智性（在一定的抽象中）的一致性。（3）作为一定的抽象的客观性或合理性所固有的规范性——不是一种范畴的或绝对的规范性，只是一种假定的规范性—-它正好表达了历史-合理的需要，并且也表达了合理-功能的需要（理性作为物质的功能，而且也可以反过来说）。因此，这个假定的规范性是不能被证明的，它也不可能获得真理-价值或变成规律-现实，或者说在历史的（不是抽象的！）物质性，即实践的经济和社会的经验的物质性中并通过这个物质性而保留下来。

方法的循环在其由抽象到具体的回归的第二个或最后一个运动——因此结束了这个循环——中又描述了这一点。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一点作了如下确切的表述：

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是客观真理的，乃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明显，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乏宽恕的让步。

就它是思辨还是沉思的而言，这是一个让步，即向一种真正独断主义的经济学的让步。谈到实践这个决定性的范畴，始终要牢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马克思在这里说：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前面得出的结论，向我们概括地揭示了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反先验论的论述开始为之努力奋斗的整个经济学和道德学说的科学的、即分析的辩证法的重要性。这个辩证法是一定的（determinate）或历史的抽象的辩证法，同时它从自身内部批判和剔除思辨的辩证法，或一段的（属类的）、不确定的先验的抽象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荒谬的、神秘化的，而且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它以事实上的同义反复而告终。

现在，科学辩证法（主要表现在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或者物质和理性、归纳和演绎的循环）方法论意义几乎是革命性的。这也就是说，任何真正的知识都是科学，因而并不是纯粹的知识或沉思。它意味着只存在一门科学，因为只存在一种方法，一种逻辑。人们懂得理化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使科学摆脱了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化了的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是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所有资产阶级科学家进行理论表述的科学的哲学背景。因此，尽管系统表述规律的技巧必定不同，因为经验和现实各不相同——从物理学的规律到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规律都各有差异，——所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循环为特征的方法、逻辑也不变。（举例来说，即使数学在有条理地推敲整个物理学的规律的过程中是一个基本的要素，另一方面在详尽阐释经济的和社会的等等规律时也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来利用。）

我们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知道：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也就是说，它将采用它的实验方法，并且具有一种历史-辩证意义上的历史-实践的方法]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而且，正如日丹诺夫（A.A.Zhdanov）在他关于西方哲学史的著名讲演中所说的：“哲学发展的特点就在于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科学知识的发展，从哲学中逐渐分化出各种实证科学。因此，由于各种实证科学的发展，哲学[思辨]的范围不断地缩小了（顺便说一句，这个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思辨]哲学权力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无论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种进步过程。”

最后，这意味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增长和发展使我们能够肯定不仅科学逻辑的统一，面且还有逻辑的科学的统一和——简而言之-——逻辑的统一。因此，事实上再也不可能提出一种与“科学”的逻辑不同的“哲学的”逻辑。用马克思曾使用过的表达方式说，哲学，作为关于人的科学，不再是隐喻的，没有根据的，晦涩的意义上的“科学”，只是在诸如“哲学是关于精神的科学”这样一些公式中，才是在这些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词的。这些只是“形而上学”、“思辨”等等的同义语。相反，正是在历史-科学或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这个特定意义上，我们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发现了马克思第一次概括阐述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认识论-科学的基础。

这完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道德的伽利略主义：也就是说，传统的“道德科学”实际上而且无一例外地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我们有意谈到伽利略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方法之间作出区分，既是就唯心主义及其实在而言，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也是对实证主义及其对“事实”（facts）的盲目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前提（假设）和观念的培根式的厌恶而言。我们对1843年至1857年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探索，事实上已经使我们从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本质的批判在那个时期证明的《资本论》的前提（假设）的实证的理论知识，或者像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中正确认识到的，转向经济的和社会的规律。

最后，假若我们简短地考察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篇序言是在1857年的《导言》两年之后写的），那么，它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广为人知的哲学内容就显得比以前的论述——尤其是1857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导言》——更为重要了。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它的基本内容。在谈到“对黑格尔法哲学所进行批判性的再分析”时，马克思说：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段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财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那么，除了关于他重新分析黑格尔法哲学（这是上面所叙述的方法论的考察中的决定因素）的纯粹哲学的考察以外，马克思肯定也表示要参考与此有关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在1844年发表的、这里所引证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从第一部分中知道，《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接涉及了逻辑和方法问题。除此之外，作为历史的系统的要素的部分，我们必须指出，在1857年的《导言》中以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为代表的方法观使我们对结构-上层建筑关系有不只一个严格的和一般的逻辑的看法。在我们上面从《导言》中引证的那段话的最后所提及的那个意识中，它也使我们能够选择和界定作为道德标准或行为标准的决定性的实践标准。通过对前提的证明这就结束了那个循环，然而同样，在一个精神的或技术性的标准那里显示出经济-社会的（等等）规律，实践的经验或行动把现在被证明了的假设转换成一种精神的或技术性的标准。

斯威齐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制度的历史的因而是暂时的特点，而且，他的批判的，因而它的“精神的”观点也是“与道德有关的”，这同一种“关于太阳系的批判”观点（无论它有什么缺点）形成对照。它也是与道德有关的，“因为人的行动本身应当对社会制度所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变革负责”。

因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全部方法论的革命意义得到了明确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