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摘要:在马克思指出了货币的本质是作为一般价值形式的货币商品之后,需要理解的是,在货币使用中发生了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分离。这样,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根源,一方面,货币是一种记录财产的铭文,它确定了人或社会与所有物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货币是一种封印,它实现了实在的价值或财产与象征(名义价值)之间的关联。然而,随着数字技术,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货币的数字铭文和封印逐渐取代了传统货币的实在性的外观,让位于货币幽灵化的本质,即作为人与所有物,财产与象征的基本经济关系的架构,这势必代表着数字技术带来的新铭文和新封印将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以这种数字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新社会形态。

 2019年岁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降临在神州大地,除了染病被隔离资料和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医生、护士、警察和社区工作人员等人外,更多的人只能以自我隔离的方式,待在自己的家里。然而,不难发现,在生理性和物理空间隔离的同时,实际上,人们以另一种方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交流网络,人们可以在网络上刷朋友圈、看微博、刷抖音、玩游戏,当然,在隔离期间,一项必不可少的行为就是网上购物,尤其是通过网络来购买各种生活用品。在疫情相对不太严重地区,美团生鲜、盒马生鲜等区域性新鲜蔬果的配送业务非常火爆,而像必胜客、麦当劳、肯德基,以及各种品牌餐饮服务都提供了向社区定向配送的业务。在这一切的背后,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被彻底隔离了吗?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居家隔离带来了一个衍生效应,即之前被日常生活的普通状态所掩盖的数字化经济的潜能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电子支付手段进一步攻城略地,让之前认为只能由现实的实体门店和服务来完成的经济活动,完全可以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手段,转移到智能手机和电脑终端之上,也就是说,我们以这种数字化货币的方式重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一种在例外状态的隔离之下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掏空了之前由于数字化货币出现形成的现实与互联网络的并轨的二元机制,并逐渐让后者通过新型的数字化货币逐渐瓦解了前者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让这种物理空间隔离,但仍然让我们保持着交往的新生活方式,恰恰是我们在近五年来货币支付手段的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这种新生的数字化货币不仅仅重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数字化货币可能促发我们对现代货币所塑造的市民社会的本质的反思,尤其是当比特币,Facebook的虚拟货币Libra逐渐成为一种新货币形态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里,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要解释这个问题,显然不能从那些极度乐观的技术拜物教那里来寻找答案,因为那样势必意味着我们需要将人类经济活动的命运彻底交付给一个不可预测的超智能算法计算来控制;同时,我们也必须对那些绝对拒绝数字化货币,让人类的经济生活继续停留在贵金属本位或国家信托基础上的主权货币的保守派保持距离,因为他们试图用中世纪的长枪来与数字化的比特运算进行决斗。对于数字化货币的理解,我们仍然需要立足于货币本身,从货币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作状态来思考数字时代资本论的“货币章”。

 一、铭文:所有物的记录形式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货币的本质并非是凌驾在商品之上的绝对观念,而是一种来自于现实商品交换活动的货币商品。马克思说:

 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品与它们相对立。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个别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其他商品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旦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

 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十分明确金银一开始并不具有交换中的特殊地位,它和其他用于交换的商品一样,它们也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不过,当它们充当了一般价值形式的等价物之后,它们才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货币商品。而一旦贵重金属,即金银长期作为一种度量其他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而存在时,它们就变成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价值形式的第四种形式——货币形式。

马克思的确十分精准地指出了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的根本所在,货币的价值,并不像一些庸俗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他们认为这些贵金属货币天然地具有一种价值,从而将所有的其他物体整合到一个交换的网络之中,更有甚者,他们将金银所具有的价值视为上帝的恩赐,从而将市民社会中的货币拜物教加以神学化。显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货币是一般价值形态的体现,即金银本身也是在普通的交换活动中被挑选出来的特殊商品,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神的恩赐或者天然价值的色彩,它们和其他商品一样都凝聚着人类无差别的劳动的量,金银成为固定的一般价值形式,恰恰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具体的交换活动中,被人们约定为一种共度性地衡量价值的尺度。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所以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只因为货币是商品的独立出来的价值。因此,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的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货币的论述,旨在破除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货币拜物教的神话,即将金银所具有的价值加以神秘化的倾向。但是,在谈到金银等贵金属成为一般价值形式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在衡量我进行交换的商品之前,必须要首先明白我拥有什么,换句话说,唯有在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了什么之后,我们才能将拥有的东西选择进行交换,从而获得一般价值形式。那么,在我们选择进行交换之前,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拥有了什么?

