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倾向的几点看法——以1988年“解禁”后十年来的研究倾向为中心

[韩]洪廷善

作者单位:韩国仁荷大学韩国语言文学系

王艳丽 译,单位: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1988年,在对被绑架或本人主动逃到到朝鲜的作家实行了“解禁”政策后,国文学界掀起了对 KAPF(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和普罗文学的研究热潮。这次解禁,为近四十年来研究因反共意识形态而被蒙上神秘面纱、一直被禁止接近的普罗文学研究者们打开了一条自由研究之路。因此,1987年之后,就读硕士和博士的年轻国文专业研究学者们,争先恐后地展开了对 KAPF和普罗文学的研究。为剖析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来进行观察:1987年初到1993年末的七年间,首尔大学研究生院的国语国文专业硕士生创作的与现代文学相关的毕业论文共有86篇,其中50多篇与普罗文学和解禁作家有关。特别是从1987年后半年到1991年末的60多篇硕士论文中,除去其中的10来篇,其余的都是有关普罗文学的。而且,这种研究倾向并非仅局限于首尔大学,据笔者了解,这一时间的延世大学研究生院对普罗文学的研究热度曾一度超过了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成均馆大学虽与上述两校有一定差距,但从主流方向上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这持续流行了十多年的对 KAPF和普罗文学的研究热潮,虽对被遗忘的旧时期文学史的完整修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严重的弊端。这之中的代表事例就是出现了大批不伦不类的极左研究学者和普罗文学研究学者。如果把那些抱着狭隘的研究态度,试图通过研究普罗文学把KAPF解读成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一部分的人看成前者的话,那么那些受普罗文学评论中的表面鲜明性和斗争性所感染,认为其是“盘古开天”式的壮举而过分赞誉的研究态度则属于后者。以年轻普罗文学研究学者为中心的一群学者们,以为沿这条不伦不类的路走下去,就是他们所说的“劳动人民的卓越斗争”。这与他们在1987年爆发劳动运动后,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乐观幻想不无关系。他们把这种幻想应用于对 KAPF的研究,不去追求文学意义和客观事实,而是钟情于给显露在表面的政略和激进的主张赋予超越本来意义的含义。

  

崔元植

1994年5月,在纪念“民族文学史研究所”成立四周年的研讨会上,一直对普罗文学路线持有友好态度的崔元植教授在就研究方向方面所做的令人瞩目的批判性发言,其实正与当时这种错误的研究风气有关。

他通过在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就当前部分带有激进倾向或浅薄见解的的研究人员将过去的韩国文学单纯地两分为资本主义文学和普罗文学,并过分执着于分辨前者的“反动性”和后者的“进步性”的态度进行了批判。

无论是无知地推崇,还是巧妙地伪装,像对待神龛一样对左翼霸权主义顶礼膜拜的统一战线战术是一种老掉牙的策略,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超越那种把资本主义文学放进括号里而只偏爱普罗文学,或是以普罗文学为中心,将资产阶级文学当作备选进行边缘化的倾向。现在,让我们逐步减少普罗文学在我国近代文学中的主流性吧。

在1994年这样的微妙时期,他的发言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那时,一方面正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没落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转向给革命热情泼了一盆冷水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劳动运动等各种激进的社会变革运动还没有降温,他们强烈要求从绝对的党派性角度对普罗文学进行研究的时期。

在这一微妙时期,曾是进步文学阵营中代表人物之一的崔元植教授,居然用了“无知地推崇,巧妙地伪装”这样激烈的语汇,并对激进的左倾普罗文学研究方向进行了强烈批判,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出于某种自尊而进行普罗文学研究的流行风气在年轻学者中仍旧存在,但这种风气又刚刚开始经历外部的没落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崔元植教授对此展开辛辣的反思性批判,在笔者看来这绝非偶然。他的批判如果单单从发表文章表面上看的话,其论述的大方向是认为韩国的近代依然处于“现在进行时”。但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他非常迅速地发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开始没落的时期,韩国流行的普罗文学研究现象也早晚将会结束。同时他也敏锐地捕捉到一丝不吉的预兆:深陷观念过剩及盲目崇拜意识的当时的普罗文学研究风气,反过来更会加速普罗文学研究的没落。为了了解这一情况,有必要对当时的几篇文章进行一下探讨。

因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诗歌文学中,出现了盲目的西欧意向性或思潮混乱的苗头,这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精神混乱,可以说这种哀叹和绝望的征兆是必然的。……但是这种精神混乱和理念的空白从另一方面又成为探索新思想理念的契机…… 

这种分化的过程从1922年—1923年开始,差不多到1925年 KAPF成立时结束。觉悟到身处殖民统治的现实和大众的痛苦,并将此用诗歌表现出来的诗人主要聚集在 KAPF这一文学运动团体周围,而其他的诗人则以民族主义为依托展开了民谣体的抒情诗运动或是诗调复兴运动,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国民文学派。

