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列宁

前  言

下面的短论从来都没有说，它想对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作巨细靡遗的论述。由于有恰恰是列宁的理论与列宁实践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十分清楚，甚至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头脑里也一样的这种想法，所以它只想粗略地表明他的理论与他的实践之间的关系。要彻底地论述所有这些问题，不仅要有比这几页还要大得多的篇幅，而且也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可以用来这样说明列宁毕生的事业。这对于那些只能通过译文来接触相关的俄国文献的人来说，尤其是如此。列宁的一生经历至少需有最近三十至四十年的历史作为架构。我们希望相称的研究成果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引导性评述的作者本身深知，在个别问题所属的这个整体性问题未获得澄清之前，要讨论这些个别的问题是有多么困难；而在应该加以普及、知识上毫无疑义的确定下来的个别问题普及之前，要使这些个别问题普及起来同样是有多么困难。因此在这里根本不探讨列宁一生所充满着的整个问题，也不探讨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出现的正确先后顺序、问题的选择、前后顺序和开展。同样，书中所做的引证也是根据这一点而有选择地进行的，并没有遵照精确的年月顺序。

                               一九二四年二月于维也纳
第1章
革命的现实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为它的本质是关于产生无产阶级的这一社会存在并从根本上规定无产阶级的这一社会存在的一种理性综合：而且因为为解放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在其中找到它明确的自觉。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家的境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人的境界，可以根据他对这点和由此产生的问题掌握到的深度和广度，根据他能够精确地探查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现象下底沉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倾向(这些倾向本身在无产阶级革命里头产生作用，而且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让自己得以实际存在、具有独特的意识)的程度来衡量。

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列宁是从马克思以来由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所造就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无法否认或忽略列宁重要性的机会主义者们夸夸其谈地说，列宁是俄国伟大的政治人物，但他对俄国和比较先进的国家之间的差别缺乏必要的洞察力，因而不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他们认为，他的历史局限性是他不加监别地就把俄国现实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一般化，普遍地加以应用。他们忘记今天完完全全被人忘掉的这一事实：在马克思的时代，有人也对马克思提出同样的责备。那时是说，他对英国经济生活和英国工厂制度的观察，不加监别地就把它当作一切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的观察本身可能是十分正确，但是正因为这些观察被曲解成一般规律，它们就变成不正确了。现在不需要详细批驳这种错误，指明马克思从来都没有把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特殊经验「一般化」。恰恰相反，马克思确实是以真正历史和政治天才的方法，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在英国工厂制度的微观世界、它的社会前提、它的条件与后果以及造成它的发展最后因而威胁到它的发展的这些历史趋向当中，确实探察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世界。

这正是在科学或政治上使得天才区别于平庸学者的东西。后者只能理解社会过程中直接既有的、孤立的环节，并加以区分。当他想取得一般结论时，实际上他只不过是用一种确实抽象的方法，把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受到限制的现象的某些方面解释为「一般规律」，然后加以应用。但是，对于天才来说，真实的本质，即一个时代中有生命的和活动的主要趋向是一清二楚的。即使在他自己认为他只是在讨论日常事务的时候，他也是在他所处时代的每一事件背后看到这些主要趋势在产生着作用，而且不断地写到有关整个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基本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这就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根据英国工厂制度的结构，他指出并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决定性的倾向。他总是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描述为一个整体。这就使他既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一种现象中看到它的总体，也看到它结构的动力。

然而，今天知道列宁为我们时代做过马克思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做过的那些事情的人，寥寥无几。在现代俄国发展的诸多问题——从资本主义出现在一个半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中的这些问题，到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些问题——中，列宁总是看到整个时代的这些问题：关于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攻击以及把现在避免不了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最后斗争转为对无产阶级有利、对人类的拯救有利的可能性。

像马克思那样，列宁从来都没有把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狭隘的俄国经验一般化。然而，列宁以天才的直觉在问题首次出现的时空状态中马上看出我们——这一逼近革命的——时代的基本问题。从那时起，列宁就是从这个观点——从革命的现实性的观点——出发，理解和说明俄国的和国际的所有事件。

革命的现实性：这是列宁思想的核心，是他与马克思的决定性联系。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为解放而斗争的概念表述，只有当革命已经作为一种实际的现实出现在历史的议事日程上，只有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在无产阶级的苦难当中，下仅仅是看到苦难本身而且也看到『将摧毁旧秩序』的革命因素时，才能够在理论上加以思考并且把它提出来。而即使在那时，也必须要有无畏的天才洞见，才能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一般人只是当工人群众已经在街垒战斗时，才能看到无产阶级革命，而如果他所受过的恰巧是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的话，甚至到那时也不会看到。因为，在一个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固若金汤，因此即使我们看来它是处在风雨飘摇当中，他也只希望并祈求回到『正常状态』，他也只把这一社会的危机看作短暂的插曲，而且即使在这个时候，他还是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对不可战胜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无理和不负责任的造反。对于他来说，街垒上的斗士都是疯子，失败了的革命是一种错误，而在革命中获得胜利(在机会主义者眼里这种成功只是暂时的)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乃是彻头彻尾的罪犯。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现实性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个时代客观基础以及认识这个时代钥匙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构成马克思主义起作用的核心。虽然有在完全拒绝一切没有事实根据的幻想和严厉谴责一切盲动主义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分界线，可是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还是紧紧地抓住所谓马克思个人预见的错误不放，以便拐弯抹角地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内部把革命完完全全地剔除掉。而且，捍卫马克思的『正统』的人跟批评马克思的人妥协：考茨基对伯恩施坦解释说，我们可以很容易悄悄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栘到未来——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来解决。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思考得更清楚、更具体。不是说他想用某种方法来提升马克思。他只是把马克思逝世以来历史过程的进一步发展放进理论里头。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不再只是设定在工人阶级自我解放上面的世界史眼界，而它也是已经提上工人运动议事日程上的革命。要列宁承受因这种地位带给他的布朗基主义(Blanquism)等的罪名，容易得很，这不仅是因为他完全一致——就他必须分担这些扣在马克思身上的(扣在马克思『某些方面』上的)罪名来说——而且也因为跟这种一致性一道他恰如其份赢得了他的地位。一方面，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不曾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和它的目的，认为是在任何一定时刻都是能够轻易实现的东西。然而，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种现实性，他们两人才取得评估当代一切问题的可靠的试金石。革命的现实性订下了整个时代的基调。个别的行动只有与革命的中心问题联系起来，才能被看作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而这个中心问题只有通过对社会历史整体的精确分析才能找到。因此，革命的现实性就意味着把跟社会历史整体有具体关联的每个个别的日常问题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中的契机来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所经历的发展，仅仅——仅仅!——存在于它越来越理解到个别行动与一般命运——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命运——之间密切的、可见的和重要的联系这里头。这仅仅意味着每一个日常的问题——正是作为日常的问题——同时也变成是一个革命的基本问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变成一种日常的问题。看到这场迫在眉睫的革命的人不仅限于列宁一人。可是，列宁从那些本身在理论上大声疾呼无产阶级革命迫在眉睫，可是这一革命已经变成现实时却懦怯地打退堂鼓的人里头脱颖而出，不只是因为他勇于自我牺牲、奉献，能够自我牺牲而已。他的理论清晰透澈，也使他从他同时代人中那些最优秀的、最有奉献精神的和最有远见的人里头突显出来。尽管他们只像马克思在他那时代能够做的那样解释革命的现实性——把它解释成整个时代的基本问题。笼统地说，他们的解释也还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不能把它应用来和用来为所有日常议事日程的问题确立稳固的指导路线，无论这些问题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所涉及的是理论还是策略，是宣传鼓动还是组织。唯独列宁朝着使马克思主义(现在十分注重实践的力量)变成具体的方向往前迈进了这一步。正是因为如此，从世界史的意义来说，他才是已经由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造就出来唯一可以与马克思并驾齐驱的理论家。

第2章
作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

远在资本主义在俄国实际发展和工业无产阶级产生以前，俄国形势的不稳定性就已经变得十分显著了。农村封建主义的瓦解和官僚专制主义的腐败，不但早巳成为俄国现实中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也已经促成一些不时起来反对沙皇制度的阶层，即使这种反抗仍然是以一种不明确的、混乱的和仅仅是本能的方式表示出来——而且已经导致农民骚动和所谓没有阶级之分的知识阶级的激进化。我们看得出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实际存在到什么样的程度，意义有多大，就是敏锐的观察者也还是不清楚——急剧地增强了客观的骚乱和它的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一八四八年还是欧洲反动势力可靠避难所的俄国，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越来越明显是在逐渐地朝向革命的方向发展。唯一的问题是：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哪个阶级应该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为什么第一代革命家们对于如何提出这种问题还很不清楚，这是容易理解的。他们在首先起来反对沙皇的集团中看到的是一个同质的因素：人民。知识份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分野即使在这个阶段还是很明显的，但这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在『人民』中阶级的划分并不明确，而在知识份子中只有确实忠诚的革命家投身于运动之中。这些革命家认为，与人民相结合，并且只代表人民的利益，乃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但即使在革命运动的这个阶段，欧洲的发展也必然要影响事态，从而影响革命家们借以评估事态的这一历史思考角度。在这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欧洲发展的进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也是俄国不可避免的命运?俄国在社会主义里找得到救赎之前，是否也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苦境?或者，由于她的情况与众不同，由于她还有农村公社，她能够跳过这个阶段而找到一条从原始的共产主义直接向发达的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时绝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清楚。恩格斯不是直到一八八二年还在回答说，如果俄国革命同时引起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吗?

关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即使要概略说明这里的篇幅也不够。它只是使我们不得不选择我们的出发点，因为由此产生了这一问题：哪个阶级是未来俄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可以看得出来，承认农村公社是未来俄国革命的出发点和经济基础，就必然使农民变成社会变革的领导阶级。而且与它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有别于欧洲的这个差异相一致，革命就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寻求其它的理论基础，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关于社会必然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表述。争论俄国是不是处于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发展的过程中——俄国资本主义是不是能够发展——进而，在理论方法上争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一种社会发展普遍妥当的理论，以及最后，把讨论集中在社会中要派定哪一个阶级使它成为俄国革命的真正动力——所有的这些，关键都是在同一个问题上面。它们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演变的这一意识形态反映，都是它在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策略、组织)上独立于其它社会阶级的这一演变的各阶段的意识形态反映。

这是每次工人运动都必须经历的一个持久而又痛苦的过程。只有包含着本身表现出阶级状况的特殊性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自主性的这些个别问题，才构成工人运动特殊的俄国组成成份。(德国工人阶级在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倍倍尔August  Bebel一施韦泽Johann Baptistvon Schweitzer时期曾有过一个类似的阶段，德国的统一成为它的决定性问题之一①。)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要取得它行动上的独立性，就必须明确地针对这些局部性的问题本身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最好的理论训练，如果只限于作出通则、概括，也是绝对没有价值的：要想在实践中有效，它就必须通过明确地解决这些特殊问题的方式把自己表现出来。(比如，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虽然是一个热情的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的嫡传弟子，却也决不比那些在纯粹理论水平上更为混乱的拉萨尔主义者②更能经常、可靠地作出正确的决定。)但这里对于俄国更为特殊的是，这种为无产阶级独立、为承认它在未来革命的领导角色而进行的理论斗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确实在俄国那样取得如此清楚而明确的解决。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不致于有毫无例外地可以在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中发现到的那些犹豫和倒退——不是在犹豫和倒退是免不了的那种成功的阶级斗争进程中的犹豫和倒退，而是在理论明晰透彻和策略、组织自信心上面的犹豫和倒退。至少它最有自觉的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像它的客观阶级状况从俄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直接和明确地发展出来那样发展出来。

列宁并不是第一个从事这种斗争的人。但只有他把每一个问题透彻地思考到底：透彻地把他的理论洞察转变为实践。

列宁是其它的理论代言人当中唯一投入反对『原始的』俄国社会主义，反对民粹派(Narodniks)斗争的人。他从事理论斗争的目的，旨在决定俄国的命运当中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独立和领导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于这种论证的进程和实质只在于证明，像马克思所概括的那样，资本主义发展所走过的典型道路(即原始积累)跟俄国也有关系的——即一种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在那里也能够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因此这种争论就必定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代言人和新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家们暂时纳入一个阵营。把无产阶级与混沌一片的『人民』在理论上区分开来，决不会跟着自动产生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领导角色的知识与认知。相反地，证明俄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朝向资本主义的这一简单、机械和非辩证的结论，显然是无条件接受这种现实并甚至促使它尽快到来。确实不只对于进步的资产阶级来说是如此。在资产阶级记住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说明资本主义必然从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解体中出现的经济理论时，它的——暂时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不难理解的。对于所有机械地而不是辩证地解释马克思，对所有不理解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学得并体现在他自己摆脱一切神话和唯心主义的理论里的东西的那些『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必定看来更是必然如此：承认一个事实或趋向确实是存在的，绝不意味着说一定要把它当做是构成我们自己行动准则的一种现实接受下来。光明正大不存幻想地面对事实，或许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职责，但是对于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总是有一种此孤立的事实和趋向更为真实因而也更为重要的现实——这就是整个过程的现实，即社会发展的总体。因此，列宁写道：『资产阶级的事情就是发展托拉斯(trusts)，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要求』这种发展，我们不『支持』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在工厂中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庭劳动的时代。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就为列宁主义解决这整个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立足点。可见，承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承认在这种发展中包含着历史的进步，决非迫使无产阶级支持它。无产阶级一定会欢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奠定无产阶级自己出现作为决定性力量的这一基础，但是无产阶级一定会欢迎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它当作是它自己对资本主义真正的主人翁——对资产阶级——进行艰苦斗争的条件和前提。

只有这种历史趋向必然因素的辩证理解，才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战争中自动出现创造了理论的空间。如果按照俄国资产阶级和随后的孟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先驱者的方式，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接受下来，那么俄国就一定首先要完成它的资本主义发展。这种发展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按照这种公式，只有在资产阶级前进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之后，在资产阶级已经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扫除了封建主义的障碍，在它的位置上建立起现代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之后，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斗争才能开始。带有独立的阶级目的的无产阶级过早出现不但是无用(因为它在这一资产阶级与沙皇制度之间的战争中几乎不值得被看作是一支自主的力量），而且对无产阶级本身也是有害。因为这会吓坏资产阶级，削弱资产阶级对沙皇制度的打击力量，并把它迳自赶入沙皇的怀抱。按照这种解释，只能暂时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为现代俄国斗争的进步资产阶级的一种附属力量。

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在当时看不清楚)，这整个辩论是扎根在革命的现实性这一问题之中。对于那些没有多少自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来说，道路是这样划分的：按照是把革命看作工人运动议事日程中的当前问题，还是把它看成为一个当前的决定似乎还不适合发挥任何明确影响力的遥远『终极目标』。确实更有问题的是，就算我们能够认为孟什维克的历史观点是正确的，是不是无产阶级决会接受孟什维克的立场：是不是这种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不愿完全搞混阶级意识，以致使无产阶级在甚至就是孟什维克的理论也认为合适的历史时刻，从意识形态上还是无法像一次独立行动那样脱离资产阶级，或者至少要比较困难得多(这里我们只需要想想英国的工人阶级)。实际上，这是众所公认的空虚的思辨。机会主义者企图从马克思主义中消除掉的历史辩证法，仍然注定要在他们身上起到跟他们的意志相反的作用，把他们赶入资产阶级阵营，而且在他们看来，还会把无产阶级的独立出现推迟到无人可知遥远、遥远、实际上也不存在的未来。

