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43年和1844年的哲学遗著

 （对先验论的唯物主义批判）

本文选自[意]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德拉-沃尔佩（1895—1968），意大利哲学家、“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攻读哲学和历史。1943年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44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他和他的一批学生在党内形成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派。他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的逻辑统一起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和人道主义化的理论倾向。他认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康德、卢梭的思想，摒弃了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在现代试验科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适用于经济、社会以及物理现象的“科学的辩证法”、真正的“唯物主义逻辑”。

卡尔·马克思最初的完全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著作是他逝世后出版的所谓青年时代的两部作品，亦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两部著作的标题是俄文版的编辑者们确定的，而且确定后一部著作的标题依据了马克思本人曾经作出的间接的暗示。至于第一部著作，人们可以推测，它最迟写于1843年（它的副标题是“黑格尔国家法批判”，或照字义讲就是“黑格尔国家法或公法批判”。但是我们应该使用“黑格尔公法哲学批判”这个完整的标题。其实在1950年我们所翻译的联合出版社版本中就已经使用了这个标题）。至于第二部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标题本身就已表明它写于1844年，而且我们还确切地知道这部著作是在巴黎完成的。另一方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推测起来可能是马克思在终止同《莱茵报》的合作关系之后，在克罗茨纳赫写的。马克思的《评第二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以及《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可以使人们回忆起这一点。

我们认为，这两部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即使直至今天它在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远不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广为人知。但是马克思在1873年为《资本论》第二版所写的《跋》中曾提请人们注意这部著作，他毫不夸张地说：“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die mystifizierende Seite]。”从1873年减去30年，你就可以得到在1843年的准确的日期。

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包含着以批判黑格尔逻辑学（通过批判伦理-法的黑格尔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最一般的前提。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的而且一般说来思辨的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这些神秘方面是黑格尔的基本的逻辑矛盾或实际上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毫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它们来自这种辩证法的概念结构的类的（先验的）特征。与此同时，马克思创立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的辩证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一书中特别地诉诸于这种辩证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中特别考察了与此相关的经济问题之后，将这种辩证法运用于《资本论》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只是在致力于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最后那一部分才表现出哲学的兴趣。马克思在这一部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无论如何只有结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才能够理解。其余的部分是经济学-哲学的“简短的笔记”,处处都显露着只是后来才得以展开的观点和理论的卓越的洞察力。

从对黑格尔由家庭和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推演（1820年《法哲学》第262~269节）的下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维过程的一个粗浅的然而也许是适当的概念：

[马克思说]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做国家的概念领域，即把它们看做国家的有限性的领域，看做国家的有限性。这一国家把自己分为这些领域，[……]它这样做“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黑格尔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现实的关系是这样的：“国家材料的分配对于单个人类说是以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为中介的。”[由此便产生了家庭，而人们也成了市民社会“等级”中的一员]。这一事实，这种现实的关系被思辨的思维归结为现象。这种情势，这种任性，这种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即这种现实的中介似乎只是由现实的理念私自制造出来并在幕后行动[“思辨”的“神秘性”]的那种中介的现象。现实性不是被看做这种现实性本身，而是被看作某种其他的现实性。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通经验[家庭的结构，真正的、历史的市民社会]的规律不是普通经验本身的精神，而是别的精神；另一方面，现实的理念的定在不是从自身中发展起来的现实，而是普通的经验。理念[谓词]变成了独立的[名词化了的或实体化了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或理念]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马克思说，因为它们作为“真正的主体”是“真正的存在”]，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如果理念[谓词]变为[判断的]独立的主体，那么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情势、任性等等”)在这里就会变成和它们自身不同的、非现实的、理念的客观要素[它们变成了非现实的谓词，意指别的什么东西——“理念”的“象征”]。

