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学界广泛认可的学术定位中，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然而，在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的关系认定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矛盾。一方面，阿尔都塞本人从未认可这一“结构主义”的指认，甚至明确宣称：“我们（指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笔者注）从来都不是结构主义者”[1]     。另一方面，“结构”却客观地构成了阿尔都塞在写作与思想建构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在阿尔都塞1963-1968年之间公开发表的以《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为代表的著作文本中，“结构”是其中频繁出现的核心关键词；在阿尔都塞使用的概念群——问题式、认识论的断裂、多元决定、理论实践、症候阅读、转喻因果——中，“结构”也是或明确、或隐蔽地包含其中的重要范畴规定。以上矛盾的存在，促使我们有必要超越“阿尔都塞是否结构主义者”的简单二值判断，在理论上重新审视和考察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的主要文本对象，并不是阿尔都塞的公开发表著作，因为这位以“结构主义”著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未公开发表过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来专门系统地阐释自己的“结构主义”思想。本文要考察的，是阿尔都塞于1962-63年在巴黎高师开设的一门名为“结构主义的起源”的研讨课。这门课，在阿尔都塞与他的一群法国当时最优秀的哲学青年学生的研讨互动中展开，是阿尔都塞在重构马克思主义尝试中反思“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实验，也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处于“理论实践（theoretical practice，阿尔都塞概念）”状态的被生产过程。这些手稿笔记，直至1990年阿尔都塞逝世后才得以问世。本文基于英语学界有关这一课程手稿的最新研究成果，旨在呈现《保卫马克思》与《读<资本论>》的公开发表文字中并不在场、却以不在场的特殊方式发挥作用的一段重要的思想史构形过程。从而，我们不仅可以在更为延展和入微的理论形势（theoretical conjuncture，阿尔都塞概念）中理解阿尔都塞，同时，也将在阿尔都塞为我们重新划定的理论边界中认识一个无法用同一性标签概括的结构主义。最终，我们将获得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认知。   

一、一项“特殊的合作”与溢出的“结构主义问题式”   

在阿尔都塞研究中，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1965年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开设的“读《资本论》”研讨课，以及收录了阿尔都塞与学生们课程论文的《读<资本论>》一书[2]     。实际上，我们熟悉的“读《资本论》”，仅仅是阿尔都塞与他的学生们之间连续进行了近五年的思想实验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和制高点。在《论青年马克思》（1961）一文发表后，阿尔都塞对当时流行的以萨特为代表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迎合了学生们正在进行的全新思考方向。三个学生——杜浩（Yves Duroux）、马舍雷（Pierre Macherrey）和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找到阿尔都塞，希望能够在他的指导下读马克思。他们从阅读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开始，直接促成阿尔都塞在1961-62学年开设以“青年马克思”为主题的公开研讨课。并且，这种研讨形式一发而不可收拾，1961-1965年，阿尔都塞连续每年在巴黎高师开设研讨课：   

1961-1962学年，青年马克思；   

1962-1963学年，结构主义的起源；   

1963-1964学年，拉康式精神分析[3]     ；   

1964-1965学年，读《资本论》。   

对于老师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来说，这样的研讨形式并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传授与学习，而是一项需要双方共同完成和构建的“特殊的合作”[4]     。一方面，老师阿尔都塞带领这群聪明的哲学青年进入并介入（intervene）到法国20世纪60年代的复杂理论形势当中。阿尔都塞“已经很长时间在思考的一些事情，就等着这一时刻的到来”[5]     ，他需要的不只是“哲学的形势（conjuncture），同时还有人的相遇（encounter）”[6]     。另一方面，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和思考，也为老师提供了在这一特殊的理论形势中反思问题的重要实践场。正如阿尔都塞最忠诚的学生之一巴里巴尔所说，“他自己做了一半，但如果我们不参与，他什么都做不到。”[7]        

对于当时法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而言，这样的哲学课堂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在内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和方法（合作式的研讨方式）的双重维度上打开了异于传统的哲学教学的理论大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项“特殊的合作”中十分积极且表现突出的一位学生，正是20年后大谈教育学革命，在《无知的大师》[8]     一书中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阿尔都塞和马克思主义的朗西埃。他大概忘了，自己曾经是阿尔都塞哲学教学改革的受益者；或者，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看，朗西埃所代表的向“后”转的批判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最彻底地继承了阿尔都塞当年的理论理想和精神。   