即便是那些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拜物教和神秘化的货币价值形式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而言,似乎对拥有的问题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例如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就将位于原始部落中的一种礼物的象征交换视为资本主义货币交换之外的可能性,莫斯说:“那里的物质生活、道德生活和交换,是以一种无关利害的义务的形式发生、进行的。同时,这种义务又是以神话、想象的形式,或者说是象征和集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显然,莫斯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下以货币为中心的商品交换模式,但他并不是否定了交换,而是提出在资本主义的等价的商品交换之外,存在着另一种交换形式,这种交换形式就是象征交换,这种交换不以现代的经济和公平的法则来进行交换,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的方式不能以现代的货币交换的方式来理解,而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是以礼物互赠来完成的一种象征性的和想象性的关系,它的目标不是维持经济行为,而是维持部落之间或内部的象征性平衡。尽管如此,莫斯的解答仍然回避不了这样的问题,即便原始部落的交换是以物易物的象征交换,不以追求现代的商业利益为目的,但是,它们在进行交换之前,也必须要拥有某种东西,才能将它们作为夸富宴的消耗品或者用于象征交换的礼物而存在。也就是说,任何交换的前提是,产生交换行为的双方或多方,必须以拥有了某种东西(无论这些东西具有的是象征价值还是交换价值)为基础,如果没有可以进行交换的东西(如礼物或商品),交换就无法进行,也无法结成对应的交换关系。

因此,对于人的交换活动来说,首先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拥有的问题。在罗马法中,拥有(haberi)是一个法律问题,对此,阿甘本解释道:“物并不是某人的财产,就像海滩上的贝壳或野生动物一样,它们被称为“非物”(res nullius)。第一个捡贝壳或捕捉到野生动物的人成为了事实上(ipso facto)的拥有者,他们预设了占有行为就裁定了他们的所有权。”阿甘本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从自然存在向拥有的转变。一个海滩上的贝壳,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它并不与具体的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它也并不会进入到人类社会和文化当中。一旦有人在海滩上捡起了这个贝壳,并塞在自己的衣服里,在阿甘本看来,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即一个自然存在物与一个具体的主体产生了关系,这是最基本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即拥有关系,人通过一个行为,将贝壳变成自己的所有物,贝壳不再是纯自然性的存在,它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即它成为了某个人拥有的所有物。

不过,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某个人捡起贝壳的行为,这是一个事件,它转瞬即逝,他捡起了贝壳,也随时会忘掉这个事件,仅仅有捡起贝壳的事实不足以充分地支撑该主体拥有贝壳的关系概念,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即铭文(inscription)。例如,一个部落的猎人们归来,将他们捕获的猎物做了最基本的计数,比方说结绳计数或者岩画,总而言之,原始的猎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出一种讯息,他们拥有了一定的猎物。

