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一章《历史文化问题》的第一节“知识界”，曹雷雨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全名安东尼奥·弗朗切斯科·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20世纪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知识界的形成

知识界是一个自治而独立的社会集团呢，还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特殊而专门的知识分子范畴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形成不同知识分子范畴的真正历史进程所采用的形式各不相同。

这些形式中有两类至关重要：

1.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初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资本主义企业家同自身一起创造出工业技师、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和新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人员。应该看到，企业家本身代表的是较高级的社会产物，其特点是具有某种管理和技术（即智识上的）能力：他不仅在其活动和进取的有限领域内，而且在其他领域至少是在那些最接近经济生产的领域，必须具有某种技术能力。他必须是群众的组织者；他又必须是组织起其业务的投资者、其产品的雇主等人给予他“信任”的人物。

如果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那么至少也是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必须具有组织整个社会，包括所有复杂的服务机构以至于政府机构的能力，这是因为有必要去创造最有利于扩大其所在阶级的条件；或者说他们至少必须具有选择代理人（特殊雇员）的能力，这样就可以把业务之外一般相互关系的组织活动委托给这些人。可以看到，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

即使是封建领主也拥有一种特殊的技术能力即军事能力，正是从贵族阶级丧失对技术-军事能力垄断的那一刻起，封建制度的危机便开始了，封建社会和它之前的古典社会中知识界的形成问题需要分别加以研究：必须具体地研究其形成和发展所遵循的途径。因此，应该看到，农民群众虽然在生产界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他们也没有“同化”任何“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其他社会集团正是从农民中间吸收了许多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传统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出身。

2.然而，每个从过去的经济结构中走上历史舞台并作为该结构发展之表现的“重要”社会集团，都发现（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知识分子范畴早已有之，而这的确好像代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甚至未被最复杂和激烈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所打断。

这些知识分子范畴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教士阶层，该阶层长期以来（在具有部分该垄断特征的整个历史阶段）垄断了许多重要的公共事业：宗教意识形态，即当时的哲学与科学，以及学校，教育、道德、司法、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等等。教士阶层可以看作是属于与有土地的贵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范畴。它在法律上享有与贵族同等的地位，可行使封建土地所有权，也可运用与资产相联系的国家特权。但是教士要行使在上层建筑领域所持有的垄断权并非不经过斗争，也并非是毫无限制的，因此其他范畴便以不同的形式（要具体地加以调查研究）产生了，而正是君主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以至发展到专制主义，才促进了这些范畴的扩大。这样一来，我们便看到了具有自身特权的托加贵族的形成，行政管理等阶层的形成，以及科学家、理论家、非教士阶层的哲学家等等的形成。

这些不同的传统知识分子范畴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这种自我评价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不会没有影响，其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所有的唯心主义哲学都极易与知识分子社会群体所持的立场联系起来，被看作是社会乌托邦的体现，而知识分子以此自认为是“独立的”、自治的并且具有自我特性等等。

然而应当看到，如果教皇和教会的领导阶层自认为与基督和使徒之间的联系比同阿涅利和本尼两位元老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的话，那么秦梯利和克罗齐也会如此，例如：克罗齐感到自己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的联系尤为密切，但另一方面他并不隐瞒同阿涅利和本尼两位元老之间的联系，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克罗齐哲学最显著的特征。

要接受“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其“最大”限度是什么呢？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用以平等地描述知识分子所有各不相同的活动，同时在本质上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活动呢？在我看来，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错误便是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这些活动（以及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团体）正是以此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的确，例如工人或无产阶级的显著特征并不在于他们从事手工或使用工具的劳动，而在于他于特定的条件下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这种劳动（暂不考虑纯粹的体力劳动并不存在的说法，甚至泰勒所谓的“被驯化的猩猩”也只是用来表明某个方面之局限的隐喻：在任何体力劳动中，甚至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由于其自身的职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智能，尽管他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不是由这些能力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显著地标明他在企业内部地位的总体社会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当我们在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进行区分的时候，实际上所指的仅仅是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的直接社会功能，即考虑的是他们特定的职业活动是趋向于智力工作还是趋向于肌肉-神经的劳动。这就意味着，尽管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却不可以说非知识分子，因为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甚至智力-脑力工作和肌肉-神经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没有变化，因此特定的智力活动便具有程度上的差别。能够将各种形式的智力参与排除在外的人类活动是不存在的：作为制造者的人（homo faber）不能和作为思想者的人（homo sapiens）分开。每个人最终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之外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智力活动，也就是说，他是“哲学家”、艺术家和有品味的人，他持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一种有意识的道德行为，因而有助于支持或改造一种世界观，即有助于新的思想方式的形成。