历史证明列宁和少数公开宣布革命现实性的人是正确的。与进步资产阶级联盟(在为德国统一而斗争的时期就已经证明是一种妄想)只有当无产阶级可能作为一个阶级而跟随资产阶级与沙皇结成联盟时，才得以幸存。因为，革命的现实性意味着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毫无疑问，与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较，以资产阶级为领导者和受益者的经济制度代表着进步。但资产阶级的这种进步特性又是辩证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前提和它所要求的政治民主或法治之间的必然联系，已变得比较松散(这种政治民主或法治原是——尽管只是部分地——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封建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日益迅速地迫近，使得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有可能建立使资产阶级的经济生存和成长条件获得旧统治力量的政治覇权保证的联盟。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联盟而思想堕落的资产阶级把实现它自己以前革命要求的事委之于无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与旧统治力量之间的联盟不管或许有多大的问题，因为它当然是出于互相害怕更大的邪恶而产生的一种妥协，而不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阶级联盟，所以它还是一个新的重要事实。跟这一事实比较起来，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之间『必然联系』的这一公式化的和机械的『证据』，必定呈现出来，说明它是一种彻底的幻想。列宁说：『一般说，政治民主仅仅是一种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可能形式。(虽然在理论上对『纯粹』资本主义来说是一种正常形式)。正如事实所表明的，不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都是在各种政治形式下发展的，并且使所有这些形式服从于自己。』特别是在俄国，资产阶级从一种——表面——激烈反对沙皇制度的立场极为迅速地转变为支持沙皇制度，其根本原因在于嫁接于俄国的资本主义『非有机的』发展。这一资本主义非有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垄断特征(大规模工业的支配地位，金融资本的角色)。由此可见，与那些经历过一种更为有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相比，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数量上较小、社会力量较弱的阶层。然而同时，革命无产阶级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大规模的工厂中奠定下来，速度比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在纯粹统计上的估计所讲的更快。

但是，如果跟进步资产阶级的结盟证明是一种幻想，如果无产阶级在它朝向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与浑沌的『人民』概念断然决裂，难道它不会(正是因为这种得来不易的独立)完全孤立并陷入一场肯定是毫无希望的斗争里头吗?假如对于民粹派农业理论的否定，对于农业共产主义残余必然消亡的认识同样都不是辩证的，那么对列宁的历史观点的这种常有而十分明显的反对意见倒是站得住脚。这种消亡过程的辩证——因为辩证的理解永远都只是一种真正辩证事实的概念形式——是在这些旧形式的消亡不可避免性上面，而就这些旧形式的消亡是一个消亡的过程，换句话说，仅仅是否定的这个范围来说，它是只有一种明确的、一定的方向。它实际的方向绝不是自身所固有的，这一方向端视社会环境的演变，端视对整个历史环境背景的评估而定。更具体地说：旧的农业形式在经济上不可避免的消亡——包括大的和小的庄园——是按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列宁说：『这两种解决办法都按不同方式加速向更高的技术的过渡，都朝着耕作技术进步前进。』一条道路是从农民生活中扫清中世纪的和更早时期的全部习惯作风的残余。另一条道路——列宁称之为普鲁士的道路——『它的特点是，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关系不是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适应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都是可能的。与原先的情况相比较，二者在经济上都是进步的。但是，如果二者都同样可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同样进步的，那么，由什么来决定二者之中的哪一种注定会变为现实呢?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像对其它问题的回答一样，是明确而毫不含糊的：阶段斗争。
这样，有关要求无产阶级独立地起领导作用的这一基本形势的概括，就变得日益尖锐而具体了。因为，在为俄国指出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变这一方向的这场阶级斗争中，决定性的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农民，不但由于他们文化上的极端落后，而且首先由于他们客观的阶级地位，只可能对他们越来越不堪忍受的状况作出本能的反抗。由于他们客观的阶级地位，他们注定要在政治上成为摇摆不定的阶层——这个阶级的命运最终要由都市的阶级斗争、城镇的命运、大工业以及国家机器来决定。

只有这种背景才把决定权交到无产阶级手中。假如资产阶级自身能够成功地消灭农业的封建制度，那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的历史时刻就不能有什么指望了。沙皇制度使资产阶级难以做到这一点，是资产阶级暂时采取革命姿态，或至少是对立姿态的主要原因。但是只要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村中千百万受奴役的和极端穷困人口的自发暴动就随时有可能发生：这是一种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为它指出方向的自发暴动。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这种群众运动达到使农民获得实际利益的目标，从而创造出无产阶级可望胜利地向沙皇制度展开斗争的这些条件。

因此，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奠定了客观基础。它们的阶级目的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力量，在诸如『人民』之类含混的民粹派概念名义下实现的天然结合，终将注定崩溃。然而，只有通过联合的斗争，才能实现它们不同的目的。于是，旧民粹派的思想在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描述中经过辩证的改造又再提出来了。但仅仅只要革命的、有差别的『人民』概念——一切被压迫者的革命联盟——能够从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具体理解里发展出来，就必须否定含混的、抽象的『人民』概念。正是因为如此，列宁的党才可以正正当当地把自己看作是真正民粹主义革命传统的继承人。但是由于领导这场斗争的意识和能力——用客观的阶级术语说——只存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才必须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成为社会变革的领导阶级。

 ①(第三三页)拉萨尔、倍倍尔和施韦泽是德国一八七一年统一前时期德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者。

 ②(第三三页)拉萨尔主义者是拉萨尔的追随者，形成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他们相信可以通过国家援助的合作社和其它改良主义的手段来达到社会主义，而他们的对手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主张一个更富于战斗性的纲领。威廉•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之父，是爱森纳赫派的一个领导者。一八七五年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联合组成社会民主党。
第3章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

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既要从它与其它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的联系中解放出来，也要在它独有的阶级立场和由此而来的阶级利益独立性的基础上确立它自身的阶级意识。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在反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压迫者的共同斗争中领导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的客观基础，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内部的立场。但是，如果归结说，正确——能够跟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相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没有摩擦和挫折就能够独立地逐步发展出来，好像无产阶级能够在意识形态上逐步地形成跟它的阶级相称的革命志业，那么这就是机械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一种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幻想。伯恩施坦的论战，已经清楚证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长入社会主义的。但是，它的意识形态的对应物却没遭到反驳，继续存留在许多诚实的欧洲革命家的思想中，而且甚至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或一种危险。这并不是说，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完全忽视它的存在和它的重要性，不是说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道路是漫长的，而且要经历许多失败。在这条道路上，实际的挫折和意识形态上的倒退也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知道——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由于社会的前提，不再会『过早』地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就维系政权(意识形态政权)而言，不管怎样一定会『过早』地爆发。但是假如说(尽管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这一历史观点)还有人认为，由理论健全的党鼓动和宣传所补充的群众自生的革命自我教育(通过群众行动和其它经历)足以保证必要的发展的话，那么确实就不能说已经克服了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步发展出它的革命志业这一观念了。

列宁是第一位也是长时期来从理论的根本因而也是在决定性的、实践的方面(即组织的方面)，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重要领袖和理论家。

一九O三年在布鲁塞尔(Brussels)—伦敦(London)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现在已是大家熟悉的了。它针对着是否只因为支持党并且在党的监督下工作(如孟什维克所想的)就有可能成为党员呢，还是是否党员必须参加非法的活动，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并遵守最严格的党纪这一问题。关于组织的其它问题——比如说，集中制问题——只是这上述第二种列宁主义的观点必然的技术性结论。

我们也只有提到关于革命的可能性、大致进程和特点的两种基本不同态度之间的冲突，才能够理解这场争论，虽然在当时只有列宁看到所有的这些关联。

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组织的概念，内容包含从整个阶级多少有些混乱的群众中选择一群准备作出任何牺牲的专业革命家。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存在着这些『职业革命家』脱离其现实的阶级环境，从而发生分化、堕落为宗派的危险?这种党的概念，不正是那些『聪明的』修正主义者宣称他们甚至在马克思身上都已发现过的这一布朗基主义的实际结果吗?即使在谈到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本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篇幅可以用来讨论这一评论离题有多远。它并没有触及列宁党组织的概念核心，完全是因为如列宁所说，职业革命家团体就是一刻也没有这样的任务：或者是『创造』单命或者——靠他们独立的、大胆的行动——驱赶迟钝的群众，使他们面对革命的既成事实。列宁党组织的概念是以革命的事实即现实性为前提的。假如孟什维克的历史预言是正确的，假如接着会有一个繁荣和民主迟缓进展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至少是在落后国家——『人民』的封建残余已被『进步的』阶级扫除干净，那些职业革命家就必然会陷入宗派主义的困境，或者变成单纯的宣传俱乐部。党，作为无产阶级最有意识的份子的集中化组织——而只有以这样的身份出现——是被看成革命时期的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说：『政治问题不能与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任何人如果不考虑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接受或拒绝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那他就完全误解了它。』
但是，从正好相反的观点也能够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正是革命的现实性才使这种组织变成多余。在革命运动处于停顿时期，把职业革命家组织并结合起来也许有用。但是在革命本身的年代里，如果深入地发动群众，如果在几周——甚至在几天——之内群众经历了较多的革命经验，变得比以前的数十年更为成熟，如果甚至连这个阶级迄今仍在与他们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上拒绝跟该运动联系的那些部分的人也变得革命起来，那这种党组织就是多余，就没有意义。它浪费必要的精力，而且如果它发挥影响力的话，也限制了群众自发的革命创造性。

这种反对意见很明显地又转回到意识形态的发展逐步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那个问题。《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与整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规定得很清楚。『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换句话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明确体现。他们的组织问题是由他们关于这一方式的看法来决定，即按照这种方式无产阶级将确实取得自己的阶级意识，并且自己能够掌握和充分占自己的阶级意识。任何不是无条件地否认党的革命作用的人都会承认，不管是经由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机械演变，或者是经由群众自发性纯粹有机成长，党的革命作用都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列宁的党的概念跟其它人的概念不同的地方，一方面主要是在他对无产阶级内部不同的经济上的细微差别(工人贵族的成长，等等)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透彻，另一方面主要是在我们已经概述过的新历史观点上，他有无产阶级跟其它阶级进行革命合作的远见。无产阶级在革命的准备和领导方面当然越来越重要，从而党领导工人阶级也当然越来越重要。

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工人贵族的出现和越来越重要，是意味着特殊的工人阶级团体直接的日常利益和整个工人阶级的那些真实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的——相对的——分歧是扩大了，并终于固定化了。通过强制拉平差别并把事实上被地域、行会等分割开来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才开始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划分形式。这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不再以团结一致的敌对态度面对资产阶级，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危险：这些团体能够对达到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准的整个阶级产生反动的影响力，而且盘据党内或工会官僚机构，而且有时是地方行政机关等等里头的职务，就使他们——尽管，或者说得明确一点，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抱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正规教育和管理无产阶级的其它部分人的经验上占有一种优势；换句话说，他们在无产阶级组织中的影响，因此是有模糊所有工人的阶级意识，并且引导工人走向跟资产阶级实行心照不宣的联盟的这种倾向。

理论的理解、有意识的革命团体所做的相对映的鼓动与宣传，本身不足以对付这种危险。因为这些利益冲突本身是以长时间内工人都还无所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即使是工人自己的意识形态代言人有时也没想到他们本身已经抛弃了整个阶级的利益。因此，这些差别能够很容易在『理论上的意见差别』和仅仅是『策略上的差别』的红字标题下隐藏起来，使工人看不出来，而不时地在群众伟大而自发的行动中爆发出来的那种工人的革命本能，这时就不能保持这种活跃的阶级意识的自然高度，作为整个阶级持久占有的东西。  

这就使具有充分意识的份子的组织独立性成为无产阶级不可少的东西。正是这一点才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形式是跟预见即将来临的革命的能力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因为仅仅就此而论，每一种正确道路的偏向对无产阶级才是致命的、有灾难性的：仅仅就此而论，对于看来是日常琐细问题所做的决定，对无产阶级才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仅仅就此而论，无产阶级具有确实跟自己面前明摆着的阶级形势相符合的思想和行动，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然而，革命的现实性也意味着社会的骚动——旧结构的瓦解——远不限于无产阶级，而是包括所有的阶级。毕竟列宁不是说过吗?『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才真正表明出现了革命形势。『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危机越深，革命就越有希望。但是，危机越深，它所涉及的社会阶层也越多，盘根错节的本能运动也越是多种多样，以斗争最终决定整个结局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越加混乱和可变。假如无产阶级想要赢得这种斗争，就必须鼓动和支持有益于打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倾向，并尽最大努力将各种高潮——不论它们是多么本能的或混乱的——争取到整个革命过程之中。一个革命时期的迫近，也可以通过所有想联合或至少跟无产阶级接触的不满旧社会的份子得到预示。但正是这种情形会随之带来隐藏的危险。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组织起来使正确和适当的阶级政策得到保证，那么这些同盟者——在革命形势中总是加倍增多——就会产生混乱，而不是支持。因为社会上其它被压迫的那些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自然不会为跟无产阶级相同的那些目的努力。工人阶级倘若知道它所要的东西是什么，它的阶级利益所支配的是什么，那么它就能够将自己和这些别的团体从社会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是，如果党这个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党员代表，不确定这个阶级应当采取的方向，如果它的无产阶级性质甚至不能在制度上得到保护，那么这些别的团体就会涌入它的内部，并使它偏离自己的道路。假如无产阶级政党对自己的阶级组织有充分的把握，那么有益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盟反倒会是党最大的危险。   

因此，列宁的党组织思想包含可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因素：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尽量严格地挑选党员，以及全面联合并支持资本主义社会内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者。这样，他辩证地把目的的单一性与普遍性(即严格地按照无产阶级的角度来说的革命领导和无产阶级一般的民族及国际特性)统一起来。孟什维克的党组织概念把这些因素削弱了，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使它们变成折衷物，因此在党自身的内部把它们统一起来。孟什维克使自己与被剥削群众(比如，与农民)的主要阶层隔离开来，而把利益极不一致的团体联合在党内，因此使思想和行动无法协调一致。在阶级斗争混战时——因为一切革命时期都以深入激荡人心的、整个社会的混乱状态为特征的——不协助建立对于胜利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统一体，并且把其它摇摆不定的被压迫团体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这样组织起来的党就变成是一种不同利益团体的纠结。只有通过内部的妥协，党才能确实设法采取任何一种行动，而且即使在那时候，党也或者要尾随在它内部更聪明或更具本能的团体的后面走，或者不能不竚足观望悲惨的重大事件发生。

因此，列宁的组织概念意味着，跟机械的宿命论进行双重决裂：既跟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其阶级形势的机械产物的观念决裂，又跟这种看法决裂，即认为革命本身只是注定要爆发——假如客观的革命条件完全『成熟』——在各方面『自动地』促成无产阶级胜利的经济力量的机械作用。如果各种重大事件一定都得等无产阶级统一起来并且清楚地参加这一决定性的斗争，那就永远不会有革命的形势。一方面，总会有消极旁观并观望他们本阶级的解放斗争，甚至投诚到另一边的无产阶级阶层——越是这样，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本身的态度、它的果敢和阶级意识的程度，绝不是注定不可避免地要从它的经济形势中产生出来的。

当然，即使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大、最好的党，也不能『创造』一种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对于一定形势的反应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有能力针对它的阶级目的提出这项理解，并付出心力。当革命是一种现实性时，那么革命是不是能够加以『创造』的问题，就取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意义就会使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产生变化，使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问题的意义产生变化。关于『创造』革命这一问题，老旧的提法是以历史必然性与相关的党的活动之间固定的、非辩证的划分为基础的。从『创造』革命就意味着是无中生有，把革命用魔法变出来这角度来说，就必须完全拒绝这一提法。但是，党在革命时期的活动是指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果时代的基本特点是革命的，那么尖锐的革命形势任何时刻都会爆出来。确实的时间和环境总是难以精确规定的。不过，导致革命的趋势和在革命开始时采取正确行动进程的基本路线，因此越发可以加以确定。党的活动是以这种历史的理解为基础的。党必须准备革命。换言之，它一方面必须试图以行动加紧促使这些革命趋势成熟(通过它对无产阶级和其它被压迫团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必须使无产阶级对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中必然产生的思想、策略、物质和组织任务作好准备。