然而,我们不能将铭文视为一个简单的记述工具,因为从我们的祖先尝试着将他们捕获的猎物和拾得的物品变成一种铭文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个铭文的记述,不在于单纯的描绘出一种既定发生的事实,而是用一种“书写”(écriture)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在之前并不存在的拥有关系,这不是语言,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记述,它们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绳结、石块上的刻纹,岩画上的划痕而已,但这些特殊的“书写”已经昭告了人类社会拥有关系的降临,这是一种带着神话色彩的降临,这些特殊的铭文已经将原先的自然物已经简单的加工物彻底了带入到与人类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首先就是拥有关系。所以德里达说:“在绘画中实现了对事物的复现,事物已经在光彩夺目的现象中出现,而绘画让事物被保护、被关注、被保持,然而,无论它们多么不受人们关注,该事物本身的自在性和真实已经消失。绘画不是物本身的绘画,首先,这是因为不再存在物本身。”这种特殊的“书写”,让事物不能再以它本身的自在性或物自体的方式存在,因为一旦被铭记下来,它就不再是那个纯粹的物,而是进入到与人的拥有之中,而最简单的石头刻纹和结绳成为了拥有关系的最初的证据。与此同时,这些铭文在一定程度上,将自然的贝壳变成所拥有的贝壳,自然物变成了所有物,这成为了最原始的财产的记录。

当然,原始的铭文技术是十分粗糙的,它们无法传递出准确的所有物的讯息,这些早期的岩画和刻纹,只能以最具体的方式来表示所有物,如一个部落拥有多少头牛,多少只羊,多少谷物,多少陶罐等等。这也成为了古希腊时期的关于财产的定义,在古希腊语中,财产(κτῆμα)的词源就是动词“获得”(κτάομαι)。在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财产似乎就等于一个人全部的所有物”。而色诺芬也注意到,这种作为具有所有关系的财产,并不是以自然关系而存在的,而是一定方式被铭记下来的,即一个家庭总是通过“书写”将具有的财产全部列举下来。

显然,这种枚举全部所有物来表述财产的方式,对于古代人来说是一件相当繁杂的事情。于是,当金银具有一般价值形式,并转变成货币形式之后,用货币的方式来记录财产成为更为便捷的方式。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描述的金银货币成为一般价值形式的同时,也让记述所有物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从原来的列举全部的所有物的方式,在一般价值形式下,转换为一个货币的量,如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他们拥有的黄金或者白银的额度便成为财富的象征。这样,金银不仅是从交换领域中诞生的一般价值形式,也是一种记述财富的形式,这种记述财富的形式,最重要的不是是否拥有金银的实物,而是一个经过等价换算过的量。也就是说,当一个家庭中拥有的地产、古董、马匹、粮食等统统都转化为金银的量来换算,而这个家庭不一定拥有此等数量的贵金属。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出现了,即财产的形式发生了转变,即从具体所有物向等价换算的价值形式所有物的变化,一旦金银成为了一般价值形式,我们无需再去列举每一项所有物的数量和内容,而是将它们全部转化为一个贵金属的价值量,从而使所有的财产抽象化。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抽象化的过程是双向的,在金银等贵重金属充当一般价值形式的时候,自然成为了一个度量衡,一切具体的财产都需要换成金银的单位。但是,这种换算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作为货币的金银的存在,实际上已经非实体化了,它是作为一种抽象的量在起作用。也就是说,真正在等价交换中起作用的不是金银的实物,而是这个实物背后的价值形式,尽管在这个历史阶段上,货币的价值量仍然需要通过具体金银的实物来表现出来。实际上,金银等贵重金属在这里分化了,这势必让作为实体等价的金银让位于作为抽象铭文概念的金银,因此马克思说:“金成为观念的货币或价值尺度,是因为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使用形态的想象的对立面”。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种抽象化的金银的量凌驾在实物的金银之上,所有物的财产被铭记为一个抽象的量,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货币的幽灵化运动开始了,尽管它尚未彻底摆脱它的金银肉身,但价值的幽灵正在尝试着突破这层最后的藩篱。

 二、封印的象征:货币装置的组成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将货币揭露为货币商品,其中,金银之所以能充当其他商品交换的中介物,在于金银等贵金属的价值高,易于分割,便于携带等诸多性质,但最为核心的是贵金属货币拥有着与其他商品实物同等的价值,正如明代谢肇淛谈到了以白银为基础货币的优势:“夫银钱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毁,虫鼠不侵,流转万端,复归本质。盖百货交易,低昂淆乱,必得一至无用者衡于其间,而后流通不息,此圣人操世之大术也。”在实现了商品的一般价值形式之后,我们可以说,由于20匹麻布与2盎司黄金等值,那么从价值形式上来看,拥有了2盎司黄金就等于拥有了20匹麻布,这是一种基于商品等价交换规则的等量换算,基本上在交换活动和记录财富之中都并并无太大差异,其中的逻辑是,由于我手中的20匹麻布可以在市场上交换到2盎司黄金,那么当于我具有2盎司黄金的财富。于是贵金属的具体数量成为了记录所拥有的财产最便捷的方式,而以黄金等贵金属的数量来评价财富的方式成为了在商品交换逐渐扩大之后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通用方式。