在上述四门课程中，名气最大的要数“读《资本论》”，然而，对于理解阿尔都塞的理论构形史（history of theoretical formation，阿尔都塞概念）而言，以“结构主义的起源”为主题的研讨课却占有较重的分量。表面看来，这门课的主题是“结构主义”，但在实际的课程规划和展开过程中，阿尔都塞将自己长期以来思考酝酿的宏大理论构想，尽数付诸于这门课程之中。应该说，阿尔都塞将“结构主义”从其原有的理论空间中抽离出来，将其放置于更为广泛的历时性思想史与共时性话语背景之中，形成了一个大大溢出“结构主义”既定理论边界的“结构主义问题式”。   

1962年10月，在结构主义课程开始前夕，阿尔都塞在写给弗兰卡的信中如是描述他的课程计划：   

“即将开设一门庞大的课程，在这门课中，我将讨论几个对我来说十分关键的主题：尼采的哲学起源主题（在这一主题中，文明在自身建构中抛弃的所有对象）；科学考古学主题（科学如何通过断裂，建立自身的对象领域）；最后，结构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主题（涉及几个关键点：尤其是我最关心的上层建筑的本质问题）。”[9]        

          相对于集中在语言学与人类学领域的“结构主义”而言，阿尔都塞的课程计划确实十分“庞大”。概括起来，三个主题分别涵盖了：一、以尼采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对“起源问题”的反思；二、法国20世纪的科学史认识论，通过解释科学自身的构形历史重新确认理性的确定性边界；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可能性关联，借用结构主义话语来解读和重构马克思主义。   

从阿尔都塞档案馆中保存的相关手稿来看，在1962-63年进行的研讨课上，阿尔都塞和他的几位学生围绕以上三个主题，至少进行了四次主题发言：[10]        

1. 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寻找他的合法祖先”[11]     ；   

2. 朗西埃与米歇尔·佩舒（Michel Pêcheux）：关于拉康[12]     ；   

3. 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与科学史”[13]     ；   

4. 阿尔都塞：“福柯的《疯狂与非理性》[14]     ：结构主义与福柯的意识形态历史”[15]      。   

课程发言主题选取的四个人物——结构主义在法国的主要代表列维-斯特劳斯，用结构主义理论模型改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大师拉康，法国科学史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康吉莱姆，以及既是康吉莱姆学生同时也是阿尔都塞学生、在阿尔都塞之前已开始尝试将科学史认识论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思考的福柯——正是阿尔都塞在自己的思想发展中不断对话、借鉴并试图超越的“同时代人”，他们共同构成了阿尔都塞“理论形势”的核心部分。   

从课程计划与发言内容来看，阿尔都塞与他的学生们在1962-1963年间讨论的“结构主义”，已经在主题和人物上大大超出了当时乃至今天人们对“结构主义”的常规认定范围。以重构马克思主义为思考起点和理论支点，阿尔都塞分别在历时思想史（以尼采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反思）与共时话语场境（由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康吉莱姆的科学史认识论、福柯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共同构成）两个维度上，打破了“结构主义”原本相对闭合的圆圈。在缺口中溢出的“结构主义问题式”，将是全新理论可能性的生长点。   

二、研讨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   

自1848年起，阿尔都塞获得了两个终身未变的决定性身份：巴黎高师的一名哲学教师和法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我们对阿尔都塞一生充满矛盾又富有张力的思想历程的理解，首先要建立在这两个身份划定的特定话语场域之中。一方面，作为哲学教师，阿尔都塞不满意法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尤其是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主体主义的现象学-存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法共知识分子，他也不满意官方意识形态在苏共二十大破除斯大林教条体系之后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正统教条来信奉。因此，针对哲学理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现状，阿尔都塞立下明确的理论志向：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科学——一种反对主体主义的哲学与一种抵御意识形态的科学。   