这也把党组织这一固有的问题摆在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上了。考茨基等人主张的老旧的观念以为：组织是革命行动的前提。罗莎•卢森堡所主张的认为，组织是革命群众运动的产物。这两种看法显然都是片面的，非辩证的。因为正是党准备革命的作用，才使组织同时而且同样既是生产者又是产物，既是革命群众运动的前提又是结果。因为党的自觉活动是以清楚地认识经济过程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它严格的组织独特性是在于与群众本能的斗争和苦难始终维持有成效的互动关系。罗莎•卢森堡有时近乎激赏这种相互作用的成份，但她忽视了其中的自觉和能动的成份。正因为如此，她不能理解列宁主义党概念极其重要的要点——党的准备角色——而且正是因为如此，总的来说她就不能不误解随之而来的全部组织原则了。

革命形势本身自然不是党活动的产物。党的角色是预见客观经济力量采取什么方向，预示工人阶级合适的行动方式是在那里经得起这样产生出来的形势的考验。与这种高瞻远瞩相一致的是，它也必须尽可能地使无产阶级群众在知识上、物质上和组织上对摆在他们眼前的东西和跟党相关的他们的利益做好准备。然而，实际的事件本身和随之出现的形势，是本身盲目地并按照自己自然规律产生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些经济力量的产物——但即使如此也不是按照机械主义宿命论产生作用。例如俄国农业封建制度的经济衰败已经向我们表明，这个衰败的过程本身如何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从阶级的角度来说，它的作用——从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新的阶级联盟——决不是完全取决于这种孤立的发展或者因而只是从这种孤立的发展就可以加以决定。它们是受到它们的环境制约的；归根到底，是受到整个社会(它的各部分构成了这种发展)的命运制约的。但在这种总体里头，自发地爆发出来和从意识上领导的阶级行动起着决定作用。而且，社会越是动荡不安，它的『正常』结构越是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它的社会经济稳定性越是受到动摇——换言之，形势越是革命——他们的角色就越是具有决定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整个发展决不是沿着简单的、直线的路线走的。形势往往是由整个社会各种力量的结合所造成的，其中特殊倾向本身就能够成为一种形势——如果形势得到正确的认识并相应地得到了正确评价的话。但如果错失了这种机会，没有引出正确的结论，看来要往特定方向前进的各种经济力量的发展，就决不会以不可改变的姿态往前继续前进，而总是以跟它截然相反的方面变化。(假如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没取得政权，完成土地革命，想想看俄国的形势。在一个反革命但比革命前的沙皇制度较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政权下，以『普鲁士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便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

只有具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行动的这一历史背景的知识，才能真正理解到党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取决于资本主义衰落时期，放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巨大的、世界史的任务，取决于这些任务放在无产阶级自觉的领袖肩上的巨大的、世界史的职责。因为党根据社会总体的知识呈现着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并由此呈现着所有被压迫者的利益、呈现着人类的未来)，所以它就必须在它内部把所有矛盾(其中从这社会总体性深处产生出来的任务表现出来了)都统一起来。我们已经强调过，必须把按照对阶级意识的了解、对革命事业无条件的奉献来严格地挑选党员这件事，跟党员本身同样能够完全投入正在进行斗争和遭受苦难的群众生活中的这项能力配合在一起。没有取得其必然成果就想满足这些要求的前一项的一切努力，必定会因为宗派主义而化为泡影。(这是列宁领导进行反对从召回派Otzovism①到共产主义工人党②等[左派]以及除此之外的一些人的这一斗争的基础)。因为对党员的要求严格，只是让整个无产阶级(以及所有被资本主义剥削的阶层)清楚地看到他们真正利益之所在，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迄今未意识到的行动、模糊思想和混乱感觉的这种真实基础的一种方式。

但是群众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学到：他们只有通过斗争——一种社会经济基础经常改变，因而条件和武器也经常改变的斗争——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只有在它总是比斗争中的群众先走一步，为群众指明道路时，才能在这种冲突中完成自己的使命。但这是为了始终能够保持不变，成为群众斗争的领导者，才能先走一步。因此，它的理论理解只有当它不停留在一般的水平，不停留在单纯从理论上看来理论是正确的这上面，而是在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换言之，在理论的正确性只是表达对于具体形势的见识时，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为了防止群众有任何的动摇，即使冒着暂时孤立的危险，党一方面也必须对理论足够理解、足够坚定，以便坚持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党也必须有弹性而且能够向群众学习，才能从群众的每一种表现(不管是多么混乱)中指出群众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革命可能性。

对群众生活的这种调适，如果没有极其严格的党的纪律是不可能的。如果党不能立即调整它对不断变化的形势的认识，它就会落后，就不是领导而是随波逐流，就会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并陷于分裂。因此，党组织就必须极为严格和精确地运转，以便在必要时立即把这种调整付诸实施。但是同时，这意味着弹性的要求也必须不断地运用于党组织本身。在一定形势中对一定目的有用的组织形式，当斗争条件发生变化时，会变成是一种障碍。

因为历史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地创造新事物。这种新事物是不能借助任何一贯正确的理论预见到的。它必须通过斗争，从它最初出现的萌芽清楚地辨别出来，并且清楚地加以认识。党的责任决不是在把任何一种抽象的、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策略强加在群众身上。相反地，党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的斗争和群众斗争的方法学习。但在它学习的时候必须保持主动，为下一次的革命行动作好准备。党必须把群众从其正确的阶级本能产生出来的自发的发现，跟革命斗争的总体统一起来，并让他们意识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为要不仅维系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连续性，而且也要自觉、主动地促进这些经验进一步的发展，党就必须向群众解释他们自身的行动。党组织必须使自己既适合作为这种认识的总体的工具，也适合作为为从这种总体产生出来的行动的工具。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它就会破坏它尚未理解因而也无法控制的发展。所以，一切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僵化对党都是有害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党的任务就是公开地和自觉地——首先是对自身而言——寻求它的必然途径，以便可以在破坏的危险变成现实以前改造自身，并通过这种改造促进群众的改造和前进。』

策略和组织只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两个方面。只有两方面一起才能取得实际的结果。为此，党在顽强坚持它的原则时必须既始终如一又有弹性，同时看清楚每一个新的日常发展。无论就策略上或组织上而言，本身都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有它跟整体的关系，跟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关系，才使一种思想、一种政策决定等等，有正确或错误之分。正是因为如此，比如在一九O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列宁才会无情地反对那些想放弃所谓无用和宗派主义的非法活动的人，也才会无情地反对那些无条件地为非法活动献身、否认有进行合法活动可能性的人；正是因为如此，他对那些向议会主义投降和在原则上反对议会主义的人才同样愤慨，打从心眼里就瞧不起。

列宁不但从来都没有变成政治上的乌托邦主义者，而且对他周围的人物也从来都没有抱过任何幻想。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一个冒险时期，他说，『我们要与那些人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培植起来的，受过扭曲和腐蚀，但也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经受了战斗铸炼。』列宁党组织的概念对职业革命家异常的要求，本身并不是乌托邦，自然跟普通生活、当下的事实、单纯经验的表面现象也都没有任何关联。列宁的组织概念本身是辩证的：就它同时也是自身的产物和生产者这个范围而言，它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有意识的促进者。人本身创造了一个党，想要而且能够在一个党组织内工作，就要有高度的阶级意识和献身精神。然而，只有经过这样组织起来，通过党而工作，人才能变成真正的职业革命家。参加革命阶级的个别雅克宾(Jacobin)派成员，通过他的决心、战斗性、知识和热情，赋予了阶级形式的行动与理解。但是，这个阶级的社会存在和它由此产生的阶级意识，必定总是决定着他行动的内容和方向。这些行动不是他代表该阶级的行动，而是阶级活动本身的极致。

接受请求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因此不是现成的就可以面对着它的领导志业的：它现在也不是可以面对，而是以后才变成可以面对。而且党与阶级之间富有成果的互动过程，在党和它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中也是在——尽管是不同地——不断地重演着。因为正如马克思在他关于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提纲中所说：『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涉及环境和教育的改变，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列宁主义党的概念是跟马克思主义机械论的和宿命论的庸俗化所做的最彻底的决裂。它是马克思主义真正本质和最深含义的实际表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①（第五O页）召回派（Otzovists），也被称为“抵制主义者”（Boycotters），属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O五年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他们反对在合法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内工作，要求从议会召回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反动时期党只应该从事非法工作。

 ②（第五O页）KAP（共产主义劳动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策略上与德国共产党（KPD）发生分裂后，在一九二O年四月成立。KAP主张[直接]行动，指责KPD的议会主义和被动的领导。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第五章评论了这一分化。

第4章
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与国内战争

但是我们是否已进入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时期了呢？无产阶级因为害怕自己遭到毁灭，被迫接受它改变世界的任务这一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了呢？因为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最成熟的无产阶级思想或组织，也不能造成这样一种危机，除非这种成熟性和战斗力是自身要求解决的这一客观世界社会经济形势的结果。任何一个简单孤立的事件，不论它是胜利还是失败，也都不可能决定这一点。 我们甚至于不可能说这样一个事件是胜利还是失败的；只有涉及到社会历史的总体，才能以一种世界历史的意识把一个重大事件说成是胜利还是失败。

正是因为如此，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派（当时包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内关于要跟一八四七年（决定性的革命之前）相互比较或跟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之后）相互比较这一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在第一次革命时爆发出来，在革命失败后达到高潮——范围必然会超出狭隘意义上的这一俄国的问题。这一点只有当我们时代基本性质的问题得到确定，才能加以确定。有关一九O五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以及由工人们所探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个狭隘的、特殊的俄国问题，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够得到解答。自然，这么有力的把问题提出来，就说明我们要在什么方向寻找答案。因为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工人运动中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分野，也日益开始采取有关我们时代的一般性质是什么的一种讨论的形式。这场讨论是有关：特殊的、日益明显的经济现象(资本的集中、大银行越来越重要、殖民地化)是否仅仅标志着『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内部的量的变化，或者，是否能够从这些现象中推论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时期——正在迫近?越来越频繁地在一段相对和平时期之后发生的战争(布尔战争Boer War、西美战争、俄日战争)，是否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偶然事件』或『插曲』?或者是否我们在这些战争里头看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时期的初步迹象?最后——如果这都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级——在新的条件中是否无产阶级斗争的旧形式能够充分地表达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那些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前或革命当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群众罢工、武装起义)，是否只是具有地方性特殊意义——甚至是『错误』或『脱离正轨』——的现象?或者，我们是否应当把它们看作是群众凭着正确的阶级本能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合世界形势的初步自发的尝试?

列宁对这些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问题所做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是人们所熟悉的。他的回答正是在第一次革命遭到失败之后，正当孟什维克对俄国工人们『走得太远了』的错误发出哀号之声尚未消失之时，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述。列宁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Stuttgart Congress)上开始展开斗争，使第二国际采取明确而强有力的立场，以对抗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直接威胁的危险，并且提出这个问题：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这种战争?

列宁¬—罗莎•卢森堡修正案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获得接受，随后又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巴塞尔(Basle)代表会议上获得批准。世界战争临近的危险和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斗争来制止它的这一必要性，于是得到第二国际正式的承认。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主张就显然不再是孤立的了。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才在经济上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第二国际中的整个左派，甚至中间派和右派的许多成员，都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希法亭试图提出有关这些新现象的新经济理论，罗莎•卢森堡走得甚至更远，她成功地把帝国主义的整个经济体系表述为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即有机地把帝国主义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因而赋予『资本主义崩溃理论』一个具体的经济基础。但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和随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对战争有自己看法的列宁十分孤立，这种孤立绝不是偶然。认为说，原先对帝国主义作过同样『正确』评价的其它许多人现在或许因为『胆怯』而变得踌躇起来，这是难从心理上或道德上得到解释的。不是这样，一九一四年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不同态度，是他们到那时为止的理论、策略和其它立场直接的、实际的结果。

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一方面是一种重大的理论成就，同时另一方面作为经济理论却包含很少真正新鲜的东西，看来是很奇怪。它部份是以希法亭的思想为基础，但纯粹作为经济理论，在深度和出色的程度上是不能跟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所做的漂亮引申相比。列宁的过人之处——而且这是无与伦比的理论成就——在于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与目前时代的各种政治问题具体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个新阶段的经济学成为这种关键场合中的一切具体行动的准则。正是因为如此，比如说，在战争期间他才驳斥某些波兰共产主义者的极左观点，把它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①；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反对考茨基的『极端的帝国主义』②概念(这是一种理论，希望建立一种和平的国际信任，对这种理论来说，世界战争是一种『意外的』，甚至不是『正确的』道路)，最后升高到指责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学跟它的政治学割裂开来。确实，罗莎•卢森堡(以及潘湼库克Anton Pannekoek③和其它左派)的帝国主义理论，以狭隘的、原来的意义来说，未受到经济主义的损害。他们所有人——特别是罗莎•卢森堡——刚好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学里头必定向政治学(殖民地化、军火工业等)转化的这一契机。但是这种联系并不具体。也就是说，罗莎•卢森堡卓越地证明，由于积累的过程，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即为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原料和资本输出的可能性等斗争的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到临：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定是一个世界战争的时期。然而，在这样考察当中她只建立有关这整个时期的理论——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的理论。她也无法看出从这种理论到当代具体要求的这一转化：要把《资本的积累》(TheAccumulatioi of Capital)与《雅努斯手册》(Juniusbroschure)④的具体章节联系起来的必然连续建立起来是不可能的。她对整个时代从理论上所做的正确评估，没有具体阐明为对那些具体变化的动力所做的清楚认识，而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加以评估并且以革命的方式加以利用的实际任务。

但是，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过人之处，无论如何无法用『政治上的天才或『实践上的机智』一类的陈词滥调来解释清楚。这其实是在整个过程评估当中的纯粹理论上的过人之处。因为列宁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作出的实际决定，无一不是他的理论观点的合理的和合乎逻辑的成果。这种观点的基本原理是要求对具体形势做具体分析，这一点只有在那些不辩证思考的人的眼里才变成是一个现实政治——实际——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并不是『纯理论的对立物；相反地，这是道道地地的理论最精彩的部份，是理论在现实中实现的所在，因而也是理论在实践中产生转变的所在。

这种理论的优越性是在这里：在马克思所有的追随者中，列宁的眼光是最少受到其资本主义环境的拜物教范畴所蒙蔽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出其所有先驱和后继者的重要优越性，是在于它处在显然必须以最纯粹的经济(因此，也是最纯粹的拜物教)范畴来处理的这些最复杂的问题当中，却能够从方法上对这一问题取得这种理解，因而在这些纯粹经济范畴的后面那些发展过程中的阶级——这些经济范畴所表现的社会存在——就变得明显可见了。(试思考一下跟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古典的划分相反的那种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划分。通过这种划分，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解释已经揭露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层化。不变资本的附加概念表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能动联系的这些关系，同时，也揭露了不同的资本家利益集团为瓜分剩余价值而展开的斗争。)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像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他的这一理论比较上不是关于帝国主义必然的经济生殖和限制的理论，而是关于具体的阶级力量的理论，即关于通过帝国主义策动在帝国主义内部产生作用的这些阶级力量的理论：也就是关于通过帝国主义而产生出来的具体世界形势的理论。列宁在研究垄断资本土义的本质时，首先使他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具体世界形势以及它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层化：世界事实上是怎么通过殖民势力来瓜分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内在的阶级层化是怎么通过资本的集中产生变化的(纯粹寄生食利者、工人贵族等等)。而最首要的是，因为每个国家的速度不一致，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的运动又怎么使得『不同利益范围』的暂时和平分配和其它妥协失去效力，而驱使它走向只有通过武力——换言之，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的冲突中。

