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之黑

《蔑视大众》第一章节选

[德]彼德·斯洛特戴克 著

20世纪的很多作者，其中不乏一流作者，都将大众（Masse）进入历史算作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标签之一。这一现象的发生是基于良好的洞见之上的。近几个世纪以来有启发性的哲学思想为其提供了支撑。黑格尔提出了作为主体的实体（Substanz als Subjekt）的发展，将其作为其逻辑学研究，事实证明那是那个时代最有力的准则，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如此，如今则是“作为主体的大众的发展”。该准则为可能算是现代性计划的东西赋予了堂皇的政治内容。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过去的民族主义时代，以及我们作为公民别无选择地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民主时代，其指导思想都来源于此。两个时代中，主导的动机就是，一切权力以及一切能够产生效力的表达方式都必须源于大多数人。

大众一旦成为主体，并拥有了意志和历史，理想主义的傲慢时代就完全终结了，形式（Form）自以为可以任意地塑造内容（Inhalt）。并且，一旦大众被认为有能力具有主体性和主权性，那么形而上的主人的优先权、意志、知识和灵魂就会进入原本看起来完全不过是单纯物质的东西中去，并使被征服和被误判的部分获得另一方的尊严。近代以来的宏大主题——解放——围绕着一切在旧逻辑和旧的统治秩序中被称作下等（das Untere）和他者（das Andere）的东西，这其中既有自然的物质，也有人群。那些曾经是可支配的物质的东西，将成为自由的形式（freie Form）；而曾经完全献身于工作和服务的东西，将作为自我的目的来把握。现代化的、积极主动的且是主体化的人群却还被人们——无论是它的支持者，还是蔑视它的人——固执地称为大众，并且只要这种状况一天得不到改变，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崛起成为某种主权（Souveränität）的进程就是一个未完成的，也许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过程。作为主体的实体的发展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说起来容易，但在街头或是在近代大都市的近郊则显得困难重重。

在论及现代性的伟大作者当中，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有且只有一人完全没有采取进步哲学的人为拔高，也没有用青年黑格尔式的进步迷信来看待大众的兴起，以及在历史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在这里，我说的是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鉴于格奥尔格·施泰因纳（George Steiner）自称为柏拉图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或许可以把卡内蒂称为人类学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因为有了他，才有了20世纪最艰深的、思想最为丰富的关于社会和人的概况的著作《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然而该著作自从1960年出版以来就一直广受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的质疑、诟病，以及回避。因为作者在这本著作中拒绝像其他社会学家就其本职工作而言所做的那样，用批判的形式来向他们的研究对象或当事人，也即当下的社会行献媚之事。卡内蒂的强项在于他一以贯之的不讨好献媚，这来源于他在数十年间总是能够一次次重新唤起关于社会不过是被暴力行径激发的大众的核心体验。1927年，年仅22岁的卡内蒂身陷维也纳一场工人起义之中，并亲身经历了当时火烧最高法院时，人群被点燃的情绪以及肆意释放的能量。从那个时候起，大众这个问题对于卡内蒂来说就至关重要，并且也在他著作的标题中得以体现。他亲身体验了人们向群体涌动的动力中注入的直觉，这对他来说难以忘记。在他的自白《我也成了大众中的一员》中，他表达了自己清醒的意志，这段经历虽令人羞耻，但同样发人深省，他有义务清算这段过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本书之所以叫《群众与权力》，是因为作者不想直接依照个人的经验去命名它。否则的话，这本书可能会命名为“群众和聚集”“群众和爆炸”，又或是“群众和裹挟”。这本书比他的其他任何写作都更清楚地点明了20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被恶和假所裹挟。没有这样的论断就无法说明在大众身上始终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马克思虽然曾经教导我们，一切的批判始于对宗教的批判——但从卡内蒂那里，我们学会了，批判宗教时，若不去区分裹挟，或将好的和坏的奉献分门别类，则批判无半点进步意义。