但是,马克思也注意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即当我们使用贵金属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由于贵金属长期被作为货币使用,在经过成千上万次使用之后,金银货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磨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注意到,“因为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的磨损得少。金的名称和金的实体,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开始了它们的分离过程。”打个比方来说,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金银货币,由于每次在交易中重复称重会变得十分麻烦,于是,后来逐渐尝试着在银块上标记上相对应的银两的重量,如唐代通用的白银货币的形式是铤,“凡是铸成铤状的白银,有时就成为铤银,以与其他形式的白银相区别。……大铤应当是当时的五十两重,即一百八十六点五公分。面被有文字,是铸后刻鎏上去的。”这种铸造的铤银(宋代之后称为银锭),与其他散金散银一起在市场上使用,不过,这种铤银是直接交付,无需称重的,在交换时被称为一铤,直接取代了需要称重的斤两等单位。但是,在我国后来的货币史上,这种铤银一直沿用到五代十国时期,经过几百年的磨损,其中重量或许早就不是当时铸造之初的重量,然而,在交易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铤银,仍然无需称重,因为这种铤银(尤其的官方打造的铤银)即便有残缺,商家仍然会将其作为一铤来交易。也就是说,在交易中,一铤银是否具有足量的五十两之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铤银作为整体已经蕴含了它作为一铤(即五十两)白银的价值。这是铤银区别于一般散银的地方,散银在交易的时候必须称重,而铤银不需要(当然如果整块铤银碎掉,它就不再是铤银,而是碎银,需要称重),即便铤银的重量根本不足五十两。在铤银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提出的金银货币“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的分离,不过在这个分离过程中,是名义含量,而不是实际含量成为这种铸造货币的标准。马克思本人也十分明显在站在前者一遍,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坚决认为:“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显然,马克思关注的就是铸币在交换中产生“金假象”,即法定金属货币的象征含量,这决定了马克思是货币的唯名论者,或许这也是后来阿多诺在一次讲座中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纯粹的唯名论者”的原因吧!

如果货币在现实的流通中走向了唯名论,即以货币的名义含量支配着货币流通和交换,那么这个名义含量如何来得到保障。因为,在唯实论那里,货币的价值是由金银本身的重量来保障的,而铤银和其他铸造货币如何来获得它恒定的价值保障?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德文第一版关于“铸币”的部分,相对于后来的通用版的《资本论》被删减了很多,其中被删掉的就包括了马克思对铸币的象征价值的分析。在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非常值得细细品味:

 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

 从这里可以看出,早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中,马克思已经看到了可以用象征化的材料和形式来体现出货币的一般价值形式,这种象征化的价值并不需要具有与商品等值的价值量。不过,在后来通用版《资本论》中,马克思为了更加突出对商品的抽象价值形式及其在生产流通中的运作方式的分析,选择略去对货币的象征价值的分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从“货币章”走向“资本章”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那个抽象的价值形式,而不是象征所代表的价值在实际流通和交换过程中的实现。