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的战争是朝着更大规模的集中和绝对垄断的这种倾向的必然发展和表现，在社会层化跟战争的关系里头，社会的这一层化就很清楚了。按照考茨基的方式来看，以为能够动员对帝国主义『并没有直接感到兴趣』，甚至受到帝国主义『欺骗』的资产阶级各部分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本身表明这种观念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垄断的发展完全控制住整个资产阶级，甚至不仅在本来身已经总是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中而且也还在(但是暂时地)无产阶级的各部分中得到帮助。但是，假如半信半疑的人以为，由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毫不容情地反对帝国主义，它就会在社会上陷于孤立地位，这就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总是充满矛盾，总是处在运动着的对立当中。垄断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本来的意义创立了一种世界经济。可见，它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战争这个词语最精确意义来说的第一次世界战争。首先，这意味着被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各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是孤立地与压迫他们的人作战，而是整个被卷进世界战争的大漩涡中。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不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样以干脆掠夺的方式来剥削殖民地人民，而是同时既改变他们的社会结构，又使他们资本主义化。自然，为了更大剥削(资本输出，等等)而发生的这些事情也会有这一后果——自然对帝国主义来说，是在完全没料想到的方式下——这一后果就是：独特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在殖民地的开拓工作被打断了，例如，像开始进行民族独立斗争的这样一种必然的意识形态后果。这整个过程还在进一步加强，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一面动员帝国主义国家内一切可用的人类资源，一面同时把殖民地的人民积极地拉入战斗，并加速他们的工业发展：它是既从经济上也从意识形态上加速了这一过程。

但是，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仅只是垄断资本主义跟对他们进行的剥削这之间关系的一种极端形式。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历史转变从来不是机械的：不是机械的，这是说，不是被一个生产方式取代了它特有的生产方式的前一个生产方式已经到处完成了历史变革的任务后，接下来的那一个生产方式才能登场，才能起着历史的作用。互相交替的生产方式跟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和阶级层化，在历史上往往是以交互的方式和以使对方不利的方式登场。正是这样，从抽象的角度观之，看来彼此都一样的发展(例如，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因为是在整个已经完全改变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因此才取得了跟社会历史整体完全不同的关系，而且因而也才在它们本身拥有全新的作用和意义。

窜升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以缔造国家的因素这一姿态登场的。在深刻的革命斗争之后，它在一些大的国家里把中世纪小规模的封建政体混乱的状态，转变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客观上是这些革命斗争中的最后部分。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继续发展为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它甚至在某些较为落后的国家(俄国，日本)也开始采取这种形式，那并不意味着它对于整个世界其余地区不具有缔造国家的意义。相反，不断往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所有迄今『受有历史的』民族中创造了建国的运动。只不过他们进行的『为民族解放的斗争』本身现在不只是以反对内部的封建制度或者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这一方式进行(那是说，是隐约的往前推进)，它们本身必然也是回应世界强国帝国主义竞争的这一历史环境。它们的历史意义，它们的价值，因此取决于它们在这个具体整体中起着什么具体作用。

这一问题的意义马克思已经认识得非常清楚。在他那个时代无疑主要是英国的问题：英格兰(England)与爱尔兰(Ireland)的关系这一问题。马克思大力强调，『撇开国际正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改变目前的强制联合，——换言之，对爱尔兰的奴役——是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可能的话，就形成平等的自由的联盟，或者，如果必要，就完全分离。』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对爱尔兰的剥削是已经具有垄断特征的(当时还是唯一的)英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堡垒，另一方面，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的含糊态度，分裂了被压迫者，激起了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他们联台起来反对共同剥削者的斗争。因此，只有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能在英国无产阶级反对英国自身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创造一个真正产生作用的战线。

马克思的这个看法不但在当代英国工人运动内部一直未能产生作用，就是在第二国际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也始终未能有生命的活力。在这个问题上，使理论恢复新的生命活力——一种甚至比马克思本人所具有的更生气勃勃的、更具体的生命活力的任务——也就留给列宁来处理。因为它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世界史的现实转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的问题，而且与此相适应的，列宁不再持着理论的态度，而是持着纯粹实践的态度。因为，就此而论，每一个人一定都知道，在这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整个重大的问题——全世界范围内所有被压迫者而不仅是工人的造反——是这同一个问题，即列宁始终坚持宣称是俄国土地问题(反对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核心的这一个问题。在全部这些情况中牵涉到的，就是罗莎•卢森堡称之为资本主义『外部』市场的东西，对于这点是要理解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否它是位于政治疆界的内部还是外部这都一样。一方面，扩张开来的资本主义没有它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对于这一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作用是在于打破其原始的社会结构，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把它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从而又取得它自己的独立趋向。所以这里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只是罗莎•卢森堡没有从这个正确的、广阔的历史思考角度找到具体解决由世界战争所引起的这些具体问题的途径。她坚持了一种历史的思考角度、一种正确的而且出色的关于整个时代的描绘。只不过这一时代是以整体的姿态出现的。而只有列宁才有能力踏出从理论到实践的这一步：这一步同时也是——这一点永远不应当忘记——一种理论上的前进。因为它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一步。

从关于实际历史现实抽象的正确评估，从被证实的整个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革命特征到具体的这一转变，最后越来越把问题集中在革命的特殊性质上面。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成就之一，就是清楚地区别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区别，由他同时代人不成熟的自欺这一角度来看，是具有极大的实践和策略上的重要性。因为它为在那个时代一般的革命运动内部认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提供了唯一的方法论工具。然而，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这种区别就沦为一种机械的区别。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区别的实际效果就是概括性地综合了经验上正确的这一观察：实际上近代的每次革命都是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开始的，然而许多无产阶级的行动和要求可以从里头产生出来。机会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革命只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支持这种革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单命的这种区别，使得无产阶级放弃了它自己革命的阶级目的。

可是轻而易举地看穿了这种理论的机械论谬误，并意识到是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这一激进的左派分析，却反过来也接受同样危险的机械论解释。鉴于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普遍的革命作用既已终结，于是就认为——也是从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机械论的区别出发——我们现在最终进入了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态度实际危险后果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必然发生的所有那些导致瓦解、发酵的趋向(农民的、殖民地的和民族的问题等等)，虽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中客观上是革命的，可是也被忽视，甚至看轻和断然否定了。这些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们，自愿拒绝他们最有力、最重要的同盟者：他们正好忽视使得无产阶级革命从具体上来说是有机会、有希望的那种革命环境，而凭空认为，他们正在准备一次『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说：『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

因为，现实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辩证的转变。过去伟大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或受益者，客观上变成了反革命，这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革命涉及到的那些客观问题已经找到它们的社会解决方法——即与通过革命解决这些问题利害攸关的那些社会阶层已经得到了满足。相反地，资产阶级仰赖反革命，下仅表明它敌视无产阶级，同时也表明它背弃自身的革命传统。它把自己过去的革命遗产丢给了无产阶级。从现在起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其逻辑结论的阶级。换言之，资产阶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要求，只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架构内部实现，而这些要求连贯地得到实现，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于是，无产阶级革命现在意味着同时实现和扬弃资产阶级革命。

对这种形势的正确评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与可能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同时，它对革命无产阶级和领导它的党也提出了重大的要求。因为要达到这种辩证的转变，无产阶级不但必须正确地洞察适当的历史环境，而且也必须实际克服它自身所有迄今阻碍这种洞察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和思想习惯(譬如，民族偏见)。无产阶级必须克服它自身的局限，上升为一切被压迫者的领导者。被压迫民族为民族独立的斗争，对于压迫别人的那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人压迫的那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一种最伟大的革命自我教育的事业，前者通过为别的民族的充分民族独立进行斗争，克服它自身的民族主义：后者通过提出相应的联邦制——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超越它自身的民族主义。因为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并反对自身的弱点。』为革命而进行斗争，利用世界形势中的客观机会，和无产阶级为它自身革命阶级意识的成熟而进行国内斗争，都是同一个辩证过程的不可分离的因素。

因此，如果说无产阶级展开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话，那么帝国主义战争是处处在为无产阶级创造盟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一直意识不到自己的地位和面临的任务，那么战争就会迫使无产阶级步着资产阶级的后尘灾情惨重自取灭亡。帝国主义战争创造了一种世界形势，使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真正领导，使它的解放斗争能够成为所有那些被资本主义统治的人们解放的信号和路标。但是同时，它也创造了一种世界形势，使千百万的无产者必须以最刻毒的残酷手法来互相残杀，以便加强和扩大剥削他们的人的垄断权。这两种命运，无产阶级究竟要接受那一种，取决于它对自身历史状况的洞察——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虽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可供选择的，不是是否无产阶级愿意或者不愿意斗争，而是它应当为着谁的利益斗争：是为自身的还是为资产阶级的。历史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问题，不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与用战争——国内战争——反对这种战争之间做出选择。

在无产阶级反对帚国主义的战争中，像无产阶级所有的斗争形式一样，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的这些斗争条件，才使国内战争有其必要性。党的活动和正确的理论预见，只是赋予无产阶级一种抵抗或攻击的力量，由于存在着阶级联盟，无产阶级已经客观地具有这种力量，但由于理论上或组织上的不成熟性，所以它才不能提升到摆在它面前的这些可能性的水平。因此，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群众性的罢工就作为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这一自发反应出现了，而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竭力加以掩盖的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逐渐变成为激进派共同的理论财富了。

但是在这里也一样，只有列宁早在一九O五年才认识到，群众罢工对于决定性的门争是一种不充足的武器。通过把莫斯科起义(Moscow Uprising)——尽管它失败了——评价为斗争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通过试图确立它的具体成份，列宁跟普列汉诺夫认为『本来不应该采用武力』的观点相反，他已经从理论上奠定了无产阶级在世界战争中的必要策略。因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特别因为它在世界战争中达到顶点，表明资本主义进入了决定其存在命运的关键阶段。它凭借着统治阶级惯有的正确本能意识到，随着它的统治程度的提高和权力机器的加强，它的权威的真正社会基础正在缩小，于是便尽最大努力既扩展这种基础(在它背后有中产阶级的结盟、工人贵族的腐化，等等)，又在它的主要敌人组织起来实行真正的反抗以前，果决地击垮它们。因此，基于暂时性的考虑(即使整个修正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一非常有问题的作用上)，到处消灭进行阶级斗争的『和平』手段的，宁愿选择『更有力的』武器(只需考虑一下美国的情况⑤)的，正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日益成功地控制国家机器，自己日益成功地跟国家机器完美地合为一体，因而即使表面上看来只是经济的那些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日益被这种国家机器所封锁。因此，只要是要防止工人经济条件的恶化和失掉既得的有力地位，工人们就不能不进行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换言之，采取虽是无意识地却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这就迫使无产阶级运用群众罢工的策略，而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害怕革命，机会主义者总是宁愿放弃已经获得的地位，而不愿根据形势引出革命的结论。但是群众罢工就其真正性质来说，是一种客观的革命武器。每一次群众罢工都创造一种革命的形势，在这种革命形势中得到国家机器支持的资产阶级只要有可能就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对付罢工。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反对这种措施。如果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的武装不也武装起来的话，群众罢工的武器在这些措施面前也注定要失败，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试图把自己装备起来，瓦解资产阶级的军队——这种军队当然主要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把资产阶级的武器转过头来对付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一九O五年的革命提供了许多恰当的阶级本能的例子，但也只是本能的例子而已。)

帝国主义战争意味着这种形势尖锐化到极点。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残杀其它国家的阶级兄弟，并为这种利益奉献生命；或者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除此之外，所有反对这种大规模屠杀的斗争方法都是无济于事：都会毫无例外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机器面前碰得粉身碎骨。如果无产阶级想避免这场最后的屠杀，就必须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这个机器，从内部削弱它的基础，把资产阶级不得不发给人民的武器调过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身，并且利用这些武器来摧毁帝国主义。

所以这里也一样，在理论上讲也是毫无先例的。相反地，形势的核心就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战争，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定义的，只是政治的延续；但在一切方面都是这样。换言之，不仅仅就国际事务而论，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和平』地奉行着的一种政策的最终和最积极的顶点。一个国家的内部阶级关系(乃至整个世界的)也是这样，它只是表明在『和平时期』社会内部已经在起作用的那些倾向增强和达到最高点。因此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内的阶级来说，战争都绝不是在创造一种完全新的形势。所谓新，只是说所有问题空前的量的增长包含着质的变化，而且就这一缘故——也只是这一缘故——才创造了一种新形势。

所以，从社会—经济的意义上看，战争只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因此也只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列宁以理论上的一贯性，建立了世界战争与整体历史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以战争产生的具体问题为基础作了清楚的证明。但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假如帝国主义的理论没有同时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人运动内部不同流派所共有的一种理论，这种关系的确立就会仍然是不完全的。这不仅是一个在由战争造成的新的世界形势中清楚地看到什么样的行动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在理论上证明其它『无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态度有没有根据的问题——无产阶级内什么样的社会变更，会使这些理论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成为政治流派。

首先，必须指出，这些不同的流派本身确实是存在着的；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不是一时脱轨或胆怯的结果，而是他们不久前的一个必然结果，必须指出，这是在工人运动史的前后关系中取得理解的，并把它与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等等)内原先的『意见分歧』相联系起来。然而，尽管这种思想本应自然地取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同时代各种流派的论述)，它也还只是艰难地深入到了这场运动中革命的一派。因为连罗莎•卢森堡—梅林(Frainz Mehring)的国际团体⑥也未能彻底思索和坚持一贯地应用它。但是显然，机会主义的任何谴责以及未能把它解释为工人运动中一种可以得到历史承认的流派，未能把它目前的存在看成为它过去有机发展的成果的这一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既没有达到一种真正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讨论的水平，也没有从谴责中得出实践—具体的和策略—组织的结论，而这却是行动时机到来时必要取得的。

列宁，而且还是只有列宁，才从世界战争一爆发时就看清楚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普列汉诺夫或者王德威尔德（EmileVandervelde)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只不过是新形势下修正主义原则的一贯应用。

简言之，是什么构成了修正主义的本质?首先，就是它试图克服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那就是单单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来解释所有社会—历史现象。修正主义以『整个社会』利益作为它的立场。但因为这种集体利益——具体地看来——是不存在的，因为看来这样一种利益只是相互斗争中的不同阶级力量相互作用的暂时结果，因此修正主义者就拿历史过程不断变化的结果来当作固定的理论出发点。这样，他在理论上也同样是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其实在本质上他始终是一个妥协的人：必然如此，因为有这种理论的出发点。修正主义总是折衷的。即使在理论上它也试图模糊和钝化阶级差别，促成一种各阶级的统一体——一种只是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乱七八槽的统一体——来作为判断事件的标准。

因此，修正主义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谴责辩证法。因为辩证法不过是对如下事实的概念表述：社会的发展本身事实上是矛盾的，这些矛盾(阶级矛盾、它们经济存在的对抗性等等)是一切事件的基础与核心：因为就社会是以阶级分化为基础这点来说，有关它的『统一体』的观念都只能是抽象的——这些矛盾相互作用的一种永远暂时的结果。但由于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只是如下事实的理论提法：即社会是通过矛盾过程得到发展的，是处在从一种矛盾向另一种矛盾转化的状态中，易言之，是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发展的，因而理论上反对辩证法就必然意味着从本质上跟整个革命观点断绝关系。

第三，因为修正主义者们这样拒绝承认辩证法的现实存在，这样拒绝承认它的矛盾的因而是永恒创造性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就总是缺少历史的、具体的和创造性的面向。他们的现实是受——按照不同属性——不断地产生同一现象的公式化和机械化的『永恒、固定规律』所支配，人类事实上也注定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在修正主义者看来，为了认识什么是无产阶级将来的命运，只要一劳永逸地认识这些规律就足够了。他们认为设想可能存在这些规律所下包括的新形势，或者可能存在其结果依赖于无产阶级意志的形势，都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伟人或伦理思想，只是这种态度必然有的正面现象。)

