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杨乔喻|大卫·哈维:真正将地理空间维度带入马克思主义

“对我而言,将马克思主义带入地理学,要比将地理学带入马克思主义容易得多。” 

——大卫·哈维 

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坚持从解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出发,并以不断深入的解读直面世界资本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的现实危机和复杂辗转:大卫·哈维,当之无愧为今天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2016年6月,哈维第一次以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访问中国南京大学(之前曾作为城市地理学家短暂来访),这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件大事;同时,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群体认真深入的学术研究现状,也为哈维进一步继续他一度想要中断的“马克思工程”增强了信心和底气。哈维说:我要回到劳动价值论,真正把地理空间维度带入马克思主义。 

哈维出身地理学,他最早的和首要的贡献,便是在地理学内部实现库恩的“范式”和阿尔都塞“问题式”意义上的方法论革命,以全新的批判性人文视角,在确立和建构现代地理学的学科边界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哈维在地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部著作,是发表于1969年的《地理学的解释》。在这本书中,我们会发现,与很多同时期的西方思想家一样,哈维也受到了近代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影响。然而,与几乎同时期写作的法国结构主义传统中的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不同,他的科学认识论的思想来源,并不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索绪尔的语言学的法式结合与诠释,而是更具实证意味的英美科学哲学传统,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和范式更替的科学史解读为主要内容。尽管路径和方法上有所区别,但哈维当时在地理学内部的思考与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却有着非常相似的理论目的:掀起一场人文科学的革命,确立理性在面对构成人类生活的社会与文化时的有效性边界。与所有企图利用结构主义完成自身革命的人文学科一样,哈维所在的地理学之所以迫切期待一场变革,是因为人文科学普遍面对的两重困境:要么沦为描述所谓外部“事实”的经验主义,要么被自然科学的量化抽象原则吞噬为标准化的硬科学。青年哈维立志要做的,正是打破这两重困境,以一种批判性的理论维度重新确立地理学自身的理论空间。 

最终帮助哈维完成地理学内部这一方法论革命的,正是哈维1969年来到美国巴尔的摩后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巴尔的摩这座城市,不只是美国现代城市化的一个典型样本,它同时也代表了70年代后激进主义在美国东海岸的异常活跃。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近三十年时间(1969-1987,1993-2001,中间六年中断期,执教牛津大学),我认为,是哈维“将马克思主义带到地理学”,即实现地理学方法论革命,并帮助确立现代地理学学科边界的重要时期。概括起来,在这一时期,哈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每年在地理学系(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学校和学科)开设至少一次读《资本论》的课程,二是将他所解读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应用于现实的地理学解释之中。 

通过这一时期几部重要著作的写作,以《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资本的界限》(1982)、《后现代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996)和《希望的空间》(2000)为代表,哈维对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城市、城市化、城市正义、空间生产等主题,进行了细致充分的分析和讨论。与一般人文地理学家不同的是,哈维理论的批判性维度,甚至他理论的基础性依据,都来自于他不断试图加深解读的马克思《资本论》,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努力呈现的资本的运动逻辑。在哈维看来,我们所面对的地理图景,并不是一些在观念和现实中固定不变的地方和地貌,而是资本在空间中运动和布展的结果。由于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地理学的对象和现象,哈维获得了地理学家以外的又一固定称谓:马克思主义者。 

应该说,哈维在上世纪后三十年里进行的这项“将马克思主义带入地理学”的理论工程是相当成功的。他引领了地理学(甚至与人文地理学密切相关并交叉的人类学)内部一股批判思潮的兴起,并吸引了很多优秀的年轻学者追随推进,为打破地理与文化之间的人为割裂,在地理学内部创建人文批判空间,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2001年,哈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退休,却没有就此隐退,而是开始了全新一轮的理论活跃期,开启了一项被他后来追认为“马克思工程”的理论项目。这一次,哈维不只离开了被他认为“精英主义”的美国名校,来到一所更加大众化多样化的公立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同时,他也在理论上彻底远离了他逐渐开始厌恶和批判的“学院主义”。在他的早期写作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几本旨在阐述元理论的著作,如《资本的界限》和《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哈维不再谈论任何元理论和宏大叙事,也不再使用学院派偏爱的理论建构写作方式,而是全面扎实地实现双重落地:一方面,在思想对象上,哈维密切关注并解读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最新变化,特别是经济危机及其转化;另一方面,在思想表述上,哈维开始使用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方式,可以看出,他的写作目标受众,已经从学院中的学者变为所有对周围世界变化存有关怀的普通大众读者。 