国家材料的分配“对于单个人来说是以情势[……]为中介的”。而黑格尔并不认为这种分配是真实的必然的，是本身无条件地合理的东西，它们本身并没有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们的合乎理性终究还是被承认了，不过它们在这里被认为是表面的中介[或如上所言是理念的“现象”或“显现”]，它们的存在形式没有改变，但是却获得了理念的规定的意义，获得了理念的结果、理念的产物[或财产]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来历：奥秘的和明显的。内容属于明显的部分[普通的经验事实],而奥秘的部分[思辨的神秘性]所关心的总是在国家中寻找逻辑[或纯粹]概念的历史的再现。实际上，发展却恰巧是在明显的方面进行的[或至少有一个内容!][……]。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国家]的产品。现实的理念之所以下降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有限的领域”,只是为了在扬弃它们的同时享有自己的无限性并重新产生这种无限性。现实的理念(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便把自己这种有限的现实性的材料分配给上述两个领域”(这种有限的现实性？哪一种有限的现实性？——要知道，这些领域就是现实的理念的“有限的现实性”，是它的“材料”)。[……]这样一来，经验的现实性便如实地显现出来了；这种现实性也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它之所以合乎理性，并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理性，而是由于经验的事实在其经验的存在中被附加了一种超出其本身范围的意义[它是一个“象征”]。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不是被[黑格尔]当做事实本身来看待，而是被当作神秘主义的结果。现实性变成了[理念的]现象，但是除了这种现象，理念便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这一节[第262节]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

[……]因此，家庭和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推移在于：本身就是国家精神的这两个领域的精神现在也把自己当作这种国家精神来看待，并变成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实在内容的那种自为的现实的东西，可见，[依照黑格尔的理解]，推移不是从家庭的特殊本质等等中引申出来，也不是从国家的特殊本质中引申出来，而是从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的[预见的或先验的]相互关系中引申出来的。这正是黑格尔在逻辑中所玩弄的那种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推移。在自然哲学中也玩弄这种推移——从无机界到生物界的推移。永远是同样的一些范畴时而为这一些领域，时而为另一些领域提供灵魂。总之，[对于黑格尔来说]就是在替各个具体规定寻求适应于它们的抽象规定[“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事实说成理念活动的结果”]。[……]他[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

现在，如果我们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个决定性的批判与伽利略对“辛普里丘”(他是一位真正的耶稣教徒和学究式的天文学家)的批判作一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重大的、根本的一致。伽利略用萨尔维亚蒂的话说：“这家伙在尽力发明出一个个事物，要这些事物服务于他的目的，而不是一步步调整他的目的来适应现实事物。”（《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马克思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批判的结论。他说：“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做[判断的]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神秘化的]谓语方面完成的。”也就是说，如上所见，它（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属于“奥秘的部分”或“普通经验”,它们是真正促进发展的，或者甚至更可以说，只有在那里才存在一个内容。然而，同样如上所表明的，这种普通经验仍然是它现实的样子，它们本身并没有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真实的和必然的，因而是没有经过分析的，而只是从外面先验地获得理念（或它的象征）的一种（类的）抽象属性的价值。理念无限地超越了普通经验，因而对于真正地阐明它或传达它毫无用处。简而言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仍然是“恶劣地经验的”,仍然是一个本质的同义反复，是事实本身——被考察经验事实的同义反复。由此便产生了认识的贫乏，这是对先验地和以讽喻的方式解释对普通经验的一个惩罚和报应。正如马克思在评论第301节时所解释的：“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并不在于他如实地描写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换言之，马克思是要告诉人们，黑格尔这样做使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国家变成了类的[一般的]国家，使之成为最普遍的本质，然而也因此使自己处在一个再也不可能在这种国家的结构和(历史的)起源中看到任何特定或具体的内容，从而也不能批判这种国家的位置上。人们因此也就明白了黑格尔对1820年普鲁士“立宪的”、半封建的君主政体的著名的褒扬或使之理想化是如何产生的。

马克思在下面这一段话中将他自己的哲学-历史的方法同黑格尔的哲学-思辨的或者辩证-先验的、从根本上说有缺陷的方法作了积极的比较。他在评论第305节时说：“同样，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历史的]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历史的]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像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

因此，这里对那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马克思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尝试使用了这种辩证的实验的（伽利略式的）方法，之后，又运用于《资本论》中（历史-辩证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具有严格的方法论意义的“导言”对于《资本论》本身的结构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假若没有这部所谓未成熟著作所提供的认识论的钥匙，那么这个“导言”也将是晦涩不明的。（不过，像马克思24岁时的著作一样，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也是近代哲学的伟大著作之一。）假若没有我们刚刚提过的那些“具体概念”以及这里所展示的对构成黑格尔辩证法的“纯粹概念”或“类的”概念的全面批判所确立的先例，诸如“规定的抽象”和根本的“同义反复”这样一些连接“导言”内容的认识论范畴，实际上也不可能是清楚明了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确切说是一种“神秘化的”辩证法，或者是一种“赝品”。在当时，马克思的确还年轻，但是他已经如此自主了。