然而，第四，把这些规律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而且修正主义者强调这些规律超历史、无时间性的这一妥当性，就意味着他们是像资产阶级一样把社会看成是本质上不能改变的现实。他们不再把资产阶级社会看成是从历史上创造出来的因而注定是要走向历史末路。他们也不把知识看成是认识这个末路时期和为促进这种末路而努力的手段，而——充其量——是看成为改进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内的条件的手段。对于修正主义来说，任何以实际的方式力图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眼界的思想都是虚幻的和乌托邦的。

因此，第五，修正主义是受现实政治约束。它总是牺牲整个阶级的真正利益，始终一贯地为它称之为乌托邦的东西辩护，以便维护特殊集团的直接利益。

这几点就足以表明，修正主义只能够变成工人运动内部的一个现实的流派，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使得工人阶级中的有些集团暂时可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并且因为工人阶级党的组织结构保证了这些集团和他们的知识份子代表此无产阶级内部的那些本能而混乱的广大革命群众有着更大的影响。

所有机会主义流派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从来不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看待各种事件，因而就成为非历史、非辩证的和折衷主义的现实政治的牺牲品。正是这一特征把他们对战争的不同解释统一起来，同时毫无例外地作为到现今为止的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显露出来。右翼给它『本』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提供的无条件支持，是从一种观点有机地发展出来的，不管这种观点从一开始是多么有条件，它都是把资产阶级看作未来历史发展的领导阶级，而给无产阶级分派支持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这一任务。如果考茨基把国际称为和平的工具因而不适合于战争，那么他跟孟什维克彻拉瓦宁(Menshevik Cheravan)有什么分别呢?彻拉瓦宁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后痛惜地说：『当革命的目的如此接近于完成的时候，要在革命的行动中间为孟什维克的明智策略找到一个位置，的确是困难的。』

机会主义依照它想求得支持并试图借以让无产阶级取得某种东西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而有所不同。对于右翼来说，这可能是重工业与金融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是无条件地被视为必然而得到承认。无产阶级应该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在宏伟声势中，在它『自己』民族的胜利中实现它自身的利益。或者，也可以想办法跟那些虽然被迫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但又觉得自己是被挤到次要地位，因此虽然给(而且必然给)帝国主义提供支持，却又对来自帝国主义的压力叫苦不迭，『企望』事件会发生下同的转变，因而渴望和平、自由贸易，尽可能回到『正常』状态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这些份子自然绝对不会采取跟帝国主义积极对立的立场：的确，他们只不过在展开一场不成功的战役以保证他们在分赃中的份额(轻工业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属于这个范畴)。对于他们，帝国主义只是一种『意外的事』。他们试图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并且钝化这种解决办法的矛盾性。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中间派想使它依附于这个阶层)也不应该积极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虽然不这样就意味着实际上参加战争)，而应该只是鼓吹一种『应有的』和平的必要性，等等。

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在组织上的表现。此刻大家在理论上承认工人们能跟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人们作战，那么国际实际上就下再存在了。而且此刻我们必须体认到，这种为了帝国主义大国竞争的利益而进行的工人反对工人的流血斗争是国际内部决策部门过去所态度的一种必然结果，否则也就用不着再谈重建国际，把它引回正确的道路，或者恢复它。把机会主义看成是国际内的一种流派，意味着机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自己阵营内的阶级敌人。因此，从工人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是成功地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先决条件。所以，它对于准备无产阶级革命，以便使工人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摆脱这种毁灭性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同时因为这种斗争恰恰是整个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导致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国际。

旧的国际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是一段时期无法从表面上看出其革命特征的结果。它的瓦解以及建立一个新国际的必要性，是现在无法避免的国内战争时期开始的标志。这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每天都要在街垒上战斗。但它意味着要这样做的必然性每天都会直接出现：历史已经把国内战争提上议事日程。因此，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更不用说一个国际，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必然性，并且决心使无产阶级从思想上和物质上、从理论上和组织上作好准备，它才能生存下来。

这种准备必须从了解时代的特征开始。只有当工人阶级承认世界战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它清楚地看到国内战争是它自己在替帝国主义服务当中免于毁灭的唯一可能的抵抗行动时，才能开始为这种反抗进行物质和组织的准备。只有当这种反抗成为卓有成效时，一切被压迫者被压抑着的激动才会与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必须在此之前有它自己确实正确的阶级意识，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解放斗争——现实的世界革命——的领导者。因此，从这种斗争中并因为这种斗争成长起来，而且理论清晰并具有战斗力量的国际，是工人阶级真正革命组成份子的联盟。它同时也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机关和焦点。按照列宁的党的概念，它就是世界范围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像世界战争显露了没落的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有可能在整个巨大的世界性毁灭的领域来反对它们一样，列宁也在初生的俄国资本主义小世界中清楚地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可能性。

①(第五八页)列宁把这个术语与有关帝国主义的学说——特别是由罗莎•卢森堡加以闸述的——与包含在罗莎•卢森堡的观点中的(另一种)理论联系起来。前者把帝国主义的崩溃归因于纯经济的、客观的因素，并集中谈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后者认为处于帝国主义奴役之下的国家，会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带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放。参看列宁的论文：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帝国主义经济经济主义』(A Caricature of Maxism—ImDerialist Economism’，1916)。

 ②(第五八页）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预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王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第九章中摘录了这段话，并且对考茨基的立场进行了批判。

 ③(第五八页)潘库克是荷兰人，战前活动于荷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随后他参加了KAP(见第三章注②)。后来成了荷兰共产党的一名领导者。

 ④(第五八页)《资本的积累》（一九一三年)是罗莎•卢森堡主要的理论著作，《雅努斯手册》(一九一六年)是她最重要的争论文章之一。

（5）(第六七页)一九一九年匠和一九二O年在美国有大规模的警察镇压被用来反封新创立的共产党。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公谊会教友司法部长帕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组织武装搜捕行动，结果使六千名党员和党的全部领导人被捕。在波上顿，被捕者像古代罗马(Rome)时那样带着镣铐在街上走过。

 ⑥(第六九页)《国际》(Die Internationale)是罗莎•卢森堡于一九一五年四月主办的一份理论刊物。『国际团体』(Gruppe Internalionale)包括李卜克内西和批评家、历史学家、马克思传记的作者侮林。这个组织后来变成为『斯巴达卡斯联盟』(Spartacus League)，即德国共产党的初期组织。

第5章
作为武器的国家

在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不再局限于现有国家制度的范围内，而开始冲破国家秩序的屏障并超出这些屏障时，一个时期的革命本质就最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一方面这些斗争表现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另一方面，国家本身也同时被迫公开地参与斗争。不仅有反对国家的斗争，而且国家本身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即维持阶级统治最重要的一种工具这种面貌，也暴露出来了。

国家的这种性质一向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认，他们从它的各个方面考察了它与历史发展和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架构内，以清晰明白的措词为国家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机会主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背离这些理论基础最远，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在所有其它问题上，是有可能提出(像伯恩施坦)对特定经济理论的『修正』(revision)，即使这些理论的基础——终究——仍然跟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相一致，或者赋予(像考茨基)『正统』(orthodox)坚实的经济理论一种机械论和宿命论的歪曲。不过，单是提出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他们国家理论基础的那些问题，本身就涉及到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第二国际中所有主要流派的机会主义，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其中没有一个流派严肃地讨论过国家问题。在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毫无例外地简单接受资产阶级国家。如果他们确实批评过这种国家，他们也只是为了反对它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这些仅仅是个别的方面和表现，才这样做。他们完全只是从具体的日常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从来不曾从整个无产阶级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估国家的性质。第二国际中左翼革命的不成熟性和混乱，也表现在他们同样不能阐明国家的问题上面。有时，他们也深入讨论到革命的问题，深入讨论到向国家挑战的问题，但却不能具体概括国家本身的问题，哪怕是在一个纯粹理论的水平上，就更不用说指出它在历史现实中具体实践的结果了。

这里又只有列宁才重新达到马克思的概念的理论高度——澄清了无产阶级对待国家的态度。即使他的成就只限于这一点，那它也已经是最高的理论成就了。但是，对他来说，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这种复活，既不是从语言学上重现马克思的原始教义，也不是对它真正的原理从哲学上加以系统的说明。像列宁经常所做的那样，这是理论扩展到具体，在日常实践中把它具体化。列宁认识到国家问题现在是战争的无产阶级直接的任务之一，而且也以这种方式把它展现出来。这样，他就已经在使这个问题具体化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这里我们只是表明他单单提出问题的意义)。在他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尽管十分鲜明而清晰，也只是被理解为一般的理论——当作关于国家的一种历史、经济或哲学的说明。因此在客观上就有被机会主义者搞混的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时代的具体革命事件(比如巴黎公社)上面，看到了无产阶级国家观念的真正进步，而且，他们也即时指出了谬误的国家理论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所引起的那些错误。(见《哥达纲领批判》The Critig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但是，即使是他们的直接追随者，即那个时代杰出的社会主义领袖们，也未能理解国家问题与他们自己日常活动之间的关系。把这种仅仅从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说是实际存在的历史条件中的东西，与细小的日常斗争结合起来，需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天才。很清楚，无产阶级自身甚至还不大能够在这个中心问题以及它自己日常斗争中显而易见的直接问题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所以，国家问题结果就日益被看作不过是跟留待未来实现的『最终目的』相关的事而已。

也只有列宁使这个『未来』在理论的意义上变为现在的东西。但是，只有承认国家问题是日常的问题，无产阶级才有可能以具体的方式来考察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再把它看成是自己不可改变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目前生活唯一可能的社会秩序。只有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态度，才能使无产阶级在理论上得到不受国家束缚的自由，使它对国家的态度成为一个纯粹策略的问题。比如说，很明显，不借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策略和某种浪漫式非法性策略的背后，都隐含着在理论上同样得不到不受资产阶级国家束缚的自由。不能把资产阶级国家看作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也就是认真看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力因素，而且只这样来看待：必须把对于这点的看重，归结成为一个单纯权宜之计的问题。

但是，列宁把国家当成为一种阶级斗争武器的这种分析，使问题变得更为具体了。不仅使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正确历史知识的直接实践(策略的或思想的)结果变成很清楚，而且也使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轮廓跟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其它斗争方法显出具体而有机的联系。工人阶级运动内部传统的分工(党、工会、合作社)对当前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现在显得不适合了，有必要创立能够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机构，把所有那些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被压迫者(农民和士兵)联结成一个巨大的总体，并且领导他们投入战斗。在资产阶级社会内，这些机构——苏维埃(Soviets)——经是无产阶级把自己组织成一个阶级的重要武器。一旦有了这些机构，革命就会提上议事日程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整个阶级的组织，必须从事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斗争——不管它是否愿意。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无产阶级的苏维埃瓦解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或者后者使苏维埃腐败成虚有其表，从而将其毁灭。或者资产阶级对革命群众运动进行反革命镇压，重建『秩序』正常的情况，或者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它的国家机器——同样是它斗争的工具——从苏维埃，从那个斗争的工具产生。即使在一九一五年，在苏维埃最早和最不发达的形态下，工人苏维埃也显示出这种特征：它们是一种对立的政府(anti-government)。阶级斗争的其它工具即使在资产阶级无可争议的统治下，也可以进行策略上的调整——也就是说，能够在这种条件下以某种革命的方式起作用——而工人苏维埃则是本质上跟以一种相互竞争的双重政府姿态出现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相对立。所以，比如说，当马尔托夫(J．A．Martov)承认苏维埃是斗争工具，但却否认苏维埃能够合理地成为一种国家机构时，他正是从他的理论中取消了革命本身——无产阶级真正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极左的个别理论家把工人苏维埃看作一种永久的阶级组织，想用它们来代替党和工会，因而暴露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非革命形势之间的差别，混淆工人苏维埃的实际作用。因为虽然单纯对苏维埃的具体可能性的这一认知是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限界，而走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中不断宣传工人苏维埃的思想，必须使无产阶级经常地为进行革命做好这种准备)，但它的真实存在——如果不让它成为一场闹剧的话——还是直接涉及到夺取国家政权的严酷斗争，也就是国内战争。

工人苏维埃以一种国家机器的方式出现：这种机器就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作为武器的国家。因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且努力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于是机会主义非辩证的因而是非历史和非革命的分析就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必须反对所有的阶级统治；换言之，它自己的宰制形式决不应当是一种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机关。从抽象的观点看来，这种基本观点是乌托邦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统治以这种方式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然而以具体的观点看来，同时把它应用到当前的情况，它本身就暴露出是在意识形态上向资产阶级投降。按照这种观点，最先进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民主——至少看来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种早期形式。然而充其量它看来不过是这种民主本身的具体化，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保证的仅仅是通过和平的鼓动，为社会民主的『理想』赢得绝大多数人。由此可见，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不一定是革命的：革命倒是只保留供落后形式的社会向民主转变之用。以革命手段捍卫民主谨防社会反动，只是在某些环境下才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认真的抵抗过法西斯反动势力，并且以革命方式捍卫民主，这一事实实际证明这样机械地把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分离开来是何等错误，又是何等反革命。)

这些由形形色色的粗糙或细腻论证——例如『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证——所呈现出来的观点，不只从历史发展取消了革命，还对无产阶级掩盖了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这种欺骗的要害之处就在于非辩证的『多数』的概念。因为代表绝大多数人口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统治的本质，许多工人便产生错觉，以为每个公民的声音在其中都同等有效的纯粹形式的民主是表达和体现整个社会利益最合适的工具。但这种观点却没有考虑这一简单的——简单的!——细节，即人并不只是国家整体内抽象的个体、抽象的公民或孤立的原子而已，他还总是具体的人，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定的地位，人们的社会存在(以及通过其媒介的思想)是由这种地位决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纯粹民主排除了这种媒介。它把无掩饰的、抽象的个体直接与在这种环境中显然同样抽象的国家的整体性联系起来。单是由于纯粹民主的这种基本上属于形式上的特征，在政治上就足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并不意味着纯粹民主是一种唯一有利的条件，不过它却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决定性先决条件。

因为，不管阶级统治归根到底是多么仰赖武力，终究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单独仰赖武力长久地维持它的统治。塔列兰德(Charles M．Talleyrand)说过，『用刺刀做许多事情是可能的，但谁也不能坐在刺刀上。』因此，每一种少数人的统治都是在社会上组织起来，以集中统治阶级，为统一和紧密结合的行动做好准备，同时分裂和瓦解被压迫阶级。就现代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统治来说，必须始终牢记，绝大多数人都不属于在阶级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两个阶级中的任何一个，既不属于无产阶级，也不属于资产阶级：另外，纯粹的民主，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来说，都是设计来保证资产阶级统治者对这些中间阶层的统治的。(不用说，从意识形态上来瓦解无产阶级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英国和美国可以看得最清楚，一个国家的民主越是古老，它的发展越是纯粹，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瓦解也就越严重。)这种政治民主本身当然不足以达成这一目的。不过，这只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政治极致，这种社会制度的其它因素还包括：在意识形态上划分经济与政治、建立在国家稳定的状态中赋于多数小资产阶级物质和道德利益的那一种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资产阶级政党体系、出版、教育制度、宗教等等。随着一种多少有意识的分工，所有这一切就促成了以下目的：防止人口中被压迫阶级形成与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相一致的独立意识形态：把这些阶级的个别成员以单独的个体、单纯的『公民』的方式跟支配和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的抽象国家结合在一起：瓦解这些阶级使之不成其为阶级，并把它们彻底粉粹为资产阶级容易摆布的原子。