哈维在2001-2015年期间展开的这项“马克思工程”,要做到两件事:一是让更多人读懂马克思;二是让人们用马克思提供的方法和思想路径去理解资本对当今世界的构形和改变,当然,人文社会意义上的空间,仍然是其中的关键维度。在第一个“读懂马克思”的任务上,在纽约城市大学学生的提议和帮助下,哈维坚持了四十年的读《资本论》(第一卷)课程在他到纽约后不久就被搬上了网络(www.davidharvey.org),共14讲,提供视频与音频在线观看收听与下载。之后,网站又推出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的12讲课程。据统计,在2008-2010年期间,这一在线课程共获得七十万的访问量。之后,该课程的文字稿又被编辑成书,《跟着大卫·哈维读资本论》两卷本(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 1 & 2)分别于2011和2013年出版。今天,哈维的名字,已经成为《资本论》解读与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重要参照。 

在第二个“理解资本主义”的任务上,哈维先后写作《新帝国主义》(2003)、《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和《资本之谜》(2010),分别分析了美国如何利用伊拉克战争转移资本主义的内部问题和体系失败,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如何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实现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夺性积累”,以及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过程和后果的长视入微的分析。这几部著作,被哈维称为“实践研究(practical studies)”。每一本书,都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一个特定现实境况或主题的探讨,在理论上侧重于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十分贴近现实,哈维的这几本书都引起了主流学界和媒体的关注,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英美引起热议,伦敦经济学院还专门为此开设学术论坛,请哈维定期讲学研讨。应该说,最近的十五年时间里,哈维的研究更接近实证,也因此被更多人关注和接受。 

2015年,哈维出了一本新书《十七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终结》。这本书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哈维从实证和实践返回理论,尽管他仍然避免晦涩难懂的学术官话,坚持使用所有人能听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二是哈维宣布,这可能是他“马克思工程”的收官之作。哈维警告读者,这是他“写过的最危险的一本书”。之所以危险,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以上两点的结合。哈维要面向最广泛的大众读者,在理论上提出一种一般框架,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内在矛盾的诠释;并且,哈维相信,这样一种一般的理论框架,有可能成为自己“马克思工程”的一个总结性著作。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因为提出了重要的理论问题,恰恰无法成为终点,而注定成为哈维理论生涯的在80岁时迎来的又一个全新起点。 

哈维这本书提出的最核心问题,正是如何“将地理学带入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哈维很早便提出著名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概念,但从我们上文简要回顾的他长达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来看,他成功做到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度引入人文地理学的讨论之中。而在另一方向上,正如他自己所言,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哈维在此次访问中,坦言自己在最近收到的一本马克思主义词典的审阅稿中,失望地没能找到任何有关空间理论和城市化的词条。 

哈维这一次访问中国,与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学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解读,尤其是基于  MEGAII  (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手稿笔记部分进行的细致研究,以及对马克思核心概念,如对象化、事物化、物化等做出的深入考察。在访问中,哈维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想法:回到劳动价值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背后预示的正是哈维继续自己“马克思工程”的决心,也说明他将会直面并回应问题,将他四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他2016年的新书《世界的道路》,正是对四十多年研究历程的一个合集回顾),最终凝结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重要补充:将空间地理维度真正添加并融合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之中。我们期待哈维“马克思工程”的全新成果和他的下次到访! 


 
 

该文刊于《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7日第六版 文化研究 。发表时,《社会科学报》对原文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