如果与当时大多数年轻学者们在普罗文学研究中所体现的激进观点相比较的话,上文所阐述的观点还是相对温和的。尽管如此,上文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韩国文学简单地分成了资本主义文学与普罗文学两部分,并力图区分前者的反动性和后者的进步性的这种态度与崔元植教授所批判的问题并无多大出入。这与所引用文章的前文出现的“以三一运动为契机,以新观点和方式为根据的无产阶级小说开始出现。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启蒙小说失去了现实基础并发生了变化,彻底变得通俗化。”

  

这一内容相互呼应,明确地反应了作者本人将三一运动之后韩国文学的正统性/主流性设定在普罗文学之上的观点。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当然,文学史并不是对现实的罗列,而是叙述者的解读和添意。所以,如果说是依据有说服力的方法论所进行的阐述,而且阐述的主题不是“韩国近代民族文学史”而是“普罗文学史”的话,那么上述内容作为一种选择性的强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无论怎样,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将以民谣韵律为诗之根本的金素月和传承古典诗歌传统的韩龙云,以及展现了现代主义新型诗语的郑之溶等二十年代的代表性诗人边缘化,并称之为“其他诗人”,反之以 KAPF诗人为中心来叙述文学史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想具有说服力,就应该在著述中指出能与之相称的 KAPF诗人,但是在二十年代,这样的 KAPF 诗人是不存在的。所以,这部分的执笔人也没能摆脱自相矛盾的问题:在总论中对“卡普”赋予决定性意义的同时,在实际叙述中分析的却是不属于“卡普”诗人的“其他诗人”。

大多数的普罗文学研究者们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停地使用“党派性”“世界观”之类的概念。这种滥用概念的情况,我们在解放后一位在普罗文学研究领域获得相当声誉的人士的作品中可以窥见一斑。这是一篇论述“朝鲜文学家同盟”路线、尤其是论述此组织的人民性与党派性问题的文章。

因此,即使工人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党派性也应该在组织与理论实际等诸多领域中作为指导真理、进而作为检验真理的基准而彻底地得以贯彻。从原则上来说,党应该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执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结果,反过来说,是为了取得广泛的阶级斗争利益而发现的。因此党派性与形式意义上是否参加组织无关,即它不属经验型范畴,而是更加根本的原则性问题。因此,文学作品的党派性也是以作家与工人阶级政党相关联的意识形态联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里所讲的“即使工人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进而作为检验真理的基准而得以彻底地贯彻”意指的是什么呢?是说党派性是现在的判断者一定要持有的审判过去的基准吗,还是说过去的一切进步性运动本身中已经蕴含了一定的党派性了呢? 还有,“即使工人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个前提与后面“文学作品的党派性也是以作家与工人阶级政党想关联的意识形态联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又该如何有机地联系到一起去呢? 另外,如引用文中所讲的,我们彻底地用“更根本的原则问题”去认识党派性,并以此去判断作家和作品的做法是否合适呢? 如果这是合适的,那么我们到底能得到怎样的判断呢? 通过分析与上文几乎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笔者刚才提出的问题就会获得一些信息了。在下面的文章里,研究者用极其刻板的方式对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

那么,新倾向派文学无法成为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文学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前文所述,那是因为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性———他们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世界观。虽然在1925年左右,以赵明熙为中心,李箕永、韩雪野等人在“卡普”内部开展了思想学习小组活动,但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很快就在对大众斗争的广泛描写和对扎根于大众的正面斗士形象创造方面取得突破。只有到了1927 年,“卡普”方面制定了新纲领,同时达成了方向转换,继而宋影的<石工组合代表(1927.1)>、赵明熙的<洛东江(1927.1)>发表后,(上述目标)才真正得以实现。

这篇文章以1927年为分界点,将之前和之后的文学分别称为“新倾向派文学”和“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文学”,认为与后者相比,前者是未成熟状态的文学。其根据就是小说的主要登场人物的思想性和斗争性。他将“是否有真正的机会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作为判定作品优劣的标准。换言之,就是以作品是否刻画了“正面斗士”为判定作品的标准。其结论就是新倾向派作家崔曙海与宋影和赵明熙相比成了“相当”不足的作家,而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之后的李箕永相比则是“非常”不足的作家。那么,这种把崔曙海这样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更谈不上有能力完成学业的作家,或者在时机方面根本没有机会与马克思、列宁思想结合的作家们看作是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成就的“欠水准”作家的话,这种评价果真就正确吗?

在笔者看来,忽视崔曙海、玄镇健作品中所具有的远远超越宋影、赵明熙作品的那种感动的结构,单纯而教条地把是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过系统学习作为主要标准,一味地去贬低一些作家作品的做法才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判官”式的评判标准支配了作家的创作,结果只能造成作品的单一化和教条性。实际上“卡普”系列的作品们也正是如此。

无独有偶,首尔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中的如下章节也是如此:

正如第二阶段的农民小说中显示的那样:前卫的观点没能转化为作品的内在原理,结果阻碍了作品去真实地反映农民的实际生活,因此没有实现写实主义的目标,即“典型的创造”。也就是说,方向转化论尽管表现了“主题积极性”的较高世界观,但没能与党派性及客观性(民众性)相结合而成为新的原理。所谓自然主义的真正克服,并非靠强调人类主观意识,只有靠承认并且艺术性的再现独立于人类意识的客观现实存在才能实现。农民小说的写实主义成果在韩雪野的<过渡期>、李箕永的《故乡》中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们)追求的是从布尔什维克化阶段中获得的前卫观点与从新倾向派文学中获得的客观现实描写的统一。

这篇文章在强调前卫观点应该转化为作品的内在原理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视角看作是在前卫观点中捕捉客观现实的前提,这与前面的文章基本是一样的。这里所说的“客观现实”并非实际的现实,而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上获得的现实,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写实主义作品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阐述中清楚地感受得到。因此,这篇文章认为1920年代初期的新倾向派文学尽管克服了自然主义,但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前卫观点,就没能达成“典型性创作”,因此只能算是有缺陷的克服。而只有李箕永等作家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作品才真正达到了克服。正如上文所述,集中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普罗文学研究有几个共同特征。在此简略地整理如下:

第一:尽管本身是在批判俗流社会学主义,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普罗文学研究者们所使用的语言却深受这种社会学主义的影响。之所以会这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与其说是为了说明文学,还不如说是机械地照搬了说明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用语。让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他们的作品)从对过去小市民知识分子作家的文学活动的一种反思出发,表现了应该开展以“党的文学”“无产阶级”为主题的文学运动的认识。因此,(这些作品)在占朝鲜无产阶级大多数的农民与当时的新兴阶级,即拥有革命霸权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明确关系中,将过去未经分化的普罗文学运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这些研究者们在批判俗流社会学主义的同时,宣扬自己的观点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但他们却陷入到另一种俗流社会学主义中去了。其结果是,如果他们不使用从马克思主义中借来的“科学用语”的话,连一行文章都很难写得出来。这一时期的普罗文学研究者的文章,大部分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与他们共同使用在集体学习中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用语这一事实是息息相关的。

第二:这些普罗文学研究者们基本上对作品如何给我们以感动这一点避而不谈,反过来,他们更注重的是作品描述了怎样的人物和未来展望。比如说,他们在分析作品的时候,会说:“这首诗描写了因为反对资本家的野蛮剥削和他们的庇护伞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女工和工人们的形象,表现了1930年代初期工人们的阶级意识水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阶级合作与斗争。”因为刻画了觉醒抗争的人物,所以是优秀作品,或者是因为表现了这样那样的思想性及未来展望,因此比其他作品具有先进性——他们的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方式来自于将文学视为政治评论的态度,同时也是以素材主义态度判断作品优劣的结果。

第三:这些普罗文学研究者们的文章都共同地拥有一些以一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评价作品的倾向。在评价一篇作品之前,他们不是对作品进行细致精读,也不优先对作品的结构和脉络进行评价,而首先考虑的是作品是否符合党派性、目的意识、典型等马克思主义命题。例如:“但是,与工人运动热情高涨的1920年代现实相比,这样的工人形象还不能说是获得了充分的‘典型性’……”诸如此类的作品评论。另外,他们会根据已经设定好的普罗文学发展阶段来将作品分为不成熟第一阶段作品、成熟的第二阶段作品,或者是“达成了现实主义作品”“未达成现实主义作品”等等。因此,他们的作品研究很难获得个性,基本上会给人一种为证明某种既成结论而做的实例收集这样的印象。

对普罗文学的研究,自金允植教授的那篇“孤独”的先驱性业绩《韩国近代文艺批评史研究》发表之后,一直以来进展都不大,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

金允植

《韩国近代文艺批评史研究》

在经历了近30年的停顿期后,普罗文学研究终于80年代中期逐渐步入了正轨。但是,过去的研究者与现在的研究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经历了黑暗时期的孤独的老一辈研究者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即普罗文学者与自身的密切关系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因此,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紧紧地围绕研究对象,不断地反省和调整自己的研究态度。抛开是否认同马克思主义不谈,他们翻遍图书馆的每一个角落,在满是灰尘的资料堆里找寻需要的杂志和报纸,手中拿着放大镜去一一辨认影印本上那些蝇头小字。尽管身处禁止和压迫之中,却坚持直面现实与真实的热情和勇气。与之相反,“解禁”以后的普罗文学研究者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认识到自身与研究的关联性,也缺乏对研究的真正反省,而是单纯因为流行才走上了研究普罗文学的道路。结果导致对普罗文学的研究过分追逐夸张的进步性与革命性,有一种陷入 “游戏”层次中去的感觉。

鉴于这些问题,当前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解禁”之前的普罗文学研究,更好地继承老一辈研究者们那不畏恶劣环境、为获得最基本的客观性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精神,抛却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拿来主义”态度,对“解禁”以后占据研究界的从苏维埃俄国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及过于观念性的革命热情进行深刻的反省,以全新的紧张精神来重新开始我们对普罗文学的研究。因为,一旦情况的变化、政治意义消逝就失去意义的普罗文学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现在,普罗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少了,迎合大众需求的商业性研究却相当盛行。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关注普罗文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以新的姿态来开始真正的研究工作。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