至于对纯粹概念的辩证法的一般批判，这种对一切先验论的新的真正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独创性在于它发现了任何先验的抽象（类的或本质的）的有效的结果。这不仅仅是这些抽象（正如在反理性主义的、康德的模式中那样，费尔巴哈也做了这种抽象）的“空洞”,而且还有它们的（不完善的）充实，一种没有中介的或未被消化的经验内容的充实；事实上这些内容又被这些类的（预想的或先验的）抽象所超越。这是一种不完善的有错误的充实，而且因此从认知的（和认识论的）观点看一种否定的充实，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它里面存在着事实的循环或同义反复——实际上是根本的同义反复，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或语词上的同义反复。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先验地划分经验物种的分类法进行了批判，而伽利略亦批判了他那个时代学院派物理学家们的“先验论观点”。这两者的批判都把自身同人类思想史上广为人知的最深刻地反教条主义的批判联系和结合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探讨这一点，但我们觉得有必要提请读者参阅我们的《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以及这部著作中的《方法概论》）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所批判的那种不完善的[错误的]、否定的循环被认为是所有先验的推论的结果。这种恶性循环恰恰是那种本质和理性的正确的、肯定的循环以及所有非先验的、非教条的和科学（唯物主义的）推理的对应物和确认。这一批判事实上证明了人们如何必然要从一般不考虑物质或超越理性的东西的所有(先验的)推理的错误和毫无结果中推出作为认识论要素或认识行为因素的物质自身的积极性和必要性。（这是一种物质的批判的公设或公则。）

至于将这种对抽象辩证法的一般批判运用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在这里回忆一下以下的几个结果就足够了：第一，马克思对他所说的“现代代议制国家”（马克思所说的是“立宪国家”——中译者）的“批准的谎言”或“普遍等级代表”的概念的毁灭性的批判。马克思说，这是一种政治幻想，是一种谎言，因为这个等级，作为部分，不可能代表整体、“人民”、“普遍事务”或国家的利益。他从此出发，对资产阶级公法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极其尖锐而深刻的分析。他说：

立宪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国家的利益作为人民的真正利益，只是在形式上存在[……]这种国家利益成了一种装潢，成了人民生活的haut goût[调味品]，成了一种客套。等级要素是立宪国家批准的法定的谎言，即国家是人民的利益，或者人民是国家的利益。在内容上，这种谎言是一定会被揭穿的[也就是说，法律所认可的并且像法律所保护的只是一个等级，即资产阶级的那些利益]。它之所以能作为立法权[“形式”]而稳固地确立起来，正是因为立法权[在历史上是作为为了获得同绝对的行政权相对立的“自然的”资产阶级自由而提出的“议会的”要求出现的]有[或者说应该有]普遍物作为自己的内容。

但是它并没有这种普遍物，而且它的普遍性因此也只是形式上的，因为长期以来它一直是过于偏袒的，把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利益排除在外，并且没有考虑先天的“自然”权利！这个批判包含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第301节的评论中。黑格尔在这一节中说：“等级[或阶级]要素的作用就是要使普遍事务不仅自在地且自为地通过它来获得存在”，等等。

第二，对“普遍事务”这个资产阶级的、黑格尔的概念所作的具体的批判的考察，就像对黑格尔不断地把哈勒（Karl Ludwig von Haller）的正统主义同孟德斯鸠的立宪主义混合和拼凑起来这一现实的具体考察一样，只是展示了“庸俗经验论”，即未被消化的那种经验论（或历史）的范例。这种经验论是未被中介的或没有得到解释的，因此也是有缺陷的，是同义反复；我们看到，它是抽象、黑格尔的辩证法或任何先验论的结果和惩罚。由此可以证明唯物主义对先验论的一般批判的正确性，因此也证明了显然需要以一种哲学-历史的或社会学-唯物主义的概念取代任何哲学-思辨的概念。我们特别应当考虑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批判早已默默地剖析过的《法哲学》的错误影响通过诸如宾德尔（Julius Binder）和金蒂莱这样一些人在我们时代的延续。