承认苏维埃(工人的和农民及士兵的苏维埃)代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意味着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试图抵制这种瓦解过程。它必须首先使自己组成为一个阶级。但是，它也必须在本能地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同时正在冲破资产阶级对他们的物质和思想影响的中间阶级中，动员那些活跃的成员。比较敏锐的机会主义者，比如鲍威尔(Otto Bauer)①，也已经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专政的社会意义主要是在于，坚决地从资产阶级那里抓住在意识形态上领导这些阶级——特别是农民——的可能性，并在过渡时期由无产阶级取得这种领导权。粉粹资产阶级，摧毁它的国家机器，破坏它的新闻出版部门，等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资产阶级在首次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失败以后，一点也没有放弃它重建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努力，而且在一段长时间内它仍然是比较强大的阶级，即使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新条件下也是如此。

所以，借助于构成国家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是执行着它早先夺取国家政权同样的那种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它必须从经济上摧毁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孤立它，并从意识形态上削弱和推翻它。但是同时它必须将从资产阶级领导下拉过来的社会所有其它阶层引向自由。换言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是客观地为其它被剥削阶层的利益而斗争是不够的。它的国家还必须努力通过教育来克服这些阶层的习惯势力和分散性，培养他们积极而独立地参与国家生活。苏维埃制度最崇高的作用之一，就是把社会生活中那些被资本主义所分裂的环节结合在一起。这种分裂的关键所在仅仅在于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上面，但必须使他们注意到这些环节的统一。比方说，苏维埃制度经常通过把人的具体存在——他们直接的日常利益等——与整个社会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来确立经济和政治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它也在资产阶级利益创造的『分工』的客观现实中确立统一性；尤其是权力『机器』(军队、警察、政府、法律，等等)与『人民』的统一性。因为武装的农民和工人作为国家权力的体现，同时也是苏维埃斗争的产物和它们存在的前提。苏维埃制度在一切地方尽最大努力把人的积极性与涉及国家、经济、文化等等的一般问题联系起来，同时努力保证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规章不致成为与整个社会生活脱离的特殊官僚主义集团的特权。因为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国家使社会知道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之间的真实联系(而且后来还客观地把那些当前还客观地分离的环节，例如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统一起来)，那么在把无产阶级组织为一个阶级时，它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于无产阶级里的东西，现在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无产阶级真正的生产活力，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够产生出来。不过凡是适用于无产阶级的，也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其它被压迫阶层。他们也只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才得到发展，即使他们在新国家里还是由人来领导。不过，跟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因为他们不能意识到他们自身在社会经济方面所受的损害、剥削和压迫而由人来领导不同，相反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不仅能按照自身的利益生活，而且能够发挥他们迄今潜藏着和受残损的能力。只有在他们发展的界限和方向是受到能够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决定的这个意义上，他们才是由人来领导。

所以，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头对于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进行领导，实质上跟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头对于他们进行领导完全不同。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形式上的差别：无产阶级国家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阶级国家，它完全公开而且真挚地承认它是一个阶级国家、一个镇压的机器和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无情的诚实和坦率是首先使得无产阶级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得到真正理解的东西。但除此之外，它还是无产阶级自我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因为不管促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时期已经来临——夺取国家政权、夺取社会领导权的斗争已经爆发——这一点已变得如何重要，让这点成为一种僵化的、非辩证的真理也会是危险的。要是已经摆脱了和平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且已掌握住武力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性的无产阶级，现在居然相信有关它统治的全部问题无论如何都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那么结果会是非常危险。不过要是无产阶级幻想在它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阶级斗争就结束了，或者至少是停止了，那就会更加危险。无产阶级必须懂得，夺取国家政权只是这种斗争的一个阶段。在夺取政权后，斗争反而会变得更加激烈，坚持认为力量对比马上而且在关键上会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移，那是完全错误的。列宁反复地论述过，即使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来的时候，即使在资产阶级自己在经济上被剥夺了所有权、在政治上受到压制以后，资产阶级还会是一个比较强大的阶级。可是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新而有力的阶级斗争武器即国家这个范围来说，力量对比确实是转变了。确实这个武器的价值——它有能力瓦解、孤立和摧毁资产阶级，争取和教育其它社会阶层在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里合作，并且真正把无产阶级自身组织成为领导阶级——决不是全然自动地从夺取国家权力中出现的。国家也不会仅仅因为夺取了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斗争工具。国家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个武器的价值，取决于无产阶级能够从国家里头得到什么东西。

革命的现实性对无产阶级来说，本身表现在国家问题的现实性上。就这点来说，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身马上就不再只是一个极为遥远的目标，而是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一项直接任务。但是，这种确实即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关口，还是仍然包含着一种辩证的关系：要是无产阶级想以一种机械的和乌托邦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接近社会主义的方式，就像社会主义只是通过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社会化等等)就得到实现一样，那么对于无产阶级就有严重的后果。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作过精辟的分析，指出只能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地消灭许多资产阶级的结构形式。列宁在这里也尽可能坚决地与乌托邦主义划清界线。他说：『……我也不认为任何共产主义者已否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词隐含着把苏维埃政权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决心，但这不是说新经济制度被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秩序。』所以，革命的现实性无疑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在是工人运动的一项直接的任务：但这只是说，现在必须每天为确立它的先决条件展开斗争，而这种日常斗争的某些具体措施已经意味着是具体地走向革命的实现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在它批评苏维埃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上面——机会主义暴露出它终于加入了资产阶级而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因为一方面，它把一时惊慌失措或陷于混乱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所做出的一切虚假让步，都看作是确实往社会主义前进。(譬如，一九一八年一一九一九年在德国和奥地利建立过的现早已不复存在的『社会化委员会』Socialization Commissions②)。另一方面，它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因为它没有实际上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它在无产阶级的形式下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只创造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谴责『俄国是一个农民的共和国』、『重新引进资本主义』，如此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来说，要斗争的真正敌人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本身。这也只是机会主义者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一如既往的扩展。同样的，这也只是列宁在战前和战时，即他实际上把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看作苏维埃共和国里的工人阶级的敌人这时候，对机会主义所做的批判一如既往的扩展。

因为机会主义属于资产阶级——属于必须通过专政摧毁其思想与物质手段，瓦解其整个结构的这一资产阶级——所以不应当让它影响到那些由于其客观阶级状况而表现不稳定的社会阶层。这一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使得这种斗争此起过去，比如说，关于伯恩施坦论战的时期，更激烈得多。国家作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镇压资产阶级的一种武器，对于根除机会主义对无产阶级必须以专政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的那种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威胁而言，也是它的武器。

 ①(第八三页)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之一。

（2）(第八七页）德国社会化委员会是考茨基领导的。为安抚左派而建立，受到全体公务员的抵制，它并未因反对行政机构而得到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支持，考茨基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提出辞呈。
第6章
革命的现实政治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建立其革命的专政：社会主义的实现现在是一个实际的任务——也是无产阶级最缺乏准备的一个问题。因为一向把当前所有问题只是当作当前问题这样看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政治，是跟整个历史过程没有关联的，而且也不涉及阶级斗争的最后问题，因此从不实际地和具体地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在工人心目中这就又一次使社会主义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性质。最终目的与运动的分离不但曲解了对日常——关于运动的那些——问题的评估，而且也使最终目的本身成为乌托邦。这种向乌托邦主义的倒退，本身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乌托邦主义者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而看成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在社会主义的问题整个产生出来的这个范围，当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其实际实现的阶段时，他们也只是把这些问题当作未来经济、文化和其它问题，并且按照可能提出的技术或其它解决方法来研究。至于社会主义如何首先在社会上变成有可能，如何达到或构成，或者在无产阶级承担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一历史时刻，无产阶级必须面对什么阶级关系和经济形式，他们是不闻不问的。(就像傅立叶Franois-Charles Fourier在他那个时代对法伦斯泰尔Phalanstares的组织作了详细的分析，却不能具体指明应当如何建立这种组织一样)。机会主义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排除了辩证法，就使社会主义本身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结果，那些受它毒害的人必定要从歪曲了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和这一实现的问题。这个基本的错误陷入之深，不仅影响到机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无论怎么说也永远是一个距离遥远的最终目的——而且也使得一些诚实的革命者陷入迷途。后者——第二国际中多数的『左派』——在实际日常问题的这一环境中对于革命过程、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都看得很清楚：但他们却不能从一个类似的思考角度看清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无产阶级——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变成了乌托邦主义者。

列宁用以闽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全部社会主义问题，而且甚至必定为他在他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手方面赢得尊敬的这一令人佩服的现实主义，因而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辩证法思想一贯地应用到从此以后已成为话题的社会主义诸问题上面而已。在列宁的著作和演说中——就像偶尔也可以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一样——关于以一种完成了的情况出现的社会主义，讲得很少。但是，关于能引向建立社会主义的步骤，论述得却格外的多。因为对我们来说，还不可能具体地想象以一种完成了的情况出现的社会主义的细节。与在理论上准确的社会主义基本结构的知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建立了我们能够判断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所采取的这些步骤的标准。社会主义的具体知识——像社会主义本身一样——是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产物：它只能在这种斗争中，并通过这种斗争取得。一切取得社会主义知识的尝试，如果不遵循这条与阶级斗争的日常问题辩证地互动的道路，就会得出一种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一种乌托邦，也就是某种纯粹冥思苦想不切实际的东西。

因此，列宁的现实主义的目的，他的现实政治，就是最终排除一切乌托邦主义，具体完成马克思纲领的内容，也是一种变为实践的理论，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列宁处理社会主义的问题，像他在国家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他把它从原先形而上学的割裂和资产阶级的方向下扳正过来，并把它放在阶级斗争问题的整个历史条件之中。他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检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别处提出的天才预见，使之更加具体，而且比不管怎么天纵英明的马克思在他那时代所做的还要更加完整地补充它们。

所以说，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候这个阶段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问题。它们是在工人阶级建立其专政的形势下直接提出的，因而只有联系工人阶级专政的问题才能够得到理解和解决。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就当前和所有以前的形势而论，它们还包含着一种崭新的性质。即使它们的组成成份全都是过去产生的，但它们跟维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相互联系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或其它较早的理论家那里都还不存在，只有放在这种全新形势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获得理解和解决。

因此列宁的现实政治，追溯其历史环境和基础，经证明是唯物辩证法迄今所达到的最高阶段。一方面，它深刻而具体地分析了既定形势，分析了它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就其质朴和谨严而论，它是严谨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它清醒地意识到从这种形势产生的所有新的倾向。并拨开了任何理论偏见和乌托邦式幻想的迷雾。这些显然非常质朴的性质，根本上是来源于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历史学说——的性质，绝不是轻而易举便可获得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习惯思维方式使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爱做系统研究的人——具有想完全按旧事物说明新事物，完全用昨天的一套来说明今天的一种倾向。(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是想让人们拉着自己鞋子上的搭把带来拔高自己，一跃而登上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不是借助于辩证法来认识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辩证发展的一种尝试。)列宁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被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引上歧途，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任何理论、任何书本所没有涉及的，原因很简单，所有与这个术语相关的通常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相联系的。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遗留着资本主义轨道的社会，还没有走上新的轨道。』①

但是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发现它取得政权，取得社会主义的实际具体环境又是怎样呢?首先，由于世界战争，相当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状态，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农民只有跟无产阶级革命结成联盟才能从封建残余的枷锁中解放自己。其次，在俄国外部准备倾其全力扑向新生的工人和农民国家的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环境，倘若其本身不是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日益增大的矛盾所分割，便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强大到足以从军事上或经济上粉碎这个国家，因此这就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持久的机会来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和其它的竞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这里所指出的仅是两个主要的问题地带；但即使是对这两个问题，也不可能利用这几页做详尽的讨论。)

作为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较高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由工业的改组和更高的发展、由它为根据工人阶级的需要所进行的调整，以及它向着意义更加深远的生活方式的方向转变(消灭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等等)来提供。这种物质基础的条件因此决定了它具体实现的可能性和道路。在这个方面——早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九一七年——列宁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它所产生出来的经济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在一九一八年初，他又进一步写道：『……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特别详尽地引证这些段落，目的是驳斥广泛流传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神话。按照那种神话，似乎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企图『一举』引向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之后，列宁妥协了，『作为聪明的现实主义者』，他离开了原来的政治路线。历史的真理恰恰相反。关于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说：『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它『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按照列宁的理论前提，它本身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该走上的发展道路。当然，它是由国内外的内战决定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仍然只是一种临时的办法。而且，按照列宁的看法，如果无产阶级忽视战时共产主义的这种性质，更不用说把它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现实的一步——就像许多达不到列宁那个理论高度的真诚的革命家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对无产阶级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的外在形式本身有多大程度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完全是在于无产阶级实际上有多大程度是成功地控制住了大工业——它在掌握政权时所占有的，同时也是它本身社会存在的基础的这一经济机器——真正又有多大程度是成功地运用这种控制来推进自己的阶级目的。不管实现这些阶级目的的客观环境与实现它们的相应手段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它们总的基础始终应该是保持不变的：通过领导动摇的中间阶层(尤其是农民)的方式，在决定性的战线——反对资产阶级的战线——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这里绝不应该忘记，尽管取得了初步胜利，无产阶级仍然是并在一个长时期内将仍然是较弱的阶级——直到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因此在经济上它的斗争必须建立在两个原则上：首先，要尽可能迅速而完全地停止世界和国内战争对大工业的破坏，因为没有这种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就必定会被摧毁；其次，调整所有有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物质需要，这样，通过以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就能够坚持农民与无产阶级建立的联盟。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然而，逐步完成这些目的却是坚持无产阶级统治——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的唯一道路。
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国内经济战线上的激烈程度也丝毫没有降低。小规模的工业——在这个阶段消灭小规模的工业或进行『社会化』(socialization)，都是纯粹的乌托邦想法——『自发地、每日每时地，在基本的意义上和广阔的范围内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就在于二者谁占上风：是这个重新出现和重新积聚的资产阶级，还是由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国家大工业?如果从长远来看，无产阶级不希望冒由于扼杀小规模的工业、商业等(实际上这纯粹是一种幻想)而失去自己与农民联盟的危险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冒这种竞争的风险。此外，资产阶级以外国资本或租让的形式提供了甚至更多的竞争。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发展(不论资产阶级的意图是什么)由于加强了大工业的经济力量，能够在客观上变成无产阶级经济的助力。于是『产生了一种与小规模的工业相对立的联盟。』当然，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租让资本逐渐使无产阶级国家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常规倾向(通过限制租让、对外贸易垄断等)。

这些贫乏的评论要概括列宁的经济政策，即使只是粗略地，也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想把它们当作例子，让他的政治原则的理论基础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他的原则是：在一个存在着公开和秘密的敌人与动摇的同盟者的世界中，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坚持无产阶级的统治。同样地，他在夺取政权前的基本政治原则是，在衰颓的资本主义相互纠缠、千万头绪的社会倾向中发现那些可以被无产阶级利用来把自己转变为社会的领导——统治——阶级的因素。列宁在他整个的一生中毫不动摇和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个原则。以同样不能改变的方式，他把这看作是一种辩证法的原则，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然和历史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因此，辩证法要求『在发展的进程中全面考察有关的社会现象，从所有外部的、可见的表现中归结到它们的基本的动力——归结到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列宁作为一个辩证法家，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总是具体地看出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内在本质的发展，不带有抽象的偏见，也没有因为表面现象而在盲目崇拜的这方面搞混。他总是把一切现象跟它们的最后基础联系起来——按照人们实际的阶级利益，跟具体(换句话说受阶级条件限制的)人的具体活动联系起来。仅仅以这个原则而论，有关列宁是『精明的权力政治家』和『妥协的大师』的神话便不攻自破，使人们看到真实的列宁，看到一贯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这个理论家。