阿尔都塞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志向，刚好与当时席卷法国人文科学的一场思想革命——结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发生相互契合。自16世纪哥白尼革命标志近代自然科学确立以来，自然科学经历了以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代表的两次重要革命，逐渐在20世纪初以各自独特完整的概念体系完成了主要科学学科的确立。迟迟未能从自然科学光辉投射的背阴中独立出来的人文科学也亟待一场“断裂式”的思想革命，以确立理性在面对构成人类生活的社会与文化时的有效性边界。当时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均面临着双重挑战：要么沦为与外界经验处于同等层次的事实描述，要么被自然科学的量化抽象原则吞噬为标准化的硬科学。   

结构主义思潮，代表的正是人文科学革命的这股强大的内驱力。源发于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试图在主体意识与客观经验两个还原主义极端倾向之间建立一套自为的客观符号体系。在由能指（signifiers）构成的结构系统中，语言的意义不再来源于主体意识或深藏于复杂的客观世界之中，而是由且仅由语言能指符号之间的关系建构而成。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传承中所担负的重要载体作用，发生在语言学上的这场结构主义革命，迅速扩展到其他人文科学学科，成为这些学科获得自身科学独立性和确定性的思维与理论方式。   

在法国，最早将结构主义带入人文科学视野的，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亲缘关系的基础结构》（1948）[16]     。列维-斯特劳斯在对原始社会亲缘构成的考察中，发现人们之间世代传承的亲缘关系，依靠的并非常规认知和现有理论所一致认定的血缘关系，而是来自于在每一文化中都不约而同出现的“乱伦禁忌”，即特定范围的血亲关系之间不能通婚（不同文化在具体范围上会有些差别，如将范围划定在直系亲属，或是堂表亲属）的伦理规定。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否定性规则的存在，不同部落或家族之间便需要交换女人来建构延续后代的家庭组织，而亲缘关系真正的基础结构，正是建立在“乱伦禁忌”基础上的女人交换关系。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解读中，以女人交换关系为基础的亲缘关系，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能指符号体系一样，也构成了一个复杂自为的客观符号体系。   

面对结构主义向各个人文学科的全面侵袭，阿尔都塞首先需要克服一种诱惑，即直接移植语言学的符号系统用于解读并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1949年《罗马报告》中的拉康，正是通过移植并复杂化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系统，全面改造并重构了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1962-63年“结构主义的起源”研讨课的主题和内容，向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阿尔都塞并不打算将马克思主义变为结构主义方法革命征服的又一个人文学科，而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能够说明科学、并保障刚刚从自然科学那里获得自身独立地位的各个人文学科具有确定科学性的普适性权威。因此，阿尔都塞从一开始便不想简单利用结构主义来解读和建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所有科学学科——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之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大写科学理性权威。阿尔都塞重构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将成为能够为所有具体科学及其理论模型提供一般论证和说明的“科学的科学”。   

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还要站在科学和科学性之上，成为能够说明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并保障科学不受意识形态侵扰的哲学。在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中，一些曾经接受哲学专业训练的学者，离开了他们原生的哲学领域，来到刚刚从自然科学中独立出来尚待开垦的人文科学领域，去实现话语的革命。他们中最典型的代表要数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一个从哲学走向了南美洲的丛林部落，在田野调查中实现纯粹哲学思辨无法实现的人类学研究；一个从哲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甚至当时的人文科学尚不知晓、无法命名的全新领域，一次又一次打破着人类理性赖以建立自身的边界。阿尔都塞带着他的学生们反思“结构主义的起源”时，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当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结构主义研究再次返回到哲学自身时，哲学应该如何接纳并解读？   

这便是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思考的独到之处：将结构主义再一次放回到近代哲学的思想史之中，从问题线索出发，追溯列维-斯特劳斯在近代哲学史上具有问题传承意义的合法性祖先；在对结构主义进行独特的哲学谱系学考察后，将视角再次回落到当下的哲学理论形势之中，指认出“结构主义问题式”提出的问题和理论困境，并为其寻找可能性的答案和出路。   

三、结构主义的哲学谱系学：“起源与结构”的问题生产   

在“结构主义的起源”研讨课中，最为核心的一个主题，便是将结构主义放置到近代哲学思想史中，在对结构主义的问题线索进行哲学谱系学的考察过程中，理清“结构与起源”这一结构主义面对的核心问题在近代哲学史上经历的复杂演变。阿尔都塞的主题发言“列维-斯特劳斯：寻找他的合法祖先”，构成了这一部分讨论的核心内容。阿尔都塞对列维-斯特劳斯祖先的探寻，彻底打破了常规的思想史谱系认定，在哲学的语境中赋予“结构主义问题式”以全新的意义与可能性，为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奠定了“问题式（problematic）”意义上的思想语境基础。   