卡内蒂关于大众精神的现象学一开始看起来沿袭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路子，研究作为主体的大众的发展；它认为大众的产生意味着在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同时又令人不安的行动主体。最大的未来份额属于被赋予权利的大众在舞台上的表演，鉴于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便无可避免地要把它作为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卡内蒂的观察中就混入了关于大众成为主体的不可克服的迟钝的以及不透明的特性的洞见。

可能有几个人走到了一起，五个人、十个人或十二个人，不再多了。没有宣布什么，也没有期待什么。突然间，一切都变成了黑压压的人。

卡内蒂看起来很清楚地知道，他说出这样的话就等于越过了社会学研究惯常的且受人欢迎的边界，因为每个由公众着手建起的社会理论，就算它自诩为批判的理论，并自诩谈及一切可以谈及的东西，也会避免以群体形式自动聚集的社会丑闻以及黑压压的人群的丑闻。牢牢抓住了这些令人不快的证据之后，卡内蒂将他的描写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在那些黑压压的都是人的地方，大众的本质，即一个纯粹的旋涡就显露出来了。旋涡的轨迹就是向下，向着中间。

很多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完全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表现得行色匆匆，来到了那个大多数人在的地方［……］一个人的运动，人们认为会传递给其他人，但又不单是如此：他们有一个目标。就在那里，在他们找到合适的言辞之前：目标就是最黑的地方，那个最大多数人聚在一起的地方。

突然之间黑压压的都是人：对于所有那些尤为重视女性解放运动，把大众提升到主体地位的人来说，这个表达无异于令人尴尬且绕梁不绝的辱骂。在这一表达中，有着清楚的自我欲望认知的民主主体的理性浪漫想象也完全坍缩了。关于自身透明的群体的梦想荡然无存，关于世界精神与群体相拥的社会哲学幻影也粉碎在了无法消解的黑箱中：黑压压的人群。卡内蒂的直觉邪恶而又无比清楚地强调了大众主体（Massensubjekt）一经形成，不透明的动机就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事实。因为在大众当中，表现为被激发状态的个体集中起来以后，并没有形成神话话语中的所谓“观众”（Publikum）——实际上，他们更多地集结成块，形成一块块由人构成的污渍（Menschkleckse）。他们涌向那些他们聚集得最黑压压的地方。自动聚集（Auflauf）的理论表明了，在群体的自我构建中，作为材料的人从一开始就是过剩的，并且发展作为主体的大众的崇高理想，理所当然地被这种过剩破坏殆尽。因此，大众这个表达在卡内蒂的阐释中就成了一个术语，它在实施成为主体（Subjektwerdung）这一行为的一瞬间就已经自我屏蔽了这一实施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众——这里指自动聚集起来的人群——总是无一例外地是一种伪解放以及半主体化的状态。大众是模糊的、不稳定的、不加区分的，由争相模仿和疫情般传播的激动情绪所控制，是阴性-感官的（weiblich-faunisches）、前爆炸性的，它的实际诊断与过往的大众心理学大师，如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刻画出的肖像高度相似。

同时，卡内蒂也没有忘记强调大众形成中的退化特性：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中存在着一个不留情面的自我距离（Ich-Abstände）体系，它硬生生地将人与他人孤立开来，从而让每个个体进入一种孤独的“必须独自一人”的紧张状态中去。“没有人能够到达他人的近旁或高度。”然而在人群自动聚集起来时，距离就消失了。黑压压的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旋涡，它能够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破除障碍的效果。卡内蒂还证明了，自动聚集的人群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人释放（Entladung）的意志：

只有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能从距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也正是在大众当中发生的现象。在“释放”中，隔阂消失了，所有人觉得是“一样的”。在密集状态中，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空间，人与他人之间彼此邻近，从而不分彼此。可怕的正是这种“释然”。为了这幸福的瞬间，彼时没有人比他人拥有更多、更优越，此时，人群就成了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