首先，在为妥协这一概念下定义时，任何使人想到它是一个技巧、聪明或狡诈的诡计问题的说法，都必须加以反对。列宁说，『我们必须坚决驳斥那些把政治说成小的诡计，有时是近乎欺诈的人。阶级是不能被欺骗的。』因此，对列宁来说，妥协意味着我们利用处在特殊环境下以及在某些时期处在确定的领域当中跟无产阶级的利益对应的不同阶级(也可能是不同民族——比如说，当涉及到一个被压迫民族时)的现实的发展倾向，使双方都获得好处。

自然，妥协也能够是对抗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我们只需要考虑苏维埃俄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阶级斗争形式。

机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也牢牢地抓住这种妥协的特殊形式不放，这部分是为了抬举列宁，或者贬抑他，说他是一个『非教条的权力政治家』，部分是以此为他们自己的妥协找到一种伪装。我们已经指出第一种论据的弱点。要评估第二种论据——就像要评估每一个辩证法的问题一样——必须考虑到妥协的整个具体环境。现在马上一目了然，列宁的妥协与机会主义的妥协是建立在截然相反的设想之上的。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根据是认为真正的革命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社会革命的客观前提还不存在，无产阶级对革命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党与工会还太弱小，由于这些原因，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妥协。换句话说，社会革命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越是呈现出来，无产阶级就越是能够『纯粹地』实现它的阶级目的。所以在实践中妥协的反面经常是十足的激进主义——跟『最终目标』有关的原则的绝对『纯粹性』(不言而喻，就此而论我们只能考察那些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阶级斗争概念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对那些不相信的人来说，妥协显然就不再是妥协，而是各种职业阶层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好处而自然进行的合作。)

另一方面，对列宁来说，妥协是革命现实性的一种直接的和合手逻辑的结果。如果这种现实性规定了整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如果革命——在个别国家或者是在世界范围——在任何时刻都可能爆发(迄今还不能精确地说明这种时刻)：如果整个时代的革命特征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益式微中显示出来，不断地交替而且盘根错节地产生多种多样的倾向，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在它自己选择的『有利』条件下开始并完成它的革命，它总是必须利用所有那些推动革命或者至少能够削弱敌人的倾向——不管是多么暂时性地。前面，我们从列宁的作品中引用过一些段落，这些段落表明——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前——他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速度并不抱任何幻想。下面的段落是引自列宁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写于『妥协』时期之后，它仍然很清楚地表明，对于列宁来说，这种预言从不意味着推迟革命行动：『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

因此列宁主义的妥协理论和策略不过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认识客观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尽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能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一点是通过如下的认识得来的：历史总是在创造新的条件；历史上不同倾向相互交叉的时刻永远不会以相同的形式重新发生；那些对于明天的革命是一种致命危险的倾向，可能被判断为对于今天的革命有利，反之亦然。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列宁曾经想依据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旧的口号：『一切政权转归苏维埃』，提出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一种妥协，采取共同的行动。但是，到了十一月十七日他已经写道：……也许提出一种妥协已经太晚了。也许还有和平发展可能的少数日子也已经过去了。是的，显然它们已经过去了。』这种理论在布列斯特和约和经济租让制方面的运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整个列宁主义的妥协理论有多大的程度是以列宁革命现实性的基本概念为基础，可以从列宁跟自己党内左派的理论论战(关于一九O五年第一次革命后和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俄国形势、关于一九二O和一九二一年欧洲形势)中看得更为清楚。在所有这些论战中，左派激进主义(Left-wing radicalism)的口号是原则上反对任何妥协。列宁的驳斥非常坚决地指出，这种反对妥协的观点回避决定性的斗争，背后隐藏着对革命的一种失败主义的态度。因为真正的革命形势——而且按照列宁的看法，这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质——本身是在这样的事实中表明出来的：没有任何一块阶级斗争的区域是不出现革命(或反革命)的可能性的。因此，真正的革命家，即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时期，并从这种知识得出实际结论的革命家，总是一定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社会一历史现实的整体性，而且一定为了革命的利益，按照或只按照事件对革命的重要性如何来严密地考虑一切事件——大的或小的、正常的或不合宜的。在间或把『左派激进主义』称为『左派机会主义』时，列宁非常正确而深刻地指出了这两种在其他情况下是相互对抗的倾向的共同历史观点，对于一种倾向来说，任何妥协都是忌讳的，而对于另一种倾向来说，妥协又体现着现实政治的原则，与『严格坚持教条主义原则』相对立。换句话说，他指出，二者都是悲观主义地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逼近和现实性。这样，通过从同一个原则驳斥两种倾向，列宁把问题弄得很清楚，妥协对于他和妥协对于机会主义者，只是词语上的相同：双方所使用的这个词语指的是根本不同的前提，因而涵盖两种根本不同的概念。

正确地理解列宁关于妥协的含义是什么，他从理论上建立妥协策略的依据是什么，不仅对正确地理解他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对列宁来说，妥协只有在与严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这一辩证的互动当中才有可能的：进行妥协总是向我们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下一个现实主义的步骤。所以，不管我们如何把这种理论与策略跟僵硬地坚持『纯粹』的原则这一作法鲜明地区分开来，我们也必须整个把它们跟所有非原则的、公式化的现实政治划分清楚。换言之，在列宁看来，按照具体形势、具体的阶级关系的现实性来认识和评估所讨论的具体形势，来决定妥协的具体的阶级关系，并且引导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这一必然发展倾向，这还是不够的，而且如果不把这种对现实性的正确认识放到对整个历史过程一般正确认识的范围里头，列宁认为这对工人运动就有巨大的实际危险。所以，他一方面承认德国共产主义者对于粉碎凯普政变(Kapp Putsch)之后被设计出来的『工人的政府』——所谓的『忠诚的反对派』——所持的实际态度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最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策略，原因就是它在理论上是以一种错误的历史观点为基础的，充满着民主的幻想②。

一般与特殊辩证地正确的融合，在特殊中(在具体形势中)认识一般(以一般历史趋向的意义来认识)，因而产生理论具体化，从而是这种妥协理论的基础。那些只把列宁看作现实政治的一个聪明的或者甚至是卓越的倡导者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质。而那些以为能在他的决定中为正确而实际的行动找到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对他的误解就更深了。列宁从来没有规定过能够『适用』于许多不同情况的『一般规则』。他的『真理』是从站在辩证地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对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析产生出来的。只有笨拙的模仿、庸俗化的列宁主义，才会从对他的见识和决定进行机械的『一般化中产生出来——比如，就像一九一九年夏天，在答复『克雷孟梭照会』(CIemenceau Note)时，那些想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按照公式模仿布列斯特和约的匈牙利共产党员所显示出来的一样③。因为，正如马克思尖锐地责备拉萨尔的那样：『……辩证的方法被错误地应用了。黑格尔从来没有要求在一个一般的辩证法原则下包括大量的不同『事例。』
但是，需要考虑到每种具体形势下所有存在的趋向，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趋向在作出决定时都具有同等的份量。相反地，每种形势都包含着一个中心问题，解决这个中心问题的方案既决定着回答由它同时提出来的其它问题的答案，也决定着未来所有社会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列宁说，『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定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通过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才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某一既定时刻确立什么样的事实能获得这种意义。它的主导旋律是作为一个连续发展整体的这一革命的社会概念。因为只有这种跟整体的关系，才使有关的决定性链条有这种意义：必须抓住它，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抓住整体本身。列宁在他最后所写的几篇文章当中的一篇又一次特别尖锐而具体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当时他谈到合作制并指出：『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东西，已经成为毫无粉饰的现实了。『他表示：『实在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做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它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

遗憾的是，这里不可能详细分析整篇论文。这样一种分析——以及就此而论，分析列宁的任何一个理论见解——能够表明整体如何总是包含在每个链条的环节中：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准则始终在于把最充沛的精力拿出来并集中在历史过程中的那些环节上，那些环节在任何既定领域或阶段，都包含着跟当前的整体、跟对未来是重要的那种发展问题——即处在未来实际有形的整体中的这一未来——的这一关系。所以，这样全力抓住链条的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决不是要从总体中抽出这个环节而牺牲总体中其它环节。相反地，它是指，一旦跟这个中心问题联系起来，就能够正确的理解和解决历史过程中的所有其它环节。通过这种处理，所有问题相互间的联系并没有松弛掉：而是得到强化了和变得更具体了。

那些环节通过历史、通过生产力的客观发展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否能够以及有多大程度能够认识、把握，并因此而影响到无产阶级进一步的发展，则取决于无产阶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并且被经常引证的句子，在夺取政权后的革命时期取得了总是愈来愈大的重要性：尽管它的辩证的对应物，即强调不是自由选定条件，也是它的真理性的一个重要部份。这实际上意味着，党在革命中的角色——早期列宁主要的思想——在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比准备时期更为重要、更有决定意义。因为无产阶级决定历史进程的能动性影响越大，它的决定对它本身和对整个人类——无论是从好的意义上还是从坏的意义上说——越是命运攸关，它以其最纯洁的形式在这巨浪涛天、狂风暴雨的海上维护唯一的南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在这场斗争中协助这独一无二的南针取得更大的明确性，就越是重要。无产阶级政党能动的历史角色这一概念，是列宁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因而也是列宁一方面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它对实际决定的重要性的这一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俄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他抨击国家资本主义的对手时，他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的资本主义，我们能够确定它的界限。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国家相联系的，而国家是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份、先锋队。我们就是国家……。它取决于我们来规定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

正是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每个转捩点总是同时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党内问题。总是一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是党组织对新任务的调整：总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发展，它的方向受到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对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仔细而精确的分析的这一方式所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党在我们所构成的国家中坐在决定性力量的层级最高的位置上。因为革命只能在世界的范围里取得胜利，因为工人阶级只有作为一个世界的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所以党本身被组成并收编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机关——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区部。以机械的僵化为特征的所有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将总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不可解决的矛盾。这种思想无法理解，即使在『回到了资本主义』之后，布尔什维克如何仍然坚持过去的党的结构和党的『不民主的』专政。也无法理解共产国际如何一刻也不放弃世界革命，尽力运用所支配的各种手段来准备和组织革命，而同时俄国的工人国家却试图促进跟帝国主义列强和平相处，让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尽可能参加俄国的经济建设。这种思想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党顽固地维护它内部的团结，并尽全力寻求它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却急切地捍卫它跟它赖以存在的农民所缔结的联盟，使这一联盟免受任何侵蚀——因而使它从机会主义者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农民国家，牺牲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等等，等等。非辩证思想的这种机械僵化状态是不可能理解到这些矛盾是现今时期的客观的、主要的矛盾：俄国共产党的政策、列宁的政策，只有在对它自身社会存在的客观矛盾寻求和发现辩证的正确解决方法的范围内才是矛盾的。

这样，对列宁政策的分析，就总是使我们回到那个辩证方法的基本问题上面。他整个一生的工作，就是始终如一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运用到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中的这一不断变化、永远翻新的现象上。但是因为辩证法不是可以机械地运用于一切生活现象的一种终极的理论，现时只是在这种运用中并经过这种运用，作为理论才存在着。所以列宁的实践就使辩证法比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继承时，具有了一种更广阔、更完全和理论上更发展的形式。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列宁主义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列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弄成浅薄和曲解了几十年之后，恢复了它的纯洁性，而且他也使这一方法本向继续发展、更加具体化和更加成熟。如果说现在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继续沿着列宁的脚步前进，那么只有在他们试图像列宁建立他与马克思的那种积极的关系一们，建立他们与列宁的关系的那时候，才会有成果。这种能动性的性质和内容是由历史使马思主义面临的这些问题和任务来决定的。它的成功取决于领导工人阶级的政党里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程度。列宁主义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经更加靠近无产阶级的日常战斗，它已经变得比在马克思时代所能连到的更实际。因此，列宁主义的传统只意谓着不失真地和灵活地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生动活跃、生长及创造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让我们再说一遍——共产主义者必须以列宁研究马克思的那种精神来研究列宁。必须研究他，以便学习如何运用辩证法；学习如何通过对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来发现一般中的特殊，和特殊中的一般；学习在形势的新环节中发现跟以前的发展有关联的是什么；学习在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发现总是不断翻新的现象；学习在整体中发现部分和在部分中发现整体；学习在历史必然性中发现能动性的环节和在能动性中发现跟历史必然性的联系。

列宁主义展现了迄今前所未有的具体、非公式化、非机械化、纯粹以实践为方向的思想的程度。保持这一点是列宁主义者的任务。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只有以生动的方式发展的东西才能保持得住。而这样保持列宁主义的传统，在今天是所有坚信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一项武器的人最崇高的职责。

 ①(第九二页)列宁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由工人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和商人，允许他们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一定的界限之内』进行经营。列宁把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与『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严格区分开来。

 ②(第一ＯＯ页)随着凯普政变——德国的志愿军和其它部队所搞的未遂军事政变，四天之后由于一次总罢工而被挫败——之后，工会领导者勃吉恩(Karl Legien)提出一个工团主义的全党『工人政府』。德国共产党同意只建立一个宣传机构——换句话说，『忠实的』和非革命的机构——与这样一个政府相对立，事实上，这个宣传机构从未存在过。

 ③(第—ＯＯ页)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份最后通牒——克雷孟梭照会——从凡尔赛(Versailles)送交库恩(Bela Kun)，要求匈牙利部队从斯洛伐克(Slovakia)(由匈牙利红军成功地反击外国于涉部队后占领)撤退，以作为匈牙利东部的罗马尼亚部队从匈牙利东部撤退的交换条件。不顾左派成员的反对，库恩接受了照会，匈牙利红军撤退。而罗马尼亚部队则停驻不动，结果被用来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一九六七年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不久写下的，没作什么专门的准备，目的是为了满足这样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需要：把我当时认为极为重要的东西，即列宁性格的精神中心，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因此，书的副标题是<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它表明我当时关注的不是要复制列宁客观的理论体系，而毋宁是要说明那些使这种体系化及其在列宁的人格与行动中的体现成为可能的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问题甚至不是在想分析整个他的生平和著作中的这种能动的统一性。

相当多的同时代人对这样的一些著作有兴趣，这首先是一种时代的特征。自从出现了对斯大林时代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来，人们对于二O年代中那些反对派倾向也重斩产生了兴趣。如果从一种非常夸大的理论和客观的观点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论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为革命发展中的危机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有多么错误，那个时期的其它任何人无疑也可能已经提出过能够给后来各个阶段的问题一种理论指导路线的分析或看法了。要想对马克思主义复兴作出有成果的贡献，就需要纯粹以历史角度把二O年代看成是现已完全停止的一段革命工人运动的过去时期。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与目前主要的新阶段正确地联系起来。但列宁，像是兼具伟人身份的统治者一样，是这样体现他的时代，因此他所说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些成果——但是特别是方法——即使在已经变动很大的环境下，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同时代性。

这本书是二O年代中期单纯的产物。它作为一份文献，记录一群并非很少数的那群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列宁的性格和任务，如何看待他在世界事变进程中的地位，因而肯定不会是枯燥无味的。但是必须始终记得，本书的思想是比列宁本人一生的理论工作更受到那个时期的概念——包括关于那个时期概念的幻想与过分的地方——所制约。第一句话本身就证明了当时的偏见：『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毫无疑问，这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的表述。

但同样可以肯定，它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唯一的规定，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规定。而且列宁——对他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形成思想和实践的红线——会因为这样的『定义』，无论怎样也要提出最激烈的抗议，反对任何想把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和方法论的财富——社会的普遍性——归结成一种简单的面向并加以束缚的尝试。