通常，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官方谱系中，其思想来源会被追溯到索绪尔、布拉格学派、雅克布森、涂尔干、莫斯等人物和学派，也会将其在人类学中的尝试与语言学、社会学、生物学、病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具体学科相关联。然而，在阿尔都塞带着学生们进行的哲学谱系学探索中，以上的人物、学派和学科都没有出现。严格来讲，阿尔都塞制造的哲学谱系学，是一个被建构的虚拟谱系关系，这一关系的依据并不是思想史研究中主要关注的真实思想传承，而是以问题结构方式（“问题式”）存在的连续性逻辑线索。   

贯穿其中的问题式，也就是阿尔都塞指认的“结构主义的问题式”，概括起来，就是“起源与结构”（genesis and structure）[17]     一对范畴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这一问题限定的理论边界内，阿尔都塞思考两个问题：结构主义是否能够克服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起源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即本质论与经验论的陷阱？如果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想，不仅没能解决这一矛盾，还以自身对“结构”与“共时性”的无限强调，在与经验论断裂的同时深陷另一种本质主义哲学之中，那么，如何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在借助结构主义反对经验论的同时，也克服它自身的本质主义倾向，最终实现一种既不向任何起源、本质或目的求助、又不丧失社会历史本身丰富多样性的真正的唯物主义？阿尔都塞认为，这一能够解决结构主义问题困境的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能够胜任，他将其具体命名为“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   

阿尔都塞将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谱系学追溯分为两部分：一是由孟德斯鸠、黑格尔、狄尔泰构成的前史（pre-history），即问题的展开史；二是由胡塞尔现象学和法国科学史认识论构成的正史，即问题的激化史。   

在前史部分，阿尔都塞首先讨论了孟德斯鸠对法与政府的启蒙诠释。在阿尔都塞1959年的第一本专著《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18]     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结构主义问题式”作为一种症候存在于阿尔都塞对孟德斯鸠的批判当中。在阿尔都塞看来，尽管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的统摄下区分出现实社会实践中存在的三种不同的政府类型，但社会历史的多样性却在简单的划分和“法的精神”的抽象总体性中被抹杀，这样的一与多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仍在等待着我们的形式主义”[19]     。在孟德斯鸠对法与政府的启蒙诠释中，“自身便是非纯粹性的历史”，“极为不完美”又充满多样性变幻的历史，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说，而是制造出“纯粹的模型”和“完美的政治形式”来说明“法的理念”。在根本上，“这不正是陷入一种本质论和我们需要避开的完美陷阱吗？”孟德斯鸠提出了重要的矛盾难题：“如何将开端与终点、纯粹的拓扑学与历史统一起来？”[20]        

在阿尔都塞的谱系中，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接着孟德斯鸠往下说，试图通过绝对精神统领的“总体性（totality）”解决孟德斯鸠的历史困境。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历史性的外观，但阿尔都塞发现，黑格尔用于解释历史的辩证法却有着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惊人的同构性。阿尔都塞发明了一个概念“本质切面（essential section）”来形容黑格尔历史总体性的非历史本质。阿尔都塞后来在《读<资本论>》中这样概括黑格尔-列维-斯特劳斯式的“本质切面”：“在历史时间的每一个瞬间被制造出的一个纵向断裂（a vertical break），一个当下的断裂，这一切面所揭示出的所有总体要素都相互直接相关联，它们的内在本质在关联中被直接表现。”[21]     因此，黑格尔的总体性是本质主义的“表现总体性（expressive totality）”，即绝对精神在每一个时间断裂切面上的结构性显现。在阿尔都塞解读中的黑格尔，成了列维-斯特劳斯以共时性统治并消解历时性的同盟；换句话说，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历史的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成了将“结构”本身变为思辨“总体性”的黑格尔主义者。   