在完成了上面的论述之后，我们将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三个手稿作为结束。在此，注意一下下述原理就够了。首先，在手稿中所描述的最值得人们注意的经济学哲学概念就是作为异化劳动的劳动这个有争议的批判性概念。

[马克思在第一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中说，]我们从一个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吧：[……]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的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自己本身和劳动者……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凝固在对象中的劳动]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以致劳动者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便越少，并且越加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其次，有一个关于人类历史与自然史相统一，因而知识——辩证的和道德的伽利略主义——科学的统一的一般的方法论的概念：

[马克思在第三个手稿的第二部分中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因此，如同我们将进一步看到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是逻辑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哲学的、文化的革命。

第三，我们看到了作为以讽喻的含义解释经验的东西（如上所述）的方法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方法的如下特征：

[马克思在第三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中说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即“现实的主体的”自然界][对黑格尔来说]不过成为这个潜在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宾词、象征[理念：即它们成了实体化的理念的宾词，或者它们的自然宾词的宾词——神秘化的宾词！]。因此，主词[或特殊]和宾词[或一般]之间的关系是绝对地颠倒的[verkehrung]：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包摄客体[或特殊，或自然]的主体性[即一般性]，等等。

而且，马克思还把对“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恰当的描写加之于“庸俗的”或有缺点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是上面已提到的以讽喻的方式进行的解释的结果和惩罚。此外，他还增加了一些关于“现有经验的哲学上的消融和恢复”的依然相当恰当的综合公式，用以表明先验的或讽喻的辩证法及其否定结果的整个神秘过程。

但是，在我们要得出最终的结论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两部遗著中辛辣的艺术和哲学的讽刺以及它们在这方面是如何也预示着后来出版的那些最生动的著作。自然我们把针对黑格尔关于国王和君主的“推移”的哲学讽刺搁在一旁——只要回忆一下谴责关于继承权、贵族继承权的“推移”的“政治动物学”这个用语就够了。我们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仅仅指出反对复辟官僚机构的几条思路——但是，它们自然具有一种超出那个时代的更进一步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说：

官僚精神纯粹是一种耶稣会的精神、神学的精神。官僚是国家的耶稣会教徒和神学家。官僚机构是[la république pretre国家祭司]。[……]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机构是和实在的国家并例的虚假的国家，它是国家的唯灵论。因此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意义，即实在的意义和官僚式的意义。

针对黑格尔关于“行政学”和行政“考试”的“构思”，马克思写道：

“官职”和“个人”之间的“联系”，是市民社会的知识和国家的知识之间的客观联系，这种通过考试来确立的联系，无非是官僚政治对知识的洗礼，是官方对世俗知识变体为神圣知识的确认（每次考试的主考人当然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倒没有听说过希腊和罗马的政治家还要经过考试。可是，罗马政治家和普鲁士的政府官吏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针对黑格尔关于“官吏”的“道德和理智的教育”的“构思”，马克思写道：

在官吏本身，“直接的道德和理智的教育“应该”从精神上抵销”他的[行政]知识和“实际工作”的机械性（这就必须培养他的人道精神，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他的“习惯”）。事实上难道不是刚刚相反，不正是官僚的“官场”知识和“实际工作”的机械性的“抵销”他的“道德和理智的教育”吗？[……]做官的人得提防自己这个官被自己所侵害。这算什么统一！从精神上抵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至于《手稿》，只要回忆一下马克思就两个鼓吹财产转让和“工业奇迹”的反动的敌手所作的注释就足够了：

装腔作势的老年黑格尔派神学家芬克（Georg Funke）引用利奥（Herr Leo）的话眼含热泪地讲到，在废除农奴制时一个奴隶如何拒绝不再做贵族的所有物。还请参见尤斯图斯·莫泽尔(Justus Moser)的《爱国主义的幻想》，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超出循规蹈矩的庸人的那种狭隘的、庸俗的、“家传的”、平凡的眼界；虽然如此，它们却仍然不失为最纯粹的幻想。并且这个矛盾还使这些幻想如此投合德国人的口味。

正是像伏尔泰这样的人对“第四等级”的傲慢的讥笑，在这里折磨着这些仍然迷恋着“封建的往昔”（“封建的追忆”）（这是《手稿》中的另一种表述）的最后的个人——“第三等级”革命的最后的对手。