按照列宁的精神所进行的批评，可以适用于这本小书中的许许多多的段落。我将只限于指出这种评论的正当性和方向，因为我希望清醒、善于思考的读者会自己保持一种批评的距离。我认为重要的，是强调这个地方：我从列宁那里得到的看法产生了一些结论，在清除斯大林主义的这些时候，这些结论仍然具有某些方法论上的妥当性：换句话说，作者对列宁人格和著作的热诚毕竟没有走上歧途。因为我对列宁的行为所做的某些评论，隐约包含着对斯大林后来的发展所做的某种正确的批评，斯大林的这种发展当时除了在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共产国际中惊鸿一瞥以外，仍然是隐而不彰的。比如，在斯大林领导下所有组织问题的日益僵化：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不管政治的要求是什么，党组织被塑造成一种永远不变的拜物——甚至诉诸列宁的权威。我在这里引证一下列宁的警言：『政治问题不能机械地脱离组织问题』，而且下面的评论，正是根据这样一种列宁主义的政治能动性精神作出的：『所以，一切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僵化对党都是有害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党的任务就是公开地和自觉地——首先是对自身而言——寻求它的必然途径，以便可以在破坏的危险变成现实以前改造自身，并通过这种改造促进群众的改造和前进。』当然，当时这在客观上只是伟大年代中具体的革命骚动的一种后卫行动，目的在反对官僚主义和机械的一致性的侵蚀。

但是，如果今天需要在一切领域成功地抵制教条地奉命办事，那么要是承认二O年代的结论是过去的一部分的话，二O年代的结论将只有兜一个圈子才能取得富有成效的推动力量。为此，清楚地、批判地认识二O年代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时期之间的差别，就是必不可少的。不言而喻，我们也必须以同样要紧的明确性来研究列宁的著作。对于那些根本无意从这种著作中得出某种『一贯正确』的教条集成的人来说，这样做丝毫无损于他在现世的伟大。比如说，今天我们知道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世界战争的这一论点，现在已失去了它一般的妥当性。当然，只是这种发展的必然性已经失去妥当性：不过它变成为一种可能性，这改变了它的理论意义以及——特别是——它的实际结果。同样地，列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战争的发生是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推广至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里，未来则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状况。

我提出这些事例，正是想揭示列宁真正非凡的地方，这种真正非凡的地方跟斯大林主义一贯正确的不朽事迹这一官僚主义理想无关，而且绝对无关。自然，论述列宁真正伟大之处，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本书远比它的主题还受到时间的限制。在列宁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他以研究他的本书所无法企及的明晰性，已预见到了一九一七年开始的那个时期正接近结束。

尽管如此，本书仍不时暗示列宁真正的精神发展成长状况，而且我想从我当时所领悟到的这些少许真理开始说明。它确定在经济学方面列宁不是可与他的同时代人希法亭，尤其是罗莎•卢森堡相比拟的专家。但在评估整个时期当中，他是远此他们优越。这种『过人之处——而且这是无与伦比的理论成就——在于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与目前时代的各种政治问题具体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个新阶段的经济学成为这种关键场合中的一切具体行动的准则。』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注意到这一点；下论是朋友或者敌人，他们经常都谈到他的策略艺术和对现实政治的掌握。

但是这种论断没有抓住事情的核心。这个核心更多地是在对整个过程进行评估时的纯粹理论上的过人之处。列宁从理论上给这种过人之处提供了深刻而丰实的基础。他所谓现实政治，绝不是经验的实用主义者的现实政治，而是一种基本的理论态度在实践中的最高极致。

对他来说，现实政治的目标始终是理解必须采取行动的既定形势这一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来说，『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并不是『纯』理论的对立物：相反地，这是道道地地的理论最精彩的部分，是理论在现实中实现的所在，因而也是理论在实践中产生转变的所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最后明确的论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列宁和他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马克思自己击败了挑战，在理论领域提出解答。他对社会现实所做的解释，给改变社会现实提供了合适的理论基础。但是只有在列宁那里，这种新世界观的理论实践的本质才——没有放弃或压制理论——变成积极地体现在历史的现实中。

当然，本书对于了解列宁的真实性格只是作了一点朴实的贡献。它在理论上缺乏深厚的基础，它也没能把列宁作为一种人的典型加以论述。我只能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在现代的民主革命的链条中，革命领袖的典型常常被极端化了：诸如丹东(Georges Danton)和罗伯斯庇尔(Maximilen de Robespierre)的这类人物在现实和伟大的文学作品中，都体现为这种极端的形象(我们想一想毕希纳Georg Bfich—ner)。就连工人革命的伟大演说家，如拉萨尔和托洛茨基，也具有某些丹东式的特点。

在列宁身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某种完全新的东西，出现了两个极端是一种中间型。在列宁自然本性的底子里，他对以往伟大的革命苦行者的原则是忠实的——但在他的性格中却没有苦行主义的影子。他是活跃而幽默的：他享受着每一种生活所赋予的东西，从打猎、钓鱼、下棋到读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托尔斯泰(Aleksey  Kon•stantinovich Graf Tolstoy)的作品；他对于真诚的人满怀热诚。这种对原则的忠诚在国内战争中会成为坚若盘石的不宽容性：但它并不包含任何仇恨。列宁是在同制度斗争——自然地，也是同代表这些制度的人斗争——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把他们完全消灭。但他把这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性，从人的角度看这是悲惨的事情，但在现实一定的具体斗争中他下能从这里退缩。高尔基(Maxim Gorkv)记下了列宁在听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热情奏鸣曲》(Appassionata)时富有特色的评论：『《热情奏鸣曲》是我所知道的最美的东西；我愿每天听到它，多好呵，简直是超人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骄傲想；人类能作出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呵!』于是他眯起眼睛，露出微笑，不大快乐地补充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却不能抚摸任何人的脑袋——手会被咬掉的，而是要敲脑袋，毫下留情地敲，虽然按理想来说，我们是不赞成对人们用任何暴力的。唔—唔，——任务艰巨得很! 』

即使就列宁这种自然的情绪言词来说，应该看得出来，这并不是与列宁的『生活方式』相抵触的他的天性的突然表露，而应该看得出来，在这里也是一样，他是严格地坚持自己的世界观所提出的要求。这个插曲发生前的几十年，年轻的列宁是正在撰文抨击民粹派和他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在对后者进行分析时，列宁指出了关于他们给『一系列既定事实的必然性』提出证明的这一客观作法，而且指出因此这种客观作法如何容易有提供他们『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的危险。对于列宁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更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把握客观现实和揭露事实本身的真正社会根源方面的一贯性。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优于纯粹客观主义者的地方，就在于这种一贯性；他『更深刻、更严格地运用他的客观作法』。只有这种过人的客观性才能够成为列宁所谓信奉的源泉——『表明你自己，在对任何事变做任何估计时，直率而公开地把自己置于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主观的态度因而总是由客观现实引起而后又回到客观现实。

如果现实的矛盾达到互相排斥的对立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每个献身的人必须为自己解决这种冲突。但是，扎根于现实的信念与感情的冲突——在一种个人的关系中——跟在处处冲突中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这一的内在存在是有危机的人之间，是有着一种基本的差别。后者决不是列宁的真实情况。哈姆雷特(Hamlet)在高度称赞霍拉旭(Horatio)时说：

 ……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那样的人是有福的。

感情与理智：它们的对立和它们的统一只是从作为人类存在的直接和一般基础的生物学领域引申出来的。具体地说，二者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表述一个人的社会存在与历史时刻的和谐或不和谐。感情与理智在列宁身上溶合得很好，因为他随时都把他的社会知识摆在从社会层面来说对当时是需要的行动方向上，而且因为他的实践总是必然从迄今积累起来的这一真正见识的总和与体系得出的。

因此，在列宁身上，根本找不出还可能看来是自满的东西。成功不会使他自负，失败不会使他灰心。他坚持没有任何情况人是不能够作出实践上的反应的。他是那些——正是在本人的生活实践中——获得较多成就，包括最重要成就的伟大人物之一。尽管如此——或者或许因此——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清醒而不带感伤地谈到可能的或实际的失败：『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聪明人是不犯基本的错误，并且知道如何立刻地、无痛苦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种关于行动艺术极为朴实的论述，是比任何夸张的信仰表白还更适切地表达了他的基本态度。他的生活是在这样的世界里的一种持久的行动、不断的斗争在这种世界里，他深信对他或他的对手而言，是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因此，他一生中的主导旋律就是：始终武装起来准备行动——准备正确的行动。

列宁严肃的纯朴性因而对群众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而且与较早期的典型大革命家相比，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民众领袖，没要半点花腔(与拉萨尔或托洛茨基相比较)。在私人场合与在公共生活中一样，他对一切玩弄漂亮词藻、装腔作势和夸夸其谈的作法深恶痛绝。值得注意的还有，对于任何『过分的』东西表露出来的人的、政治的厌恶，他赋予一种客观的哲学根据：『……任何真理，……如果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对列宁来说，即使最普通的哲学范畴，也从来不是抽象的思辨上的一般性：作为理论上准备实践的工具，它们总是适合实践的。在关于工会的论战中，他反对布哈林依仗整体范畴的这一两面的、调和的折衷主义。正是列宁特别的特色，才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应用一种哲学范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有启发意义的是，在这里考察支配着抽象哲学范畴应用的这一认识论条件所深化的抽象哲学范畴，如何直接作为修正实践的无上命令。

列宁的这种态度，可能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论战中表达得更为清楚。列宁在他的现实政治方面是正确的。他反对站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坚决主张以革命战争支持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因而正是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能不能存在来打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这句话是历史上的平凡话。但是列宁的正确实践在这里正是仰赖理论上深入分析整个革命发展的特殊性。他说：『如果我们不打算忽视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是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世界革命优于任何个别事件就是一个真正的(因而是实践的)真理。但是，他补充说，就那种具体情况在理论上的特殊性而言，『任何抽象真理，如果拿来应用于每一种具体情况，都会变成空谈。』因此，真理和作为实践基础的革命词句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从当时必要和可能的革命斗争的确切状态推衍出来的，后者则不是。如果关于形势的理论本质(它的特殊性)不允许真正的革命实践，那么，最崇高的感情，最无私的奉献，都只会变成无谓的词句。这样一种实践并不一定必须成功。在一九O五年革命时，列宁激烈地反对普列汉诺夫关于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的意见：『我们本不应该拿起武器的』。列宁的根据是，这种失败自身推动着整个革命过程。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现实的任何类推和混淆，都直接地引向空谈；比如，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论战中，一七九二年—一七九三年的法国总是被拿来跟一九一八年的俄国相比较。同样地，当德国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二O年的凯普政变之后，拟定了一些极富才智的、自我批评的论点，作为这样一种政变万一再次发生时的指导路线时，据说列宁曾问过他们：你们怎么知道德国反动力量会完全重复这样一种突然的袭击呢?

这种答复的背后还有列宁生活中不断的自我教育。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在一系列躲避警察追捕的冒险之后，他去了瑞士。一到那里，他就决定他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地利用这个『假期』，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Logic)。同样的，一九一七年七月事变之后，当他非法匿居在一个工人的家里时，他注意到这个工人如何称赞午餐前的面包：『所以现在『他们』不敢给我们坏面包。』列宁因为这种『对七月的日子所进行的阶级评价』感到惊奇和高兴。他想到自己对这次事件和它们所提任务所做的综合分析。『至于说到面包，我没有了解需求，没有去思考它……。精神探讨每个事物的基础，为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通过极为复杂而曲折的道路进行政治分析。』列宁毕生都在学习，不论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或是从一个工人关于面包的意见中。

不断的自我教育，始终接受新的经验教训，是列宁生活中实践绝对占第一性的一个基本面向。这一点——尤其是他的自我教育方式——使他跟所有经验主义者或强权政治家之间产生了无法沟通的鸿沟。因为他不仅仅是从争论与教育的角度来表述他对作为政治基础和尺度的这一总体范畴的主张。他对自己的要求比他对他最弥足珍贵的伙伴的要求还要严厉。普遍性、总体和具体的独特性是应该的而且必须采取行动的现实的关键性质：了解这些性质的程度因而是衡量任何实践真正效用的标准。

当然，历史可能产生与原先认识的理论相矛盾的情况。甚至也可能出现无法按照正确的或被认为是正确的原则行事的情况。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前，列宁正确地预见到，由于俄国的经济落后，一种过渡的形式，像后来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形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迫使苏维埃实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列宁向这种事实的必要性让步——但没有放弃他的理论信念。他尽可能有效地执行形势所要求的所有战时共产主义的命令，甚至没有——不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那样——片刻把战时共产主义看成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而且一旦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结束，就果断地决定回复到理论上正确的新经济政策路线。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既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实践的理论家，一个理论的实践者。

正如《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是他整个写作活动的一个象征标题一样，这部著作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整个世界观的一个初步论点。他证实，自发性的罢工的阶级斗争，即使是适当地组织起来的，也只能在无产阶级当中产生阶级意识的胚芽。工人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与当前整个政治和社会统治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还有，正是这种总体才给以革命实践为方向的阶级意识正确地指出道路。没有走向总体的这一方向，就没有历史上真正的实践。但是关于总体的知识从来都不是自发的，它总是必须『从外面』——也就是从理论上——引入活动中。

因此，实践占主导地位，只有站在目标是放在全面把握的这一理论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不过，正如列宁知之甚详的一样，存在的总体当它以客观的方式展开来的时候，是无限的，因而永远都不可能加以适当地把握。在知识的无限性以及总是呈现出来的正确的、直接行动的命令之间，像是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在发展着。但是，这种抽象的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能够——就像棘手的问题一样——从实践上解开。唯一合用的利刃，就是人的态度，对这种态度我们必须再次提到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准备就绪就是一切。』列宁最富有特性和创造性的性格之一，就是他从理论上不断地向现实学习，同时仍然不断地为行动进行准备。这决定了他的理论作风最引人注目而又明显自相矛盾的一种属性：他从不把他从现实中取得的教训看作是封闭的，不过他已经从现实中学到的东西，在他的头脑中又是如此有条理的和方向明确的，因此在任何时刻都能够付诸行动。

在这样无以数计的时刻当中，有一次我十分幸运地亲眼见到了列宁。那是在一九二一年。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捷克委员会开会的一次会议上。会上问题极为复杂，各种意见难以调和。突然，列宁进来了。大家都问他对捷克问题的意见。他拒绝回答。他说他原打算专心注意那份资料，不过国务如此繁忙使他无法这样做，因此他只把随身带着塞在外衣口袋里的两份报纸匆匆浏览了一遍，就没多看了。几经恳求之下，他才同意至少就他对这些报纸的印象交换一下看法。列宁从口袋里拿出报纸，开始作一种非常没有系统的、临时准备的分析，从主要文章开始谈起，最后以当日的新闻收尾。这种即兴而作的概述变成了对捷克形势和捷克共产党的任务最深刻的分析。

显然，作为一个敏捷而始终如一的人物，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上列宁总是优先选择实践。在革命第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的结尾，他的作法使人们印象极深。这本书写于七月事变之后的隐匿时期，他怎么也写不完论述一九O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经验的最后一章：革命的发展不允许他这样做。在该书初版后记中他写道：『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他这样说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知道，他总是尽力弥补自己错过的这个机会。然而不是他本人而是事变的进程，才使这件事成为不可能的。

人们对待上个世纪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圣哲』斯多噶—伊壁鸠鲁(Stoic-Epicurean)的思想对我们的伦理、政治和社会见解有过强烈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学院派哲学的界限。但是这种影响同样是一种内在的改造：在这个典型中的能动—实践的因素已变得比在古代还更强而有力。列宁不断的准备就绪是这种发展最后和迄今最高、最重要的阶段。今天，当操纵同化实践，『意识形态的完结』同化理论的时候，这种理想在某些『专家』的眼里声誉不高的这一事实跟世界历史的进程相较量，只不过是个插曲。除了列宁的活动与著作的重要意义外，列宁这号人物作为不断地准备就绪的这个化身，展现出了不可磨灭的价值——一种对现实的模范态度的新形式。

     一九六七年一月
    布达佩斯(Budap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