          在哲学史的通常理解中，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和历史相对主义是黑格尔的直接反驳者。在狄尔泰的“世界观哲学（die Weltanschauungsphilosophie ）”中，世界是一个无根源的静态的内在统一系统，依靠来自外界的偶然性力量，完成不同静态系统之间的转换。狄尔泰以这样的世界观定义了相应的认识论，即他对“理解（Verstehen ）”的特殊定义：由于不同时代的各个不同静态系统之间不存在连续性，因此，人类的知识无法通过简单的直观反映获得，而只能通过人的精神“体验”得以重构或再现。可见，狄尔泰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双重维度上取消了历史连续性，强调只在偶然性意义上发生关联的静态的社会和认知体系。   

然而，阿尔都塞指出，狄尔泰并没有能够走出黑格尔主义的绝对精神的笼罩，因为社会与认知重构或再现的依据，不过是不断被重新激活和再生的大写的“精神意图（the Spiritual Intention）”。因此，在狄尔泰的历史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中，静态系统和生命精神都在重复着黑格尔的时代精神，也就是由绝对精神决定的特定时代的内在统一性，以及由这一统一性规定的可知性。狄尔泰用能够说明所有社会与认知结构的“元结构（Ur-struktur ）”概念来指认这一统一性。[22]     阿尔都塞认为，狄尔泰的“元结构”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的结构（structure of structures）”具有同样的超验内涵，以具有绝对还原力量的本质和预先决定一切的先验取消了现实历史的丰富存在。在这一意义上，阿尔都塞将狄尔泰认定为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前史的终结者，并将他的“生命哲学”认定为最早和最重要的“结构哲学（philosophies of structure）”之一。[23]        

          在“孟德斯鸠—黑格尔—狄尔泰”的结构主义前史中，围绕“起源与结构”困境的一条问题线索正在展开。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试图对社会与认知的复杂构成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都不免陷入起源的本质论之中。接下来，阿尔都塞将视角转向了对狄尔泰的世界观哲学提出批判的德国现象学大师胡塞尔。   

          胡塞尔及其现象学，深刻地影响了法国20世纪的哲学发展。在1911年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24]     一书中，胡塞尔便对狄尔泰的历史相对论与不可知的怀疑论提出了批判。他认为，狄尔泰为了否定超验形式的历史，牺牲了客观普遍的历史知识。胡塞尔的理论目的十分明确，在哲学再次遭遇确定性危机的20世纪初，重新为哲学确立科学性理论权威。一方面，胡塞尔强调科学和知识系统内部的客观确定性，但另一方面，胡塞尔在解释知识的来源时，还是求助于主体及其意识，并赋予意识以先于现象表达的绝对客观性。科学的真正对象不是现象，而是先于现象存在、尚未被历史地思考过、并决定一切现象的意识。因此，阿尔都塞与所有结构主义者达成一致的共识是：现象学在根本上是主体主义的意识哲学。   

          显然，结构主义的问题式，起源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在胡塞尔那里非但没能得到解决，还进一步被激化为不可调和的对立：一边是作为严谨的科学原则系统而存在的共时性结构，另一边是以先验意识为源头的历时性起源。   

在公认的官方谱系中，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被普遍认为是在反对胡塞尔现象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法国版本的胡塞尔现象学——基础上提出的，但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谱系学中，列维-斯特劳斯与他的批判对象现象学之间的对立，不再是真正的对立，而是同一问题式中两个不同逻辑分支之间的差异。阿尔都塞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最直接来源不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而是在二战期间与列维-斯特劳斯一同在纽约“新学院（The New College）”流亡讲学的雅克布森。追溯起来，雅克布森的思想源于布拉格学派，而由胡塞尔的学生和信徒组成的布拉格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正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黑格尔的现象学）。因此，即使从法国结构主义的源发路径来看，在列维-斯特劳斯与胡塞尔的表面立场对立背后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史关联。    

阿尔都塞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谱系学探索的终点，最后落在了与结构主义差不多同时形成的法国科学史认识论思想上。1848年，二战结束，列维-斯特劳斯从纽约归来，带回了自己流亡避难期间写作的《亲缘关系的基础结构》。二战期间，科学史认识论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卡瓦耶斯和康吉莱姆却亲自投入到战争之中。1943年，卡瓦耶斯在狱中写下科学史认识论的重要方法论著作《科学逻辑与理论》（Sur la logique et la théorie de la science ）[25]     ，并在第二年被残忍枪杀。这一重要文本，连同卡瓦耶斯的英雄事迹，成为影响和激励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力量。巴迪欧在他介绍法国当代哲学家的小书《袖珍先贤祠：法国战后哲学人物》[26]     中，对卡瓦耶斯和康吉莱姆两位哲学家进行了高度评价，称他们在反主体的科学哲学中彰显了科学与哲学的真正权威，同时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着作为大写“自由人”而存在的主体。[27]        