实际上,对于贵金属货币的象征化,需要放在人类的货币史上来考察。,在古希腊时期,各个城邦都在铸造通用的货币,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就铸造了面值为4的德拉克马的银币,这些银币被称为τετράδραχμον。不过,这些银币最关键的东西并不在于其面值(4德拉克马),而在于它们被铸造成圆形,银币正反两面都印上了图案,例如现在留存下来的雅典4德拉克马银币铸造着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和奥林匹亚诸神宙斯的头像。将希腊诸神镌刻在银币的正反面,并不是为了装饰用,按照阿甘本的解释,这种将诸神的头像镌刻在银币正反面的做法,类似于一种誓言,让神灵来见证银币的价值,也就是说,最终保障流通进入市场的4德拉克马银币的象征价值的正是这些神灵,是神灵的象征将一种财富的实际价值与象征价值结合起来,并封存在德拉克马的银币当中。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诸神是银币的象征与人类的交换行为的见证,也就是说,使用该银币的人,必须保障他拥有4德拉克马的财产,且在交换中将这个银币所封存的4德拉克马的财产在诸神的见证下转移到交易对象手里。这是一种誓言,也是相对于神的一种信托,这种带有神灵头像的(铸币?)成为了象征价值和实际财产之间关联的对应,所以,阿甘本才会说这“界定了词语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神之名表达了语言象征的积极力量,我们知道,这恰好是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以,4德拉克马银币所镌刻的诸神的头像(无论是宙斯、还是雅典娜,或者如迦太基银币上镌刻的冥后帕耳塞福涅),它们的根本功能既不是装饰,也不是宗教崇拜,而是一种使用神话将事实与象征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否则,无法理解在银币上镌刻更为恐怖的神(如冥后帕耳塞福涅)的原因,一方面,它以正面的形象将一定的现实财产(无论这些财产是什么)与抽象的象征价值衔接起来,组成词与物,实物与象征之间的关联,同时这些神灵的头像也具备诅咒的功能,对于那些违背这种关联的个体实施惩罚,尽管这种惩罚只具有神话性质和象征价值。所以,真正的问题,既不是银币的名义价值,也不是它的实际价值,而是一种特定的关联,即实在世界中的财富和货币象征符号之间的关联,而实现这种关联性的保障,从最初的的古希腊开始,恰恰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诸神的头像。

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这种将诸神头像镌刻在货币之上的方式逐渐被另一种象征图案所取代,“钱币上先是有了国王的名字,然后是称号,最后是他自己的肖像”。实际上,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出现在金币之上,取代诸神的头像,其直接后果是将原先附着在钱币之上的那种神秘化的力量给祛除了,也就是说,通过将一个世俗君主的头像放在钱币之上,说明了诸神的力量相对于事实财产和象征符号之间的关系的来说,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素,相反,这种因素完全可以被世俗化的力量所取代,而且在世俗化约束中,同样也能保障财富与象征之间的有效关联。在后世的一些研究中,一些债券和有价证券会被世俗君主签名,并盖上相对应的国王印鉴,从而保障有价证券和货币(包括后世纸币的出现)所具有的实际财产的价值。施拉姆(Schramm)曾经研究过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ric the Great)的签名花押,他认为“花押并不简单地表达形象,毋宁说,国王通过花押来显现自己的在场。”在施拉姆的解释中,世俗君主通过头像和花押的在场,如同之前的4德拉克马银币上的诸神的功能是一样的,即他们在场见证了铸币(并不具有足值的价值)的实际财产与象征符号的统一,即政治经济学上词与物的统一,而这种的统一是如同诸神或世俗权威的在场来实现的。