因此，创造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在于对每个人以某种程度的发展所从事的知识分子活动进行批判的阐释，使知识分子活动与肌肉-神经劳动之间的关系趋于新的平衡，并且保证肌肉-神经劳动本身（只要它是一般实践活动的一种要素，在不断革新物质世界和社会）成为一种新的完整世界观的基础。传统和庸俗化的知识分子类型是由文人、哲学家、艺术家赋予的。因此，自称是文人、哲学家和艺术家的新闻记者也把自己看作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同工业劳动（甚至是最为原始和不合格的工业劳动）紧密相连的技术教育都必然构成新型知识分子的基础。

《新秩序》周报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发展新理智主义的某些形式并且确定其新的概念，但这绝非其成功的原因，因为这样一个概念符合潜在的愿望并且同真正生活形式的发展相一致。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

因此为实施知识分子职能，历史地形成了专门的范畴。它们的形成是同所有社会集团相联系的，特别是同其中重要的集团相联系的，在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联系中，这些范畴得到了更为宽泛和复杂的阐述。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做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

教育活动和组织在从中世纪开始出现的社会中广义上大规模的发展，表明当代社会知识分子职能和范畴所具有的重要性。与深化和扩大每个知识分子的“智力”的企图相似，人们已经尝试增加和细分各种各样的专业。从各级教育机构到为在一切科学和技术领域促进所谓的“高雅文化”而存在的组织，都表明了这一点。

学校是培养各级知识分子的工具。不同国家知识分子职能的复杂性客观上可以通过专业学校的数量和级别来衡量：教育所覆盖的“领域”越广泛，学校教育的“垂直”“级别”越多，一个国家的文化界和文明程度便越复杂。在工业技术领域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点：一个国家工业化的程度可以通过其机器制造业的技术装备以及所拥有的为制造机器和其他制造工具等等所用的更为精密的仪器来衡量。在为科学实验室制造仪器并且在制造用作检测一流仪器之仪器方面拥有最佳设备的国家，可以称之为技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等等。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为此所设立的学校也是如此；具有高雅文化的学院都彼此相似。在该领域，数量和质量是不可分的。尽可能地扩大初级教育和千方百计地增加中等教育的数量，不能不适应高雅技术-文化专业化的要求。当然，为选拔和培养高层知识分子专业人员提供最广泛的基础，即为赋予高雅文化和尖端技术以民主的结构，并非没有不利因素：造成中等知识分子阶层大量失业的可能性，在当今社会这种情况实际上已普遍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现实中知识分子阶层并非在抽象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为适应具体的传统历史进程而形成的。传统上“产生”知识分子的阶层形成了，与这些阶层相对应的是那些专事于“储备”知识分子的阶层，即拥有土地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某些中小城市资产阶级阶层。各类学校（古典的和职业的）在“经济”领域的不同分布和这些阶层中各类范畴的不同愿望决定着不同知识分子专业部门的产生，或者说为其提供生产的形式。因此在意大利，乡村资产阶级主要在生产国家公务员和专业人员，而城市资产阶级生产的则是工业技术人员。所以说，技术人员主要产生在意大利北部，而公务员和专业人员则产生在南部。

知识分子与生产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与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调解”，而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衡量不同知识分子阶层的“有机性”及其同一个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程度，并且从上到下（由结构基础而上）为其职能和上层建筑确立一个等级都是可能的。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知识分子便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这些职能包括：

1.对于主要统治集团强加于社会生活的总方向，人民大众所给予的“自发的”首肯，这种首肯是由统治阶级因其在生产界的地位和职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由此带来的信任）“历史地”所引发的。

2.“合法地”对那些既不积极也不消极“首肯”的集团加以强制的国家强权机构。该机构是为自发的首肯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管辖和统治危机的关头所建立的。

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便是极大地扩展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也是使人具体接近现实的唯一方式。它与等级的成见相抵触。组织社会霸权和国家统治的职能当然是导致某一劳动分工的原因，因此造成整个专业的等级制度，其中某些专业并不具有指导或组织的职能。例如，在社会和国家领导机构中存在着一系列手工和使用工具的工作（非管理工作，非官员和公务员的代理人）。做出这样的区分显然是必要的，正如做出其他区分是必要的一样。的确，对智识活动做出区分也必须根据其内在特质，根据在极端对立的情况下代表真正质量差别的阶层——处在最高阶层上的会是各类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创造者，而处在最低阶层上的是早已存在的、传统的、日益积累的智识财富的最卑微的“管理者”和宣扬者。

在现代社会，如此被理解的知识分子范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大多数职能都产生于民主-官僚体制，这些职能的存在并没有得到生产社会需求的证明，尽管得到了主要统治集团政治需求的证明。洛里亚的非生产性“工人”（但对何人和何种生产方式是非生产性的？）的概念便由此而来，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集团利用其地位从国民收人中为自己抽取巨款的事实，便可以部分证明该概念的正确性。集团的形成在心理上和个人能力上都使得个体标准化，并且产生了与其他标准化集团相同的现象：使为防御同行、失业学校的生产过剩、移民等等问题的组织成为必要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