阿尔都塞认为，有可能为结构主义问题式的困境提供出路的，正是由卡瓦耶斯、康吉莱姆，以及阿尔都塞的老师巴什拉开创的科学史认识论思想。因此，马舍雷做的有关康吉莱姆思想的发言及老师阿尔都塞的相关评论，便成为“结构主义的起源”研讨课上的一个关键内容。   

四、结构主义问题困境的可能性出路：科学史认识论   

科学史认识论的“概念哲学”是“结构主义的起源”研讨课中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使用的关键词。最早提出并定义概念哲学的，正是在二战监狱中写作的卡瓦耶斯。在《科学逻辑与理论》[28]     一书中，卡瓦耶斯在分别批判了意识哲学（第一章，以黑格尔为代表）、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第二章）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第三章）后，在全书结尾处，提出一种有可能解决“起源与结构”之间的对立困境，在科学的全新发展中提供确定性原则的哲学理论：概念哲学。“不是意识的哲学而是概念的哲学，能够为科学提供一种理论。生成性的必要性并非来自活动，而是辩证法的必要性。”[29]     所谓概念哲学，指的是将科学视为自身概念建构的自为体系，它既不来源于抽象意识，也不来源于经验活动，而是来源于概念体系自身发展和存在的客观性；并且，概念自身的历时发展与共时关联本身具有的客观性，便足以建构并保障每一门科学的科学性。   

战争中断了卡瓦耶斯的生命与思考，但他的概念哲学却在康吉莱姆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康吉莱姆在为福柯《词与物》写的评论中，援引卡瓦耶斯上面这段话，为面对人本主义攻击的福柯进行辩护。[30]      实际上，在当时的法国学界，知道康吉莱姆的人并不多，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应该算是最早对康吉莱姆思想产生兴趣的一群人，并且很快成为将其思想传承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当然，还要算上康吉莱姆最著名的学生和思想传人福柯。   

在“结构主义的起源”研讨课中，曾经在康吉莱姆的指导下写作题为《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1961）硕士论文（Maitrise）的马舍雷，成为介绍康吉莱姆的科学史认识论思想的最佳人选。马舍雷在课上做了题为《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与科学史》的发言，该文本于1964年发表[31]     ，是“对乔治·康吉莱姆思想的第一次系统介绍”[32]     。阿尔都塞为该文作序，足见阿尔都塞对康吉莱姆思想的重视程度。康吉莱姆之于阿尔都塞和学生们的影响之深，如福柯所言：“拿走康吉莱姆，你将无法理解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主义，以及一系列发生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一系列讨论。”[33]      阿尔都塞自己在回忆录中如是评价康吉莱姆：“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康吉莱姆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34]        

在阿尔都塞对科学史认识论思想的解读中，科学史等于认识论，换而言之，有关认识和知识的理论，只能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才能得到说明。实际上，认识论、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问题式”中具有完全相一致的内涵：“它开始于哲学的起源——从柏拉图到胡塞尔和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途径笛卡尔哲学、18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科学哲学不只是哲学中的一部分，而是哲学的核心部分。”[35]      在这条认识论的哲学传统中，阿尔都塞指认出两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偶然历史（a contingent history）”与“逻辑历史（a logical history）”。[36]      所谓偶然历史，指的是将科学视为一部由“发现的更替”或“理论的更替”构成的连续性进步史。所谓逻辑历史，指的是在逻辑的作用和驱动下，科学通过对前人提出问题的解答完成自身的发展。   

在阿尔都塞看来，“结构主义的问题式”无疑对唯心主义科学史观提出了质疑，并且在这一全新的反主体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问题式下已然形成“特定的理论形势”，由阿尔都塞不断思考和对话的几个重要思想对象构成：马克思、列宁、胡塞尔、黑格尔、尼采和结构主义语言学。[37]      对于科学史认识论和他的几位重要代表——卡瓦耶斯、巴什拉、康吉莱姆与福柯——阿尔都塞给予“开创了全新道路”的高度评价。   