不过,阿甘本有一个更为精准的表述阐释了这个关系。它将这种在货币上通过象征(诸神或国王的头像,抑或世俗君主的签名和印鉴,以及之后的银行家在自己银行发行的有价证券上的签名和花押)与实际财富关联在一起的方式比作为封印(signature),也就是说,货币上的签名、花押、头像等象征,实际上是一种封印关系,它将实际的财产以象征的方式封存在货币之上,“象征的意义是纯粹实用的,正如在硬币上镌刻上象征,就可以判定硬币可以用于商业交换”。阿甘本的意思十分明显,正是通过象征,将实际财富的力量封印在被象征标识的货币上,从而让货币具有了商业的功能。换句话说,这种词与物,财产与象征之间的封印关系,就是商业活动的根基,在货币上封印了对应的财富的量,也意味着货币具有了表征财富功能,唯有当货币具有表征财富的功能,货币才能用来表达所拥有的财富,才能在商业活动和市场上进行交换。也唯有当货币被象征的封印了对应的财富之后,货币才从普通的金银或其他材质(如纸币的纸张),变成了货币装置(apparatus),从而奠定了整个商业活动和交换行为的基础,成为衡量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最基本的装置。所以,货币的奥秘就在于将一定的财富的量,通过象征封印在某个媒介上(这个媒介可以是金银,可以是纸张,甚至可以是大数据网络中的一个比特),让不具备财富特征的普通材质,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瞬间成为了具有货币价值的东西。相反,没有被封印的材质,只能是普通材质,它不可能具有超越于它本身价值之外的任何神秘的力量。也只有明白了这个原理,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区块链的存储结构会成为货币新的形式。

三、分散式簿记和数字签名:走向数字货币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通过了一条法案,在没收的教会和贵族的地产的基础上,发行指券(Assignat),这些指券一开始只是为了让新政府摆脱暂时的财政困难,以债券的形式发行了指券,正如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黎贝卡·斯庞(Rebecca L. Spang)指出的那样:“在1789年12月开始首次因印刷这些指券的时候,它们并不是‘钱’”,事实上,最早的指券“只具有簿记(bookkeeping)功能,也仅仅只在行政人员和有官方背景的银行家手中流通。”然后,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派那里,这些指券被界定为“纯粹价值的象征”、“公意的体现”和“法兰西的救世主”。但反讽的是,很快这种指券就丧失了信用,由于革命政府的超额滥发,导致了指券的迅速贬值,从而这个用来解决财政危机的产品,酿成了更大的危机,而指券的贬值也是导致雅各宾派政府迅速倒台的原因。问题在于,指券具有了国民议会的签名,即存在着一种封印关系,即最开始的指券的价值来源是对没收的教会和贵族的地产和其他财产的登记证明,这些证明由对应的登记人员进行签名确证。不过,在1790年之后,这些指券上的签名不再是人为的书写,而是由印刷机来完成。如果在德里达那里,手写签名代表着一种书写与一个业已消失的在场的直接关系,而书写的签名成为了探寻一个这个业已消失的在场的痕迹,从而确保了事件与象征的一一对应关系。但是变成了印刷之后,这种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被打破,印刷的签名不再具有原先的国王的花押和印鉴所具有的封印权力,相反,这种可以随意复制的签名,如同本雅明笔下的丧失灵韵(Aura)的复制艺术品一样,尽管它的躯壳(即那个带有印刷签名的指券纸张)依然健在,但蕴含在躯壳之下被封印的活生生的实在的力量却从印刷的签名下消失了,一旦消失,意味着在不断重复印制的指券中,不再包含词与物,财富与象征的基本关联,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货币装置被打破,经济活动也随着指券的贬值而陷入混乱,唯有当新的拿破仑政府用法郎的象征重新架构了财富和象征之间的封印关系之后,法兰西的商业和货币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指券是一个不错的案例,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货币关系中,什么因素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效果是,充当货币的材料实际上是不重要的,既然纯粹的纸张可以取代纯粹的金银来充当货币,这势必意味着纸张也可以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被其他的材料甚至是数据所取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正如在人类历史早期,充当记录财富,并通过诸神和国王的姓名和头像将真实的财富封印在拥有象征的铸币之上一样,纸币是货币发展的一个中介阶段,尽管纸币的发行,在货币史学家们看来,是从金本位(或银本位)货币走向信用货币的一个伟大进步,但真实的情况是,无论是金银铸币(或者其他金属铸币,如中国古代普遍使用的铜板),还是后来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实际上也是以国民收入和财产总额为基础)的纸币的出现,都只不过充当了在技术不发达状态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的选择而已。我们将之前的货币状态可以概括如下:

(1)对财富或所有物的记录,在进入到交换之前(无论是商业上的等价交换,还是莫斯和鲍德里亚提出的“象征交换”),必须要拥有一定的财富或所有物,对于这些财富和所有物,需要用一定的技术来簿记,从而确定了人或家族相对于所有物的拥有关系。这是经济学上的财产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初的奠定,通过簿记的符号和数字,让人或家族形成了特定的财富所有权,也得出了他们所拥有的的财富的量。在这里,最关键的关系是,将自然物或产品还原为一定的可以被簿记的数量和类型,并作为财产被书写下来,成为人及其所有物之间的关系的证明。

(2)在货币具有了一般价值形式之后,真正让货币成为货币的,并不完全在于货币本身具有与交换商品等价的价值,而是在铸币和纸币上出现了象征(诸神与国家的头像、名称和签名),正如马克思所说,铸币的出现让铸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发生了分离,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关联,这个关联就是通过象征和签名所封印的财产与象征之间的关联。

由此可见,在货币装置中,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般价值形式之外,最重要的关联就是通过铭文所构建起来的人及其所有物之间的关联,以及铸币或纸币中封印的实在的财产与象征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构成了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事物与象征之间的布局(dispositif)。在实际的商业和经济交换之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通过货币装置建立起来的财富与象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簿记的铭文和货币的象征中被固定下来。

不过,指券的失败说明了铭文和封印仍然不足以建立完全的财富和象征之间的关系。一旦手写的签名变成了印刷的痕迹,其封印功能消失,导致了原先财富与固定签名的一一对应关系,变成了不确定的关系,一项财富,可以与众多高度同质化的签名对应,必然会导致指券的崩溃,由于这种对应关系被指券解构,大革命后期,乃至督政府时期的经济和商业活动陷入的混乱之中。

显然,后世的纸币制作都充分考虑到如何实现每一张钞票的唯一性,唯有在每一张钞票的唯一性上才能重新确定象征与财富的对应关系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布局。以美元为例,“美元具有显著的特征:绿色大背景,每一张都按照统一版式制作,钞票背面带有怪异的,苍凉的背景,还有一个未完成的壮观的金字塔,就好像玛格丽特的绘画一样,每张钞票有十二处标记指向该张钞票的面值,还有每张钞票的编号,代表着该张钞票的唯一性,与其他同面额的钞票形成了某种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这张钞票非常具体:它是更大规模的有价证券中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如何用特殊的方式来解读其潜在的象征。”芬·布伦顿(Finn Brunton)关于美元的论述最关键的是后面的钞票的编号系统,即这个编号系统保证了所有的同面额的钞票虽然在外观上完全一致,甚至防伪系统都也完全一致,但是每张钞票都是唯一的(one-ness),这种唯一性是相对于所有同面额的钞票的唯一性,这个后来被称为“冠字号”的编码系统,保证了所有的钞票必然与其他钞票形成了差异关系。在今天的点钞机的设计中,它们不仅能检验钞票所有的防伪标记,而且可以对钞票的“冠字号”进行检验,如果出现了同样的冠字号,意味着必然存在一张假钞。在电影《无双》中,设定的制造伪钞的背景都是前数字时代的,即在那个时代,无法检验所有钞票的冠字号是否重复,而周润发所饰演的“画家”只需要解决钞票在外表上的绝对一致(这也是他找到郭富城原因,因为郭富城是一个没有创造气质,只能进行高度复刻制作的画家,而伪钞的核心就是高度的复刻),一张伪造出来的钞票就可以成为真正的钞票在市场上流通。但是,在大数据时代里,一旦每一张钞票的冠字号被登记,伪钞的可能性已经被大大的降低,因为每一张现实中的钞票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物,而是与所有其他进入到流通领域的钞票(甚至包括那些被销毁的钞票)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体系,每一张钞票都对应于单一的信用或财产,而它们对应的信用和财产与其他钞票共同构成了整个货币体系。因此,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钞票不可能简单的模仿和复制,因为这种财富与象征的一一对应关系在数字化技术面前被重新塑造了,这也是为什么芬·布伦顿惊奇看到:“每一张美元都是一个文件,它或明或暗地承担着某种数据”。

然而,当纸币发展到不可伪造的时代,也意味着纸币的穷途末路。电影《无双》中“画师”伪钞集团的没落,也是整个纸币的没落过程,“画师”代表着伪钞制作的最顶尖级的团队,这个团队显然已经不具有卢佐维茨基导演的电影《伪钞制造者》中犹太人萨利那种制作伪钞上的游刃有余。恰恰是“画师”集团将纸钞所有的物质性因素(包括纸张、油墨、雕版印刷、水印等)都天衣无缝地解决之后,面对了是不可克服的“冠字号”的障碍,因为他们制作的伪钞无法进入到美联储的编号系统,因为他们的任何一个编号都会与美联储的既定编号系统中的钞票发生重复,而这种重复决定了他们生产的只能是伪钞。这样,数字编号系统成为了物理或实体防伪系统之上更为根本的架构,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编号体系直接将纸币的物质存在掏空了,让其在现实中的实在性变成了一种不必要的存在,这势必成为纸币向电子货币的转折点。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货币装置的核心是一种文件,芬·布伦顿十分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在具体的货币储存和交换过程中,这个文件记录了财富,并将一定的财富封印在特定的象征之中(这个象征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铸币或纸币的形式来体系)。这个记录的铭文解决了拥有关系的问题,而一旦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区块链来储存这一类文件,传统的货币势必丧失了这种效力。显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货币装置以铸币和纸币,甚至信用卡上的数额来表示,实际上都是数据结构和技术不够充分、强大和完整的产物,一旦今天的数字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传统货币装置被数字货币所取代是理所应当之事。而区块链技术本质上就是一个簿记系统,正如迈克尔·卡塞(Michael Casey)和保罗·维格纳(Paul Vigna)指出:“从本质上讲,区块链是一种数字簿记体系,可以在分散的个人计算机上进行网络共享,并允许任何人可以对它进行更新和维护,但并不会损害其记录的完整性”可以说,区块链技术是一种数字铭文体系,它以更加完备的方式实现了簿记,让具体的人及其所有物的关系被纳入到一个更为宏大数字体系中,这种体系是去中心化的,可以随时随地在任意一台计算机和智能终端上进行调用,从而更便捷地实现了铭记。更庞大的数据网络,更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使用,让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迅速成为传统铭文的替代方式。

(2)货币不仅仅是一种簿记的文件,更重要的是保障这种簿记的唯一性。在早期铸币的阶段,这种唯一性是通过具有神话性质和权力性质的象征(诸神和国王的头像,权威的签名,防伪标记)来实现的,但是,数字系统中可以通过加密技术来实现这种唯一性,从而实现一种数字签名(digital signature),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环签名(ring signature)。“2014年的门罗币(Monero)的区块链,使用了环签名系统的密码本协议,让网络的各个节点可以证明签名的真实性,但各个节点不可能识别签名的密钥,这种签名不是由一个签名,而是一组签名组成的。”数字签名和环签名就是数字时代的封印体系,它确保了实际财富与数字代码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一个属于数字货币的时代正在到来,分散式簿记和数字签名正在成为大数据时代的铭文和封印的方式,我们正在依赖于数字技术和区块链技术提供的便利和迅速实现了对人与财产,财产与象征,财产与人类社会关系的重组。通过区块链和数字簿记和签名体系,大数据将按照新的方式来对我们的关系进行重新赋值,从而将我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到庞大的计算体系中。在这一刻,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或许我们面对的并不是货币的幽灵化,而是货币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捉摸的幽灵,在数据技术和区块链技术面前,它逐渐摆脱了不必要的实在的躯壳,用数字化的方式实现了其原初的内核,即在所有物或财产与我们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货币装置出现之前是根本不存在的,通过货币装置,我们实现了与所有物,以及财产与象征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样,我们可以认为,一旦抛弃了传统货币的外壳,我们与财产,财产与象征符号之间的关系将会被重新改写,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或许即将降临。

文:蓝江
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