阿尔都塞将康吉莱姆和科学史认识论的工作归结为“两点创新”与“两大成果”。第一点创新，认识论科学史学家们秉承“对真实科学现实的谨慎尊重”的基础理论要求，在科学史领域进行的与人类学家相似的田野工作。“现代认识论家们发现，事情在科学中的发生，并不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尤其不同于许多哲学家们一度相信的。”[38]     第二点创新，认识论科学史学家们秉承“不将简单的编年史和理性进步史当作历史”的基础理论要求，通过田野工作的“研究劳动”对“真实历史的真实现实”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些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科学史学家们对科学进行的全新历史研究，与马克思对当时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进行的历史研究具有类似的理论意义。   

科学史认识论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是将知识看成一种生产。阿尔都塞的这一解读与他的“理论实践”（将理论视为一种生产过程）概念是相一致的。科学不再是对构成真理的一堆既定事实的发现或揭示，而是“知识的生产，由理论、概念、方法和多重内在关系构成的复杂要素统治的生产”[39]     。第二个成果，是能够解释这一生产过程的“另一种知识”，即关于科学如何构形的知识，认识论。康吉莱姆等在科学史研究中发现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连续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构形过程。科学历史的复杂性表现在“现实有着更多的想象力：那些想象的回答，回避了真实的问题，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那些所谓的科学，不过是科学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冒名顶替；那些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在矛盾的相遇中，却诞生出真理的发现。”[40]      将历史的这一现实复杂性作为对象的科学史，“成为认识论的不可分割的本质条件”。因此，阿尔都塞在多年以后才会说，“我一直以来所关注的认识论，在科学史的理论框架之外是可笑的”[41]     。   

在阿尔都塞看来，以康吉莱姆为代表的科学史研究，之所以能够为结构主义深陷其中的“起源与结构”矛盾困境提供可能性出路，正是因为科学史认识论有着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问题领域。用马舍雷的话说，康吉莱姆代表的这一认识论方法，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证和唯物的方法”[42]     。由此可见，科学史认识论对于阿尔都塞而言的理论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结构主义提供问题出路，成为打开结构主义闭合圆圈、生成全新思想可能性的缺口所在；另一方面，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为阿尔都塞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哲学提供了最为核心的理论支援。   

尽管科学史认识论在历史哲学，即理论、知识和科学的构形维度上为“起源与结构”的结构主义问题困境提供了有效出路，然而，如何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下思考社会构形，建构能够说明社会历史的大写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即历史科学，仍然是阿尔都塞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应的问题。在阿尔都塞看来，真正以科学方式描述了人类社会构形（social formation）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将其称为“社会构形理论（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s）”。只有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基础上，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之中，只有在各个社会层次之间的多元决定关系之间，人类社会才能得到最终解释。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中，原始社会成了能够透视“人体”的“猴体”，但在马克思那里，只有“人体”解剖才能为“猴体”解剖提供最终的钥匙。因此，阿尔都塞认为，尽管结构主义用一种近似于马克思社会构形的方式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结构，但在根本上，他的理论仍然一方面陷入纯粹的事实“描述”，另一方面陷入用于说明所有结构的结构的超验存在：语言性的元模型。   

综上所述，在1962-1963年的“结构主义的起源”研讨课上，阿尔都塞领着一帮优秀的年轻学生（巴里巴尔、马舍雷、朗西埃等），对结构主义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谱系学”探索。阿尔都塞没有直接拿来结构主义当时已经被很多人文学科移植的既有语言学框架，而是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哲学分析和考察。在阿尔都塞的谱系学历史建构中，结构主义不再是单一学派或特定观点的组合，而变成正在生成并充满的可能性开放张力的问题场域，一个生发于人文科学领域、但仍需要在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进一步推进和实现的断裂式革命。阿尔都塞不仅重新诠释了“结构主义”，更让结构主义的理论场域在哲学的问题思考中发生了重要的边界调整。如果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那么我们必须重新理解结构主义，因为阿尔都塞最终要寻求的，是一个能够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生产方式——的“结构”和“结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